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学.doc

第三讲 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学
故事1：街边台球
街边台球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流行。台球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十九世纪清朝末期。解放前，只在大使馆、租界地和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几大城市私人开办的小规模台球厅室，有几张球台。上个世纪80年代，台球这项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代表”的运动悄然在中国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台球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神州大地蔓延开来。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台子便成了台球桌，一群男女围在周围玩兴正浓。而这时候，逃学去玩桌球的孩子也开始增多。
　　街边台球一般在深夜9点半出现，尽管不算寒风刺骨，但依然透着寒意的阳光路上行人已经寥寥。临近年关，附近的夜市已经搬离，连原本热闹的夜宵排档也冷清了不少。一溜店铺过去，门前隔三差五地摆放着几张台球桌，少则三四张，多则七八张，大多数桌边油漆已经脱落，球色有些发黄。有的桌前围着几个人，轮番上阵，一边对峙一边闲话家常；再往前几米的几张桌子上凌乱地滚着几个彩球、横着几根球杆，应该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
一位吴姓老板娘正抱着5岁的儿子一边看场一边看球：“我们的露天球桌都是兼营的，有的兼开电话亭，有的是开洗衣店的，有的摆在自己的小卖铺前，单单经营一项生意不划算。”一旁练球的一位先生说，夏天的时候这样的台球桌很受欢迎，可以一直火到近凌晨时分，一元钱一局的低廉价格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外来务工人员来此消磨时间。比起在专业球房里玩球的人，露天球桌上打球的人看来年纪的确要年轻一些，不少结伴而来的都是学生模样，打上十来分钟扔下1元钱转身走进了附近的网吧。“冬天的生意是看天吃饭，前两天下雨就根本没法做，一块一块地赚钱，每天平均几十块钱的收入，四张桌子1500一张买来的，到现在半年左右成本已经收回。”吴女士还告诉我们，这样的露天球场阳光路上的几十张桌子并不算大排场，浙师大、秋滨等地的露天球场依托学生和民工消费群体，生意要兴旺得多。
故事1解读
台球：作为一项绅士游戏，最早源自14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装束：衬衫、领结、马甲、皮鞋。
内涵：从容、得体、优雅。
实质：受两套规则的约束：技术层面的规则、文化层面的规则。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制度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制度包括正规制约（如由人们设定的规则）及非正规制约（如习俗和行为准则）。
非正规约束来自何方？它们来源于社会所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
故事2：副市长辞职曝官场潜规则：领导签字横竖有别
姜宗福，41岁，曾经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今年一月和四月两次在网上实名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系列演出和高房价，由此成为网络名人。不过，身在官场的他也因此惹来麻烦，当地主要领导甚至到组织部门推动他离开临湘。今年5月初，姜宗福离开临湘，就任岳阳的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没有了副市长的光环，姜宗福也没有了专车待遇，需要挤公交车上下班。不过，他说自己确实不适合官场，尽管官场的生存之道其实不难“融入”。他表示，懂得潜规则，也憎恨潜规则。
近日，姜宗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首次披露了他在基层官场亲身经历的一些“潜规则”。
记者：你在机关工作有12年，官场有什么潜规则？
姜宗福：潜规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举几个例子：比如领导签字。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字怎么签？原来是早有约定的。

吴思《潜规则》，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人们（尤其是官僚权势集团）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联。潜规则的形成是人们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的结果，其目的是趋利避害。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根据分析，吴思的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行为约束，它背离了正式制度的规定而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种潜规则既包括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又包括官员的批条、指示、暗示等准正式制度。

