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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九妹

■颜家文
1984年夏日的一天，一个近四十岁的湘西男子敲开了沈从文位于崇文门一座高楼第五层的宿舍门。开门的是沈夫人张兆和先生，她对这个陌生人问道：“你找谁？”
“我找沈从文，我是莫自来。”陌生人迫不及待地答道。
“啊，你是自来？沈公，快快，莫自来来了。”张先生怔了一下，又迅疾地请来人进屋，把来人引到沈先生面前，坐在藤椅上的沈先生连连说，“坐，坐，快坐。”
沈先生细细地审视着眼前的来人。
皮肤偏白，身材适中，白净的脸上，一个挺而直的蒜头鼻安在中间，双眼皮下是一双忧郁的眼睛。在沈先生的记忆里，这张脸是似曾相识的。
他有些激动。说，你是莫自来，你是我九妹的儿子，是的，是的。
与莫自来能联系上还是1980年10月的事。那时，沈从文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班了。一封由原来工作单位历史博物馆转来的信很迟很迟才到达他的手上。信，就是眼前这位写的。他急切地想知道九妹的一切情况，也想知道这个外甥的生活。他立即写信回复，要莫自来来信告诉他，家里还有什么人，结婚了吗，每月收入工分是多少，住处有几间房子，等等，什么都是他想知道的。对于九妹的这个后人，他当然渴望早些相见，但是，在当时自己都没有什么好住处的他，实在无法接待。
这种迟到的联系，对沈从文是一种慰藉，更是一种说不明的怅惘。
沈从文母亲生有九个孩子，真正活到成年的，只有五个。而九妹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沈从文在《炉边》里说：“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加上九妹的模样好，又聪明伶俐，所以也娇纵，任性。哥哥姐姐都得让着她。作为二哥的沈从文和作为三哥的沈荃要什么宵夜或者听到外面有卖糖的人走过，想要吃时都要通过九妹的嘴向母亲提出来。沈先生在他最早期的小说《玫瑰与九妹》里就让她亮过相。
1927年，沈从文到北京有四五年了，度过最初的挨饿受冻的日子，又经几位知名作家、诗人及朋友的提携，生活稍有了稳定的迹象，便把母亲与九妹接过来一起住。
虽然九妹小时能把三哥都背诵不出的书背出来给母亲听，但终因生活动荡，没有系统上过学。沈从文因为自己没好好读过书，所以很想让九妹上学读书。沈从文在北京，一直生活在有好的教育背景的作家、教授和大学生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林徽因、凌叔华又美丽又懂英语又是作家，他想象中九妹将来也应该和她们一样，是一个懂文学又懂外语的人。实际上，他本人也有过去英国读书的梦。他给九妹选择了学法语学英语的方向，以便将来送她出国，自己给她提供学费。这也算是让九妹代圆自己的梦。但他没有考虑到九妹实际的基础，沙滩上建塔，终不能成。九妹成天也夹一本书在哥哥的朋友中走来走去，俨然一个大学生的样子。她在享受一种虚荣，却没能像哥哥的朋友们一样有苦读的准备和钻研的功夫。后来沈从文去了上海，随后到达的九妹仍然被沈从文安排着学习外语。尽管沈从文生活艰苦，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给九妹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九妹坦然地受用着，而且生活中大手大脚，全没有哥哥那样的俭省。
在她抱着字典读外语版的《吉诃德先生》的时候，哥哥却在捂着流血的鼻子不倦地写作。每日每夜，他笔尖下流出来的一个个字，是要能变成大米粒，他们才能在上海维持下去的。
1931年，胡也频被害后，是九妹陪伴着孤独的丁玲。沈从文陪丁玲送孩子回常德，为不让丁玲母亲怀疑胡也频遇难，也是九妹在上海以胡也频的名义连发了七封催促他们回沪的电报。
