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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经济扫描之广东：失去香港模式后的课题
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特色也大有不同。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南方网财经频道特地引用日本《世界周报》文章，将带你从八个经济区域来了解今日中国。
中国最富裕的省份
在2001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总值（GDP）排名表上，广东省以1万556亿元人民币（增长率9.5%）高居第一。其次是江苏省（9514.4亿元、增长率10.2%）、山东省（9438.3亿元、增长率10.1%）、浙江省（6700亿元、增长率10.5%）。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上海市以4950.48亿元和10.2%的增长率位列第八，GDP只及广东省的一半水平。再看名列末尾的五个省份中，西藏自治区（138.6亿元、12.6%）垫底，前面依次是宁夏自治区（298.3亿元、增长率10.1%）、青海省（300.83亿元、12.0%）、海南省（566.05亿元、8.9%）、甘肃省（1073亿元、9.4%）。广东省的GDP约相当于甘肃省的10倍。
改革开放打乱了长期以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原有格局。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广东省。据广东省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东莞、珠海、顺德、广州、佛山、中山和惠州等8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移动电话持有率达到每户1—2部，每10户拥有1—2辆私家车，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2万元，人均实际消费也超过了1万元。深圳市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低于30%，可以说是达到了富裕标准。
在广东省主要城市，经常可以看到与临近的香港毫无二致的各色餐馆，花同样的钱可以享受到与香港同样的美食。广东大城市的繁华已经俨然不逊色于香港。当然，最能够体现广东人生活质量的还要看住房。深圳和广州自不必说，在东莞、南海、顺德等新兴城市，笔者看到了许多不输于香港的高级住宅区。而且，越是中小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越大。东莞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43.8平方米，位居省内第一，顺德市以34.2平方米名列第二。想到上海等大城市里一家五六口人挤在10几平方米的蜗居里，人均居住面积仅有2平方米的时代，广东省的居住状况真让笔者感慨不已。
风靡全国的广东文化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日广东省的成就也不是短期内所取得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从广东省开始实行的。1980年8月，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当初选择广东省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地理位置上接近香港和澳门，便于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二是在当时的中国，广东省在经济上并不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即使经济特区的政策失败，估计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省的发展恐怕已经大大超过当初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决策的邓小平的想象。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甚至形成了一个以广东省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这个曾经不受重视的二流省份的地位迅速上升，实力足以睥睨上海和北京。而深圳市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毫无疑问，现在的广东省已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省。
曾经是农村的东莞市已经发展成为IT零部件厂商集中的地区，据说“一个半小时就能配齐所有的电脑零部件”。位于东莞市北部的石碣镇是电子工业基地，东部的清溪镇是电脑生产基地。1999年，以台湾企业为主的东莞市的IT产品出口额达66.8亿美元。
随着经济的成功，广东省也开始重新审视本土文化，并取得了成功。使用新鲜水产品烹制广东菜尽管价格不菲，但风靡全国，广受欢迎。
此外，原本只不过是一种方言的广东话（粤语）也是人气大升，许多北方的著名歌手专门学习广东话以演唱粤语歌曲。香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些外来语和固有名词也通过广东传入中国内地，溶入并根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巴士”、“的士”、“热狗”、“自助餐”、“大排挡”、“私家车”、“水货”、“买单”、“按揭”等等。
