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儒家历史体系谎言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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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煎成金黄色，再浇上甜味酱汁，配以无花果食用。　　介绍鹅肝的文章已经充栋汗牛，多说无益，这里仅介绍一下比较少提及与注意的家鹅的起源！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家鹅与欧洲家鹅的起源并不一样！鹅是一个多样化的物种群，被分成两大属：雁属和黑雁属，家鹅属于雁属内的灰雁鹅种和鸿雁鹅种。生物学家狄拉卡指出家鹅起源于两种不同的野生雁种，大部分欧洲鹅种起源于灰雁，以中国家鹅为代表的亚洲鹅种起源于鸿雁，该学说现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欧洲制造肥鹅肝的朗德鹅，其祖先就是灰雁。直到1980年法国赠送了100枚用于生产鹅肥肝的法国鹅种蛋给上海，法国鹅这才首次进入中国。　　古生物中那种禽类可以拿来做“肥鹅肝”呢？往上追溯，鹅属于鸟纲中的雁形目，包括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鸭、潜鸭、天鹅、各种雁类等等。最早的雁形目化石是发掘自法国下白垩统地层的疑禽，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中生代雁形目鸟类化石标本，疑禽标本仅为两块肱骨的碎片。到了新生代，我们的猎物出现了，而且它还是史前最重的鸟！　　它就是属于雁形目雷啸鸟类的史氏雷啸鸟，土著人则称之为“巨鸸鹋”。鹅肝的法语“Foie gras” 读音是“福娃歌哈”；而雷啸鸟读起来则像一个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名字。据估算，成年史氏雷啸鸟站立时身高超过3米，体重可达500千克。与此相对照的是，现今最大的鸟类——鸵鸟，成年个体一般身高 2.7米、体重约156千克。雷啸鸟头部特写　　让我们回到距今约530万年前的早上新世，澳洲北部。丛林后的一阵骚动逐渐平息，一只大袋鼠的身躯剧烈抽搐着，喉咙里发出低低地嘶叫，最终归于死寂。猎物得手，袋狮抖抖沾血的鬃毛，用强壮的前肢按住大袋鼠，露出厚实而长的、刀状的具剪切作用的裂齿，撕开猎物坚韧的皮肤，开始狼吞虎咽起它的盛宴。袋狮虽然体型并不很大，但这种异常强健的食肉动物在它那个时代的澳洲，无疑是最强大的哺乳动物了。　　尽管如此，袋狮仍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正当它狂热地撕食着大袋鼠的后腿及臀部时，一丝无名的不安，使它感到了烦躁。远处渐渐传来的隆隆声，伴随着树枝折断的声音，袋狮心里的不安很快变成了现实，它的盛宴即将结束。　　从两米上空，几双如爬行类般冷酷地目光凶神恶煞地盯着袋狮，表露出“我的地盘你竟敢来撒野” 的信息。袋狮不愿就这样放弃自己的猎物，它一边退后，一边发出低沉地呼哧声，以警告对手。但这些巨兽并没有感到半点惧怕，超过500千克的体重及强健的后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现着摄魂的杀气。在这些自恐龙灭绝后，最强大的两足动物面前，袋狮只好选择了逃跑。　　此时澳洲北部的主人正是雷啸鸟，它们统治着这里的一切！雷啸鸟复原图雷啸鸟骨骼　　恐龙灭绝之后，隐忍了1.6亿年之久的哺乳动物终于迎来了新生代的日出。不幸的是，曾经称霸天下的恐龙仍然留下了一支后裔，那就是鸟类。这些后裔大部分飞向了天空，但也有一些留在了地面，继续扮演着陆地霸主的地位。它们的进化主线就是翅膀缩小而体形增大，靠强健的双腿和尖利的嘴喙在平原上纵横驰骋。与如今非洲鸵鸟相比，它们的腿更粗，翅膀更是缩小到了可笑的程度。而由于翅膀位置比较靠前，因此缩小翅膀有利于节省前部身体重量，并把这部分重量留给巨大的头颅，这几乎是当年暴龙类走的进化老路。　　雷啸鸟最早由欧文命名描述于1872年，可直到现在，关于其行为及生活习性，仍旧显得迷雾重重。其中争议最多的就是它的食性，这也是我们这道菜的关键。如果雷啸鸟是肉食性的，那么其肝就难以类比鹅肝了。1998年，澳洲北部艺术与科学博物馆的穆雷和蒙基雷恩认为雷啸鸟类事实上更接近于鹅、鸭子和其他的水禽。整体上，缺乏钩状喙、脚趾无钩爪，有胃石，群体生活，视线无法重叠（这种鸟的双眼不像一般肉食动物那样长在正前方，而是分别长在头的两侧，难以锁定要捕捉的对象），这五个事实都是雷啸鸟类植食性有利的证据，甚至有学者表示，雷啸鸟类中长有大嘴的雷啸鸟、牯鸟，它们的大嘴可能主要用于群体间的复杂社交行为。雷啸鸟类中，生活在迄今5万年前更新世的牛顿颌鸟身高近2米，与其近亲牯鸟相比，牛顿颌鸟拥有其身体比例非常小的头部，颈部也类似于食火鸡，学者不少倾向其为植食性鸟类。　　最后就雷啸鸟肝酱的制作方法作一简单介绍：将雷啸鸟肝表面的皮膜除尽，剖开雷啸鸟肝并取出血管，撒上盐、胡椒粉、糖、豆蔻粉，约半小时后再淋上白兰地酒，待腌渍约2小时后，放入烤盘内，入烤箱烘烤（烤箱内温度控制在140左右）约1小时后取，在烤盘上再置一空烤盘，上加重物，将雷啸鸟肝酱由上而下压平，待冷却后放入冰箱冷冻，食用时切片即成。