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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瞿 骏摘 要:老师辈与学生辈的复杂关系,是“学衡”研究中一个值得讨论但却尚未充分厘清的基本问题。其起点在于将“学衡”研究从新文化主流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过渡到考察“多方互动”;在“多方互动”中看“学衡”诸人与其学生之关系。其重点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讯息落差”为何造成老师辈与学生辈在时代进程中渐行渐远;另一个是在笼罩性的革命年代里学生辈与老师辈如何双双嬗变。关键词:学生辈 老师辈“学衡”研究 目前有关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的研究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推进讨论。其中之一即是老师辈与学生辈之间如何连接,又如何疏离。这样的连接和疏离存在于时代中,又影响着时代;产生于人心里,又变化着人心。1920 年 11 月毛泽东就写信给罗章龙,谈湖南教育,觉得“欲哭无泪”。为此他提出一个明知“做不到”,却很想“做到”的希望 让“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20 世纪 20 年代初,这类言语屡见不鲜,1923 年后更是层出不穷。这样话语与心态提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围绕学衡 杂志和“学衡”诸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著名人物的学生辈中不少人的言说与心态常常一面是景仰的、崇拜的、被吸引的、想靠近的,但另一面亦是竞争的、挑战的、怨懑的直至愤恨的;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另一面愈加凸显。而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复杂思想氛围与纠结情感环境,研究者方能理解学生们为何如此言说,又为何如此行动,并同时理解老师们究竟为何如此言说,又为何如此行动。因此通过学生辈来观察老师辈,进而推进“学衡”之研究或可做更多讨论。讨论起点则在研究基本思路的调整。从“两军对垒”到“多方互动”“学衡派”这一概念虽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但放在“学衡”研究的发展史内,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即其能让“学衡”诸人跃出学衡杂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东南大学的范围获得关注。这类关注以往的推进性就在“学衡派”概念带来的“两军对垒”式的研究基本思路。比如在“学衡派”与新文化主流派竞争的视野下,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如何能够为人所知的一条路径会渐渐清晰,那就是因对手方的议论、批评和塑造而渐为人所知。这方面材料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鲁迅的估学衡等文章最为人所熟悉,引用亦极多,在此不赘。不过“两军对垒”的思路的限制也不少。仍112本文受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项目号:2022LTQN606)资助,特此致谢!这一思路受许纪霖师的提示,参见许纪霖: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 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1920 年11 月25 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98 页。参见瞿骏:再思“学衡”,读书2020 年第 5 期。就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如何能够为人所知来谈,另外三条路径或就较少有研究者特别关注。第一条路径是师生友人间寄赠和借阅学衡杂志。如温州地方读书人张棡读到的学衡第一期,就来自其在南京插班的师范旧学生赠送。第二条路径是学衡杂志依赖各大书局的销售网络,尤其是中华书局在各地的分局网络的散布。张棡读了学衡第一期后对它兴趣浓厚,但在此基础上他要持续读到学衡,则要到1923 年8 月起当地有中华书局的分局之后。第三条路径则在京沪一些报纸的有意帮衬和无意的扩大宣传。前者首推中华新报。学衡甫出,时任中华新报主笔的张季鸾即作论评介绍,认为“学衡”诸人有“诚恳研究之态度”,能提倡“用功”,能打破“东西新旧一切界限”;又呼吁日本研读汉文书籍、志在维持儒学、保存儒教的团体响应 学衡,日后果然多有日本学者来南京拜访“学衡”诸人。后者很大一部分落实在时事新报。1922 年、1924 年与学衡杂志、“学衡”诸人有关的多场论争大多起源于时事新报。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知名度的拓展与此报极其相关。以上三种路径都需要从学生辈的角度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学衡杂志最大的受众,“学衡”诸人较容易吸引的人物有两拨,一是分处各地的清末老新党,二是那些欲直接报考或向南高师、东南大学靠拢的学生。