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构建和谐社会.doc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就是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真正把人放在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并把国内生产总值看成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惟一指标。事实证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经济社会的许多严重问题。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进步相协调，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发展观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即从增长理论到发展理论再到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内容，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都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总概括，既涉及生产力的发展，也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内部矛盾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各种经济利益矛盾也凸显出来。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与根本利益的关系，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从尊重、理解、爱护和关心人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才能摸清人民内部矛盾的症结，找到化解的办法。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人是生产力在社会当中最活跃的力量。人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又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最终受益者。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越是得到全面发展，就越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就越能促进社会和谐。人民群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让各阶层的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共处的局面。 以和谐社会理念创建和谐公安机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这每一项内容都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如何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的进程，笔者认为，除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好公安机关 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制环境外，还应立足于公安机关，以构建队伍内部的和谐关系为切入点，努力创建和谐公安机关，营造心齐、气顺、劲足、风正的良好氛围，为提高公安机关“四个能力”提供可靠保证，最终积“小和”为“大和”，推动全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树立民主观念，建设和谐领导班子 什么样的班子最具有战斗力、凝聚力？笔者认为只有民主的班子、团结的班子，才最具有战斗力和活力。民主可使班子成员间的真实意见充分交流，兼闻广纳，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民主可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防止独断专行和集权，最终能从源头上遏制和消除腐败。团结则是干事创业的必备要素，也是民主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团结的民主，是没有目标指向的民主，只能是坐而论道，议而不决，各自为阵，将精力和时间消解于内耗，心思用不到工作上；没有民主的团结，则是随声附合，点头举手的机器，是庸俗关系学和明哲保身的混世哲学的表现；团结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只一味追求团结，容易妨害个人意见的自由发表，反而有害于团结，最终也只能助长专制，变成集权的附庸。构建和谐公安机关，必须建设好和谐的领导班子，而既民主又团结的班子才是真正和谐的班子。和谐的班子从哪里来？来源于“一把手”的党性、组织纪律性、个人修养和民主作风，来源于班子其他成员在团结基础上的监督、分工、责任心和大胆履行职责。因此，只有加强对“一把手”的教育监督，支持其他成员依法履行职责，才是建设和谐领导班子的必由之路。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完善和谐的管理机制 现在对民警的管理一味求“严”，仿佛民警队伍中的不良思想和行为都是“不严”所致，仿佛只有“严”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就一定会完完全全的解决队伍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这种看法既不客观全面，也违背辩证法。一个富有创造力、活力的团队，决不是一个只有铁的纪律的、呆板的团队。我们是纪律部队，当然应该严，不严就没有纪律，没有规矩。从“和谐”的角度看，只有严，没有宽，没有爱，是不能称之为“和”的。“和”就是多样性，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有机地调剂在一起，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朝一个目标前进。我们常说仁者无敌，以仁为根本，严的枝叶才会牢固，才会起作用。“仁”就是人本的理念，人文的情怀，人性化的管理，就是要尊重民警的人格，重视民警的意愿，接受民警的监督，听从民警的意见，关注民警的思想，解决民警的困难，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促其早日成才。据实践看，我们的制度已经很严，“不严”是指对违法违纪的人处理大都从宽或不了了之而言的。因此，笔者认为，严就是要对违法违纪的人决不手软，严肃处理，以儆效尤，警醒来者；对待其他同志，则应该宽爱。之所以违规违纪的人时有出现，不是制度不严，而是处理不严，导致其他人产生出问题也没有啥的想法，重蹈覆辙。所以说，“不严”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执行制度的问题。我们定制度、定工作目标和要求时，要充分考虑民警的承受能力和实际可能，要宽严相济，轻缓有致，欲速则不达，过严过高，反而会挫伤民警的积极性和信心，使制度和要求失去应有的作用。但制度一旦定了，则不能以宽爱为由，放松执行的力度，放宽执行标准，使制度名存实亡，毫无意义。 树立大局思想，创造和谐的内部工作环境 就公安机关内部而言，与其他同级别的单位相比，我们的分工是细的，职责是清晰的，这既是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也是现代机关单位应具有的特征，更是专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分”与“和”是对立统一的，“分”到一定程度，必须又要“和”，“分”是“和”指导下的“分”，而不是“分家”，搞单打一。现在公安机关内设和派出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职权，权力大小也不一样，客观上讲造成了单位、警种间待遇、经费、保障的不尽相同，使个别单位和警种产生优越感，个别产生失落感，主观上缺乏沟通所需的对等的条件。现在由于事务繁忙，人手较少，各单位、各警种都忙于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少理会别人种啥田，甚至对全局这块“大田”里要长什么都很少关心，不愿管别人，不愿受别人管。所以有些单位和警种间很少打交道或不打交道，致使单位、警种间沟通困难，协调就更无从谈起，合作更是少，形不成合力。单位间相互隔裂，造成信息交流不畅，使政令、警令无法统一，出现“头”动，“手脚”不动，或“手”动“脚”不动的现象，步调不一致，或快或慢，工作上或急或缓，不能整体推进，共同提高，影响了全局。这对于基层公安机关履行职责是很不利的。我们讲和谐，不仅是公安机关外部环境的和谐，更是内部关系的和谐。因此，必须打破单位间、警种间不主动往来的现状，加强统一协调，必须建立起单位间联席会议制度和协作制度，定期通报情况，交流经验，充分交换和使用信息，做到信息共享，平等互助，使各单位、警种团结如一人，整合警力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既分工负责，又紧密协作，既有各自特点，又有集体意识的良好局面，提高工作效率，有效解决现存的信息交流不畅、工作推诿扯皮、警力浪费等问题。 树立以能为主的人才观，搭建和谐的育人平台 公安工作的重点是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因此，配齐配强基层队所的负责人至关重要。选人用人的标准当然是德才兼备，但本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人的能力。能力包括学识能力、专业技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道德品质能力。道德能力是纲，学识能力是基础，专业能力是保证，组织协调能力则是道德、学识、专业的具体运用，这四者缺一不可。能力不是天生的，而在于后天的培养。因此，要在全局上下大力倡导“让能人火起来，让干事的人红起来”的观念，以贡献和创造力为评价标准，优化民警的成长环境，提供成才空间。要积极推进岗位交流，努力使民警“一警多能，一警多专”。要努力建立层次式人才培养制度，对每一位民警的从警之路进行精心设计，培育专家型专业人才。 