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姜春云同志主编的《桥和船――新时期领导方法18篇》为领导干部提供了最新而实用的领导方法。该书自2005年2月出版以来，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欢迎。目前已多次重印再版。
今年三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暨《桥和船――新时期领导方法18篇》研讨会"在中央党校举行，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围绕该书，就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者认为，此书既是一本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通俗易懂、特色鲜明的应用读物。同时，还是一部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改进和创新领导方式方法，提高领导水平的好教材。
目录
前言
观念篇：观念一变天地宽
发展篇：善抓机遇为人先
决策篇：民主科学是关键
调研篇：谋事之基在调研
创新篇：开启发展动力源
信息篇：信息技术显神通
用人篇：人才机制要转换
基层篇：八种方法可借鉴
群工篇：围绕需求换思路
矛盾篇：对症下药抓要害
务实篇：重在把握新实践
示范篇：典型示范谋全局
法制篇：依法办事成方圆
团结篇：目标一致心相连
公仆篇：摆正位置民为先
廉洁篇：自律监督严把关
学习篇：知识务必日日新
班长篇：统筹协调做表率
后记
前言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同志70年前讲的这段极富哲理、形象而生动的话，至今细读起来，依然发人深思、回味无穷。进入新时期，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新的客观实际，用心探讨“任务与方法”、“过河与桥船”的问题，仍然不失为一件大事要事，有着十分现实而特别重要的意义。
方法，是人们为人处世，解决生产、分配、交换、社会、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种种矛盾和问题的思路、途径、方式、程序和策略。世上所有的个人、团体、政党和国家机关等，总是要借助、依靠、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才能做好想要做的事情，达到预想的目的，实现各自的理想。有了正确的方法，可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举重若轻，事半功倍，顺利到达成功的彼岸；若是没有科学的方法，或者方法失当，则往往会陷入困境，一筹莫展，一事无成，甚至一败涂地。领导方法是领导者进行领导活动所采取的工作方式、对策、举措和手段，是领导者解决工作实践中种种矛盾和难题的基本程式与做法，是领导者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领导方法有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区别。领导方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切实可行性程度，直接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效率、效能高低和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们党一向重视领导方式与方法的研究和改进，始终强调在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运用科学的、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领导方式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倡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著作，就是专门论述或者主要讲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进行了领导方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突出强调增强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指导性。邓小平同志著作中有关领导方式方法的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民主集中制的两个基本问题》、《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坚持党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方法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等篇章，对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都有精辟的论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作风的同时，针对新的形势任务，强调进一步改进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实现领导方式方法的创新。在江泽民同志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作风》、《关于改进领导工作》、《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学习学习再学习》、《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努力成为新时期合格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等一系列论述中，对新形势下的领导方法问题作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注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完善。在胡锦涛同志倡导下，相继作出了“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抓紧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正是由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代接一代地重视研究解决领导方式、方法问题，引导全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和客观实际，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方法，转变领导作风，才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感召力、战斗力，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前进中的种种困难，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开创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很适时、很中肯、很有远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分配格局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形势任务和新的客观实际，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与考验。综观全国各级各行各业领导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的现状，既有适应的方面，也有不适应的方面。应当说，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领导方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和改进，创造积累了许多富有生机活力的新的领导方式方法。但是，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思想观念陈旧，领导方式方法落后于客观实际。有些同志无视领导环境变了，领导对象变了，领导内容变了，还在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工作方式方法管理市场经济，管理社会事务，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随意干预企业运营，用“一刀切”的办法指挥农民种这种那，用“拍脑袋”的办法进行决策，甚至用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办法对待群众，以致带来了妨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严重脱离群众的不良后果。有些同志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领导工作，感到茫然，苦于无方，感叹“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一些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有一个如何适应新环境、新职责要求的问题。这些同志有较高的学历，富有朝气和高涨的工作热情，但确实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领导方法欠缺，遇到复杂的矛盾和工作难点不知如何应对的问题。可见，进一步改进和创新领导方式、方法，学习掌握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和客观环境要求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当务之急。
