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溪横比差距认理据纵看成绩识问题.doc

横比差距认理据
纵看成绩识问题
——在实践与发展理性中坚定党的执政自信

我国历经35年改革开放发展之后，现在正处于制度转变、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性以及城镇化提速的全社会大转折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发展任务，改革开放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相伴而生了如贫富差距、物价上涨、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和环境保护等诸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加之网络媒体的推波助澜，出现了所谓成就中国与问题中国等“两个”现象（如两个北京、两个上海），不少干部群众开始怀疑、质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正面意义，某些干部群众甚至对党执政的合法适宜性问题，产生了思想动摇和错误认识，似乎党的执政能力和自信受到空前挑战。然而，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演化进程，横向比较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重要体会，如果只是去过美欧日等最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冷静分析我国与这些国家巨大差距背后的理由和根据，就容易产生强烈刺激和反差，就容易对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执政合法性产生不满、埋怨和牢骚，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形成强烈怀疑。但如果走的国家和地区越多，不光是美欧日等最发达国家，而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和冷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就越发感受到党执政的合法适宜性与非凡的执政能力，就越发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充满自豪，就越发增强对祖国、政党、人民和社会的认同。从而会进一步认识到，一个超大政党领导一个超大民族在一个超大国家里取得超大成就诚然是超大不容易的。所以说，应秉持理性的客观认识，强化对党执政合法适宜性的认同与共识，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尤其是党的执政自信。应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党执政自信的结果，又是前提。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水平的提升、执政合法性的增强，都是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理论和完善制度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进而形成并增强党的执政自信。有了党的执政自信，就不会左右摇摆，就不会受干扰，就不会犹豫不决，就会气定神闲，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充实其理论内涵，健全其制度体系，由自信走向自觉，使党的执政自信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拥有长期性、延伸性和可持续性，并为全面完成其历史使命，实现自身自然消亡的伟大事业铺平前进的道路。
1988年8月，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外经贸部参加复关入世谈判，1991-1996年，先后在美国、日内瓦驻外工作5年，对美欧两大陆的经济、社会、人文、政治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1996年6月-2000年12月，因参与入世谈判，先后深入了解了东亚、西亚、拉美国家；2001-2009年，先后在上海高校和国家外管局工作，相继接触到东欧、中亚、北非国家；2009年到现在，昆明市和云南金融办的工作使自己又深入了解了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从1988年到现在的25年间，由于谈判和工作需要，我去过70个国家，有代表性地接触到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并较为深入地了解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20多年的工作实践和自身思考，使我对党执政的合法适宜性问题的认识不断演进并逐步深入。其中，这一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和重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党建设与执政规律，淡定思索，冷静思考，特别是在时空观、补课追赶观和实践发展观与人民群众观等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认识论方面有了更加理性的视角，归纳总结了一些认识。
有关时空观的新认识
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正确的时空观是认识事物的关键；只有将时间拉长，空间放大，再结合具体条件才能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事物，才能推动事物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和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从时间维度来看,任何事物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单凭十年、几十年是不能验证的，特别是对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或制度的判断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从空间维度来看，单纯自己和自己比，顾盼自雄而不能放眼世界、进行横向比较无异是坐井观天，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比较，才能有鉴别，尤其是对一项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而言。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只是社会主义一种探索方式的失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探索，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需要一段较长历史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做横向的客观比较，从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出发，才能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有关补课追赶观的新认识
一国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客观上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归根结蒂是生产力与再生产力的实践。中国从15世纪末开始就已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分离落后了，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方面，落下了近500年的“课”。即便国人再聪明，通过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大概仍需要三代人近百年的时间才能补上落下的“课”，而且在“补课”的过程中，还应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而不能动摇、折腾和懈怠，甚至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生产力在30多年内取得了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资本积累阶段的发展成就。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虽然发展很快，但也只是补上了一些“课”，我国仍处于不发达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中前期的发展阶段，尚未全部补上所有的“课”。客观上讲，中国现阶段依然处在半工业化、半市场化、半城镇化、半信息化和半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法治化、市民化、公民化、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人文指标上可能都处在低于“半”的状态。“一瓶不满，半瓶子很容易咣荡。”要想在空间层面上进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就需要在时间层面上继续“补生产力发展的课”，即需要“补”发达国家三次工业化与科技革命推动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课”。
