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pdf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22（04）：487-496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ttp：/E-mail：nljjglxb 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高雪萍1，金瑶1，刘庚1，汪兴东1，2*（1.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摘要：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构建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江西省63个行政村和616位农村居民的嵌套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LM）展开实证检验，分析信息性政策工具的情感机制及村级自治的跨层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信息性政策工具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消极预期情感增强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在直接路径中，村级自治会削弱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正向作用，即相对于自治水平较高的村庄，自治水平较低的村庄居民对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更强；而在间接路径中，村级自治会促进信息性政策工具对消极预期情感的引导作用，进而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据此，建议筑牢预期情感基础，制定信息性政策工具，保持村级自治与信息性政策协同发展，从而激发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关键词：信息性政策工具；预期情感；村级自治；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情感事件理论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6924（2023）04-0487-10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Village-Level Autonomy and Wast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s：Cross-Level Effects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GAO Xueping1，JIN Yao1，LIU Geng1，WANG Xingdong1，2*（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2.Jiangxi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Abstract：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and rur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lassify waste，and then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test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to confirm the affective mechanism of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and the cross-level regulation effect of village-level autonomy by using nested data from 63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nd 616 rural households in Jiangxi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could strengthen rur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lassify waste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negative anticipatory emotions.In the direct path，village-level autonomy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高雪萍，金瑶，刘庚，等.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 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2（04）：487-496.收稿日期：20230410 修回日期：20230621 DOI：10.16195/36-1328/f.2023.04.5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3021、72264012）作者简介：高雪萍，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农户行为等研究，；*通信作者：汪兴东，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on rur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lassify waste.In other words，comparing with the higher village-level autonomy，this effect is stronger within lower village-level autonomy.While in the indirect path，village-level autonomy promotes the effect of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to steer negative anticipatory emotion，which positively influences rur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lassify waste.Accordingly，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 should build a firm found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nticipatory emotion，and village-level autonomy should be developed in concert with informative policy tools，so as to activate rural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lassify waste and promote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rural area.Keywords：informative policy tools；anticipatory emotion；village-level autonomy；waste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residents；affective events theory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农村消费活动得到快速增加，农村生活垃圾排量也急剧增长1。