自2002年10月开始，我和部分热心于领导科学研究的同志，就新时期领导方法这个课题，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探索研究。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在调查研究中，接触过不少在一线工作的干部，发现有些同志工作热情不可谓不高，责任心不可谓不强，工作也不可谓不辛苦，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为老百姓多办些实事、好事，可是，往往心也操了，劲也费了，累也受了，结果却并不理想甚至事与愿违。原因何在？领导方式方法不对头使然。这些同志平时不大注意研究新的形势任务和情况变化对领导方式方法提出的新要求，对学习和掌握科学领导方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自觉，习惯于“用老方子治新病”，凭老经验办新事，往往是“过河不搭桥”，“跟着感觉走”，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甚至盲目蛮干，这怎么能产生好的效果呢？对于破解新时期领导工作的种种难题，有些同志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工作千难万难，方法对头就不难;领导工作再忙再乱，方法对头就能举一反三；领导工作容易陷入被动，方法对头就能赢得主动。”可见，把改进和创新领导方式方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改革深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特别是做好一线领导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实在必要必需必行。
课题研究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学习领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于新的形势任务，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总结概括新的领导工作经验，注重研究、探讨、回答新时期各级领导、尤其是一线领导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和课题组的同志经过反复商讨、比较，把课题研究的内容设计为18篇，即观念篇、发展篇、决策篇、调研篇、创新篇、信息篇、用人篇、基层篇、群工篇、矛盾篇、务实篇、示范篇、法制篇、团结篇、公仆篇、廉洁篇、学习篇和班长篇。领导方式方法是贯穿18篇的一条主线。在这些篇章里，有的乍看似乎不属于领导方法的范畴，如观念篇属思想认识问题，务实篇、公仆篇、廉洁篇属于领导作风问题，学习篇属于提高领导素质的问题，但仔细论究，这些篇章也都应当涵盖在领导方法之中。因为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思想方法和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领导方法研究必须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新时期领导方法18篇的组合，是一个有其内在联系的整体，各篇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观念篇是本书的开篇，解决的是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问题。正确的观念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开拓创新的灵魂。改革开放每一步的成功，领导者思想认识的每一次的飞跃，都始于观念的更新和转变，正所谓“成亦观念，败亦观念”，“一念之差，天上地下”，“观念一变天地宽”。发展篇是探讨领导者谋事、创业思路的。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怎样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思发展、谋发展、求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则是本篇研讨的重点。决策篇是研究领导决策科学化问题的。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能、基本功。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决策必须坚持哪些原则和程序，怎样进行前期研究和多方案综合评价、对比选优，怎样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领导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防范决策风险和失误，有效提高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和成功率，在本篇中都有涉及。调研篇解决的既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工作作风问题。本篇着重探讨、论证了调查研究在新时期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把握新时期调研工作的特点、规律和内涵，创新方式方法，以提高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准确性和时效性。创新篇论述的是如何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实现领导工作的新突破，重点探讨了领导者为什么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品格，以及开拓创新的思路和方法。信息篇回答的是提高领导工作效率的技术手段问题。有无信息化意识，能否及时获取并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是新时期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本篇侧重研究了领导者如何通过加快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建设，有效推进领导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创新。用人篇论述的是如何认识和开发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包括怎样正确理解人才强国战略、确立科学的选人用人观，解决人才既短缺又浪费的问题，消除人才选用上的种种弊端等问题。基层篇着重论述了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城乡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总结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开展工作的成功经验，从基层工作的实际出发，归纳了做好新时期基层工作的八种有效工作方法，并探讨了上级领导机关应当如何关心、指导、帮助基层组织和干部做好工作等问题。群工篇探讨的重点是，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为什么必须紧紧围绕着群众的新需求，转换工作思路，采取新的有效方式方法，以及怎样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矛盾篇重点探讨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新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领导者在处理这些矛盾中应当坚持的原则和方法，怎样做到“对症下药”、切中要害，促使矛盾迎刃而解。务实篇重点剖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及其根源，探讨了如何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论证了要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必须解决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示范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新时期典型示范这一领导方法的意义、特点和运作方式，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法制篇重点论述了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与改进领导方式方法的关系，探讨了领导者如何带头学法、懂法、守法、执法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须抓好的关键环节。团结篇涉及的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针对新形势下种种影响团结的因素，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就如何以共同的奋斗目标为基础，发扬团队精神，搞好“一班人”和方方面面的团结，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法。公仆篇研究的是新时期领导者如何认清自身的公仆身份，摆正主人和公仆的位置，克服“官本位”思想和种种“官气”，做合格的人民公仆等问题。廉洁篇重点剖析了极少数领导干部陷入腐败泥坑的根源，论述了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如何从自律着手、依靠教育、监督和制度，从源头上解决好拒腐防变、保持清正廉洁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学习篇探讨了领导干部在新的时期加强学习、增长知识的特殊重要性，着重论述了如何端正学风，改进学习方法，创新学习机制，提高自身的素质和领导本领，做“精明、高明、开明”的领导者。班长篇是本书的最后一篇。班长在“一班人”中间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性作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本篇围绕着如何当好班长、做好一把手的工作，论述了必须处理好的八个方面的关系，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当前一把手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也为本书画上了一个凝重而值得深思的句号。“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采用以上这些领导方法并使之发挥应有的效能，最重要的还是靠千百万领导者结合本地区、本单位领导工作的实际，去认识、去践行、去探索、去创新。