树立公仆意识，营造和谐的干群关系 宪法规定了在政治上人人是平等的，党章和人民警察法也都规定，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党的普通一员，都是普通一警，都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从有利于工作的方面来讲，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大与小”“重与轻”的关系，而应该是对等的关系，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其实，领导与被领导者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矛盾体当然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以辩证的观点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会互相转换。也就是说不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一切，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可决定主要方面的命运。这才是和谐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被领导者、被管理者对领导作用是否能尽情发挥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平等的观念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开通局长信箱，建立起主动的对话、交流制度，定期接待民警及其家属来访制度，鼓励民警谏言献策，畅所欲言，并适当吸纳民警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列席重要会议，把“主人翁”摆到应有的地位，调动积极因素，发挥好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听，我令你从，而是双向的众说众听，众议众行，上下互动，既有利于各项决策的执行，更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最终形成上下级间关系和谐，齐心协力谋发展，聚精会神创佳绩的可喜局面。 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和谐社会心向往之，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的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的国家。多民族、多宗教、多党派、多阶层，概括起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因素繁多、社会资源丰富的社会。然而，同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一样，“丰富”也有二重性。不丰富，相互关系简单，容易协调；丰富了，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协调起来就难了。常量、变量、多变量，函数、反函数，线性、非线性，有时候要协调好，简直是难上难。可是，如果不协调好又不行，非协调好不可。 和谐社会是一曲交响乐。其“音符”，说到底，是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 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是这决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少不了分层。当今中国有哪些阶层，尚在讨论中，不管是八个，还是十个，总而言之，是没有人否认中国还有阶级、阶层存在这一客观实际。 根据现代阶层理论，阶层是指按一定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或经济标准，或政治标准，或职业标准。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也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就连纯粹的产业工人，也因从事不同产业，如夕阳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工人，老工业基地与新兴产业基地的工人，劳动密集型产业下岗职工与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工人等，因职业性质的明显差异，其阶级归属感和阶级意识也有明显差异。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怎么变，工人总归是工人。孙中山先生曾高呼“劳工神圣”，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工人的地位呢？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进入了刚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职工。还有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后，由于没有稳定职业，形成了流民性质的群体。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形象与新地位，知识经济的出现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个体私营阶层有了较大发展，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与兴趣越来越大。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一直属于党政干部系列。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使得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不同阶层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就会有矛盾，有磨擦。比如说，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阶层是执政党的政治资源。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卓越的执政党面前，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也是考验执政能力、检验执政理念、优化执政方式的难得机遇。执政党犹如交响乐的指挥。指挥有方，荡气回肠。 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财富分配。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高低悬殊必然带来不安宁、不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中，逐步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即底层很大但中间阶层发育不起来，演变成为“扁平化”的理想状态，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二是受到改革不及时、不配套的制约，和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其结构形态可能继续保持现在的“洋葱头形”。三是由于改革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停止发育成长，从现在的“洋葱头形”退化为“蜡烛台形”，即底层越发庞大，自底部往上就一路孱弱始终无法壮大，中间阶层不大，头也不大，这样的一种畸形社会形态和社会骨架，根本无法促成现代化发展。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要让富人懂得：抽肥补瘦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做法。要让富人懂得：缩小差距以后仍然有差距，富人依然是富人。要让富人懂得，这样做也是富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阶层“扁平化”，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不承认有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社会分层是天经地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层犹如棱镜可以把一束光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红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在中国，历史地落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文化的认同，宪法的赋予。执政党的使命就是要协调阶层关系。 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入手优化社会结构 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此，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便是社会持久和谐的有力保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组成的不平等现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这使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就业和粮油供应方面存在极大差异，更为严格的还是户籍制度方面的管理。这一制度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形成了我们国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正在消失呢？非也！我们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二元结构并存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逐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是，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等同的机会，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农民对市民的厌恶。而这种归属的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也更无法利用社会资本来寻求更好的工作。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长期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样，一方面，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就是阶层关系的分布问题。