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家庭每人每天产生约0.8 kg生活垃圾，以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农村居民人口约5.1亿人计算，中国农村每年约产生1.49亿t的生活垃圾，且以易腐有机垃圾和可回收的废品为主1。农村垃圾收集处理方式依然粗犷，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之一2。推行源头分类是治理农村垃圾污染的主要思路，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垃圾源头分类，但农村居民分类行为不足，分类效果并不理想，“如何推进农村垃圾分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优先激发主体意愿可助力源头分类，姜利娜等3的研究表明，政策工具能有效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在理论上，政策工具可以分为行政性、物理性、经济性和信息性政策等四类4。但实践中，行政性工具尚未成熟实施，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只在部分试点区域推行且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尽管政府也采取行为奖励，但时效却有限5，而信息性政策工具易实施且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2。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中，宣传教育、行为示范等能够促进农户垃圾分类6-7，但由于个体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正向信息框架、监督教育等也被证实会抑制分类意愿8-9。可见，信息性政策工具的作用还未形成统一性结论。鉴于此，本文通过检验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及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作用机制，为合理利用信息性政策工具引导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提供决策参考。干预情感以激发主体自觉是制定信息性政策工具的重要内容。情感事件理论认为，个体遭遇受外部组织环境影响的特定情感事件后，对事件的体验会引发个体情感反应，进而影响个体后续行为态度10。依据该理论，信息性政策工具作为农村居民所处外部组织环境的重要可操控部分，可以营造特殊的组织内情感事件，并通过影响农村居民作出情感反应强化其垃圾分类意愿11。情感事件理论也指出，外部情境因素有利或不利，会促进或减弱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农村源头分类不仅受政府信息性政策工具引导，还有赖于农村居民所处村集体的具体自治情境：从村级自治激发主体活力的作用来看，村级自治促进农户认知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转化12；从村级自治协同政府的主导作用来看，村级自治协同政府核心共同参与治理实践13。信息性政策工具作用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情感理论充分，但具体情感机制尚不明确，且村集体与村民个体间具有明显嵌套性属性，不能满足个体间随机误差独立性假设，单一层次实证依据不充分。鉴于此，本文基于农村居民嵌套于村集体的蜂巢结构，跨层探索信息性政策工具的情感机制，并考察村级自治激发主体活力及协同政府的治理效应。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稳定的组织环境既会对行为态度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触发情感事件引起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医改快讯24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488第 4 期高雪萍等：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个体消极（积极）情感反应间接作用于行为态度，且会受到个体特质的调节10。作为构成农村组织环境的信息性政策工具，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态度，还会通过塑造多种消极（积极）情感事件，引发农村居民情感反应，间接影响其垃圾分类行为态度，且村级自治的组织力量会对上述机制传导产生边界作用。其中，时间维度（体验/预期情感）是情感的重要表征14，而预期情感是体验情感的前置，在预测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时更具备前馈控制性。（一）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依据情感事件理论，构成外部组织环境的信息性政策工具引导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形成与变化，表现在分类前中后的按需行事、按令行事、按建议行事。首先，政府通过宣传环境教育及提供垃圾分类指导等，引导农村居民按需进行垃圾分类2；其次，政府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公示对比等，提示集体内“社会人”为获得社会成员资格，按令进行自我约束、履行社会责任15；此外，政府通过普及集体行为贡献、明晰成本收益等，能够提高农村居民垃圾分类价值感知，激发农村居民按建议理性参与农村垃圾分类16。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1：信息性政策工具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二）预期情感的中介作用由于信息性政策工具塑造外部组织环境时形成特殊情感事件，并引发个体情感反应，如对漠视环境的指责、落后他人的批评等消极情感事件，以及对保护环境的肯定、出类拔萃的表彰等积极情感事件。个体出于弥补愧疚、摆脱后悔等消极情感形成自我道德约束，或出于维持愉悦、提高成就感等形成自我实现约束，影响其垃圾分类意愿17。众多学者在亲环境行为研究中从追溯视角刻画情感并探究其作用规律。如张轶之等18证实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对农村居民节能行为态度具有促进作用，且积极情感作用强于消极情感。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2a：消极预期情感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H2b：积极预期情感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三）村级自治的调节作用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村级自治对信息性政策工具的情感机制存在调节作用。