在这两拨人中,地方上老新党的活动范围相对固定,获取思想资源亦相对被动;而向往大学的那些学生则有相对较强的人身流动性,同时也具有获取思想资源的主动性,因此所谓师生友人寄赠和借阅学衡,大多先由流动的、主动的学生辈来启动,进而激发固定的、相对被动的老师辈。学衡杂志依赖大书局的销售网络反映了学生辈在那个年代不断增长的势力和影响。在趋新大潮的激荡和在商言商的惯性下,20 世纪 20年代,无论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是其他大小出版社,新人物(大多是学生辈)上位是一个大趋势。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主办的刊物或有意识地,或无奈地走向“趋新”亦是一个大趋势。如中华书局负责发行学衡的部门既不是“国文史地部”,也不是“国故部”,而是“新文化书籍部”,主管人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左舜生。这其实注定学衡杂志一方面不得不搭靠大书局的销售网络求存在,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搭靠近乎饮鸩止渴,在大趋势中将被新浪潮渐渐吞没。最后亦最能反映学生辈之趣味和影响的是他们对京沪报纸的阅读、向京沪报纸的投稿和在京沪报纸上的发表。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书报刊分野中,学生辈渐渐较多倾向于报,其次是刊,最后才是书。老师一辈则常先倾向于书,再倾向于刊,最后倾向于报。因此,京沪报纸尤其是趋新大报上的热闹很多时候与“学衡”老师一辈没有关系。如 1924 年柳诒徵的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一文引发激烈争论,但其发表在时事新报时就直接是学生记录的演讲稿,后面纷纷刊出的十几篇讨论文字也没有一篇是柳诒徵自己所写。这就导致“两军对垒”的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关于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的论争。而这些论争中,有的老师辈人物作为“直接当事人”却从未正式出过场,是学生们自己的“乱战”;有的则根本无需“新文化主流派”出手,南高师、东南大学的自家学生已在“同室操戈”;有的则是各路学生自己直接在制造靶子,引发批评,从中获利。如柳诒徵演讲的记录者之一,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的张鸿鑫,径直承认对柳氏的议论“听是听在耳里了,记是记在脑里了,倒底不敢十2122023.4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中华书局 2019 年版,第 25322533 页。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第 2697 页。一苇:读学衡书后,中华新报1922 年 1 月 19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36 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29 页。这一部分原因大概在老师一辈学者往往信奉“守约”,希望“专心致志,多读佳书”,认为不相干的书籍刊物,不值得去浪费时间,遑论报纸。参见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4 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2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13 页。分相信”,并不经柳氏同意,私自把文章寄往时事新报发表。1924 年 2 月 9 日发表后,他的心理状态是“料想必定有许多人起来反对,那晓得竟然没有”,到 2 月 22 号,才终于等到了第一篇批评文字。综上,“两军对垒”的研究基本思路能解释一些问题,但对一个根本问题相当忽视,即因为学衡是同人刊物而非大书局主导的商业性刊物,在社会认知中形象保守,所谈的国学与西典对当时水准日降的知识青年来说过于艰深,所以学衡杂志在其时代里对学生群体影响力有限。1925 年,有人就对吴宓言,编学衡“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继以现代评论为例,说该刊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潜台词是学衡影响力小,在其上发文对作者缺乏吸引力。相较学衡杂志,“学衡”诸人的影响力稍强一些,但却不是因为学衡,而是因为他们的留学生身份和南高师、东南大学教授的身份。由此,推进“学衡”研究,基本思路就需要从“两军对垒”过渡到“多方互动”。对“学衡”诸人,其时代里不只有胡适、梁启超,还有众多虽不是最高光但却需要关注的人物。如时事新报的核心人物张东荪与他们如何互动?研究不多,而能在互动中研究“学衡”诸人与学生辈之关系的更少。对学衡杂志,其本身的研究看似已投入了相当力气,但要令其进一步透彻则需要离开其“本身”。人们如何得到学衡、如何读学衡与如何论学衡都同样值得花气力去厘清,这又多与学生辈的言说和行动直接关联。这就需要讨论老师辈和学生辈之间的“讯息落差”问题,以及革命年代里学生辈与老师辈如何互动,进而双双嬗变等问题。