广东产的商品也以所向无敌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广东省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曾经发起过一场讨伐北方军阀的“北伐战争”，这被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90年代初，有人将广东主导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比喻为经济领域的“北伐战争”。
对投资环境的评价较低
可是，在中国国内占据领先地位的广东省，尽管在GDP等一部分统计数据上仍位居国内第一，但正面临着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迅速崛起地区的挑战。特别是1992年上海着手开发浦东，从1996年开始加快了追赶的步伐。近年来，上海已经超过广东，实际经济实力已经重回中国第一的宝座。从GDP总值来看，上海固然不及广东，但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4547元人民币，高居第一。北京市以2万2460元位居第二，而广东省仅以1万2885元处于天津市和浙江省之后，位列第五。而且，第六位的江苏省（1万1773元）、第七位的福建省（1万1601元）都在紧追不舍。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支独秀的时代，进入了京津唐地区（北京、天津和塘沽地区）、上海为火车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三大经济圈鼎足而立的时代。与这三大经济圈相比虽然规模尚小，但集中有海尔、海信和青岛啤酒等大型企业的山东省胶东半岛地区也正在上升为广东的竞争对手。“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这种说法正道出了广东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加入WTO后，过去依靠税制等政策面的优惠措施取得发展的经济特区的优势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台资企业蜂涌进入距离上海仅一小时车程的苏州和昆山等地。他们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在对入世后的经济环境进行综合判断后作出的。
正如前文所述，东莞市集中有大量的IT零部件厂商，“一个半小时内可以配齐电脑所有零部件”。但这里只是台式电脑的产地，笔记本电脑厂商还是集中在了苏州和昆山一带。在技术含量上，显然笔记本电脑要胜过台式电脑。
如何保持住经济优势是一大课题
现在到广东省投资时，过去所说的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正在消失。特别是在深圳，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水电费标准上，深圳是上海的三倍。在工资水平上，大城市间的差距并不明显，但上海职工的素质要高于广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资企业员工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且多为本地人。而与此相反，广东省的企业职工中的大半是外来打工人员。在东莞某台资企业中，3800名员工中的广东籍人员仅占5%，其余的人分别来自全国22个省份。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厅负责吸引外资的招玉芳副厅长表示：“广东省依然是全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们认为这里是外资企业乐意投资的一片土地。”虽说如此，广东省现在面临的形势却是多年来最为严峻的。
在笔者前面的文章中曾提到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以台资企业为对象对大陆投资环境进行的一项调查。被调查城市有44个，评估内容涉及自然、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法律和政治五个方面，根据评估结果划分为A、B、C、D 四个档次。
结果是江苏省的苏州、吴江、昆山、无锡，浙江省的宁波、余姚等六个城市被评为“最受推崇的投资地”，而广东省的城市却因为“问题较多”而被敬而远之，得到较低的评价。在各城市投资环境排名表上，最低的D档中包括“西安、济南、长沙、广州、深圳、汕头、东莞、海口”等八个城市，其中广东省占据了半数。在各城市投资风险排名表上，位于D档的城市有“深圳、东莞、广州、珠海、南京、萧山（浙江）等”，广东省的四个城市更是位于前列。在各城市投资推荐排名表上，最差的“绝对不推荐”一档中包括“黄岗（湖北）、湛江”，其次“暂时不予推荐”一档中有“汕头、海口、东莞”。湛江也是一个广东城市，由此可见广东省的投资环境非常不容乐观。
在失去曾经参照的香港模式后，广东省如何才能保持住来之不易的经济优势地位呢？这是如今广东省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中国地域经济扫描之长江三角洲地区
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特色也大有不同。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南方网财经频道特地引用日本《世界周报》文章，将带你从八个经济区域来了解今日中国。
海外投资的乐土——长江三角洲地区
从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汽车在上海和南京间的沪宁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小时，就能到达苏州市。苏州位于江苏省南部，自古以来就属中国最为富饶的江南地区。作为苏南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苏州与浙江省杭州市被冠以这样的美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1993年，台湾电脑厂家“宏基”的投资者最早来到苏州时，从上海整整花费3个多小时才到达苏州经济新区。当时新区周围还都是农田，也没有像样的道路。