这种不合理的分布，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赢利性质的社团组织。 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而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和可能。因此，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的世界上，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中国的社团纵向比，突飞猛进；横向比，发育得还很不够。千人拥有社团的数量只抵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我们应当在努力建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的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不同于政府，不具备政府职能，可是，它能起到政府起不到、政府也不应当起的作用。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再说把市场泛化了也会带来很多弊端。讨价还价、买官卖官无论如何不行吧？很明显，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必须有非政府组织。 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试问：转移到哪里去呢？最佳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从而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不要小看了这里的“间接”二字。间接了，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间接了，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本职工作。 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起来。“大社会”大不了，“小政府”便小不了。为什么过去政府越简越繁？为什么政府难以“瘦身”？为什么“吃皇粮”的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发达吗？政府的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 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很大的。它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社会组织是自治的。社会组织所固有的自生自灭的特性，促使社会组织必然以服务为天职。社会组织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利益的功能，也具有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功能。社会组织是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社会组织具有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可恰恰是这种柔性的监督具有客观性，富有人情味，是人性化的监督。社会组织具有公证的功能。社会组织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要公正。公正最起码的表象之一是公证。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近年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来自于社会组织。这是民主化进程加快的表现。 由于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吸纳了一批离开政府的公务员，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就业的机会，既保护了富人的合法收入，更扶植了一大批困难群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充当了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冲突各国都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苹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有心解决就能够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不论是政治领导型的、还是业务管理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利益代表型的、还是公益服务型的社会组织，不论是文体联谊型的、还是学术交流型的社会组织，都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血脉。 四、以制度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不论是从现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来讲，要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关键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从制度入手，才是科学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民主执政。从制度入手，才是依法执政。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T帕森斯的语境中被称为规范和价值。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正式制度的约束通常称为法治。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与法治相对应，在学术的语境中，我们称之为德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所以说，制度创新应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入手。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还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确立，从而为国人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真正剥离附着在每个交易主体身上的神秘外衣，使市场规律、法律充当交易竞争的裁判员。要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的空间和养分，从而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缓和二者间的紧张状态，同时也为个人营造阻挡强权侵扰的屏障。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将执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领导方式及其与政府、立法、司法、社会民间及公民个人的关系、相关的法律责任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化、制度化，使得对执政党的约束与监督落在实处，具有可操作性。还要严格界定党的政策、决定与法律的界限，使其服从法律的规制，防止其超越法律的规定，形成隐性立法。同时，应注重我国的政权建设水平，在减少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注意各级、各类权力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与平衡。 五、管理的重心转向社会管理 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现代化事业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管理相当重要。政府的职能不论有多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都应当是最主要的。 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同超常的高速有联系。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忽视社会发展的片面发展观的产物，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其次，是要制定尽可能完整的社会指标体系、人文指标体系。指标是领导的指挥棒。指标是考评的依据。指标是办事的分寸。指标体系不完整，必然会乱提口号，瞎订目标，诸如动不动就吹什么“世界一流”等等。这无不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一流”有什么指标要求的缘故。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当然，指标，一要切合中国实际，二要与国际接轨。人文指标，是要在崇高的人文精神指导下，在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泛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后，订出来。现在一说指标，有人就拿出当年“评工记分”那一套本事来，那是把指标庸俗化。 第三，要把繁荣文化提到应有的高度。文化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已是全世界的共识。有的国家提出：“文化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战略都将越来越维系于这个文化轴心。”巴塞罗那更是响亮提出：“城市即文化，文化即城市。”很多有名的城市、很多有名的国家，不是因为经济而出名，而是因为文化而出名。文化的辐射力大于经济。儿童可能不知道安徒生的出生地菲英岛，甚至还可能不知道安徒生出生的国家是丹麦，可是不大会不知道安徒生的童话。“言必称希腊”，不是说希腊的钢煤粮棉如何如何，而是说言必称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恩格斯说：理论思维是铁的花朵。这花朵不是昙花一现，不是易燃的绢花，一把火就烧掉了。