“讯息落差”中的老师辈与学生辈学衡杂志在其时代里总体上对学生群体影响力有限。这不是静态描述,而是对学衡杂志与“学衡”诸人不断被学生辈影响,同时又不断影响学生辈的动态过程描述。其中尤需注意“讯息落差”造成双方在时代进程中渐行渐远。随着中国近代交通、物流、电报、印刷等技术的大发展,读书人已不再亦不能以居住小镇、山林,主持学塾、书院,群聚门人弟子的方式来发展并维系学生辈。读书人能否快速广泛地播散自家的文字、观点、思想成为他们能否持续获得学生辈关注和认同的关键。在此点上,“学衡”诸人有自己的刊物学衡,一段时间内(大致在吴宓北上之前)有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建制支撑,这让他们不至与学生辈隔绝。但在自家文字、观点、思想散布的快速和广泛方面,“学衡”诸人与以胡适为中心的北大诸人相比,明显“出货”较慢,正式著作较少。钱穆曾精辟地评说双方“旗鼓殊不相称”。进而,“学衡”诸人也较难吸引更多学生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下简称大纲)与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是可作对比的具体案例。胡适的大纲自 1917 年 9 月起开始形成课程讲义,1918 年 9 月寄出付印,1919 年 2 月正式出版,前后不到一年半时间。这本书的影响之大用南高师学生缪凤林的话来形容最为合适:“这本书是北大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出世不到两年,再版已经六次,看的人可是不少。”大纲“看的人可是不少”,除了其写作方式、学术观点和思想资源具有吸引力外,缪凤林点312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张鸿鑫:中国文化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14 日。其实张氏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他实在着急,方觉得反应来得晚了。2 月 22 日就有批评文字已不算晚。更值得注意的是 2 月 24 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柳诒徵的演讲代表着“复古倾向之加甚!”之后 2 月 28 日、3 月 8 日、3 月 17 日、4 月 7 日、4 月 15 日,周氏连续写文章论及此事,颇有“追打到底”的意味。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3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8 页。据郭廷以回忆,1919 年到 1925 年间,南高师、东南大学是中国最难考的大学。“报纸天天捧场,家长们希望送子弟到东大去”。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林泉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版,第125 页。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91 页。据中华书局统计,订阅和零期购阅学衡杂志的读者以江苏省为最多,奉天省次之,四川省、湖南省亦多,其他省份就“甚少”。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49 页。缪凤林:评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时事新报学灯1920 年 7 月 17 日。出了大纲风行的机制性因素。它属于“北大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同时胡适是快速地交稿,商务印书馆是快速地出版。这样,大纲方能快速广泛地席卷全国读书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辈。如 1919 年 9 月在无锡小镇里教书的青年朱怀天就已在读大纲;1920 年 9 月温州老新党张棡也开始读大纲。与胡适大纲之种种“快速”“广泛”相比,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在各方面都显得“缓慢”,就更无论“广泛”。1920 年中国文化史已经有了部分讲义,但到 1922 年有汕头学生询问中国文化史的进展时,得到回复是“柳著中国文化史系本校所用讲义,现仅印至中古,因力求精审,不欲率尔出版”,而且即使是学校自印的中国文化史讲义,也得“俟印齐后向讲义处代购”。这种求著作“精审”和不轻易出版的态度,就柳诒徵个人而言自然值得尊敬和景仰(当然到中国文化史正式出版时,柳诒徵似并未坚持这样的态度),但就弥合“讯息落差”以吸引更多学生来说,可能评价就稍有不同。一部书只能闻其名而未见其原本,固然能在一段时间内增加读者好奇心,但拖得太久则会让期待变为懈怠,由懈怠变为无谓,中国文化史即为一例。自 1920 年算起,迟至 1924 年 8 月,与柳诒徵关系亲近的吴宓方才读中国文化史。1925 年3 月京报副刊 推荐“青年必读书”,有人提及中国文化史,但评语不佳:“只能算凌乱不完的史料,而不算是史书。”同年 5 月,柳氏拒绝将中国文化史连载于学衡,这一风波惹得吴宓在日记中“痛訾”。经过一系列纷纷扰扰,书的正式出版要等到 1932 年,出版社不太著名 南京中山书局,编校质量更是堪忧:“作者似未曾有时间整理修改这些在杂志上发表的初稿。书局急于付印,即用学衡原版。”