9年过去了。曾是农田的新区已经成台湾厂商最为集中的地区。台湾企业在苏州的投资额高达145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2001年前10个月的海外合同投资金额达66亿美元，许多城市向苏州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台资企业集中的昆山市
昆山市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由于台湾企业的大批进驻而知名度大增。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节日，人们习惯回家团圆过年。而近年来，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人却没有回家过年，而是选择了留在当地。昆山市政府注意到这一现象，今年专门为台湾人举办了一台春节晚会，可是没想到参加人数大大超过预计。原来许多台湾人把家人也接来一起过年了。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来大陆投资的台湾人意识的变化。对于大陆的浓浓乡土意识在他们心中开始复苏。
昆山距离上海仅有50公里，是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经济圈中的新兴城市，面积921平方公里，人口59万，行政隶属苏州。
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昆山却吸引了约1000家台湾企业的投资，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1家台湾企业，密度甚至超过台湾企业最为集中广东省东莞市。台湾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46家在此建有工厂。截止2001年底，流入昆山的台资合同金额共有50亿美元、实际金额25亿美元，相当于进入大陆的台资总额的10%，超过了与台湾关系密切的福建省。昆山也是大陆唯一一个拥有台湾投资协会的县级城市。据称，今年台湾的银行很有可能进入昆山。
台湾机电企业的行业团体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每年都针对大陆的投资环境进行调查。最近的一次调查以44个城市为对象，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法律政治等五大方面。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的苏州、吴江、昆山、无锡，浙江省的宁波、余姚等6个城市被列为“最为推崇的投资地”。
随着台湾电脑企业的大举进入，昆山已经成为笔记本电脑的一大生产基地。台湾最大的电脑配件生产商鸿海公司早在十几年前就已落户昆山，建立了工厂。现在其厂区面积之大足以令人惊叹。以宏基为首的8家台湾笔记本电脑厂家中有6家已经在昆山落户，昆山的笔记本电脑年生产能力高达1000万台。
从2000年的统计来看，在大陆生产的台湾电脑相关产品已经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如台式电脑占45%，数码相机占44%、电脑主板占45%，扫描仪占85%。而键盘、鼠标、电源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
在IT硬件生产领域，1999年台湾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但是，据台湾有关部门的统计，到2000年，中国大陆已经以255亿美元的产值超过台湾，跃居世界第三。当然，该统计中不包含台湾企业在海外生产的部分，而大陆则将海外企业在大陆的生产值也计算在内。据估计，中国大陆IT硬件生产总值中的70%来自台湾企业。
由于台湾企业对于大陆产业发展的贡献很大，在江苏、浙江等地，台湾企业很受当地欢迎。一些地方授予对当地经济有贡献的海外投资者以“荣誉市民”的称号。许多台湾企业家的名字就被载入了昆山市的荣誉市民册。一旦成为荣誉市民，就能作为特别代表列席市人代会，参与制定城市发展计划和市政日常工作。此外，荣誉市民还能享受定期免费体检等一系列优惠待遇。
2001年春，台北市白秀雄副市长率团来大陆时访问了台资企业集中的上海、江浙一带，访问后他表示：“台湾的投资环境比不上大陆。难怪有这么多海外企业要到大陆来投资。”
昆山市的成功并非偶然。昆山位于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历史悠久的名城苏州之间，它充分发挥这一地理优势，建立了中国唯一一个自筹资金建设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提供24小时行政服务，接受咨询投诉。昆山从小的方面努力，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在昆山的这种魅力感召下，才会有台湾企业的蜂拥而至。
诞生了国家级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浙江省
提到浙江，首先想到的是越剧、绍兴酒和鲁迅的故乡。现在，浙江省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也颇为引人注目。1998年，浙江制造业生产总值已占全国的10%以上。近年来，其发展更是迅速。据2000年度的统计，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省的产量占全国第一的有56种，第二位有109种，第三位有154种。嵊州年产领带2.8亿条，占全球总产量的1/5。海宁年产皮革制品1600万件，占全国产量的1/4。