由于目前对如何评价农村自治尚未统一，参考黄炜虹等19及廖茂林20的研究，从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资源禀赋及人际氛围等3个维度评价村级自治。自治水平较高的村集体会搭建更便捷的分类设施，提供更专业的分类技术支持20，且赋予居民更高的自治权利及更便捷的信息获取路径3，村内的社交网络也更丰富，沟通更顺畅17，进而提升村民的自我效能感及控制感，使得其垃圾分类行为更易被信息性政策工具引导。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3：村级自治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与自治水平较低的村集体相比，高自治水平的村集体能提供更紧密、更多样的社区交流及其方式，推动农村居民之间传递危害环境悲观后果、垃圾分类生态效益等信息，在激发人与人感同身受时，促进农村居民自然共情21。同时，高自治水平的村集体也可以塑造更紧密的人际关系，通过良好人际关系互动实现居民间情感交流，形成更加紧密的情感互动，建成更加强烈一致的亲环境情感21。H2提出信息性政策工具激发农村居民预期情感以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同时上述又指出其激发程度受村级自治影响。这说明在自治水平较高的村集体内，信息性政策工具对预期情感影响更强，预期情感的提高进而增强垃圾分类意愿，即预期情感在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引导中承担更多的中介作用，反之减少。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4a：村级自治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消极预期情感关系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H4b：村级自治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积极预期情感关系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H5a：H4a中的调节作用通过群体消极预期情感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H5b：H4b中的调节作用通过群体积极预期情感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基于此，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489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对江西省11个地级市合计44个县/市/区的实地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调查65个行政村658位农村居民（每个村样本对应10位农村居民，且包含预调查数据），具体抽样过程如表1所示。为保证数据质量，在农村居住时间不定半年的居民不纳入受访范围，同时筛除缺失值和聚合提示的极端数据22，最后得到63份村级及616份有效配对的农村居民样本，村级与对应农村居民嵌套均值为1 9.78。从样本数据来看，男性居民占一半以上（53.90%）、年龄主要集中在48岁及以上（65.10%）且大部分居民的学历在高中及以下（78.90%），样本分布较符合农村统计数据，调查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还显示，仅有14.74%的农村居民在农村地区对家庭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其中81.44%的农村居民对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丢置垃圾分类桶集中处理，12.37%的农村居民家庭保存可回收垃圾售出，6.19%的农村居民利用厨余垃圾进行农田施肥及家禽饲养。（二）变量选取调查问卷包括垃圾分类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预期情感、村级自治和控制变量等5个部分。题项均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拟定，并根据具体场景合理修正。除控制变量外，变量均采用Likert 7级量表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分值越大表示越同意。信息性政策工具参考韩娜23的量表，测量农户角度感知到的信息性政策工具强度；消极预期情感和积极预期情感分别改编自李寿涛24和ROHOLLAH等25的量表；村级自治采用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资源禀赋及人际氛围等3个指标来衡量19，用“本村村务公开程度很高”测量公共服务能力，以“当前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很大”测量建设资源禀赋，用“您觉得本村村民的平均信任程度很高”测量人际氛围。消极预期情感、积极预期情感和村级自治均采用多维指标测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处理。结果显示，KMO统计量均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P值均小于0.001，表明样本数据适用于因子分析。变量均抽取1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84.45%、74.23%和75.37%，抽取成图1理论研究模型表1抽样过程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抽样依据绝对误差0.04，置信度0.95江西省统计年鉴（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20 乡镇卷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20 乡镇卷初级抽样单元行政村 农村居民=1 10抽样原则 600)1(220=dppun 各地级市乡村人口占江西省乡村人口比例各县/市/区户籍人口占该地级市总户籍人口比例各乡镇户籍人口占该县/市/区总户籍人口比例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步长原则抽样结果二级抽样单元65个最终抽样单元650个地级市内初级抽样单元抽样分布数量抽取地级市内具体县/市/区44个具体初级抽样单元具体二级抽样单元具体最终抽样单元注：省市县/市/区乡镇（初级抽样单元）行政村（二级抽样单元）农村居民（最终抽样单元）。490第 4 期高雪萍等：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分内题项的因子载荷也均大于0.7，说明因子也具有足够解释能力。因此，分别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得分权重，依据其题项得分权重降维。此外，引入村级（中心化前）、家庭和个人等3个维度控制变量，认为其可能会对村民垃圾分类意愿产生影响，并在研究中过程加以控制（表2）。（三）模型选择多层线性模型（HLM）是针对传统回归分析在分析多层数据时违反随机误差独立性缺陷提出的，本文采用HLM模型处理不同层次变量间关系。验证上述假设的前提是不同村域间的预期情感和垃圾分类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零模型能将因变量的变异分解到各个层面，并计算不同层面的变异在总变异中所占的比例，检验跨层模型的必要性。