大纲与中国文化史的对比提示:在“快速出版”与“拖了太久”的强烈对比下,日后回忆和研究中将一些“学衡”诸人与北大诸人做并峙,争胜场,进而影响学生的事例就多少带有向壁虚造的嫌疑。正如一个战士本就表现不佳,甚至未及走上战场,又何需谈装备、战术和人心向背。不过中国文化史等“学衡”诸人的一些著作,毕竟有讲义本在南高和东南大学内部流传和有限的外部流传,这让学衡诸人在学衡消逝的年代里,仍有依靠学生门人崛起的可能。另一方面,在有学衡的年代,这种内部流传与有限的外部流传,造成了校内学生之间、校内学生与校外学生之间、校外学生之间的种种讯息落差,常会影响学生辈对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及其著作的评断。1922 年,南高师学生胡梦华批评学衡的一个依据即是,缪凤林等学生辈改写、模仿甚至抄袭老师辈的文章,还堂而皇之地发表于学衡。在他看来,缪凤林的文德篇剽窃自梅光迪的演讲文学上之良知,只不过“题目不同,引证多一点”;评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则很多剽窃自4122023.4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校友会 1921 年印行,第 32 页。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第 2349 页。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讲义本的阅读范围似与学衡散布的范围相当重合,如在奉天的金毓黻就读过。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 3 册,辽沈书社 1993 年版,第 1720 页。汕头蔡心觉君来函(1922 年 1 月 8 日),史地学报1922 年第 1 卷第 2 期。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2 册,第 275 页。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 83 号,1925 年 3 月 9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80 页。胡适:评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清华学报第 8 卷第 2 期,1933 年 6 月。一个例子是张其昀的回忆,“民国八年(1919)以后,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俨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对峙的看法。柳师领袖群伦,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力量”。张其昀笔下的世人看法若限定在 20 世纪 20年代,就不太确切;“学衡”诸人是否视柳诒徵为中流砥柱,亦需要讨论。张氏又说:“(中国文化史)这一部流传甚广的巨著,影响甚大”。这里的影响若是指此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影响,则也稍嫌夸张。当然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柳门弟子崛起,柳诒徵或可说“领袖绝伦”“中流砥柱”,而且中国文化史确实也渐渐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但需注意 1933 年学衡已经停刊。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第 112、113 页。关于柳门弟子对中国文化史的“神化”和对国史要义的“炒作”,可参见李孝迁:印象与真相:柳诒徵史学新论 从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说起,史林2017 年第 4 期。柳诒徵的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并且更用了一种欺人手段,抄袭时,把柳评中的引证议论,前后倒置来混人耳目”。当有人为缪氏辩护,说“梅氏、柳氏都是他的教授,学生抄老师的学说有何妨?”胡梦华的反驳更是由揭露抄袭扩展到对整个学衡 社的否定,说学生抄袭老师导致学衡信用的崩塌。学衡中人多以君子、学者互励,但却多是“伪君子”和“伪学者”。胡缪之公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固有的学术师承关系与现代著作权观念的冲突,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直接当事人的梅光迪、柳诒徵等人并非抄袭的揭露者,后来也未在媒体上置一词;而胡梦华的主旨或也不在揭露抄袭,而是借此表达对同校学生存在严重“讯息落差”的不满。缪凤林在吴宓眼中是学衡社之基本原始社员,而胡氏虽然是南高师英文科学生,却至多算是学衡社的外围成员,身上还带着胡适族侄的标签,自然二人在“学衡”老师一辈那里认可度会有不同,讯息之传递亦有厚薄。因此,从胡梦华的角度去思考,无论是他评论学衡、揭露缪凤林“抄袭”还是数月后挑起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都是一位南高师学生希望突破“讯息落差”的屏障,以获更多关注,增长自家声名的努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24 年,似乎与“学衡”诸人关系不睦的胡梦华会直接为柳诒徵辩护,而这不过是他又一次自己走向前台的尝试。