以后九妹跟着沈从文去青岛，回北京。直到1938年，和沈从文全家来到昆明。她与张兆和相处得很好，两个孩子也喜欢她。但是15岁的九妹好对付，此时的她已经二十六七了。又经过了那么几次恋爱，无所事事时免不了感到寂寞。虽然沈先生为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了个差事，然而差事可消磨闲空，却不能慰藉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于是她迷上了佛教，许多时候她与教徒们走到一起，施舍或做别的善事。在战时的昆明，沈先生的收入远没有北京那么好，可是九妹不仅辞去工作，还专心念经事佛了，行起善来十分慷慨，家中好多贵重的东西都送出去了。
终于出事了。
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过后，九妹帮别人清理完东西，回到自己住处，不想小偷把她所有贵重东西席卷一空。九妹大惊，随之脑子迷糊、错乱了。物件的被盗是一方面，但是那种大龄女孩所有隐私和独有空间及这个空间里的梦和美，被别人侵袭、洗劫，以至亵渎，或者说是一种强暴，对她可能是更致命的击毁。
她崩溃了。
沈从文一个人工作，张先生还未找到事，两个孩子还小，此一时也写不了什么，拿不到多少稿费，家中却多了这么个病人，他也要崩溃了。
1943年3月5日，他不得不写信求助于大哥。
“我这时节什么力量都用完了，头痛喉干，心中虚虚洞洞，只想哭哭泄一泄积压在心上的东西，可不许我哭出声来。”“我们原以为九妹会要改变改变性情，会觉得自己行为可羞，谁知即此成例，直到如今。半年来，不大明白情形的，还以为我不大理她，因之抑郁无聊，转而念佛。到近来熟人对其行为全领教后，方知道真正问题所在，都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即此勉强支持，事业工作，也全说不上，学校教书，就无从继续了，大小四口，怎么应付生活，困难处实在无从想象。这么下去既救不了她，却只有毁我和孩子。（我明明白白向她提及此种极端困难处，她竟毫不以为意，只是微笑。）兆和在这个情形下，一面明知我的困难，一面又绝不便说她，然而忍受下去，眼看到孩子挨饿害病，而我毁去前途，怎么能忍，不能忍而居然忍受下去，一句话不说，家庭本来应有的幸福与精力，可说全耗尽了。”
“关于九的事，十年来我从不曾向你们要求帮助，如今实在需要你和得余（即沈荃——笔者注）来帮忙处理处理了。很明显即我们这里生活，实在已近于战时生活，单纯而简单，好好工作，老老实实吃饭，省省俭俭用钱，宽打窄用，量入为出，无交际，无幻想，更无花样。九却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全无意义。老以为在修佛道，比一切人精进虔诚，万想不到家中目前需要是应付生活，并非挽救灵魂。”
6日又写道：
“昨天说好再不去花子处，今天又不肯在家中写字，依然走去，必至吃饭时要用人叫方回。大哥，我看我已不大济事了，希望为她换一地方，或可将我挽救一下。至于她其实一点不疯，只是不安于现状，与目下家庭这种生活习惯太不相合，即有机会作事，恐亦难持久，因神经不安定而易变，只是三五小时内事，任何人亦难忍受彼易变性情，任何工作亦不能用此中头脑性情来担负也。她虽出外十多年，性情依然如家乡中表嫂辈，尚在算命求神中决定行止，回来比在此对于她舒适，亦可想见。若能回沅陵凤凰，与大嫂三嫂住，一定比在此继续下去好。因目前二三同念佛的，大致都头脑不甚清楚，说及她慷慨处时，反而夸奖她，全想不到她将衣物给人后，要穿时还依然得我设法，我事实上又精疲力竭，用全副精力在应付一家生活，自己衣裤已破烂不堪，尚无法补充也。”(沈从文致大哥二信见《沈从文全集》18卷426-428页)
在湘西一方的两兄弟知道，从文也是万般无奈了，才这样诉求的。很快，沈荃赶到昆明，将九妹接回了大哥住的沅陵县城。精神已经变坏的九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思考了。她总是外出，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深夜。一家人经常要出去寻找她。
