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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天然萬古新－談陶淵明田園詩特色
指導教授：周益宗老師
報告者： 江凱弘
前言
在中國田園詩人中，陶淵明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元好問在〈論詩絕句〉言其：「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 見九思叢書編輯部編：《陶淵明研究》第一卷（台北：九思出版社，民66.7），頁121。
同時，陶淵明也是我國詩人中一心愛好自然、且自甘隱居田園的一個典型。雖然，「田園詩人」的號稱，並不足以概括他生平的成就，但卻能明顯表現出其詩文的重要特徵，本文將深入探討其田園詩之特色。
壹、陶淵明其人及創作背景
一、陶淵明之家世
陶淵明字元亮，後更名潛。江州尋陽柴桑人。源出陶唐，曾祖陶侃，晉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茂，武昌太守。父逸，安成太守。母孟氏，孟嘉第四女也。 見宋丘龍：《陶淵明詩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73.8），頁1。
二、陶淵明之生平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脫穎不群，認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妄聖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晉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遂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資，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以！」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探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暨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言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其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肄，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見九思叢書編輯部編：《陶淵明研究》第一卷（台北：九思出版社，民66.7），頁8-9。
三、陶淵明之創作背景
（一）戰禍頻仍，民生凋弊
自東晉元帝即位健康後，雖暫時維持偏安局面，然潘鎮跋扈，驕將搆亂，荊揚兩系軍閥，彼此互爭雄長，明爭暗鬥，不時發生，百姓夾雜其中，痛苦可知。自荊州系桓溫死後，屬揚州系謝安執政，謝玄「北府兵」，經淝水一戰（公元三八三年），聲勢大振，不幸謝安死後，司馬道父子當國，招權納賄，無所不為，朝政又陷混亂，後桓玄竄位稱帝。晉世時代，可說兵連禍結，社會殘破，民生凋弊的混亂時代。知識份子眼見國家社會的動盪不安，人命的危殆，所以明哲保身，隱名遁世，自屬意料中事，陶淵明也就是在這二百年間，社會最急遽變化的時代背景下所孕育的詩人。 見陳怡良：〈陶淵明創作背景淺探〉，《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1期（民73.1），頁47-48。
（二）政治紊亂，文人命蹇
在喪亂昏暗之時代中，惠能在黃梅得法後回到南一些士大夫文人之流，無不多愁善感，悲嘆人世多艱，命途多舛，於是各尋避難場所，或寄情事物，故有者住土穴，躲樹洞，韜光遁世，裝嚨賣啞，或寄情酒色，或避居田園，不涉世事，以解脫人間煩惱，但能寄懷大自然中，以作慰藉的樂土，則是最睿智的選擇。 同上，頁49。
（三）儒學衰微，士風頹廢
儒學在東漢之世，由於社會安富，尚盛極一時，降及靈獻之後，由於權奸柄政，黃巾作亂，中原鼎沸，民則為之不堪命了。魏武對二百年來之士風，僅有破壞，卻無能提出重建之方，故士風頹廢，魏武確實應負最大的責任，而後來西晉、東晉，士風未改，宦海依然混濁，誠如陶淵明在感士不遇賦之序文中言：「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軀易進之心」，當日士大夫之浮華奔競，由此寥寥數語，已見一斑，則益證當日士風積弊之深之久了。故其間竹林七賢之怪誕行徑，浪漫性文學之興起，追原溯始，當皆與此相關。而在這儒學衰微，士風不振之時代中，能保存自我，不隨俗浮沈，雖涉獵廣泛，卻自有心中信仰，而能堅守不變的人，則當屬靈性未泯的眾醉獨醒人了。 同上，頁49-51。
（四）老莊復活，佛道合流
西晉人士均承王、何諸人之風，以辨析名理為主，談尚虛玄，如裴楷精易義，阮修謝鯤好老易，郭象言莊老，於是玄妙之論，輕言之風，大盛於當時，所謂「不悟永嘉之中，復正始之音者也」。而當時道、佛兩教的流佈、興盛，不但助長了清談之風，也影響及魏晉的文風。 見陳怡良：〈陶淵明創作背景淺探〉，《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2期（民73.2），頁30。
（五）思想開放，作風變更
儒家之精神，本是現實的，代表思想之著作是六經，富有道德於教訓之要素，有謹嚴莊重積極之態度，注重客觀與實驗之條件，為社會國家建設人文主義。故儒家講求道德禮法，注重修身養性，不只獨善其身，還要兼善天下人，這種人生倫理化的人格主義，在太平盛世時期，確實是全國上下共同奉行不渝的政治哲學。可是到了衰世時期，儒家之弊端，便完全暴露無遺，以往尊奉聖賢與倫理之觀念，易流於虛偽與拘謹，此時因政治紊亂，社會動搖，兵連禍結，民生疾苦，在在都使儒學失去統治人心力量，人們之信心喪失，則心灰意冷，表現頹喪氣餒，得過且過，自屬情理之常，而當日讀書人，對就有之學術知識，亦感懷疑與不滿。 同上，頁31。