不过这次辩护造成了由“讯息落差”带来的对“学衡”诸人的打击。前文已述,柳诒徵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的演讲引发了激烈争论,而这场争论本为星星火苗,能发展为燎原大火,触媒正是胡梦华给张东荪的信。信件公开发表于时事新报,其中一段话引发了轩然大波:惜乎张(资琪)君远在沪江,未获亲聆柳氏学说,而于柳氏生平杰作厚六大册之中国文化史竟未一睹,倘他日斯书问世(不久可以出版),时人交誉夫以厚六大册之中国文化史演为几小时之谈话,讲者能够畅所欲言,笔记者是否可靠,皆属疑问。竟据之以非其人并斥其学,浅识之士也,肆口谩骂,下流少年也胡梦华笔下的“生平杰作”“厚六大册”“浅识之士”“下流少年”等词语,无疑刺激了诸多处于“讯息落差”中的学生辈。若中国文化史已公开出版,他们或还无处“发作”或在别处“发作”,但此时中国文化史仍只是处于邮购讲义本的状态。读时事新报的学生们有的入大学希望渺茫,有的未能进入大学,有的则未能进入门槛极高的东南大学。他们并不容易得到中国文化史,进而时氛又让他们也不屑读中国文化史;虽不屑读,但他们常常希望有机会“挑战”撰写中国文化史的东南大学名教授,于是各路学生的文章都围绕于胡梦华“厚六大册”之说,展开反驳、调侃、讽刺与非议。投之于时事新报的一封公开信即说:“厚六大册之中国文化史,尚未出版,吾人从无拜读,固为吾人之不幸。然所谓厚六大册之文化史与数小时演讲之文化史,其差别尽在详、简之间耳。无与于是非之问题也。”另一封公开信则说:“厚六大册中国文化史,既未出版问世,张君何由而知?胡君以此责人,何不思之甚!”章衣萍在晨报副刊上的文章揶揄更甚:512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胡梦华:中国文化问题的另一个辩护,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2 月 29 日。对胡梦华的指责,缪凤林有自己的回应,胡氏亦有再回应。缪凤林:答梦华君,时事新报学灯1922 年 5 月 10 日;梦华:评学衡之解释并答缪凤林君,时事新报学灯1922 年 6 月 3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35 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23 页。当时就有人质疑道:“最可奇怪的是胡君梦华,扯起新文化的旗帜,实行恋爱结婚,偏要来拥护讲旧文化的柳先生。当我看见他的通信,就很不以为然。很想以同学的资格,劝他仍事旧业,谈谈莎士比亚和安诺德,在浅薄的中国文坛里,还可以说是一个作家或批评家,何苦自讨没趣呢?”田楚侨:中国文化的一个商榷,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11 日。胡函的反响,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7 日。胡函的反响,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7 日。中国文化史 六大册,愚虽未读其全稿,然曩者道过金陵,尝于友人处得读其绪余,并闻友人称道,所谓德高望重之柳翼谋先生者:道貌魁伟,发须一片,高据讲坛,正言厉色而告诸生曰:唐虞之世,三日一风,五日一雨,信然而无可疑者也!然而讲台下之听者几人,听而信之者又有几人?柳氏之中国文化史,不幸隐没至一九二四之甲子年始获一“吾家博士”之令侄胡梦华先生,大昌其道。呜呼!亦可怜矣!以上文字映照了学生一辈对于高门槛的大学、无法求教的教授和基本只在大学内部流通的讲义书籍的微妙心态。汇聚之后,一个基本影响便是使学生尤其是边缘知识青年,与以大学为主干的学术社会渐行渐远,与由大学教授们提倡的种种“运动”渐行渐远,北大诸人也莫之能外。但相较而言,“学衡”诸人与学生一辈隔膜更深、分歧更大。因此,更多地去理解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大环境下学生辈的所思、所言与行动,进而理解老师辈的反应与互动,或对推进“学衡”研究能有一些帮助。革命年代里的学生辈与老师辈学衡杂志存在的时段大部分在 20 世纪 20年代。这是一个“革命年代”,因此要更深入地研究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就首先要深入理解革命年代。这不是指制造一个简单的“学衡”诸人为保守、学生辈为激进的二元对立。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现代中国追求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革命”,“革命不一定是政治的,且不必是一次性的,它在时间上是可持续的,在空间上是广泛存在而可分割的”。在此意义上,当时人的所想、所言和所做或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都会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而一人或一事“革命性”的强弱经常决定了其吸引力的强弱,南高师、东南大学、南高附中的学生亦是如此。他们对各种类型的“革命”有深深的向往,被无处不在的“革命性”所笼罩。当时读书人在各方面以“趋新”为追求,进而表现出言论与行动的“革命性”,所谓“五四运动以后,一切重心是新,凡是新的、西洋的都是好的,都要无选择地、不保留地接受”。在此潮流的席卷之下,即使有人在态度认同与知识取向上似与具备“革命性”的人物、著作相反,本质上仍是围绕着他们或它们打转。