有关实践发展观与人民群众观的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最重视实践发展和生产力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活力与作用，因而形成了科学观察和发现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客观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哲学基本观。关于人民群众观，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马恩从“现实的人”、“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出发，分析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以区别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和“少数英雄”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人对物质世界改造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因此，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等民生情怀和民本思想，进而在新时期体现出“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民生”、“任何时期任何情况都要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等重要论述，闪耀着“人民主体”的真理光芒与“主权在民”的思想光辉。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和进步有赖于实践及实践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实践的发展进步需要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应从辩证唯物史观，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出发，认识和处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非简单地以道德伦理感性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
针对当前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有些人采取复杂、挑剔、敏感、苛刻和抱怨的做法，而对过往历史采取简单、宽容、笼统、麻木和溢美的态度，由此放大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但这种做法与态度属于厚古薄今、昨是今非的错误史观。因而，对于当前发展中出现或遇到的诸多热点问题，必须坚持“理性认知、辩证对待、务实处理”的实践理性态度，用实践理性来倒逼理论理性，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出发，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整体渐进改革中寻找重点领域的改革突破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界定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用发展解决好发展中涌现的新问题，缩短转型、转轨、转换的时间，继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尽早迈过“爬坡过坎”的危险阶段。
一、五个横向比较：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值得充分肯定，但跟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发展差距，应该继续“补生产力发展的课”
（一）与美英德日法等最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差距大，会对党执政能力产生强烈不满与激烈批评，但考虑历史、时间因素后，就会自然趋于冷静并对党执政充满信心、增加认同感
现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简单地拿发展转型中的中国和已经发展三四百年的发达国家相比，然后就会对党执政产生强烈不满，甚至是激烈的批评和猛烈的攻击，更有甚者对党离心离德，但一旦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比较，考虑到时间与渐进发展的因素，强烈的不满与批评就会弱化，就会消气、沉着、沉住气，就会逐渐认识、认同党执政的不容易、不简单、不寻常。毕竟就连日本也比中国早觉醒、早改革开放发展了100多年，而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赶上日本、正追赶美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绝无仅有的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与一流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需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发展时间尚短，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发展，才有今天的发达程度。如果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如果从1776年建国算起，美国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而英国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也已进行近400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英国为准备工业化而推动的“圈地运动”就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历经350年才完成。而中国探索推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及城乡统筹，满打满算才刚刚进行了2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客观上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程。只有以实践发展理性的眼光现实地看待我国和一流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使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理性认识现阶段的中国。简单地拿一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中国进行比较，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不妥当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二）与挪威、瑞典和瑞士等福利国家相比：社会发展与福利水平差距很大，同样会对党执政能力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一旦考虑国情与时间因素，就会很快趋向平静，对党执政能力形成信任与认同感
相比于发达福利国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更大，很多人会产生强烈的反差和不满，一旦把时间和国情放入冷静理性思考，不满和批评就会迅速减少，因为客观现实是：我们有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强烈愿望，但没有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资源。且不必说北欧国家和平发展的漫长时间，单就资源来说，北欧国家均是人口少、人均资源丰富的小国，加之历史上深受德国等日耳曼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的带动，建立健全了优良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安排，积累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所以民众福利自然会高。
然而恰恰与之相反，我国则拥有超大规模的14亿人口，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基本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因而，不顾中国“人口超多、人均资源少、生产力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简单地以“福利水平高低”为借口来质疑甚至否定党执政的合法适宜性，忽视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而是不理性的哗众取宠，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三）与澳、新、意、希等较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有待完善，也会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和批评，一旦考虑历史、时间和国情因素，就会趋于淡静，认可、认同党的执政水平，并对发展前景充满足够的信心