故事3世博奇观
之一：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
《南方周末》记者陈鸣日前撰写了一篇标题为“上海世博会，丢尽中国脸”的文章，从各个国家的展馆角度揭示了世博会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公众百态。陈鸣提到，其中很多国家场馆的被采访者，已经明显表露出对中国人的“厌倦和不满”，甚至正在形成一种厌恶心理。作者表示，这篇文章的原稿被编辑七次删改后已经无法再反映原貌，不能完整地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作者只能将其公布在网络上。
文章发出后马上引发了网络上大量的传播，很多网友感到震惊，因为从官方的报导和表面上的参观数字根本看不到这些问题。作者在文章中所呈现的“在世博场馆内大小便，偷拿展品，以及辱骂和侵犯各个国家志愿者等诸多情况”引发了大量有关中国人素质的讨论。
文章说，上海世博会，这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世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来自白俄罗斯的阿娜斯塔西亚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办公室都不能幸免，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中国游客却把3D眼镜捎回家。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速度丢失。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上。
“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
“40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对此，阿娜斯塔西亚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30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短短60年，中华5千年的文明、道德观全部破坏殆尽了，温、良、恭、俭、让，不复存在；剩下的是：冷、傲、狂、脏、私！
不过，知名网络作家杨恒均则为此亲自去游历了世博园，他坚持自己买票并用自己的方式和视角观察到世博园内的各个情况。他在个人博客发表标题为“世博亲历记：中国人的低素质让世博蒙羞？”表示中国人的素质不低，但是那些“低素质”的小毛病在世博会被放大。
他说“低的是那些忽悠这些中国人的人，尤其是那些组织者。民众为什么都要去看世博？因为你宣传了，忽悠了，你用举国体制宣传，你用举国体制忽悠。这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展览性质的事儿，正如奥运会也只不过是一件体育盛事一样，可偏偏有人要政治化，要把这玩意硬是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弄成一个和国家的尊严，与一个民族的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玩意。”杨恒均表示，“是世博环境没有搞对，是世博完全定位错误，结果造成进世博的人非常有挫折感，没有尊严；因为我们大家一直说中国人进去排队，可是不知道排队的都是小老百姓，用钱买票的小老百姓，世博的绿色通道都被政府不正当地使用，包括公务员，包括上海市某些部门作为公关的通道。”
另一位成都网民“熊阿姨”也针对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发表了评论，她在标题为“世博奇观，谁丢中国脸？”的文章中表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要靠国人自身的素质提升，更需要它的政府对自己的公民给予真正的尊重。这一场世博会在推动文明的意义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上海媒体依然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中国馆的高科技只有少数人有缘目睹，远道而来的各国珍宝在蜿蜒的队伍后遥不可及，概念式建筑的场馆只有被人头环绕的外墙，给人留下浮光掠影的印象。”
“熊阿姨”说，最近南方周末的那篇《世博奇观，丢尽中国脸》初始稿在网上疯传，在与见报稿大相径庭的这份原稿中，充满了小孩子在场馆中拉屎、液晶电视U盘插口多次被偷、德国馆前排队国人高呼“纳粹！纳粹”等诸多让人惊愕和啼笑皆非的事例。国人的素质确实还没到值得夸耀之处，但我们平时所见却远非恶劣至此，如果说这些事“丢进中国脸”，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是光鲜世博会能变成一个道德洼地？！
世博会的游客来自天南地北，从老人到小孩，从贵妇到农人，里聚集了各种阶层的游人，每一个人都有热心国家大事的权利，但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被宣传所吸引，怀揣着兴奋和自豪感，远道而来观摩一场也许投入了自己税金的大型博览会，没有可供轻视和嘲讽的成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更应该指责的是吸引他们的人。
从申办成功开始，来自权威媒体的宏大、全天候的宣传一直在号召全国人民参与世博会，主办方贪婪地定下七千万的游览人次目标，造成了一个夏天每日四十万人次群聚于此的拥挤局面。几乎每个场馆都有长龙似的队伍，多者等待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像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里，等待点餐的人数是任何一个城市门店高峰期的2倍，场馆边所有的椅子都横七竖八坐满了游客，到处是黑压压的人头。设想就算是飞机头等舱的绅士淑女富商名流，放在春运硬座火车的站票车厢中，也难免不会随地吐痰和粗声大气，带着不安的暴躁。而那些“出租老人”、“假装孕妇”、“残疾人奇迹恢复直立行走”的种种招数，只能算作是掏了160块大洋的消费者们，在情急之下的小恶。
主办方一味追求客流量，整个参观过程毫无舒适可言，长时间的拥挤排队让人失去耐心，是他们没有给自己的国民足够的尊重，现在又怎么能反过来指责这些身处烈日和高密度人群的游客们，在利益和自尊受损的情况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呢？这到底是谁的不文明？！
那些“丢尽中国脸”的奇闻，就算每一万人中有一例，每天就有40例，一个月1200例，一个夏天过来，凑一篇洋相大观，绰绰有余。
“熊阿姨”说，还有两个月，这场黄浦江畔的博览会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不能预测在2010的岁末盘点中，上海世博会将会以什么面目出现，是继续强国之路的鸡血宣传，还是坊间嘲弄和抱怨的放大。我只是猜想，当几千万游人回到了故乡，也许他们今年夏天的这场旅行，就像那位女士相机中最后的图像——模糊、黯淡而不可辨认，只余喧闹一场。”
之二：世博之游乐乎？
怕排队，也怕烈日当空，没有打算参观在上海搞得红透半天的世界博览会。孙儿孙女到了上海，只几岁，虽然来日方长，我恐怕他们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那样庞大的世博，坚持他们要去。太太找朋友帮忙，安排到不需要排队的招待，老人家也跟着去走了半天。参观了中国、德国、台湾、意大利、沙地阿拉伯等五个名馆，不用排队也属走马看花。要尽看上海的世博可能要花一个月！