如某旧派人士亦不得不承认胡适的大纲“取周秦、老、孔、杨、墨各学派,均以西洋哲学系统方法,条分件系,颇觉新颖”。旧派人士如此,南高师、东南大学、南高附中学生就更加是胡适方方面面的“爱好者”。他们盯着胡适的一文一书、一言一行,并凭借“批评”胡适的著述在舆论界成名。其中缪凤林就是一个典型人物。自家学生对胡适的“着迷”说明“学衡”老师辈或能为学生构筑小环境,但学生们却不能逃脱时代的大环境。这种大环境由两个过程逐渐凸显。一个是具有“革命性”的书籍报刊渐成为学生的主要读物,以自 1920 年始在南高附中就读的郭廷以为例,他的阅读清单中既有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星期评论建设新中国曙光新社会新生活太平洋湘江评论宏声新体育等新杂志;也有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新报纸;更有胡适大纲、周作人6122023.4衣萍:可以休矣,晨报副刊1924 年 4 月 19 日。1924 年有学生即说:“呵!可怜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为甚么他的重心竟移在婚姻问题,白话诗文等上面?这是多么的空虚,多么的危险,黄河铁桥,怕当真要要倒了吗?易家钺君的中国的丘九问题一文,把当学客的安徽学生,讲 ism 的湖南学生,可算叙述得既详尽而痛快。可惜他还没有把恋爱问题,吃饭问题,无聊的白话诗文等等,写在上面去,不然,一部续儒林外史,怕早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呵!新文化只是新闻话,当时倒还值钱,过后不值一顾。我们现在的青年学生,怕应当另开一个新纪元吗?”田楚侨:中国文化的一个商榷(续),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12 日。罗志田:与改良相通的近代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林泉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 107 页。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第 2349 页。缪氏早年文章基本都以胡适为标靶,如评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对于适之先生“中学国文的教授”问题的讨论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时代谬误等。翻译的欧洲文学史、陈大齐心理学、陈映璜人种学、梁启超编的“尚志学会丛书”以及商务印书馆丛书中的近代思潮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论到自由之路共产党宣言等新著作。据郭氏观察,这些新杂志、新报纸、新著作“凡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买几本”,“以表示学问的渊博,而藉以结交新朋友”。另一个是“革命性”政治组织无处不在。在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南京,不少学生已不以自己阅读具有“革命性”的书籍报刊为满足,开始一窝蜂似地群聚研究“主义”。南高师、南高附中、暨南学校、工业学校、农业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大大小小或公开或秘密的研究会来讨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各种新政治组织不断地渗透进来,动员学生。学生们生活、成长于革命年代,他们的变化极速,转向也极快。老师辈常常对此无所适从,但又不得不与之周旋。其中“学衡”诸人的感受尤其明显。以吴宓为例,1919 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劳农运动没有好感,常在日记中批评所谓“过激派”,认为是“今世之大患”,“闻之心胆俱落!”这样的态度若只留在吴宓自家日记中,尚不致引发批评。但 1922 年他的态度部分表露于公开发表的文字,说中国今日最盛行“写实小说”,其中一派专门翻译俄国短篇小说,“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愁惨黑暗,抑郁愤激,若将推翻社会中一切制度而为快者”。吴宓的话立即招致文学研究会中认同十月革命、热衷俄国文学之青年的反击,他们在文学旬刊上连发多篇文章作批评。吴宓晚年对文学旬刊的批评仍记忆犹新,称当年敌对者有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一派。但 1922 年的批评尚还只是文字,随后数年吴宓越来越能实际感受到周遭世界的大变化。1924 年 8 月,友人王鸿韶对吴氏说:“国运所趋,必成苏俄均产而后已。此自大势所逼,并不在不少无知者所鼓吹而得成也。”对友人所说的革命大势,吴宓亦表示认同,甚至觉得这样的看法相当“有见”,因为“民生之苦,非我辈居京沪之留学生所能喻矣”。到 1925 年,革命潮流更趋澎湃,尤其五卅运动后,对大革命之向往和行动不仅在边缘知识青年中流行,也已深深影响到中国著名大学的老师与学生。时任清华教务主任的张彭春即说:“论交际和安逸的地盘我接近冷静派,然而我不赞成无勇气的空谈和经济地位的保守,激烈方面的精神也很可钦佩。”吴宓则发现清华园中陈铨、张荫麟这两位天分极高的学生,此时却“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对此吴宓不禁感慨:“甚矣,习俗移人,陷溺之深,竟无有能脱离污泥而克自树立者。