相比于澳、新、意、希等较发达国家，虽然中国发展很快，但在社会、市场经济方面仍存在差距，有些人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识，但一旦历史背景、时间进程和国情因素进入思考比较的视野，我们就会淡静与客观地看待这些缺陷和差距，只要再加努力，无论整体与个体，就会较快赶上乃至超过这类国家。这些国家不属于原发性的市场经济体，生产力仅处于相对发达的阶段。当前，正是由于意、希、西等南欧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给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相比于这些国家，我国虽然发展较快，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已经与其不断接近，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是通过改革转型、学习模仿嫁接而成的，社会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建设还处在“付成本、交学费”的阶段，仍需不断改革、健全和完善。
（四）与其他所谓的金砖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相比：党的执政能力和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发展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与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无法比拟的。像印度这样泛民主化、宗教神学充斥、等级制度严酷的国家，农业、工业基础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整体服务业层次低、贫困人口众多，还常常沾沾自喜、弄虚作假，以区域大国自诩自居。正如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所言:“如果把吹牛、造假和故妄掩饰等作为GDP标准的话，那么印度世界第一”。凡是去过印度的都会有同感。事实上，印度独立后，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宗教纷争、政治民主化折腾、经济上闭关锁国致使印度夜郎自大、叶公好龙，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尚未步入正常、正确之道。巴西则整体经济依然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休克疗法”造成了生产力的衰退，现在落到只能转过头来靠吃自然资源老本的地步。心浮气躁、骄傲自负的俄罗斯人，具有“火热的海”的民族性格，不仅容易产生专制集权，而且具体到对外政策上容易出现左右摇摆（在欧亚问题上）、首鼠两端、投机取巧的做法，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客观地选择自己的定位和身份，有时甚至会弄不清何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既不利于确定合理合时合宜的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措施，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俄罗斯无论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上，还是对外开放政策上均未形成自己恰当合理的定位，尚处在摸索阶段。南非虽然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但黑人和白人间的种族矛盾，“贫民窟”和“高档社区”代表的贫富差距将继续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制约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通过这种简单比较，社会大众就会越发认同党执政的合法、合理、合情的适宜、适当、适合性。
（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党的执政经验与经济发展成就很可能成为学习与借鉴的对象
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许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从中受益，或远落后于中国。例如，越南1992年开始学习借鉴中共改革开放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经济成就；朝鲜近期也开始借鉴中国经验，迈出了变革步伐；印尼、尼泊尔、菲律宾等泛民主化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或一直低水平发展，或出现较大波动。通过横向这一比较，全社会将理性地肯定党领导与执政的合法适宜性，就会倍加珍惜党的领导和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发展与稳定的大好局面。
通过上述五个横向比较，如果能理性地审视我国的特殊国情及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很多人就不会再拿刚刚发展了30多年且尚处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和已发展进步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相比，那些猛烈批判党执政合法适宜性的论调也将减弱。因为这种只看结果不计过程的简单相比，好比拿发育成长中的“少年”与成熟强壮的“大人”简单相比，显然是不理性的、不正确的。权威机构调查显示：即使英美德等发达国家，受访者对当前国家情况满意度也只在50%以下，法意澳等国家则更是在30%以下，而中国的满意度一直在80%以上，这就充分证明了一些问题。当然，也不能因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毕竟在政党执政、国家治理、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及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还需完善，还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国企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别、三农发展、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等问题，而且当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也使得经济持续增长面临一些“瓶颈”。
人类历史实践表明，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某个领域的跨越，但生产力“由不发达到发达，再由发达到高度发达”的任何一个发展过程都不能逾越，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极端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业大国，而且我国人口超多、资源较少、小农经济意识浓厚而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基础薄弱，所以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任何政权合法性的源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中国当前和今后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永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二、五个纵向比较：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一）与全部农耕文明史相比：改革开放35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
农耕文明史占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还深受小农经济和封建文化意识的影响。然而农耕文明时期，国家本质上代表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只能满足少数王公贵族等统治阶级的需求，无法使广大民众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历史时期，广大百姓不是国民、公民、人民，而是臣民、小民、子民、庶民、草民，并且由于长期奉行重农抑商、血缘宗法、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思想，不可能培育出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现代市场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农耕文化，是一种远离民富、远离先进和远离发展的落后文化，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皇权专制统治。
然而相比之下，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全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35年来，党带领广大人民拨乱反正后，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快速地推进现代工业化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民族复兴之路，使改革开放35年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二）与历史上的治世文明相比：改革开放35年来是最好的治世