现在有些人是物质上的大富翁，在文化上却穷得很哪！我们要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现代经济中的文化含量在提高，现代经济的运行常常要走文化快车道，现代文化的经济功能在增强。这既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文化的特点。 和谐有多种：有高度和谐，有低度和谐。我们要的是在发展中高度和谐。这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这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政权是能够在和谐中巩固、在和谐中发展的。只要对市场经济驾驭得好，对和谐社会构建得好，共和国一定长治久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快马加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进而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社会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创建新型公安机关 服务建设小康社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公安机关要适应新形势、寻求新发展、实现新跨越，肩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使命，必须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建学习型、诚信型、开拓型、服务型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内强素质，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当前，社会治安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对公安民警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改进和加强教育培训工作，坚持学以致用，创建学习型科（大队）、学习型警组、学习型民警，全力打造学习型公安机关，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整体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学理论。把学习贯彻好党的十六大精神，作为公安队伍思想建设的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以十六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首先坚持党支部中心组学习日制度，领导带头学习，带头研讨，放好样。其次开辟学习园地，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理论学习与指导实践相结合等形式，分层次、有重点地组织民警认真学习，通过举办征文演讲，知识竞赛等富教于乐的学习方式，激发民警的学习热情。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民警头脑，促进民警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奋发进取，从传统的公安工作方式、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牢固确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观念，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做利民之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学业务。围绕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按照“学中干、干中学”和“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在职学历教育，组织好公安业务、知识更新培训，学习法律、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等知识，使民警不断得到“充电”，拓宽视野。大力培植业务典型，促进业务学习。如选树基础工作标兵、执法办案能手、优秀桥区民警、窗口服务模范等。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比、学、赶、超的学习风尚。立足民警“能讲、能写、能跑、能打、能办案”的基本技能，把扎扎实实的岗位练兵活动落实到人、落实到位，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建立适应实战需要的训练科目，加大训练力度，确保拉得出、打得响、控得住、战得赢。 3、学技能。大力实施科教强警、人才兴警战略。在建立局域网和信息中心的基础上，加快金盾工程建设。着力抓好英语、电脑和驾驶等工具性知识的学习。通过英语和电脑工具性知识的学习，提高全体民警自学的能力和对外交流的能力，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二、外树形象，创建诚信型公安机关。加强诚信建设，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是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一贯要求。公安机关要围绕打造“诚信公安”的目标，强化诚信理论，构建诚信平台，以诚信保高效，以诚信赢民心。 1、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基础，修诚信之德。广泛开展“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广泛开展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全局民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增强诚信意识和责任，恪守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努力做新时期诚实守信的模范。由此建立公安机关的信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2、以转变作风为切入点，树诚信之风。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察民情，知民意，讲真话，出实招，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与对法律负责统一起来，本着有什么问题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认真排查在规范执法和为民服务中存在的不足，认真排查在服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化警务公开，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证执法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始终把勤政为民、公正执法、优质高效、服务群众作为公安民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培养优良的工作作风。 3、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践诚信之行。认真落实公安机关窗口单位服务规定，进一步完善警务公开制度。大力开展“讲诚实守信、创文明窗口”竞赛活动，选建一批文明标兵，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做到诚信为本，有诺必践；深化“青年文明号”、“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以文明塑造人；开展“向特困群众和弱势群体送温暖”活动，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认真抓好省公安厅服务软环境建设“双十条”和我局“六条便民利民措施”规定的落实，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深化服务措施；继续深化人民满意创建活动，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反映的治安等方面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三、与时俱进，创建开拓型公安机关。当前，公安工作面临着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不断摸索规律，讲究领导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实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目标，不断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 1、抓创新，与时俱进。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创新就必须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观念，创新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的动力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敢于突破老框框、老观念、老模式的束缚，善于深入细致地分析问题，把握本质规律，大胆提出新的设想，总结出新的工作方法，迎接新的挑战。 2、抓责任，奖惩分明。有责任才能有压力，有压力才能有动力，有动力才能切实履行好职责。抓工作一定要抓责任落实，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一是要明确责任。把目标任务落实到人，明确时限进度，及时督导检查，使责任人充分认识自身应履行的职责，形成工作压力。二是要目标管理。以推行等级化管理和考核为重点，积极抓好公安工作综合考评和民警绩效考核等级评定工作，实行部门和民警等级管理制度，细化各个等级的部门和民警奖惩措施，努力构建符合队伍实际、科学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三是要严格责任追究。落实责任，就不能怕得罪人，做“老好人”。对责任不落实者，不能姑息迁就，不搞下不为例。要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使工作不力者“丢面子”，不认真执行者“挪位置”，失职失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