貳、陶淵明田園詩之特色
鐘嶸言：「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見九思叢書編輯部編：《陶淵明研究》第一卷（台北：九思出版社，民66.7），頁9。
王通亦言：「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也。」 同上，頁11。
又嚴羽說：「漢、魏古詩，氣象渾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同上，頁107。
，由上列論述，足見淵明之田園詩之大致面貌，資就其特色分述數如后：
一、自然寫實
陶淵明詩文中提到「自然」一詞，共有四處：
質性自然，非矯力可得。飢凍雖切，違以交病。（〈歸去來辭序〉）
貴賤愚賢，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行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形影神序〉）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
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進自然。（〈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這些詩文中所謂的「自然」，包含有主體與客體兩方面的意義。主體方面指本身個性的自然，客體方面涵括了宇宙萬物，古往今來，萬化遷流，人是演變的自然。
而其田園詩最有名者，乃是〈歸園田居〉，當中所描寫的農家景色及農事勞動中之感受，如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之一） 見溫洪隆註釋：《新譯陶淵明》（台北：三民書局，民91.7），頁53-54。以下所引陶詩皆出此書，不另附註。
此詩充滿村居的實景，並將田園的自然風光描繪得淋漓盡致。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夸來往。想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之二）
此詩寫農家於閒暇時之景況，寫得逼真天然。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之三）
此詩更為寫實，清楚描繪出親自耕種的情景，並依實際種作之次序加以陳述。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棌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之四）
此處在寫浪遊林野，因見荒蕪無人，引起深深的感慨。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五）
詩中描寫耕種而還，濯足山澗，而後歡來無事，暢飲終夕，田家真樂實景，寫得令人悠然神往，可一窺陶淵明田園詩的寫實風格。
二、物我相融
王國維先生說：「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人間詞話》）王國維提出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句，即是「無我之境」的範例。「無我之境」是近於「自然」的一種說法。
陶淵明詩中景物之描寫，大都是優美的無我之境，「以物觀物」，用寧靜的審美心境去觀照自然，而不扭曲自然以順我之情。寫出了山水的原本形色，如他最有名的一首寫景詩，就是他的〈飲酒〉第五首，詩中描寫道：
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此詩中，「詩人心無掛礙，吸引山川於胸懷。個人的情緒和宇宙間普遍而永恆的生命律動融為一體，不分彼此了。沒有思想的累贅，不露個人的痕跡，純是一片天機的流露」（曹輝東〈「物化」與「移情」－試論陶淵明與華茲華斯〉。陶淵明面對著山水時，能夠完全擺脫他與山水之間的差別界限，泯滅了主客之分，所以能夠「悠然」地將他的人格個性與自然融合為一。從採菊到見南山，從山氣到飛鳥，都是處在一種自然和諧的狀態，消除了身心內外的阻隔，淵明的性情與自然冥合同一，所以他能夠體會到大自然的「真意」，能夠說出「欲辯已忘言」的欣喜。可以說，他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來欣賞宇宙，而躍入大自然的節奏裡去「遊心太玄」；因而真氣瀰滿，超世絕俗。這是陶淵明能把自我性情與實際真境融合，不把經物排至心外，而產生的高曠境界。 見陳美利：《陶淵明探索》（台北：文津出版社，民85.6），頁253-254。
淵明田園詩中寫景的佳句俯拾即是，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一中的「鳥弄歡新節，冷風送餘善」清溫汝能評為「巧麗絕倫」。第二首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得得靈妙之至，所以膾炙人口，清陳祚明讚美說：「『平疇』二語寫景，神到之句。」沈德潛《古詩源》有以為二句是一時興到，是陶公最佳的詩句。可見陶淵明之表現人與自然的和諧融洽之樂，對田園風物有無比親切的感情，詩中物我交流，情景交融。 見鄭夙姿：〈從陶淵明的田園詩見其獨特的人生觀〉，《語文教育通訊》，第22期（民90.6），頁12-13。
三、任真簡拙