以研究、回答、解决问题为中心，力求讲问题不含糊，立观点有论据，怎么办有对策，注重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知识性、哲理性和可读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多次召集课题组和参加统稿的同志座谈，要求课题研讨和文稿写作，一要突出“新时期领导方法”这个主题，而不宜泛论工作任务方面的内容；二要认真探讨、回答新时期领导工作中的种种疑难问题，尽可能找到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三要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抓住每一篇章所要回答、解决的要害问题，有针对性地运用各地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翔实的材料加以分析论证，力求深刻、透彻、生动地说明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并把感性的东西上升到带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四是文风要朴实，通俗易懂，不讲假大空套话，力戒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空洞说教，无的放矢。以上几点，经过反复研究、思考、切磋，逐步形成了共识，并把这些共识较好地体现到了书稿中。初稿形成后，负责统稿的同志作了认真加工修改，并征求吸纳了有关专家学者和部分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意见，最终产生了《桥和船——新时期领导方法18篇》这部著作。
应当说，本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新时期领导工作的新经验，探索了新时期领导方法的新思路，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新的构想和新的领导方式与方法。书稿形成之时，适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央号召全党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领导本领。当前全党和全国各级各行各业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但愿本书的出版对各级领导者、特别是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改进和创新领导方式方法，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有所裨益，有所帮助。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也感到书稿还存在一些未尽人意之处。主要是有些观点还有待理论上升华，语言文字也难免有不够精当之处。诚望广大读者多提批评意见。
最后，谨向关心、支持这一课题研究的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新华出版社、人民大会堂宾馆，向参与课题研究的全体同志，向参与讨论、审稿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向为本书出版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观念篇：观念一变天地宽
提要：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也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俗话说，“成也观念，败也观念”，“一念之差，天上地下”，“观念一变天地宽”，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形势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与时俱进的新时期，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在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无止境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落后了，至今存在种种不合时宜的、妨碍改革与发展的陈旧思想、观念和习惯。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新时期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当前需要着重转变、更新哪些思想观念，以及怎样转变、更新思想观念呢？作为本书的开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与读者一起做些探讨。
你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优秀、高明的领导者吗？那就必须不断转变和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
所谓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看法、观点和态度。客观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有时是急剧而迅猛地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必须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转变和更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新的思想观念。他提出的“换脑筋”，则是用通俗的语言说明头脑里的思想观念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在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强调：“要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实践证明，在新的时期，所有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开阔眼界，使自己的思想观念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优秀、高明的领导者。
更新思想观念是加快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变革，变革决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者要开拓创新，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先觉先行者。
回眸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处处留下先人们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印记。正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才不断地向前发展。早在商汤时期，思想家就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的是思想观念要一天与一天不一样，一天比一天有新变化。东汉政治家崔实说，“济时救世之术，岂能伴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意思是说，再高明的社会治理方略，也不可一成不变，必须不断创新。历史上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持有当时比较进步的思想观念，并奉行体现这种思想观念的政策。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代“文景之治”，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统治者根据当时的实际，审时度势，坚持“以民为本”、“施仁政，兴王道”的理念，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进而富国强兵，成就大业。后来唐代的“贞观之治”，亦是坚持、奉行了顺应时势的观念和政策的结果。相反，有些朝代的统治者，观念陈旧，故步自封，不求进取，无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当权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骄奢淫逸，长期陶醉于“持盈保泰”的梦幻之中，导致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势衰弱，丧权辱国，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苦难深渊。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思想观念不断实现新的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引下，古老而贫弱落后的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冲破种种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经济社会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与突破，都是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像浩荡的春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了思想解放的先河，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深刻而科学地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桎梏，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党的十四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开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推动全党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发展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与飞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思想上的不断解放，观念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不断开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事实充分说明，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是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发展，开创改革与发展新局面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作为地方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其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在地区、行业、单位的发展进程和前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单位都在为之努力的第一要务。