通过对西周青铜器中有关朝觐周王的铭文的研究，能够发现，随着西周的社会发展、王世更替，王权集中，朝觐周王的礼仪有一个从萌芽到定型，从简单到繁复的发展过程。而随着王权的衰落，朝觐礼仪也有所简化。我们完全可以从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朝觐周王的描述中推断出该器所处的时代。笔者因此发现了《断代工程》的两大失误，即有关共王、历王在位年数的结论是不对的。一、《廿七年卫簋》《十五年趞曹鼎》：“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宫” 此器铭文中的“恭王”是生前称号，所以大家都把它的时代定为共王标准器。《七年趞曹鼎》：“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才周般宫，旦，王各大室，井白入佑趞曹，立中廷，北向，赐趞曹…” 此器铭文中的“趞曹”即十五年趞曹鼎中的“趞曹”，两器字体也相同。因此，大家把它的时代定为共王时期。《五祀卫鼎》：“余执恭王恤工” 此器铭文中的“恭王”，一般认为是生前称呼，所以把它定为共王时期；也有人认为是死后称呼，因而将它的时代定在懿王。《廿七年卫簋》：“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大室，即位。南伯入佑裘卫，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赐卫…” 对照《七年趞曹鼎》，《廿七年卫簋》的朝觐中多了入门的仪式和代表周王赏赐的命官。由朝觐礼仪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廿七年卫簋》的年代显然要晚于《七年趞曹鼎》。《十五年趞曹鼎》与《廿七年卫簋》相距4276天，即144个月另24天，11年另8个月另24天。失闰一次，基本可合。由此可见，《廿七年卫簋》应该是在共王时期无疑。二、《卌二年逨鼎》、《卌三年逨鼎》《㝨盘》：“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頵佑囗，入门。立中廷，北向。史黹授王命书。王呼史淢册赐㝨…” 《善夫山鼎》：“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格图室。南宫乎入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囗囗命山。” 《善夫克盨》：“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膳夫克田人。” 《吴虎鼎》：“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导入佑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工雍毅，申厉王命：…” 《晋侯苏钟》：“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赐驹四匹。” 以上青铜器根据其中的朝觐礼仪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组。《㝨盘》、《善夫山鼎》为一组，《善夫克盨》、《吴虎鼎》、《晋侯苏钟》为另外一组。《㝨盘》、《善夫山鼎》中的朝觐礼仪比较完备，当在历王时期。《善夫克盨》、《吴虎鼎》、《晋侯苏钟》中的朝觐礼仪与前一组铜器相比有所简化，这反映了王权的衰弱，显然是宣王时期铜器。《卌二年逨鼎》：“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虞逑，入门，立中廷，北向。尹氏授王厘书，王呼史淢册厘逑。” 《卌三年逨鼎》：“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虞逑，入门，立中廷，北向。史淢授王命书，王呼尹氏册命逑。” 从朝觐礼仪来看，《卌二年逨鼎》、《卌三年逨鼎》与《㝨盘》、《善夫山鼎》一致，而和《善夫克盨》、《吴虎鼎》、《晋侯苏钟》不同。因此，虞逑所朝觐的周王当为历王。也就是说，国人暴动、历王奔彘有可能是发生在历王四十三年及以后，而不是历王三十七年。屠蜀是誰干的？2008-02-29 20:40 作者：ufe314159 提交日期：2004-6-9 16:33:00 众所周知，满清三百年，对我们的史料进行了非常彻底的窜改，从当年的金国，一直粉饰到辛亥以后的《清史稿》。对屠蜀一事，也自然是从细致的渲染到夸张的六万万，一概指向了张献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分析重点，并且不对材料的真伪作出评论）。　　　　我们首先澄清概念：　　　　1、战争的罪行分为三类：　　 i、乱兵：这个谁也阻止不了，今天的美军照样如此。　　 ii、纵兵：比如当年张勋的辫子军进南京。这对于一个正常状况下的有理智的将领应当是能够避免的。但是，当军队缺乏粮饷，或者带有仇恨的时候，就几乎不可避免了！　　 iii、奉命屠城：比如扬州十日屠、南京大屠杀。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屠城，绝对的战争罪！