「真」可以說是陶淵明人生的基本態度。「真者，自然之道也」（《漢書．楊王孫傳》，是陶淵明自然觀的最積極顯現，陶淵明在日常生活中涵真養素，他不斷地謳歌並追求人生之真，把自然天性視為人生的理想極致，自身能以真率自然的態度面世。因之，顏延之在誄文中說他「無適非心」，沈約指出他「真率」的人格。昭明太子說他「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些都肯定了陶淵明「真」的人格素養。 同註13，頁55。
「拙」則是老、莊的處世方針，陶淵明為人即抱著「拙」的態度處世。他在詩中云：「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之一），在詩文當中，他屢次提到自己的「拙」，他說自己拙於才幹，拙於謀生之方：「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雜詩〉之八）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沒有逢迎巧趨，長袖善舞的本事，在官場中是「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有這樣拙於官場進退的父親，全家只好跟著挨餓受凍了。 同註13，頁63-64。
淵明常藉山水田園的清妙，以寄託他所感的情懷與所務的玄理，情景與理趣相融和，由主觀的體悟得來，而非客觀冷靜的陳述，語言從他肺腑中流出，所以特別深刻有力。因作者心靈已臻化境，所以信手拈來，往往都成妙諦，莫不竟與神會，真氣撲人。如〈飲酒詩〉之五：
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這是一首千古傳誦的名詩，寫得情趣閒適，景象悠遠，而作者胸中悟得的一
番真意，以與情景相融會，以至於莊子所謂「得意而忘言」的境地。
四、對立塵世
陶淵明是因為仕途不如意，才退隱田園，清蔣薰評陶淵明詩時，便說道：「農圃小人事，須知沮溺耦耕，亦非得已。先生西田之作，語意自見，不同田家樂也。」這話其實說得不錯。淵明少有猛志，志在四海，其所以「乃逃祿而歸耕」（〈感士不遇賦〉）的原因，乃是因為政壇的污濁，使他不能一展所長。因之只有順著自己本性的自然，放棄了做一個士者服務國家社會的希望。
在陶淵明心中，田園耕作的生活，不但有付出的收穫，而且沒有人事的紛擾和傷害。他說：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蹈〉）
雖然耕作的生活，辛勤勞苦，但是庶無異患干」，耕作只有肉體上的勞倦，而沒有其他意外的憂患，心理上是十分輕鬆舒泰的。這比起詭譎詐偽，憂患莫測的官場來說，是比較適合個性純真自然的陶淵明。因此他把田園看做自己身心的家鄉。
因此，陶淵明所厭惡的，就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的現實社會。 同註13，頁264-266。
參、陶淵明詩中的理趣
古今論詩者，頗多以「理趣」二字來讚譽陶淵明的詩，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詩作常「以情入理」，其表現思緒的手法又常能「化虛為實」之故；此外，後人以為其為「田園詩人的開山祖」、「歌詠自然的師豪」、「平民文學的代表」，其影響之大亦可見一斑，茲分述如下：
一、陶詩理趣的構成內涵
陶淵明生長在玄學風氣盛行的時代，構成陶詩「理趣」的哲理當然也就不免
帶有玄理的色彩。不過，陶淵明畢竟不是一位哲學家，他並無意對於玄理思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探索。他所關注的，乃是如何將玄理融入於生活的實踐當所體悟的哲理，一語概括之，即為「自然」二字。此崇尚自然的思想，雖然有老莊玄言的玄虛與幽渺，〈歸園田居五首〉之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這首詩主要在於揭示「返自然」之理。首二句既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可知下二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是違反了陶淵明的自然本性。下又云：「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則是淵明以實際行動回歸於天地的自然、質性之自然。比起玄學家們的高談闊論，純粹就理論性的建構來說，的確有所不及。
此外，陶淵明思想亦有道家之趣，但是其詩歌皆是「超人達世、見理安分之言」，與晉人的放誕無實是絕對不相同的。而陶淵明的詩作所以能夠不落玄虛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其詩中的哲理乃是由他真摯深厚的生命情意所凝鍊而成的。此種哲理內涵，也正是陶詩所以能夠構成「理趣」之風貌的內在因素。 見謝名揚：〈陶詩的理趣〉，《大陸雜誌》，第97卷第三期（民87.9），頁34-37。
二、陶詩理趣的表現方式
陶詩中的哲理固然在內涵上具備了構成詩歌美感趣味的基本要件，但即使是落實在生活情感之上的哲理，仍然還是一件抽象的事物，他還必須通過藝術的手法加以表現，才得以形成讀者可以真正感知的審美對象。這種展現詩歌之趣的創作方法，即在於如何將抽象的哲理轉化成為具體的形象。正如范晞文言：
不以虛為虛，而以實為虛，化景物為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否則偏於枯瘠，流於輕俗，而不足採矣。 見范晞文：《對床夜話》（台北：木鐸出版社，民77.6），卷二，頁421。
哲理、情思為抽象之虛物，所謂「以虛為虛」，是指直接以理語說理，以情語說情，如此詩作不是偏於枯瘠，就是流於輕俗，並不足取。表達情、理的上乘手法當是「以實為虛」，亦即是「化景物為情思」。如此詩作方能如行雲流水一般的自然。這裡所揭示的「以虛為實」的詩歌創作手法，正可以視作是將抽象哲理予以具象化的主要原則。