海外企业认可了浙江的制造业能力，加快了对浙江的投资速度。2000年，到浙江省投资的海外制造业企业有1268家。
同时，浙江省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台州市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就是一个典型。吉利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民营企业中排名第四，拥有近一万名员工，业已成为国家级大型企业集团。
吉利最初通过销售建材创立了基业后，年仅39岁的李书福通过多样化经营使吉利成长为一个民营企业集团，现在的主要业务以汽车、助动车、动力机械及内外装修材料为中心，其产品出口欧美等地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吉利还拥有临海吉利汽车工业园、路桥助动车工业园，并在北京、深圳、南京、成都等地设有500多家专卖和服务网点。在集团下属单位中，包含有中国吉利教育中心、吉利中专学校、吉利技工学校、丰田金杯吉利汽车技术学校等人材教育培训机构。
经济环境的巨变引来移居潮
进入新世纪，吉利集团制定了大型发展计划——“180商战计划”。也就是到2010年要实现180亿元的销售目标，其中汽车占135亿元，助动车占40亿元，内外装修材料占5亿元。
然而，汽车产业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重点保护，迄今为止只有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才被政府所认可。作为第一家民营汽车生产厂家，吉利生产的汽车并未得政府的保护，吉利的新车型也没有登上政府的新车公告。吉利曾经一度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加入WTO后，许多人呼吁，在向海外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前，首先应当向中国国内企业开放市场。在这种呼声下，去年年底起，吉利的的产品登上了政府的新车公告，平等参与进了市场竞争。
对于中国大陆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来自海外的视线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台湾的“天下杂志”针对移民目的地的受欢迎程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中国大陆跃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大洋州地区。而在此之前，中国大陆从未登上过这一人气榜。
“到大陆工作”、“移居大陆”这样的声音在台湾岛上正在升温。《移居上海指南》成为了台湾的畅销书籍，上海古北高级住宅区已经呈现出一派台湾城的景象。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是今后中国最受欢迎的地区。
中国地域经济扫描(7)北京--探寻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
今年4月21日，12辆北京吉普“切诺基”列队驶过广州市番禺区、洛溪大桥、广州大道、中山路、天河路等主要道路，抵达天河体育中心，在那里举办了一个车展。这种大张旗鼓的“演出”活动吸引了众多周末休闲的广州市民的目光。
北京企业在商业意识浓厚的广东省举办此类宣传活动的例子并不多见。在这种风光的背后，“北京吉普”内部却面临着难言之苦。
北京吉普“黄金时代”的逝去
“北京吉普”是一家幸运的企业。在中国汽车企业中，它最早与外国企业合作，合作伙伴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1984年1月，合资企业正式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96年是北京吉普的“黄金时代”。作为中国最大的越野汽车专业生产企业，其地位一直不可动摇。企业全盛时期，年产“切诺基”两万辆以上，尽管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求购者甚至排队等待新车出厂。当时该厂生产的普通吉普和切诺基占据了越野车市场60%的份额。切诺基累计销售量达18万辆，国产化率也达到了80%。
1994年7月，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的政策，将汽车产业作为基础产业之一加以重点扶持，期望到2000年实现国产汽车300万辆（包括大型汽车、商用车和轿车），到21世纪初全国形成100家以上的汽车组装工厂、数家拥有出口竞争力的集团企业的目标，振兴中国汽车工业。由此可以想见，北京吉普起步较早，应该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但是，中国的汽车消费热却并未如期出现。虽然预测2000年的轿车需求数量在70万辆左右，但实际情况是到2001年轿车销售量才达到71万辆。这个结果大大低于几年前的预测，人们所期待的“汽车普及元年”一再推后，似乎尚待时日。汽车生产厂家也只能耐心等待。而对于将汽车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之一的北京来说，形势尤其不容乐观。
1996年到达顶峰后，近年来，北京吉普的销售量开始下滑，98年甚至陷入亏损状态，现在仍未能从严峻的经营形势中摆脱出来。2000年，切诺基和普通吉普车的销售总量只有1万余辆，比前一年锐减54%。同年6月，库存已逼近7000辆。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意识下，经过努力，半年后库存终于减少到2000辆，回收资金6亿6000万元，企业暂时从危险状态中摆脱了出来。