哀哉!”不过面对大时代的转捩,无论是“学衡”诸人还是北大诸人或有清晰而直接的感受,但基本少有清晰而直接的回应手段。张彭春就指出胡适等大学教授们“对于学问、艺术都能提倡”,但“都是很深的绅士习惯,自以为有才,而与民众不接近。手段上清洁些,然而具体的计划是没有的”。他们惯用的回应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在私人文字里712由学生辈观老师辈:对“学衡”研究的思考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林泉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郭廷以访问纪录,第 105106 页。张朋园、陈三井、陈存恭、林泉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郭廷以访问纪录,第 107108 页。阅读吴虞日记,我们会发现他特别注意自己的文字被何人引用,自己的文章在何处刊登、转载,刊登、转载的报刊和自己的文录销量如何等。这一方面说明吴虞本身之“好名”,但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即使如吴虞一般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当时的思想市场上亦需刻刻小心,时时维护,稍有松懈即有被“淘汰”之虞。而从东南大学学生的文章看,即使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吴虞已积累了相当声誉,且苦心经营自己的形象,其知名度或还不如严复。田楚侨:中国文化的一个商榷,时事新报学灯1924 年 3 月 11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 2 册,第 23、24 页。吴宓: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中华新报1922 年 10 月 22 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35 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2 册,第 279 页。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一九二五),香港开源书局 2020 年版,第 118 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5354 页。张彭春:张彭春清华日记(一九二五),第 150 页。发泄,感叹世风。1925 年 7 月吴宓就作诗发“螳臂当车”之慨。登高未见众山应,螳臂当车只自矜。成事艰于蚁转石,向人终类炭投冰,时衰学敝真才少,国乱群癫戾气增。不宦已婚行独苦,相知惟有夜窗镫。另一种手段是对学生的“革命性”言论和行动作避让。1925 年陈铨作文批评吴宓谈中国婚礼之言,认为“予读鲁迅狂人日记至礼教吃人之语,未尝不惜数千年来死于不良之礼教者,多不可胜计,皆由其中有不良之标准者在,而人仍惮故习而不更改也!”陈铨成文后直接找到吴宓面谈,但陈氏对吴宓的口头回应“终不以为然”,进一步请吴宓“为文详述全部之主张”。吴宓以事忙推脱道:“非经详悉研考不能作此长文,故一时不能竣事”,开了一张书单给陈铨了事。以上种种说明,在革命年代里,老师一辈渐已不能选择性地“跟着学生跑”或“不跟着学生跑”,而是即使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也要“跟着学生跑”。在由学生主导的大潮流中,“学衡”诸人从一开始就未与学生并驾齐驱,其后双方之距离又因时势转移而愈拉愈远,他们中的大多数遂蜕变为退居于大学、与社会变迁基本不再主动发生联系之人。1934 年,清华学生李洪谟为清华周刊 作本刊二十周年纪念号导言,谈及教授来稿问题时,赞扬前东南大学的学衡等杂志“教职员的著作要占大部”,认为“这几种杂志的流行,对社会影响之大,及学校声誉之隆,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教授,努力;他们的师生间,合作;他们全副精神贯注在学校及刊物上”。这本是表扬学衡和“学衡”诸人之言,没料想激怒了吴宓,他写信给清华周刊,强调学衡为一私人团体之刊物,与东南大学始终无丝毫联系,未尝借用其“一张纸、一管笔、一圆一角之经费”。此事是学衡停刊后,“学衡”诸人与学生辈之关系演进的一个缩影。回望十二年前,张季鸾读学衡第一期后,对“学衡”诸人的希望是“为举国青年之思想问题下一正当解决”,并常以“前进之朝气而为学界之南针”。这提示“学衡”诸人的思想与行动本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出现的诸多转型可能性之一(当然属于极其微弱的可能性),但在十余年历史进程中他们一直缺乏“前进之朝气”,常在自怨自艾和抱怨他人中徘徊;虽一直有心成为“学界之南针”,但对受众方尤其是学生一辈的变化却多有忽视;更重要的是对“举国青年之思想问题”,“学衡”诸人往往有描述而无方案;有批评而无解决,更遑论“正当解决”。时光荏苒,社会人士虽仍执着地将“学衡与东南大学连为一谈”,但吴宓的态度表明,此时“学衡”诸人连他们与学生辈在学校建制上曾有的部分联系也要“连根斩断”。那么他们的影响也就只能在革命激荡的年代里渐渐被大部分学生无睹,同时亦在大部分学生心中消逝。作者简介: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潘 清8122023.4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42 页。