但是，处于战略的考虑，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2、屠蜀和屠城要分清——屠城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必然（不论何种原因吧），也是一种战略。但屠蜀，也就是把四川一省的人口，从约略估计的800万，屠杀到50万——这就显然必须是拥有严密组织并且拥有持续动力的屠杀工程了！——它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军事支持和屠一座城，是截然不同的！　　　　　　张献忠是1644年十月称帝的——我们说，张献忠在此前进行过屠城，此时，为了屯兵治宫殿，可能也会进行屠杀（我们姑且不论是乱兵还是下令）。但是，这在明末是非常普遍的，比他口碑好的李自成也是如此，官军也是如此，清军就不用说了～～不过，既然称帝，他总是需要一番建设的。于是顺治二年，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征集各地举人、贡士、监生、民间才俊、医卜僧道、隐士应试”——据说杀了“二万二千三百有零”——我的材料未能告知这个特科是几月征召的。但是，《荒书》提到，十二月十五日，“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成都东门外。”——我想就应当是这次了。这说明直到1645年底张献忠还能构吸引相当多的人来应试，也就是说，此时他的屠杀还没开始。　　　　再回顾一下，1645年正月，张献忠于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付明兵之法。明参将与明川东道刘麟长合力攻陷重庆，以重庆为据点，取遂宁之盐扩军。明九围子隘官王祥出兵綦江。二月，清军攻陷潼关，占领西安，向四川近逼。同月，张献忠令抚南将军刘文秀率三万余人至合州多功城。三月十八日以精甲骑兵出浮图关陆路，大部队出合州，水陆夹攻重庆，于多功城遭曾英伏击，与于大海在亭溪夹攻刘文秀军，刘军溃败（见《荒书》、《客滇述》）。十一月，艾能奇复屠保宁，同月明参将杨展大破张献忠部刘文秀、狄三品于川南纳溪县，淹死者甚众。——上述资料显示了在1645年的全年，张献忠实际是处在对南明和满清的两面作战之中——当然，战争几乎必然带来屠城。但是，我们就此算到一个人头上，并且说他是自暴自弃，从而杀人成性——那就未免太牵强了！　　　　看来关键是1646年。首先，正月初十献忠传令……开始以杀军中收服的四川籍降军和新兵为主—— 这条史料令人惊骇！——如果真是这样，那恐怕他想屠也屠不成了！我们姑且搁置吧。　　　　《荒书》说：二月，献忠部孙可望“复屠保宁，补屠上南至夹江而返。是月尽屠川西、川北”（就这么写的，以后再分析）三月，杨展、马应试合力攻占川南一些州县。六月，张献忠决意放弃成都，于是大开杀戒，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自己的湖北兵，最后杀自己的四川兵——这是什么时候呢？正是清军进逼四川的时候！——看来张此时已经神智不清以杀人为乐了。但是，张并不是一个不知兵的人，他曾经在明军那里受到过巨大打击，并曾经投降保命——而且，至少三月分他的部下还在向明军进攻，怎么会清军没到就精神崩溃了呢？——在这危机关头，不是全力抵敌，却是自毁长城！　　　　七月，张献忠下令毁折成都城。同月，杨展与张献忠激战于彭山江口，向成都推进，直抵新津。八月，烧蜀王藩府。同月，张献忠弃成都，后经金堂、中江、盐亭、南充，到达西充。此后，到张死，他的数十万大军就困在这西充附近了。九月，献忠部屠顺庆府。但是，新都费密与松潘朱化龙于什邡组成 “飞来营”却依然能够合力抗拒张献忠——那么看来至少在川东地区，张的屠杀政策是没有什么成绩的。最糟糕的是：十二月十一日，张献忠被其叛将刘进忠领满州肃王豪格领少数轻骑，射杀于西充。　　　　于是，进入了1647年，这年正月初一，大西军余部便在四川綦江整顿。此时，当年领导屠川西北的孙可望，却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以后入遵义，入贵州，皆秋毫无犯，所过民皆安堵。进入云南时，还曾与杨畏知约法：1不用大西年号。2不枉杀人。3不焚庐舍、淫妇女……后来孙可望仁政颇多，如立登闻鼓，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至于云南“百姓丰足”，出现了战乱年代罕见的繁荣…… 　　　　如果说张献忠是莫名发疯的话，那这个孙可望就可谓莫名发善了！另外，余部的李定国也是以为口碑颇好的人物，这里就不罗嗦了…… 　　　　看来，张其实只有一年的时间，在明清两国军队的夹缝间表演屠蜀的本事了，那么到底成果如何呢？　　　　 1647年，正月，四川大饥，民互相食。这可能算他的成果吧！不过明清军队显然也是原因之一。二月，全川泰半附永明王。于大海据云阳，李占春据涪州，杨展据嘉定，侯天锡据永宁，马应试据芦卫，朱化龙、曹勋各阻兵巩固四川。三月，永明王派范文光为巡抚川北，詹天颜巡抚川南。杨展派裨将杨荣芳、李一进等到成都，招抚灾民，分给谷种，成都人不知谷为何物，无农具，锄地用将士刀剑。春，大清派张得胜守成都，“采野菜草子为食”，为部将所害，残民无主。继又大疫。四月，明永明王据蜀… …看来，四川虽然人丁不旺，却犹有成都残民务农……好像张就是成都也没有屠干净啊～～　　　　 1648年，春正月，清以巡抚李国英巡抚四川，驻保宁。