也许读者会产生疑问：为何将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北京吉普的经营状况还如此糟糕？当然，关键在于北京吉普内部存在许多问题。虽说是合资企业，但国有企业的一些老毛病却未得到改善。产品质量、十几年缺乏产品更新换代等都是必须指出的问题。
正是北京拉了北京吉普的后腿
96年12月，面对过度增长的汽车数量，北京市交通管理局不得不采取措施，按车牌奇数和偶数对车辆行驶时间作出了限制，同时禁止包括切诺基在内的越野车在市内行驶，北京吉普的老车型当然也在其中。99年后，对奇偶数的限制虽然取消了，但对越野车的禁令仍然有效。不允许使用自己所鼓励的产业的产品，北京市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经营不佳的北京吉普遭受到致命的打击。
另一方面，中国越野车市场在悄然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京吉普一家垄断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2000年中国越野车销售数量为5万1000辆，2001年为6万辆左右，至此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预测到这种情况，早对越野车车市场虎视眈眈的汽车厂商们早就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包括湖南长丰的“猎豹”、福建东南汽车的“富利”、庆铃的“竞技者”、山东吉田的“华泰”、辽宁金杯通用的“ 开拓者”、河南郑州的日产等企业在内，总共不下于20家厂商进入了这个市场。特别是被称做三菱“帕捷罗”中国版的“猎豹”凭借中国解放军的强力后盾，发展迅速，已经占据了市场第一的宝座。为东山再起，北京吉普也推出了切诺基的新车型，并加强了宣传攻势，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但是，却没有多少人 看好北京吉普。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吉普的行为正代表了北京市在产业发展中的做法。缺乏长远眼光，根据一时的形势轻率地制定产业发展大计的北京的做法难以令人赞同。
首钢的沉浮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准确把握北京的定位和性质。解放后，为修建道路，北京的许多老城墙遭到破坏，作为历史名城的北京丢失了一大历史财富。从60年代起，通过发展大型化工、机械制造和汽车工业，扩大钢铁企业的规模，北京一直奉行了一条产业扩张的道路。
在中国政府统一划分定义的130个工业部门中，北京就集中了120个。其结果是北京重工业生产的比率一度占据了工业生产总值的63 7%，仅次于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沈阳，而工业生产总值则仅次于上海，北京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但是，日趋严峻的水资源不足、能源供给困难和工业污染严重等问题给建设大工业城市的设想留下了许多难题。而且，北京与相距仅一小时车程的另一大工业城市天津市形成了竞争局面，产业的重复破坏了两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也成为今日天津发展不畅的一个原因。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都钢铁公司可谓是北京产业振兴政策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首钢”是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它曾是最受注目、最具实力的国企。93年，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收购美国的中国”中，曾介绍了首钢收购美国一家钢铁厂的事例。92年，受到邓小平赞扬的首钢进入香港市场，相继收购了数家香港企业，为打进东南亚甚至南美市场开辟了道路。此外，首钢还涉足于银行业、饭店业和贸易等领域。
但到了95年春，随着企业领导层的更迭和腐败事件的影响，首钢的发展减速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信息产业大潮的冲击下，首钢已经完全不复当年之勇了。
与首钢齐名的燕山石化集团也有相似经历，昔日的光环正在消失，如今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为生存而拼搏。
城市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从90年代后期起，北京修改了过去偏重工业的城市发展战略，本着技术集约、高附加值和省能源的原则，转而推行新的产业发展方针，明确表现出更为重视发展高科技和信息通讯产业的姿态。中关村和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诞生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
但是，对于未来的产业发展，北京市仍然缺乏长远的规划。看到上海及其邻近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北京也利用大学和研究机构多的长处，开始涉足半导体制造业。
对于北京的这种做法，海外专家多持反对意见。在半导体业中，对于水的供应和空气质量的环境要求十分严格。因此，苦于水资源不足和沙尘暴影响的北京市并不适合发展半导体产业。
近年来，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的北京正通过植树等工作，致力于城市绿化建设。可是，北京市的努力方向中却出现了一些偏差。今年4月中旬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以“北京准备建造多少高尔夫球场”为题的一篇报道。报道中指出，北京已经建成的高尔夫球场有15座（其中包括4座练习球场），可是最近还准备在朝阳、海淀、丰台和昌平修建5座球场。据说，这些球场不是建在遥远的郊区，而是位于市内，例如修建在颐和园南门附近和北四环道路两侧。至于将建于朝阳区的球场 规划更为离谱，该球场准备建在东四环路内侧，占地面积达50公顷。投资方甚至 将之作为卖点，宣称要“颠覆传统，在世界十大首都之一的北京市内建造世界水 平的高尔夫球场。”