这时一个人出现在了九妹的身边。他叫莫仕进，原本是泸溪县出柑橘的地方——浦市镇马王溪人。20岁时成了壮丁在旧式部队里混过几年，以后留在沅陵城中学泥水匠。没有太多的技术，也没有什么背景，就靠着一双手勤快地苦扒苦做地生活着：今天给这家人砌墙，明天给那家人打灶，后天又给另一家人建房。不知是什么机缘，九妹竟然与他有了默契。当她说要嫁给这个泥水匠时，把哥哥们吓了一跳。也罢，整天疯疯癫癫，有点钱和地位的家庭是看不上的，有个靠双手吃饭的人肯收留她也算幸事，没办法的办法。嫁就嫁了吧。
假如当初那个同是凤凰的文学青年的刘祖春不去延安，她或许就做了这个当时已小有名气的乡土作家的妻子。如是这样，刘祖春，当然在新政权中就做不了中宣部副部长以及北京市政府的副市长了；假如当初她默许了哥嫂的动议，那她也许就是燕京大学教授夏云的妻子了；假如……
民间有说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九妹身穿旗袍腋下夹一本小说，整天转悠在沈从文朋友圈子里的时候，她有着很好的感觉，似乎在云端之上。但尘埃落定，九妹回到本来的自己的时候，她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只能回到“泥”中，做了泥水匠的妻子。“云”“泥”之别啊！
他们婚后来到沅水边一个叫做乌宿的地方住了下来。
乌宿虽是一个普通的寨子，但是对面的山却是天下有名的二酉山。不仅是酉水与酉溪在这里汇合，上了典籍的是山上那个山洞，二酉藏书洞。秦人为避焚书，把大量的典籍运到这里收藏。上世纪70年代，在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我和一位来自北京的老文化人披荆斩棘，钻茅草、攀藤萝进到那个洞子里。当地人说，顺着洞子下去，可到沅水河底，听得到头上行船竹篙点击流水和卵石的声音。秦以来已是两千年了，那洞里哪有什么书，也没有丝毫藏书的迹象。只怕这种说法也就是一种说法而已。
1981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读书时，去过好几次沈先生家。先生问到乌宿这个地方，我只是一般带过，说是知道。沈先生在沅水上来回肯定是多次路过的。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背景，不知道乌宿是他的牵挂。
泥水匠虽然是起房子的，可都是为了别人的安居而忙，自己却常常没有住房。在城里做工的莫仕进，直到1950年后，农村土地改革时，才分到了教堂边的一栋小屋。两间，进深不过五米。另外还分得了几亩田地。
他依然做他的泥水工，农忙时种种田，本是农家出身，种田也是把好手。
九妹呢，她受不了那份日晒雨淋的苦，她也不会农活。她就整天在寨子里转悠。她的穿着不同当地妇女，农村女人都是穿的满胸衣服，而她穿的是像男人一样的对胸布扣子衣服。寨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有病，也不说她游手好闲。
到了靠工分吃饭的年代，一个人的工分养全家是不够的。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
1959年和1960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宿，在那个时候，全县六万人就有一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我可是做过县委机关干部的，不敢瞎说）。十二三岁的我也到处找野菜、剥树皮、挖蕨根。
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