为什么有些地区、行业、单位发展快，成效大，居于领先地位，而有些则落在后面，陷入被动，又迟迟摆脱不了困境？这里面固然有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和地域环境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差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领导者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实践表明，哪里的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得早，更新得好，哪里就发展快，变化大；反之，就发展慢，变化小。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建设发展之快，莫过于特区，特区发展之快莫过于深圳。深圳从建立特区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1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8605亿元，增长15055倍；2003年财政收入为3373亿元，是1979年的1959倍。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现代化城市。目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深圳经济总量居第四位，工业产值居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第一位，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水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一位。深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这固然与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深圳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特区，则与领导者较早地转变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他们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推进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到1995年就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经营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科技体制，都实行了全新的市场取向，从而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再是较早地面向国内外市场，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2482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893%。突破了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传统做法，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前进，叠加发展。第三，较早地实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特别注重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仅2002年就从国外引进了上千名博士。人才的汇聚、交流、融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第四，较早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连续九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深圳的成功实践令人信服地说明，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的早或晚、快或慢、好或差，对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大到一个城市是这样，小到一个乡镇也是这样。前几年，《经济日报》报道了湖北、河南两个孟楼镇的发展与变化。这两个同名字的镇，位于两省交界处，中间只隔一条干涸的小河沟。1984年以前，这两个相依为伴的小镇，居民都过着宁静而清贫的日子。从1985年开始，湖北孟楼镇的领导者率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地客商的政策，为前来投资者创造了优越的软、硬环境。一时间，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440家工商企业在这里投资开业，竹木行、煤炭行、牲畜行、粮油行等繁荣兴旺，10栋营业大楼拔地而起，每天参加交易的达5万多人，集镇面积扩大33倍。1992年，记者来这里采访时，看到湖北的孟楼镇已呈现现代化集镇的雏形。从湖北孟楼来到河南的孟楼，则从水泥路走上了泥土路，映入眼帘的多是简陋的土房。记者有感而发，写出“从孟楼到孟楼”的报道，引起河南省和南阳地区领导的关注，也引发了河南孟楼镇领导人的反思。他们主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奋起直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95年记者再次来河南孟楼采访，看到镇上兴起了6个专业市场，每天有上万人交易，办起了35家工业企业，街道由1条发展到13条，两边盖起一排排新的房舍。镇区面积由03平方公里扩大到42平方公里。短短三年时间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河南孟楼的崛起，使湖北孟楼领导人感到来自对面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两个镇的互相对比和前后的变化，成为更新观念促进发展的又一生动例证。
领导者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跟上飞速发展新时代的迫切需要。进入新世纪，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流动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生物技术也迅速崛起，生物芯片已应用到工厂、商店、家庭、医疗等方方面面。经济和科技的这种爆炸性的变革和发展，大大加快了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转换。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促使各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和前景、希望，亟须各级领导者自觉地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造新的与时代要求相称的业绩。如果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则势必成为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从我国的国情看，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发生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显增强。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地区扩展。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融合的混合经济已占相当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开始逐步走上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轻环境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份额不断加大。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个体经营人员等社会阶层。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的急剧转变，渴求、呼唤新的变革和发展。面对这种种新的客观实际和情势，各级领导者只有及时、主动地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应时而进，才能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必须从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