陈铨:评学衡记者谈婚礼,清华周刊1925 年第 24 卷第 4 期。李洪谟:本刊二十周年纪念号导言,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1 卷第 6 期。学衡杂志编者吴宓先生来函,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1 卷第 7 期。此则史料由张宝明教授特别揭示,并做过学衡与新青年“对观”的精彩解读,参见张宝明:“社员”之间:怎一个“同”字了得?,读书2022 年第 3 期。一苇:读学衡书后,中华新报1922 年 1 月 19 日,第 1 张第 2 版。此文吴宓晚年回忆为张季鸾希望他们能对“全国青年所旁皇纷扰”的人生观问题有所主张,可见当时他对此文的印象之深刻。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第 236 页。学衡杂志编者吴宓先生来函,清华周刊1934 年第 41 卷第 7 期。(6)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aradigm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sZheng Guangjing Lv Peng 132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has just begun to impact the academic,disciplinary,and discur-siv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Yet,it has already garnered much attention and promises to at-tract more in the future.Regarding the impact on academic systems,GAI has theoretically propelled related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dvanced intelligent social sciences to a new stage.Methodologically,it has becomea crucial data analysis tool.In terms of data,it can gather data,and its generated content can also serve as re-search data.For the impact on disciplinary systems,in academic evaluation,the accessibility of research datais higher,making confirmatory research more feasible.For talent cultivation,researchers are becoming moretechnically equalized,knowledge-democratized,and autonomous in learning.Concerning the impact on dis-cursive systems,the authority of academia is partially dissolved in public discourse.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the mission of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advancing knowledge,theory,and meth-od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and its opportunity to lead globally is also emerging.(7)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Late The-ory of GovernmentalityDai Xuehong 155Neoliberalism constructs the individual as the subject of human capital.Its subjectivity provides favorableconditions for womens self-liberation and empowerment but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logic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and structural oppression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women,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womens au-thentic subjectivity and agency.Foucaults late theory of 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