是尴尬的问题：应不应该有人像我们那样，可以不排队而获得优先招待呢？我们愿意多付一点钱购买不用排队的权利，但没有这样的安排。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要排队，那么来自外国的政要，以及中国的领导君子们，没有一个会参观。这样衡量，某些人物是应该优先处理的。可不是说应该包括区区在下——我从来不认为自己重要。选择不排队所以不参观是我的权利，但既然被视为「重要」而免了排队之苦，却之不恭。不知是谁帮了这个大忙，这里谨代表两个小小的孙儿孙女深表谢忱。希望他们长大后会记得上海世博，有朝一日会对他们的孙儿孙女说在神州再起的大转变中他们参与过上海之盛。
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见《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在制度变迁中,“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地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新借鉴来的制度根本无法执行。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这种规范作用尽管是非强制的,但依靠内在的自觉自省和外部的舆论褒奖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正如青木昌彦在论述产权制度与习俗的关系时指出的：“如果产权关系来自习俗并与之一致，那它将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相应的道德判断，只要违犯了规则，不管是习俗还是成文的，都会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消极的道德感，如内疚感、耻辱感和焦虑感”。相比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规范约束作用具有非外显性的特征,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十分稳定持久。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2004年甘德怀北大考博落榜事件回放
此次的考博经历带给我的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北京大学的所作所为不仅让我深深地失望，而且使我对于自己追求学术的道路开始产生动摇，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以往自己所崇敬的对象和所向往的地方！”
——7月9日，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出现了一篇名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署名文章，作者甘德怀在文章末尾的“几点感慨”中写下了如上文字。
甘德怀提出五个疑问：
一、复试名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
二、两名根本没有达到笔试标准的考生为何有资格参加复试？
三、导师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
四、复试组老师之一强世功迟到，是否有资格参加评议？
五、北大法律硕士被录取，是否“先天”具有“高贵”血统？
7月，被法律学术界所瞩目的焦点是一场“网战”。长久以来，高校被世人喻为“象牙塔”，其中，博导与博士生更是象牙塔上的“塔尖”。然而，互联网上一篇名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的文章却引发了一场从塔尖开始的震颤。
30岁的甘德怀是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今年3月，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博士入学考试，笔试成绩在26名报考此方向的考生中名列第一。一个月后，甘因复试不及格而落榜。
甘德怀认为复试考试“不公平”，在与北大交涉两个多月无果后。他把一篇6000字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文章发到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上，引起轰动。而学术腐败、博士招生黑幕之说四起，甚至又有人查出，被录取的两名学生中至少有一名本来就是导师朱苏力的硕士生。之后，导师朱苏力立即撰文“还击”，甘德怀再驳斥，朱苏力又回应……
目前，在知名的博客中国网站上进行的对于此事的民意调查显示，44.18%的人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学术腐败”，15.98%的人认为“北大对外校学生的严重歧视”，还有23.58%的人认为“北大精神不在，让人痛心”……
甘德怀笔试成绩排名第一
甘德怀，男，1974年出生。1996年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199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法理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6月至2001年6月，任江苏省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2001年6月从该法院调入河海大学。目前是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2004年3月13日、14日，甘德怀参加了北京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了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为朱苏力。报考该专业该方向的共有26人。整个法理学专业共有67人报考。
2004年4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网上公布初试成绩。4月8日，甘德怀从网上获悉成绩。甘德怀各门课程分别为：英语，52；法理学，84；法社会学，63，总分199，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排名第二的艾佳慧英语46、法理83、法社会学60，总分189；第三名何远琼英语57、法理学57、西方法律思想史72，总分186。而研究生院确定复试资格线为：英语，50；业务课60。根据这个分数线，甘德怀均通过。并且是法社会学方向惟一具有复试资格者。
无人通知甘德怀参加复试
博士生考试分为笔试和复试，复试就是面试。按照惯例，学校会在笔试成绩公布后通知笔试过关的考生参加复试。可一个星期过去了，甘德怀还是没等到复试通知。4月15日，不放心的甘德怀打电话到北大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询问，对方告知他复试安排在4月19日。

4月19日，顾不上质疑北大为什么不通知自己复试的甘德怀匆忙赶到北京。到了考场后，甘德怀奇怪地发现参加复试的考生除他之外还有两人。后来甘德怀了解到，其他两名参加复试的女生，一位英语成绩没过线，而她是北大硕士毕业生，另一名法理学专业成绩不及格。
一名复试考官迟到20分钟
按照招生简章规定，面试考官由3位博导组成。可甘德怀作为第一个面试的考生，开始回答问题时，却只见到两位考官，另一位考官(强世功)直到20分钟后才露面。而此时，甘德怀的复试已经结束。甘德怀说他共回答了3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朱苏力教授问的，问他最喜欢读哪本书。当时，甘德怀的回答是，最喜欢读费孝通的《乡村经济》。
4月20日，甘德怀获知，他没有通过复试，而其他两人通过了复试。这样的结果让甘德怀大吃一惊，他多次找到北大研究生院、北大纪委交涉，但结果仍然是，他不能被录取。