历史上，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雍乾盛世等反映了古代治世文明，然而这些盛世根植于落后的生产力，代表着农耕文明，是为了更好地延续皇权家族统治而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后出现的短暂盛世，说不上是先进生产力、先进科技与先进文化发展的成果，更何况广大老百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正是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国则逐步由盛转衰，逐渐偏离了以现代工业、现代市场与城市文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轨道，致使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进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之国。可以说，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回光返照的盛世和落日的辉煌。
然而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党不仅形成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案，而且领导和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实现了现代生产力的大发展。
（三）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相比：形成鲜明对比，党领导广大人民获得解放，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时期，割据混战，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北洋政府还签订了众多丧权辱国条约，使得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到了国民党时期，横征暴敛、腐败盛行、民不聊生，民生尚且不保，何谈社会发展进步。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且在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建国之初，党致力于收拾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全力以赴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快速恢复了生产力，并在经济领域初步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体系，与国民党政权的混乱腐朽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与党自身武装革命斗争的30年相比：不是砸烂旧社会，而是改革开放、建设一个新社会
1921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党成立，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逐步走进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担任了主角。1921-1927年，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党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改变了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1927-1937年，受到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疯狂反扑”，面对“城市革命”道路的失败，党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建设，并进行了建国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成功地实现了北上转移，使根据地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1937-1945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号召并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救国”，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在敌后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1949年，抗战取得胜利后，党顺应民意，推翻国民党腐败和腐朽统治，带领人民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30年的革命历史进程表明，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推翻长期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诸如三座大山一类的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是保护和促进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斗争，是改革创新生产力建设的斗争。也正是基于此，历史选择了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地位。
（五）与新中国建设时期相比：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
建国初期，党顺应民意，领导各族人民，成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历史任务，快速恢复了生产力，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然而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作为历经革命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1957-1976年，由于左的思想蔓延，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犯了只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而不重视经济发展、利益满足和民生需求的“左倾”错误，随着“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扩大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最终酿成了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
然而，在关键时刻，党英明果断地“拨乱反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重心的转移，坚定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着力推进生产力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注重综合国力提升和财富积累，逐步实现了民富国强，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一个重要标志是：2011年，我国GDP实现47.3万亿元，是1978年的129倍，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贸易大国。
纵观党的自身发展史，从救亡图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论历史道路上有多艰险，党始终担负着中华民族不同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并持续不断地推动中国振兴的伟大事业。91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党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并将继续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
鉴于此，有必要再次重温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讲过的重要论述，即“我国的改革开放就如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那样是逼出来的。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逼出来的，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党强有力的领导，在中国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而且会出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如果走什么泛民主化之路，中国就完了，非大乱不可。”显然在当下的中国，该论述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可以说，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若相比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将是比较好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期、矛盾凸显期，面临“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继续推进发展”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不信邪、不动摇、不懈怠、不急躁、不折腾，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继续“补生产力的课”，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三、辩证看、务实办：客观认识、冷静分析当前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开放提速期、发展转轨期、社会转型期、公民转性期、文化转变期。