先言「以景物說理」。藉由景物來寄託事理，可說是世人創作詩歌時所慣用的筆法，陶詩中亦多有例證。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云：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詩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 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萍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衝。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昇華嵩。
此詩前八句寫景，後八句說理，景與理之間是密切相扣的。
再言「以情節說理」。陶淵明詩還擅長應用敘事和對話來營造某種情節，使所欲傳達的哲理融入事件的發展之中，因而具備了另外一種可以感知的形象性。相當鮮明的例子是在〈形影神并序〉中的設計了形、影、神三個擬人化的角色，並透過三者的論辯來表達不同的生命態度。於是抽象的觀念便在形贈詩予影、影答詩於形、神又兼釋二者之惑的對談情節當中，令我們具象而立體的感受到。又如〈歸園田居五首〉之四：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棌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此詩具有完整的敘事結構，首四句先述攜子姪輩遊於林野荒墟，是為事件的
緣起；其次言及徘徊於丘壑之間，則是藉著景物的烘托來切入詩歌題旨；接著透
過淵明和樵夫之間的一問一答，最後方才引出「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的體悟。照樣的說理因為是以因果始末俱足的情節來展現，所以不但不讓人感到索然無味，反覺得事件歷歷在目而情味深長。
末言「以史事說理」。陶淵明可說是一位相當寂寞的詩人，他所堅持的躬耕隱居的固窮之志，除了從弟敬遠等一二人之外，甚少有親朋好友能夠真正體會。其以詩論理之時，陶淵明也經常援引古人的行誼事蹟作為例證，如的〈飲酒二十首〉前兩首詩：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其一）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其二）
第一首詩以東陵侯召平種瓜的史事來說明「衰容無定在」之理。至於第二首詩則是先以伯夷、叔齊為證，此二人雖為善人，然卻未享善報。淵明於是藉此發出「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的質疑。雖然陶淵明對於善惡報應的天道有所懷疑，卻沒有動搖他固窮之志。於是下四句再引榮啟期為證，說明「不賴固窮節，百世誰當傳」的道理。此詩經由前後兩組史事參照證明，使得原先質疑天道、而後愈加固守節操的哲理領悟，顯得具體清晰而且有所憑據。 同註18，頁37-40。
肆、結語
陶淵明有極閒適的情懷，詠及飲酒務農，不虛佳日之實況，造語平淡，卻滿含真情，在其田園詩中以表露無遺，其「自然」思想，對後世影響亦鉅，在繁忙勞碌的現代社會中，其山水田園情懷，不啻是帖良藥，為日漸麻木的心靈，注入一滴回歸自然之趣、享受田園之樂的美妙境界，讀其詩，無不令人玩味再三，此亦是其田園詩引人之處。
參考書目
一、書籍
九思叢書編輯部編：《陶淵明研究》第一卷（台北：九思出版社，民
66.7），頁121。
宋丘龍：《陶淵明詩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73.8），頁1。
范晞文：《對床夜話》（台北：木鐸出版社，民77.6），卷二，頁421。
陳美利：《陶淵明探索》（台北：文津出版社，民85.6），頁253-254。
溫洪隆註釋：《新譯陶淵明》（台北：三民書局，民91.7），頁53-54。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64）。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台北：編譯館，民87）。
二、期刊
陳怡良：〈陶淵明創作背景淺探〉，《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7卷第1期（民73.1），頁47-48。
謝名揚：〈陶詩的理趣〉，《大陸雜誌》，第97卷第三期（民87.9），頁34-37。
鄭夙姿：〈從陶淵明的田園詩見其獨特的人生觀〉，《語文教育通訊》，第22期（民
90.6），頁12-13。
陳巍仁：〈陶淵明「固窮」析論〉，《中國語文》，（民92.12），頁53-63。
李麗英：〈陶淵明「飲酒詩之五」篇旨探析〉，《國文天地》，（民92.10），頁18-23。
歐宗智：〈阮籍陶潛之處世態度及其詩風〉，《中國語文》，（民92.02），頁52-58。
周敏華：〈陶淵明「飲酒詩」淺析〉，《中國語文》，（民91.06），頁79-82。
張娣明：〈戰爭動亂中的陶淵明及其解脫之道〉，《中國學術年刊》，（民91.06），
頁327-355。
楊玉成：〈論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國文學誌》，（民89.12），頁193-231。
石朝穎：〈陶淵明的「詩歌美學」〉，《文明探索叢刊》，（民88.01），頁123-133。
胡曉明：〈論陶詩中的道統問題》，（民85.08），頁43-52。
簡光明：〈陶淵明形影神詩析論》，（民84.06），頁4-14。
施逢雨：〈陶淵明隱居生活中的困逆與感慨》，（民78.08），頁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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