三月，永明王下巫山谭洪、谭诣攻保宁，李国英反击，谭洪、谭诣逃遁；顺庆卢明臣谋袭保宁，李国英反击，擒参将李大德、朱朝国，卢明臣逃遁。同月，李国英取潼川、绵州、达州。七月，蜀大疫。永历政权任命吕大器督师，续与张献忠余部李定国等战。冬，永明王封杨展为“广元伯”，提督秦、蜀军务加少傅太子太傅，续封“华阳侯”。还有， “蜀大饥，人相食”（《蜀破镜》）　　　　 …… 　　　　这以后的拉锯战，一直打到1664年，满清总算最终控制了四川……然后，1665年春，李国英自重庆回成都。李国英上疏裁军队，移民填四川。　　　　我们承认，张献忠在南明的那段时光里算是一个相当的屠夫（也只是个相当的，比起多铎、朵儿滚是差远了），他曾经对成都和四川的若干城市发动过进攻，并进行过屠杀——但是，如上所述——就算他真心想屠蜀，他在一年内，在与明清的作战中，也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屠夫是屠夫，要受到历史永远的唾骂——但我们的唾骂是经得起推敲的，是经历过审判的——屠夫虽然是屠夫，但我们依旧不会无限制的栽赃——这，就是屠夫们，所不能理解的——人道！背叛祖國的理由在紀錄片《前清秘史》中，談到當大明帝國這麽對不起你的時候，你就可以投奔另一個國家。同樣的，當年鄭家棟事件發生之後，也有人認爲當共和國對不起某些人的時候，他攜帶婦女投奔另一個國家，就是無可厚非的。我不想分辨北京陷落前的清政權究竟應屬叛亂政權還是獨立國家，也不想分辨對鄭家棟的分辯是否符合道義。我只關心，這背叛祖國的思想是怎麽造成的。 1、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儒家思想的遺毒”了。儒家一向宣揚“君臣以義合”、“三諫不從則去之” ，今文派的始祖不也曾“欲之九夷”嗎？范文程不就是那邏輯嗎？“吾其為東周乎”或許也就是鄭家棟的心聲吧？但是，儒生去國，要素衣待罪境上啊。孔孟去父母之邦，要“遲遲吾行焉”啊！況且，今文學固然大復仇，卻明説“復讎不除害”，范文程一復，亡國絕祀，為一個剃法令滅了我們五分之三的祖先，“苞人民，毆牛馬”可是典型的侵略啊。至於鄭家棟呢，古代誠然有“齊人一妻一妾”，但這個“妾”是娶妻時一同進門的“媵”（見士婚禮），至於“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的妾，按照倫理，則是四十無子乃娶。況如果嚴格按照《唐律》，正妻只有五十無子或犯七出而不在三不出之内才能換人。而《大明律》則規定民四十以上無子乃聽取妾。鄭的夫人們已經到了外國，自然是“有所娶無所歸”了。那按照傳統倫理，鄭家棟充其量是個忘恩負義的陳世美罷了。可見，按照儒家倫理，是培養不出這種背叛祖國的英雄來的。 2、那是因爲對自由的追求嗎？但是，范文程一出關，首先頭髮就不自由了。而且那時候正是擄掠遼民為奴的頂峰時期，老范耳聞目睹，可莫不是對自由的踐踏啊！而當他入關之後，則奉行的是剝奪自由，損害工商業的圈地投充逃人遷海。如果他真的是爲了自由，那當他看到了當時西班牙傳教士同樣看到的暴政（見《韃靼戰記》）之後，爲什麽不再次追求自由，飄洋過海呢？至於鄭家棟呢？既然去過美國，就應當受過民主社會的熏陶，自由國家哪有公然犯法以爲榮的？或者，他是要做一個鬥士，去挑戰不符合自由原則的美國移民政策？可見，按照現代道德體系，也是培養不出背叛祖國的鬥士來的。 3、是社會主義道德培養出的模範嗎？是啊，馬列主義號召“工人沒有祖國”。但是，列寧在論述國家和民族問題的時候已經告訴我們，要看具體的民族背景。當年的大明帝國民族共同體（包括漢、苗、瑤、僮、藏等各族，以及蒙古、女真大部分），以及今天的中華民族，都是處在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前沿，其民族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利益在民族發展方面是一致的。那麽從社會主義道德來看，就應當站在民族統一的角度評論人物的行爲。然而，范文程和鄭家棟都是把外部或背叛共同體的民族的利益看地比民族共同體的利益更大，這不是漢奸是什麽？范文程的成就，帶來的是滿洲一族獨大，卻犧牲和壓制了蒙古、藏（通過貢獻佛子）、漢以及南方全部少數民族（通過剃髮易服和改土歸流）的利益。而鄭家棟的行爲如果得到寬恕，則共和國的民族凝聚力，豈不成了天方夜譚？從民族自立的角度，我們是應當支持中國強盛呢，還是應當去拆臺？要知道，列寧主義既反對大民族的沙文主義，也同樣反對小民族在取得優勢後的沙文主義。因爲一切壓迫，一切對民族的出賣，都是生産力發展的障礙。 4、那麽，是怎樣的理想，造就了背叛祖國的豪情呢？我想，是因爲中國失去了孝道。古代中國只有一項不可逃避的責任，就是父母。然而，在父子別居，夫妻離異，家家獨生的情況下，在自由主義打倒父權，社會主義打倒家庭的理論背景下，孝道難以維持了。於是，缺乏封建義務與商人契約訓練（這都是歐洲中世紀的文明）的中國人，内心從此了無牽挂，可以胡作非爲了。是因爲中國人裝莫做樣學人家自由，卻不曾學到絲毫新教倫理；學人家民主，卻不曾建成一個民族國家。結果學倒底，本來解放全人類的理念，在中國只是解放了一個個個人。所以，當西方人高喊自由民主博愛的時候，他們是用自己的鬥爭締造正義的國家；而當中國人高喊自由民主博愛的時候，卻是為自己背叛祖國找到了說詞。