民众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重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可以说，当前涌现出来的诸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有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是“成长的烦恼”，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民族和超大国家，很多问题更是“巨人的烦恼”。这就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些热点问题，需要以辩证的眼光来认识这些问题，需要理性认识、冷静分析、务实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的实践理性。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的出现正说明改革开放发展打破了已有的平衡与格局，是经济政治与社会进步演化的结果，因为有些问题是发展前进中自然出现的问题，有些是改革不到位所引起的，有些确实是某些方面的施政决策和管理失误所造成的。没有问题的社会不是乌托邦，就是文过饰非，尤其是中国这样长期积贫积弱的农耕社会在向现代化工业文明社会快速转型期间，经济社会中出现一些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甚至有时出现很多这类问题，都属于正常、平常和经常，如果没有问题或说不出问题反而是异常、非常和不正常。
（一）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
现在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收入差距都是人民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因为它涉及每个人的“钱袋子”，关系千家万户的“好日子”。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才能切实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已做出了巨大努力，如取消农业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和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国家扶贫标准与城乡低保补助水平等等，但同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总体未根本扭转。2005－2010年，从区域看，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差距由2.33倍扩大到2.41倍，从98个行业大类来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大至11.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呈现缩小趋势，但绝对值仍在扩大。为什么加大调节力度收入差距依旧不减呢？这不能心浮气躁、怨天尤人地埋怨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而应该理性分析其中的原因，诸如，是一定转型发展阶段的产物、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市场机制择优淘劣效应等一系列因素都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此外，还有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缩小收入差距攸关利益的深刻调整以及网络媒体的渲染等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不过这样的阶段不能持续时间过长。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承认效率、注重公平、推进发展，就要对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容忍度，不能把效率和公平相对立。公平和效率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和公平直接相互对立的情况十分少见，更普遍的情况是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要逐步转变长期在农耕文化与小农经济社会中形成的“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和“最坏莫过富贵人家”等观念认识及偏见，应用“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等唯物史观来对待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不能再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道德伦理感性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与贫富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道德是道德，伦理是伦理，而道理就是道理，法理就是法理。前者是一种价值感性判断，而后者则是一种客观理性分析。一般而言，大国经济在转型发展的历程中，一开始的几十年总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有时会出现急剧拉大，只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受任何舆论的干扰，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问题就会进入正常的缓解，社会就会进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所说的“先恶化后改进”的倒“U”型曲线。对于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关键要客观分析、区别对待哪些是注重效率而自然形成的？哪些是为了兼顾社会公平而引起的？哪些是因为旧体制遗产而造成的？还有哪些是因为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人为产生的？哪些是因为“左”的所有制认识误区造成的？简言之，对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扩大的问题，关键要分清是由于个人禀赋和能力不同而造成的，还是由于起点、机会和制度不公所造成的。事实上，对于个人禀赋和能力差异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容忍程度很高。中国人历来崇尚“凭本事吃饭”，但是对个人禀赋差异以外的因素引发的收入差距，国人则深恶痛绝，也是历来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当前人们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抨击，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而不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本身。
时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存在不断拉大的趋势，但不能说是处于两极分化的悬殊状态。在收入分配上，应牢牢把握“一次分配坚持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结构”的原则。具体来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应提高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努力扩大中产阶层，促进社会财富结构的优化；收入来源方面，在扩大生产要素收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职工收入，保护财产性收入；制度建设方面，客观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与垄断因素，为增进收入公平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事实上，如果起点和机会与制度设计公平，逐步消除国企的行政垄断，那么在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强调效率就是重视公平。
（二）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问题
经济转型与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适度通货膨胀是长期的、合理的，而且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特别是对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和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是有利的。应该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逻辑来理性看待物价上涨问题，不能单纯从感情伦理上来对待。如果物价是因经济正常增长与发展而出现持续上涨，就应该对城市贫民和弱势群体给予物价补贴，保证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从而保证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而不是逆市场经济规律，不加分析地一味打压物价，特别是农产品相关的物价。只要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在加快推进，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基础的日用消费品的物价呈现上涨趋势是必然的，这也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似乎没有必要对物价适度上涨大惊小怪。世界上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价格都是低廉的，而最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价格都是高昂的。所以说价格上升是与发展进步成正相关的。