通过在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Level-1和Level-2纳入相关变量则可以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关系，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零模型：Yij=r00+0j+ij（1）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Level-1：Yij=0j+1jpersonij+ij（2）Level-2：0j=r00+r02villagej+0j（3）1j=r10+1j（4）式（1）式（4）中：为农村居民个体层的随机变量；为村级层的随机变量；r为农村居民个体层截距项在村庄层的固定效应；person为个人、家庭控制变量；village为村级控制变量。参考方杰等26的中介效应检验，分四步逐步构建模型检验预期情感中介作用。其一，通过零模型检验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ICC（1）；其二，通过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其三，通过随机效应协方差模型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直接效应；其四，同时通过随机效应协方差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作用效应。若零模型检验通过，且步骤二、三、四测算出的系数均显著，则证明存在中介效应；若步骤四中有一个系数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若通过Sobel检验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说明研究结果稳健，本文亦使用评估中介的蒙特卡洛方法（MCMAM）汇报中介效应置信区间。村级自治的调节效应存在以下两种情况：被预期情感中介的村级自治对信息性政策工具-垃圾分表2控制变量设定与测量变量名称垃圾分类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消极预期情感积极预期情感村级自治村级控制变量家庭控制变量个人控制变量测量题项我愿意以后都对垃圾进行分类对垃圾分类的宣传能够促使我正确回收废置生态产品如果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后悔如果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愤怒如果不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感到内疚如果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觉得心情愉悦如果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觉得很有意义如果实施垃圾分类行为，我会觉得感觉良好本村村务公开程度很高当前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很高本村村民的平均信任程度很高交通状况2020年村人均收入/元，取对数村户籍总人口数/人，取对数2020年家庭年收入/元，取对数家庭儿童：有=1；无=0村干部：有=1；无=0性别：男=1；女=0年龄:28岁以下=1；2838岁=2；3848岁=3；4858岁=4；5868岁=5；68岁及以上=6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中专/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均值4.674.964.193.713.945.205.275.235.805.825.805.659.317.5011.230.910.040.543.951.90标准差1.241.051.231.351.401.031.001.011.241.271.081.090.680.810.880.290.200.501.391.07注：村级控制变量汇报中心化前数据。491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类意愿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村级自治对信息性政策工具垃圾分类意愿直接路径的调节。参考陈晓萍等27归纳的跨层调节模型，在随机效应协方差Level-2增加自变量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调节变量及二者交互项，并利用Mplus梳理被解释变量为预期情感或垃圾分类意愿时所对应解释变量关系，检验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及直接路径的调节效应。四、结果与分析（一）聚合分析村集体成员共享的信息性政策工具是共享单位特性，属于组织气氛，需借助居民个体知觉与认知并以单位层次聚合以测量27，利用组内一致性评价指标Rwg（1）、村级组间差异评价指标ICC（1）和村级平均数的信度指标ICC（2）评估数据聚合。考虑到输出的ANOVA组间均方及组内均方，相较于HLM组内方差及组间方差有异，为保证结果稳健且评估可靠，分别以两种方式计算指标27。同时，剔除Rwg（1）极端异常组后，汇报Rwg（1）中位数、均值以评价聚合适当性22。ANOVA计算ICC（1）和ICC（2）分别为0.19和0.70，HLM计算ICC（1）和ICC（2）分别为0.18和0.68，均高于0.12和0.6的临界标准28。信息性政策工具的Rwg（1）平均值为0.78，中位数为0.82，也高于0.7的标准28，表明个体层面的信息性政策工具测量结果聚合到村级层面合理。（二）中介假设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3所示。在零模型即模型（1）中，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ICC（1）为=0.34/（0.34+1.20）=0.2210.1380.059，说明垃圾分类意愿22.1%的变异来自组间方差，存在高度的组内相关和组间差异，需要利用HLM来检验嵌套数据中的中介效应。首先，对中介变量消极预期情感进行零模型检验，由模型（2）可知消极预期情感的ICC（1）为=0.41/（0.41+0.86）=0.323，具备足够的组内相关和组间差异。其次，检验主效应，由模型（3）可知，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coef.=0.52，P0.01），H1得到支持。再次，检验间接效应，其一，由模型（4）可知，信息性政策工具对消极预期情感有正向影响（coef.=0.55，P0.01）；其二，利用中心化方法将消极预期情感的变化处理为个体间及村集体间变化，建立模型（5），个体间消极预期情感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coef.=0.30，P0.01），以及村集体间消极预期情感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coef.=0.27，P0.05）均显著。这表明消极预期情感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垃圾分类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大小为0.15，效应量为28.78%。据此，H2a得以验证。积极预期情感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积极预期情感ICC（1）=0.12/（0.12+0.41）=0.268，仍然满足条件。主效应（coef.=0.52，P0.01）沿用模型（3）；模型（7）结果显示信息性政策工具对积极预期情感有正向影响作用（coef.