在缺水和沙尘暴问题日益严峻，甚至有专家向政府提出迁都建议的情况下，还有人认为在市内修建高尔夫球场有助于城市实现现代化，实属荒谬。
正如没拿航海图的航海一样，不能不说北京市的一些做法是盲目之举。当前，放远目光，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出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计划，才是北京需要解决的最大课题。
中国地域经济扫描之天津：老工业城市的新难题
南方网讯 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国，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特色也大有不同。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引人注目，那么中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南方网财经频道特地引用日本《世界周报》文章，将带你从八个经济区域来了解今日中国。
笔者在撰写《中国各省市指南》的过程中，写到天津时却感觉无从下手，抓不住天津的特征。最终还是想到了糖炒栗子和手机，好歹拼出了天津那一章。这么写也许会得罪天津人。提到天津，如同十几年前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熟语“京津唐”一样，天津曾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无论是工业、商业，还是海运、铁路，天津都具有相当实力。因此，要说天津“没有特征”，自然会招致天津人的不满。
可是，我却不得不指出，如今的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产业衰退较为严重的城市。在此笔者丝毫没有离间北京天津两市关系的意思。但可以说，北京建设大产业都市的方针恰恰是招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北京希望成为经济中心和强大的产业基地，与仅隔一小时车程外的传统工业城市天津间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重复。作为首都，资源、资金和人才当然更容易流向北京，天津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严峻的产业衰退现状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实力还远不及京津唐地区。到了90年代，两者可谓旗鼓相当。其中，天津的衰落尤为明显。天津城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也认为：“天津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等先进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他甚至主张，要促进天津的发展，只有和北京合并一条路可走。90年代，他曾提议加强天津和北京间的合作，但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穆学明没有泄气，他始终相信，只有北京和天津携手合作才能解决两个城市面临的诸多矛盾。2001年3月，他再次向全国政协提案：“将北京和天津合并，用5至10年时间构筑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这次他并非孤立无援。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以曾昭奋为首的一些清华大学教授都表示支持穆的提案。
吴教授等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崛起，推动了香港制造业向中国内地的转移，同时也增强了香港的竞争力。长江三角洲也是在上海的牵引下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零配件制造业基地，反过来又支持了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这样，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比如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内部的广州、深圳和周边城市，以及上海和长江三角洲，都具有此特征。然而，北京和天津间却未能构筑起合作关系。由于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两个经济实力相似的超级大城市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导致互相争夺资源，对环境造成了负担。例如，北京和天津周边地区都苦于日益严重的沙漠化问题，水资源不足、地下水减少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看到这种危机局面，许多专家开始对以北京为经济中心的发展路线提出了质疑，提出了通过产业分工加强与天津的合作，构筑一个“大北京”的计划。
大北京计划