甘德怀:象牙塔，就可以不透明? 
经此巨变，甘德怀多次找到北大研究生院、北大纪委交涉，但结果仍然是，他不能被录取。
笔试得第一，复试却不及格。甘德怀认为自己的成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反差。于是，甘德怀7月10日在新语丝网站发了篇感想《我的北大考博经历》，对复试的程序和内容提出了质疑。为了明确自己的观点，甘德怀给记者寄来了质疑的文字材料。(以下为要点摘录)
质疑一对复试程序的质疑
为何不按照规定考核？
1、复试名单为何既不在网上公布又不主动电话通知？而且如果不是我星期四(4月15日)下午5点主动打电话到法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恐怕我就连参加复试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星期五我要上一整天的课。
2、复试组只有朱苏力和周旺生两名导师组成，没有秘书记录复试过程，他们自己既问且记，是否符合程序公正？在复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进来坐到朱苏力身边的人是谁？为什么不介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否参与复试结果评议？让人疑惑的是，博士生面试小组成员强世功是在我回答完毕以后，艾佳慧回答过程中进来的，他究竟评议什么？
3、北大法学院复试究竟是等额复试还是差额复试？(据我所知，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行政诉讼法方向的一名考生今年各门功课都超过复试分数线，而且为该方向第二名，但却没有参加复试。该方向第一名为北大学生，只有他一人复试，也就是说实行的是等额复试。我所考的方向第二名为北大的法律硕士，却实行差额复试！)为什么同样在法学院，却在这么关键的问题上采取如此不同的做法？这样不免使人产生疑问：是不是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先天”具有“高贵”的血统？
4、为什么不按照招生简章上规定的复试内容进行考核呢？(按照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生招生简章规定：复试采取笔试、口试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外语口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查；申请人应该向复试组作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
质疑二对北京大学答复的质疑
通过与不通过可轻率变更？
1、朱苏力老师起初说法理学专业导师名额已满，后来又告诉我周旺生老师今年不招，既然不招，为什么在招生简章中还出现？
2、朱苏力老师在一次电话中说“早知这样，不如让你复试通过”，这是否说明所给的复试成绩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难道通过与不通过就可以如此轻率地变更？朱苏力老师到研究生院提出更改复试结果，是否又一次说明所给的复试成绩不是基于严肃的考虑呢？
　　3、研究生院招办生主任说复试资格线是“建议”的分数线(“建议”大概是指研究生院公布的资格线并非固定的、严格的资格条件，导师可以在复试资格线以下自主确定复试名单。)那么这种“建议”所带来“优惠”为什么没有落到其他考生的头上？还是其他考生是根本无从得知他是否在优惠范围内？
　　4、研究生院招办生主任声称复试所占的比重加大，加大到什么程度？(招生简章上规定的复试权重约30%)既然复试那么重要，初试的意义何在？难道正如朱苏力老师给我的答复中所说的那样，“笔试成绩是看看文笔还算流畅的，就随便给些分”？如果如此严格程序下的笔试成绩是这样得来的，那么，粗糙短促的复试程序下产生的复试成绩难道更能使人信服吗？
　　5、招生简章是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考生准备考试的主要依据，那么诸如周旺生老师今年不招、复试比重加大、复试的资格线是所谓的“建议”的分数线、等额复试还是差额复试、复试过程可以与明文规定的内容有天壤之别等重要信息为什么不在招生简章中列明？总而言之，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操作规程到底是什么？这种或明或暗的操作规程对广大考生尤其是外地考生的切身利益置若罔闻。
6、北京大学相关部门及人员一再向我强调博士生招生中导师自主权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基于学术自主、自由而来的导师学术选拔权是否应该遵守基本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规则和原则？
　　在电话中，甘德怀一直在强调“程序上的公正”，他认为，虽然招生中导师的自主权是导师的权力，但至少应该做到起码的“程序公正”，而且，在对于考生录取资格的处理上也应该透明，“不能因为是象牙塔，就可以不透明。”甘德怀如是说。
　　对于考生甘德怀质疑北大法学院考博制度是否公平的言论，处在漩涡中央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朱苏力也开始了自己的“还击”。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 。

非正式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原发性规则。正是通过非正式制度，人们构建了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社会与伦理社会相比，是后出现的。
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只占制度的很少一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作为制度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减少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因为非正式制度的确立可以唤起经济主体的理性信念，通过内心法则形成“自觉意识”，它的实施可以提高人们遵守正式规则的自觉性，提高正式制度实施的绩效；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又可以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缓慢，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会形成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使正式制度锁定在无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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