=0.40，P0.01）；个体层面积极预期情感对垃圾分类意愿有显著影响（coef.=0.43，P0.1），中介机制检验未通过。为保证中介检验功效，采用Sobel进一步检验。Sobel结果显示：z=1.26，P=0.210.05，中介效应依然不显著。Mackinnon29指出MCMCA优于Sobel，利用MCMCA汇报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0.05，0.28，中介效应不显著结论仍可靠，H2b未得到支持，进而村级自治的调节假设H4b和H5b也不成立。上述结果说明，被视为群体氛围的信息性政策工具能通过增强消极预期情感提高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在积极预期情感的路径中未被证实。研究结果还显示，在个体层面，积极预期情感对于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显著（coef.=0.43，P0.01），且强于消极预期情感（coef.=0.30，P0.01），与前人研究一致。进一步观察数据发现，消极预期情感在群组内拥有较为一致的群体变化趋势（群体一致地增强或减弱）；而积极预期情感在高垃圾分类意愿村内出现较大方差。这一现象可以用调节定向理论来解释，相比自我实现，中国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更追求安全和责任，该理论认为以安全责任为预期目标更易形成群体预防定向，使群体相对趋近积极预期情感更关注避免消极预期情感30。而个体由于受治理干预（如积分制管理、环保安全教育等），导致个体动机既有促进定向（以自我实现为预期目标）的，也有预防定向的31。因此，在个体层面，个体消极/积极预期情感均能显著影响其垃圾分类意愿。而在群体层面，群体消极情感被激发后，个体凝聚共识表现出群体一致的意愿变化性。群体积极情感虽也被激发，村民群体意愿对积极情感的变化则不敏感，未出现群体趋同。492第 4 期高雪萍等：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表3跨层中介分析结果因变量个人层面（Level-1）村级层面（Level-2）200Chi2PR2f 2截距项积极预期情感消极预期情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家庭儿童村干部信息性政策工具交通状况村人均年收入村户籍总人口积极预期情感消极预期情感模型（1）意愿4.67*（0.09）1.20（0.07）0.34（0.08）69.670.00模型（2）消极预期情感3.64*（0.09）0.86（0.05）0.41（0.09）128.020.00模型（3）意愿4.35*（0.85）0.00（0.10）-0.04（0.04）0.26*（0.05）0.02（0.06）-0.01（0.18）-0.13（0.22）0.52*（0.14）-0.06（0.07）-0.09（0.11）0.09（0.09）1.11（0.07）0.20（0.06）39.000.000.140.07模型（4）消极预期情感4.18*（0.75）0.01（0.08）-0.04（0.04）0.14*（0.05）-0.04（0.05）0.08（0.16）-0.13（0.19）0.55*（0.14）0.05（0.07）-0.17（0.11）0.02（0.09）0.83（0.05）0.27（0.06）82.820.000.130.03模型（5）意愿3.20*（0.93）0.30*（0.05）0.00（0.09）-0.03（0.04）0.22*（0.05）0.04（0.06）-0.03（0.17）-0.09（0.21）0.38*（0.14）-0.07（0.06）-0.04（0.11）0.09（0.09）0.27*（0.11）1.04（0.06）0.19（0.05）38.510.000.200.14模型（6）积极预期情感4.51*（0.06）0.41（0.02）0.15（0.03）97.350.00模型（7）积极预期情感3.79*（0.50）0.12*（0.06）-0.02（0.02）0.12*（0.03）0.02（0.04）0.17（0.11）0.01（0.13）0.40*（0.08）0.08*（0.04）-0.09（0.07）0.08（0.05）0.39（0.02）0.08（0.02）46.200.000.170.06模型（8）意愿3.52*（1.26）0.43*（0.07）-0.05（0.09）-0.04（0.04）0.21*（0.05）0.01（0.06）-0.08（0.17）-0.13（0.21）0.42*（0.16）-0.08（0.07）-0.06（0.11）0.07（0.09）0.26（0.20）1.04（0.06）0.20（0.06）42.180.000.190.13注：2为Level-1残差的方差；00为截距残差的方差；f 2为比较基准为零模型的方差缩减比例指数；R2为零模型比较基准的解释方差；括号内为标准误。493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三）调节效应检验为减少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时产生的偏差，在跨层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检验路径、梳理多变量间关系且比较模型拟合情况29。运用Mplus8.3建立模型27，纳入控制变量后输出结果：2=5.757/4=1.44、CFI=0.988，TFI=0.902，RMSEA=0.027，SRMR-between=0.047，SRMR-within0.001，模型整体与两水平拟合指标均较好满足阈值32，模型与数据适配较好。表4结果显示，村级自治在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及居民垃圾分类意愿间起着负向调节效应（coef.=-0.300，P0.05），为更清晰呈现村级自治的调节作用，采用村级自治加减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作用图（图2）。图2a表明，当村级自治水平较低时，强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强化作用要显著高于弱信息性政策工具，而在高自治水平的村庄中，无论信息性政策工具的强弱，村民都有较高的垃圾分类意愿，H3未得到验证。信息性政策工具正向影响消极预期情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村级自治又正向调节信息性政策工具与消极预期情感间关系（coef.=0.381，P0.05）。如图2b所示，无论村级自治水平的高低，强信息性政策工具都能强化农村居民的消极预期情感，但这种强化效应在高自治水平村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据此，H4a得以验证。进一步，村级自治对信息性政策工具消极预期情感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也会通过消极预期情感的中介路径正向驱动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coef.=0.155，P0.1）。据此，H5a也得以验证。上述结果显示，村级自治正向调节信息性政策工具对消极预期情感的影响，并通过强化消极预期情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分类意愿（间接路径），同时又负向调节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垃圾分类意愿的直接引导（直接路径）。根据图2，这种在直接与间接路径上不同的边界条件又可以描述为：在村级自治水平较高的村庄，无论信息性政策工具的强弱，其居民都有较高的垃圾分类意愿（图2a），但强信息性政策工具能通过增强农村居民的消极预期情感间接强化其垃圾分类意愿（图2b）。