在吴良镛教授领衔下，来自各领域的100多名专家学者花费两年完成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北京·天津·河北省北部的城市、农村发展计划研究”。2001年10月12日，研究成果正式向建设部提交。这个被简称为“大北京计划”的方案提出，大北京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和廊坊等城市，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北京和天津是核心，唐山和保定为两翼。该计划通过分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提高城市密度等举措，构筑起一个巨大的综合型城市——大北京。
今年四月，北京对外经贸易专业杂志《外经导报》2002年第二期上刊登了杂志总编卞洪登的署名文章。他提出一个观点：“北京向东扩大30公里，就能增加1万亿元的收入。”文中指出，北京沿长安街向东延伸，面积从现在的1万6800平方公里扩大到3万2400平方公里，在北京·天津·唐山间设立首都新区，新的行政中心设在通州以东、河北香河·大厂·三河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样，首都新区南侧是京津高速公路，北侧是京哈高速、京沪铁路、京哈铁路，京杭大运河和潮白河从中间穿过，形成便捷的交通条件。这个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其轰动效应将会超过上海浦东。
被称为“东扩”的该计划的总建设预算高达3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大坝的造价。但由于东扩后地价可能飚升10倍以上，通过出售地皮，建设费用的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半永久性课题——缺水
必须看到，这两个计划中同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都面临着半永久性的缺水问题。
根据瑞典某专家提出的缺水标准，人均水量在1700立方米以下就属于周期性供水不足，会被认为是缺水国（或地区）。如果人均水量少于1000立方米，就是经常性缺水。天津、河北省、山东省东部的人均水量在300~400立方米之间，缺水问题比中东的以色列还严重。北京也只有300立方米左右，大大低于全国2200立方米的平均值。因此，北京大量开采地下水。在面积为284平方公里的天津市内，由于1972年到84年间对地下水的过度使用，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出现了地面下沉现象，年均下沉9.2厘米，最严重的一年达15.9厘米，累计下沉2.78米。
北京密云水库也曾向天津供过水，但从1981年起停止，因为北京自己也苦于缺水问题。为解天津的燃眉之急，中央政府曾四次指示调引黄河水入津，虽解了一时之急，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83年，“引滦（滦河）入津”工程完成后，天津市民以为缺水问题可以得到永久解决了，但没过20年，如今的天津市民又开始面临着缺水的难题。
正因为严重缺水，迄今天津已经错失了好几次发展良机。新的投资项目无法安心在天津落户。郊外的水田逐渐变成了旱田。如今，只有期待“南水北调”工程能够解决这一难题了。
中国地域经济扫描：重庆——崛起的摩托车产业基地
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7月2日文章：中国地域经济扫描：重庆——崛起的摩托车产业基地（作者：莫邦富）
最年轻的直辖市
中国的省、市、自治区相当于日本的“都道府县”一级。这里的“市”自然指的是中央直辖市。1997年3月，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出来，升格为直辖市，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行政单位。但是，比起北京、上海，重庆的知名度还较低。
举例来说，“联想”是中国第一大电脑企业。但2000年该公司生产的PDA（掌上移动电脑）却出现了重大缺陷。机器里自带的电子地图中，重庆市的电话区号仍然是隶属于四川时的“0811”，而实际上重庆的电话区号早已更改为“023”。此外，其中对重庆的人口、管辖范围、市政机关的介绍仍是1997年前的内容。
作为中国知名企业的产品，出现如此缺陷固然不应该，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重庆的份量还不够重。
我初次访问重庆是在1980年。正如其“山城”的别名一样，重庆市的城市特征是高低起伏的地形。早晨上班时间在中国最常见的自行车流在这里是看不见的。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城市的街景。在高低起伏的街道两旁，建筑物无秩序地排列着，而且都十分破旧，仿佛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二战中，中国的首都从南京一度迁到重庆。“陪都”重庆曾多次遭到日军空袭。1949年进入和平年代以来，重庆市似乎并没有致力于城市建设。
重庆的另一大特征是多雾。当时给我留下好印象的是重庆的夜景。晚上，登上枇杷山公园，长江和嘉陵江从山脚两侧流过，依山而建的建筑物鳞次接比，使得重庆市的夜景立体而又富有纵深感。
当然，如今的重庆市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市中心解放碑一带的繁华程度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最年轻的直辖市已经初露风采。枇杷山公园的红星亭、鹅岭公园的瞰胜楼、南山一棵数等景点，当然还有山城的风貌、重庆的夜景，都深深地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游客们。
摩托车之城