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作者：叔子转自：乌有之乡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去年是1644年后第6个甲申年，四川一些文化界名人（如流沙河）借此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所谓“反思大屠杀”的文章。反思历史本无可厚非，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发现其内容不过是依据《蜀碧》《后鉴录》之类在建国后被胡昭曦孙次舟王纲等学者据实批驳的史料，对张献忠进行丑诋而已。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无回应，致使社会网络上谬论广传。笔者在诸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发一孔之见希望以正视听。　　一从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据有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先生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1）。《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 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2）。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 。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3）。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4）。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5）；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6）；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7）资阳地区（8）崇庆州（9）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 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10）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二对毛奇龄谎言的分析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数字。其后彭遵泗在写《蜀碧》时，虽然将种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不可靠的传闻都收录进来，但对毛奇龄的这段材料却不敢采用。作为一个在清初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毛奇龄为何要编造如此拙劣的谎言？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史·张献忠传》竟照抄了这段谎言“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同样是这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却白纸黑字的记录着“万历六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明史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良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为何这些明史的编撰者会将毛奇龄这种拙劣的谎言照抄，难道他们的见识连常人都不如吗？有学者曾认为这是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但同样是《明史》对于李自成水淹开封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河南巡抚高明衡等人试图水淹农民军，结果造成开封被洪水淹没上百万人丧生。当时的不少史料都将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但明史的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比较实事求是： “（孙传庭军）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11），如果说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有仇恨，但为何要这样厚此薄彼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屠蜀谣言的编造是满请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径。据孙次舟先生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12)”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三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为　　如同指使毛奇龄编造谎言一样，满清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满请无关。好在文字狱虽然严酷，但百密难免一疏，透过那些被满清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血腥。　　总的说来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13），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大有玄机：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何要进攻这些堡垒？主要原因是粮食，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14）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15）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16），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 “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17）。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18）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19）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20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21。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22。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23）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24 ）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25）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据康熙十九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 …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26)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 “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　　注释：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雏花，并放进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下就会漏出一朵雏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猛兽，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着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具体情景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杀戮，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四川有个口头禅，“张献忠屠四川--鸡犬不留！”他从1644年阴历8月初九攻陷成都之日开始屠杀，天天杀人不断。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利雷斯和安文思二人所写的《圣教入川记》，对此有过详细记载。称，张每日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清军未到，他先逃了，逃前下令大屠杀，先杀市民，次杀部下家属，再杀自己军队中的湖北兵，又再杀当地的四川兵（有一种说法，他是担心人口太多，没那么多军粮。但这绝不能成为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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