世界管理大师杜克拉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一种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展望21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世纪，也必然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更新最快、最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做到思想观念的更新与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同步，是极其重要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各行各业领导者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多数同志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表现了很高的自觉性，创造了非凡业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落后了，没有与时俱进，思想观念远不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例如，有些人的思想至今未脱离传统的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想问题、办事情，仍习惯于因袭老思路、老办法；指导经济工作不是积极主动找市场、进入市场，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是游离于市场之外，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单纯靠国家、等援助、要扶持的阶段；不是积极主动地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生机活力，而是仍然热衷于用行政命令、强制性的手段管理经济；不是积极主动地为企业、为经济实体和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而是想方设法索取好处，滥收费、滥集资、滥罚款，加重经营者和农户的负担；不是积极主动地引导干部、群众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和优质、高效、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是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等等。显然，对这些领导干部来说，如果再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行富有生机活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担当起新形势下的领导重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出来”，为全党在新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紧密结合实际，抓住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下决心突破种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习惯和做法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飞跃。要努力做到：
进一步增强和确立大市场的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观念必须有根本性的变革和更新。总的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大多数领导者表现是好的，思想观念转变得较快较好，但是也有些领导者缺乏应有的自觉，至今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的尽管口头上也讲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去指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以人们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为例，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虽然也在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但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指导上还没有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实践表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是我国两亿多小规模经营农户生产的产品怎样进入国内外大市场，并获得比较丰厚的收益。现在广大农民生产的各种产品，除国家收购一部分粮食、棉花用作储备外，都要到市场上销售，价格随行就市，而大多数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相对剩余，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能否把农产品卖出去，并卖出个好价钱，实现产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决定着农业效益的高低和农民收入的多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市场逐步一体化，我国分散经营的农户如何与发达国家大农场大公司相竞争，能否保持和扩大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农业的兴衰和农民的富贫。很明显，解决农业问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这就迫切需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联成一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种经营体制，突破了区域界限，把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了农业的产业群；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延长了农业的产业链；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产业联结起来，形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产业系统。按照不同的品牌，实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从种、养、管到贮藏、加工、运销的各个环节，配套地采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设备。通过建立和完善这种经营体制，使农民生产的产品经过加工转化，实现价值、效益最大化。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拓展，农村已经和将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同产业产品、不同规模的产加销一条龙的“龙型经济”。一个个产加销一体化的龙型经济实体，分别联合一大批专业农户，形成一项项主导产业，实现规模经营、集约高效经营，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户进入市场、增收致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可以预料，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的“龙型经济”将全面覆盖我国农村大地，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将呈现崭新的面貌。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必须突破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形成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有计划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确保农业种植养殖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技术现代化的路子，并积极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农的战略，尽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逐步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
农业、农村走这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增强和树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改革，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事实证明，哪里市场经济观念确立得早，市场体系发育好，哪里的农村经济发展就快，农民收入水平就高。近5年来，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9年的39484元增加到2003年的54313元，净增14829元，成为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最快的省份。全省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47平方米，每100户农民拥有彩电93台，电话72部，手机35部。浙江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一条根本原因，是各级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得早，农村经济较快地走上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不少地方就实行“三允许”、“三不限”，即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不限经营地点。进入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走在全国的前列，较早形成了联结全国以至世界的市场网络，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狭小的土地经营中走出来，从农村走向城镇，从本地走向外地。全省2100万农村劳动力中，有1100万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有300万人到省外务工经商，有100万人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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