可能的原因是，村级自治水平较高的村庄，村民的集体行动意识较强，在垃圾分类行动中体现为村民互助垃圾分类、共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共同规范垃圾储运等，进而表现出更强的垃圾分类意愿，但在强信息工具下，可以唤起农村居民的消极预期情感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垃圾分类意愿。而在村级自治水平较低的村庄，强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的强化作用要显著高于弱信息性政策工具（图2）。因此，若通过刺激消极情感进而激活自我规范，可以更有效地运用村级自治强化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为指导村级层面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表4跨层调节分析结果路径Level-1Level-2Intercepts消极预期情感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消极预期情感村级自治消极预期情感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消极预期情感消极预期情感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意愿村级自治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意愿（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消极预期情感）（消极预期情感意愿）消极预期情感意愿模型（9）系数0.345*0.557*-0.1420.381*0.407*0.399*0.130*-0.300*0.155*3.665*3.175*标准误0.0580.1380.1000.1660.1440.1650.0780.1230.0910.0760.52990%置信区间0.248，0.4410.331，0.784-0.306，0.0220.109，0.6540.171，0.6430.128，0.6700.002，0.259-0.503，-0.0970.005，0.3050.185，0.3530.096，0.260494第 4 期高雪萍等：信息性政策工具、村级自治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跨层效应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利用江西省63个行政村与616位农村居民的有效匹配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作用机制，并探讨村级自治的跨层调节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信息性政策工具能够显著正向促进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第二，消极预期情感在信息性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积极预期情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第三，村级自治负向调节信息性政策工具与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直接正向关系。第四，村级自治正向调节了信息性政策工具与消极预期情感的直接正向关系。第五，村级自治在信息性工具-消极预期情感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通过群体消极预期情感的中介机制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应提前激发农村居民的预期情感。中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实践仍处探索阶段，应提前关注并重视培养农村居民对垃圾分类的预期情感，以便在主体低垃圾分类意愿产生前形成前馈性控制。如加强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危险进行宣传科普（垃圾危害人体的生物链等），激发农村居民产生不分类的预期内疚和后悔等消极预期情感。第二，综合直接强化与间接激发消极预期情感的两种方式制定信息性政策工具，以增强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运用信息性政策工具直接促进垃圾分类意愿形成，如鼓励监督与自我监督垃圾分类风气。另一方面，也需要引导消极预期情感以有效驱动垃圾分类意愿，如引导和传播与垃圾分类相关的环境保护价值和环境危害后果等以激发消极情感产生，以强化农村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第三，村级自治需与信息性政策工具协同发展，进一步激发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对于村级自治水平较低的村庄，要强化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有直接引导作用的信息性政策工具，如开展多渠道高频次的垃圾分类行为引导活动（如邻里监督）等；当村庄的村级自治水平较高时，可以增加激发情感的精神文明产品供给（如开展村集体垃圾分类荣辱观教育、公示批评垃圾分类落后村/户/个人），间接激发农村居民消极预期情感以增强其垃圾分类意愿。参考文献：1 唐林，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J.中国农村观察，2019（2）：18-33.2 刘余，朱红根，张利民.信息干预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吗：来自太湖流域农户行为实验的证据 J.农业技术经济，2023（1）：112-126.3 姜利娜，赵霞.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实证考察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5）：139-151.4 陶学荣.公共政策学 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5 姜利娜，赵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J.中国农村a 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愿b 消极预期情感图2村级自治的调节作用495第 22 卷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观察，2020（2）：16-33.6 徐林，凌卯亮，卢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J.公共管理学报，2017，14（1）：142-153.7 张旭，王成军.政府在激励农户参与农村公共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教育引导抑或行为示范 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9）：22-30.8 蔡晶晶，郑炜.城市垃圾分类回收政策的框架效应研究 J.城市问题，2022（3）：56-65.9 郭施宏，陆健.城市环境治理共治机制构建：以垃圾分类为例 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Z1）：132-141.10 WEISS H M，CROPANZANO R.Affective 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