曾给我留下“破旧”印象的重庆，80年代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战争中，日军难以攻进地处山区的重庆，因为交通状况异常恶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时刻防备着战争再度爆发，将重庆以及其所属的四川省看作易守难攻的大后方，在此设立或迁来许多国有大企业，其中多为军工企业。但是，交通的不便和不注重成本的生产体制使许多企业一直亏损严重，经营状况艰难。迎来改革开放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这些企业纷纷开始转而生产民用品。
最早开始转型的是嘉陵集团。它的前身是生产枪炮弹药的一家上海军工企业，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迁移到重庆，成为重庆当地企业。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后的1979年，嘉陵集团开始生产摩托车，并得到了日本本田的技术协助，迄今总生产数量已经达到1000万辆，年生产能力可达200万台，嘉陵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摩托企业之一。在80年代的中国，嘉陵摩托作为领导潮流的象征之一，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对于当时还挣扎于亏损状态中的许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来说，嘉陵集团现身说法，为它们作出了应该如何开拓市场的榜样。
擅长制造技术的军工企业一旦理解了市场经济原理，动手都会很快。嘉陵集团获得成功后不久，转眼间重庆诞生了一大批摩托车制造企业。这样，重庆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摩托生产基地。全中国年产1100万辆摩托，其中近2/3产自重庆。在重庆市的各个角落分布有1000多家摩托制造相关企业。因此只要走在重庆街头，几乎必定能碰上一两家。
2001年，出口海外的重庆摩托达到166.4万辆，占中国摩托车出口总数的一半。2002年3月，重庆市表彰了10种出口贡献最大的商品，其中半数是摩托车品牌。重庆摩托产业五大品牌（嘉陵、建设、隆鑫、宗申、力帆）已经称雄全国。重庆作为摩托制造基地是名至实归。不仅摩托车本身，重庆摩托配件的产量也是全国第一。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力帆集团和其总裁尹明善。
1992年，尹明善刚创立力帆时，企业员工仅有9人，总资产不过20万元。十年后的今天，力帆集团已经成长为重庆市最大的民营企业。现在，集团共有员工4000人，年产摩托车发动机200万台、摩托车100万辆。2001年，包括间接出口的部分在内，力帆创下2.02亿美元销售额的纪录，独占行业鳌头。
力帆的产品出口东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和南美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9月，力帆摩托首次出口日本，成为第一个打入日本市场的中国摩托品牌。
撤出越南与打进非洲
重庆的知名摩托企业最初几乎都曾以某种形式接受过日本企业的技术帮助。但是，随着它们的茁壮成长，如今已经对“日本老师”构成了威胁。中日竞争的主战场就在越南。最早瞄准越南市场的是嘉陵集团，嘉陵的攻势曾立竿见影。1997年，重庆的摩托企业大举进入越南市场，重庆摩托的价格只及日本摩托的1/3。没有心理准备的日本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重庆摩托“奇袭”成功，自己80%的市场份额被活生生地夺走。
99年，中国主要城市相继开始禁止市内行驶摩托车，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的重庆摩托企业不得不进一步把销售重点转向海外。号称每7人就拥有一辆摩托的越南自然成为了重庆摩托的主战场。为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各企业纷纷展开了低价攻势，使得越南市场上最便宜的摩托车降到了170美元一辆，价格比原产地重庆还要便宜。对于这种不正常状况，行业内人士也感叹道：“几年前销售一辆摩托能赚300美元，如今只有30元人民币的赚头。”
重庆市对外经济委员会2001年1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的内容颇耐人寻味。2001年上半年，重庆摩托出口额比前一年增长了1.8亿元，增幅115%，但出口数量增长了76.3万辆，增幅达240%。也就是说，出口数量增幅是出口额增幅的一倍。换而言之，每台出口摩托的平均价格从2000年的334美元一下下降了96美元。
看到这种形势，最早打入越南市场的嘉陵集团首先表示将从越南撤退。之后，约有30家重庆摩托企业也不得不作出了这个苦涩的决定。
但是，中国国内市场已没有空间接受重庆摩托了。看到自己企业的苦恼，重庆市将目光投向了尚未开发的非洲市场。今年7月10日至16日，重庆市将在非洲的布隆迪和卢旺达举办“重庆商品展销会”，这是该市首次在非洲举行这样的活动。明年，重庆还将继续在非洲举办此类活动。
开始转型的摩托企业
可是，正要雄心勃勃开拓非洲市场的重庆摩托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今年1月9日，日本“雅马哈”董事长长谷川武彦率领一个特别调查团访问了中国。
该调查团由日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企业组成，访华主要是为了调查日本摩托的知识产权在中国遭受侵害的情况。
3月8日的举行的中日两国高官会议上，也谈及了日本摩托知识产权受侵害的问题。这是迄今涉及该问题的最高级别会谈。
加入WTO后的中国开始日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重庆的摩托企业一方面苦苦地盯着日方的行动，一方面也不得不感慨模仿日本摩托的作法已经行不通了。
力帆董事长尹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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