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莫自来从十来岁起，就年年来坟边挂清明。35年后的1994年，因为下游要建水电站，莫自来为她移墓，用双手把她的白骨捡到一起，用一个背篓背回到父亲的墓边上，重新安葬。
莫仕进比九妹多活了13年，是1972年去世的。那年他给人建房，手被弄断，没治好，后来感染就病故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在黄永玉家里，和他谈到他应该称她为表姑的九妹，也是唏嘘。比九妹小十多岁的永玉老师说，九妹神经恍惚时，还说要嫁给他。哎，也不知道她后来是什么情况。黄先生叹息道。
九妹走了。可是在沈从文二哥的许多短篇小说里，九妹永远地活着。她还是那样俊秀，那样无心机，那样富于幻想，那样罗曼蒂克，那样小资，那样忧郁，那样心性高傲，那样伤感无限。
在《玫瑰与九妹》中，她是那个被娇宠的孩子；
在《炉边》，她依然得到了母亲比给二哥、六哥更多的爱；
在《静》中，她是春天的长江边上那个向北方眺望的有许多遐想的少女；在《三个女性》中，她化了名与同样是化了名的丁玲、张兆和一起去青岛海边游玩，她只顾自己地，躺在大石头上向着蓝天谈着诗；
在《凤子》《如蕤》《薄寒》和《摘星录》中，在别的许多作品中，九妹都永远地活着。
2011年4月29日，我回到家乡。要办的事情都办完后，忽然想去离我们县城不远的乌宿看看。汽车翻过几座山岭后，就一直沿着小溪小河走，大部分是水泥路，小部分正在修，有些坑坑洼洼。总的来说还好走，不用三个小时就到了。
以前看到的乌宿是一片趴在河滩的木质瓦屋，远看是黑压压的，没有多少生气。因是移民区，现在已是一个城镇的规模了。有了大街，有了砖房，流经边上的酉水上建了大桥。对面的二酉藏书洞好像也开辟成了旅游景区，绿树丛中隐现一些亭台楼阁。新时期的春风给它带来了勃勃生机。
莫自来在乡政府还有些名气。乡里的一位女干部带我们去离街上不远的莫家。一栋小小的砖房挤在别的类似的建筑里，他不在家，但门没锁，只用一小根柴棍别着。邻居说他到别的地方玩去了。女干部拔了别门的小棍，要我们先进屋去坐，我们说等他回时再进去。邻居笑我们，不要紧的，我们出去都不锁门的，客人来可以先进屋。要不，你们到我屋坐等他。
女干部复又把门别上，走了一会就把莫自来领来了。
我们这才跟着进屋坐下。
烧水泡茶？他说。
我们说，不要。
他也干脆，就坐下来和我们说话。
莫自来是1946年的端午节前两天出生的，在村里上过小学，以后跟着别人学木匠，也算子承父业，为别人建房子。有一门手艺，按理手头应该活动一点，但在他那个时候是不能出去打工的，只准在附近的地方做。现在可以到外面打工了，他年岁又大了。前年在寨子上为别人建房，从高处跌了下来，头部摔破了，里面也出了血。送到医院开刀。花了四万多元钱，全是表兄龙朱和虎雏两人出的，给他捡了一条命。据我所知，二位表兄也是薪水阶层，没有什么外来财。加上现在都退休在家，这四万元钱对他们也是不容易的。
今年65岁的莫自来，应该说年轻时曾英俊过。看他现在的模样，和当地的农民很不相仿，像一个有见识的退休干部。长相上看得出有沈家的血缘。他说他像妈。
我们的谈话很散漫，像门边觅食的鸟雀，一会儿跳到这里，一会儿跳到那里。想引他谈一点他父亲母亲的事，他总是跳开，不停地诉说眼下的穷、眼下的苦，还不着边际地说几个政治人物的是非。以前沈先生也写信告诉过他自己的苦处，不让他来。只是到有了宽一点的房子时，沈先生才同意他来看看。看了，他心头有了落差。他总希望得到援助。九妹骨子里有些不怎么好说的东西，传给了他。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从他的某种意识、谈话的神态，以及屋子里杂乱的堆放里，确认，他只是这个寨子的一个普通农民。
莫自来有一双儿女。女儿已出嫁，现在县城打工。儿子远在天津打工，三十好几了，尚未娶妻。
2011年5月9日－10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