当前，对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问题，应该结合城镇化、市场化、工业化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等方面来系统思考。随着农民逐渐进入城市，适当放开物价，让农产品价格上升至“小部分农民因能够大规模经营农业的比较收益可观而不再愿意进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的阶段，工农业才能实现较为合理均衡的发展，从而健康地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而这也符合国际经验。
（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是人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现阶段，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事实上环境问题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在经济发展转型中，应充分重视环保问题，但应该掌握一定的度，不能走极端，防止恶意炒作和诱导，不能让“为环保而环保”的纯环保主义干扰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第一要务”的基本出发点。那种认为“我国30多年快速增长与发展成绩抵不上环境严重破坏的代价”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般说来，环保和工业化并无必然的对立关系。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通常没有污染的产业和技术，只有污染的管理、企业和人心，所以必须坚持从源头上防止污染。世界上许多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历史都经历过一个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治”的过程。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是必须改变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二是必须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转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和提升干部的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些领导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一些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在这种片面发展观指导下，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单纯的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甚至搞“豆腐渣式”的“形象工程”和“半拉子式”的“政绩工程”，结果给地方发展和环境保护带来了包袱和隐患，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所以说在发展观上出现了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无论是发展观还是政绩观上出问题，不仅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环保与社会问题。在考核领导干部政绩观时，必须完善考评内容，把发展思路是否对头，发展战略是否正确，把发展方式是否协调，能否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规模经济与不经济、是否把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保指标统筹兼顾，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必须从发展方式上解决粗放问题，从调整经济结构上解决优化升级问题，大力推进环境科技进步，切实改变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增长模式，全面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破解突出环境问题，探索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少、可持续”的发展又环保的新道路。
面对当前改革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异常繁重和环保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异常冷静、求实和清醒的头脑：一是要辩证唯物地看待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走极端，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应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二是要正确把握环保宣传的度，既不能忽视淡化环保形势严峻的问题，也不能过度渲染，大肆炒作，搞什么“地球爆炸”或“世界末日”等危言耸听的宣传；三是要高度警惕国际上有关气候变冷或变暖的宣传，转嫁或推卸环保治理责任，利用环保绿色等问题搞形形色色的新贸易、新投资、新金融保护主义，以此来增大发展创新和进步的成本，削弱新兴国家的竞争优势。可能有些人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客对地球大气、气候环境及其生命周期等问题过于杞人忧天，甚至别有用心。事实上，地球的生命与气候变化规律并不掌握在哪个国家的总统或哪个国际组织的秘书长或绿色环保组织负责人手里，而是受制于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银河系主任与太阳系主任的旨意。
（四）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管理问题
当前，我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呈现出思想多维、诉求多元、结构多层、社会多样、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复杂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因改革发展、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有些是改革开放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些是改革徘徊滞后和不到位造成的，通过深化改革会逐步加以解决；二是因从一个充斥着伦理、道德、宗法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工业、市场和城市文明社会过渡转型，部分群众对各级政府有利于中长期发展进步的改革决策，特别是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的决策，尚未认识清楚；对涉及到切身利益的问题，社会自觉不自觉地上升到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的高度来与政府博弈，从而引发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有些是政府官员能力水平所限，处理不当所致，有些则是因个别无理取闹、浑水摸鱼、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法分子，借机闹事、借题发挥所致。应当客观冷静地理性分析，不能动辄政治道德化、伦理化地来无端指责哪一方；三是因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农民工身份归属问题，特别是城乡统筹中的“农民转市民”的问题，由此造成了第二代农民工身份归属问题的凸现，越发助长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在诸多群体性事件中，有很多社会管理和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二代农民工中的某一员引发的，而这只有通过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提升城镇化水平，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完善社保体系加以解决；四是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利用民众心理，甚至一些极左的势力和垄断利益集团以图阻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大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利用城乡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故意煽风点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