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刀币始于战国考.doc

齐刀币始于战国考于嘉芳本文论点是,齐刀币起源于主要用于畜牧业的青铜削,受尖首刀币和“明”刀币的影响,始铸于战国晚期的齐襄王时期,而且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货币。一、什么是齐刀币齐刀币之于齐文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近年来齐刀币之研究,在形制、材质、金相、工艺、币文、渊源、币值、时限诸方面皆有卓荦可观者。细观学者文章中,何谓“齐刀币”,见仁见智,观点尚不统一。王献唐先生认为“节墨”刀、“安阳”刀铸于齐国铸行刀币之前,“节墨之法化”者,尤其是背文有“辟邦”、“安邦”者都是齐灵公十五年灭莱以前的莱国货币。王毓铨先生也持此说(王毓铨:我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辞海作者对齐刀币作如下解释:“刀币的一种。战国时齐的铜币。每枚重量四十四克至四十八克之间。按币文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字刀、四字刀和六字刀等,其中第一字都是齐字,是指齐城,即齐的首都临淄。”这里作者认为齐刀币时代是战国;种类为三字刀(“齐法化”)、四字刀(“齐之法化”)、六字刀(“齐返邦立长法化”),即币文都有“齐”字,齐指临淄。显然,作者把“安阳”刀,“即墨”刀、“莒邦”刀等都排除在齐刀币之外。以上两种观点都认为只有刀币文字有“齐”字铭文的才是齐国的货币。随着讨论的深入,多数学术界同仁逐渐统一了认识,认为齐刀币包括三字刀“齐法化”、“齐之化”;四字刀“齐之法化”、“即墨法化”、“莒邦法化”;五字刀“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六字刀“齐返邦法化”以及无字齐刀。齐“明”刀亦应作为特例归入齐刀币之列。判断先秦铸币之国别,币文、形制、主要出土地点、文献资料、金相分析等皆可作为依据。在诸多依据中,形制特征是最重要的特征。从总体货币发展史考量,货币不同于礼器、兵器,它不是限定于一定社会阶层使用的特殊物品,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具有社会性、流通性和世俗性。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现的宋元时期青铜铸币窖藏,一次出土往往百千斤计,其中多数是汉以后各朝代的方孔圆钱混合一起。这说明,只要是方孔圆钱,在宋元时期皆能流通使用。布衣百姓大多只识其形,难辨其字。现代不识字的老百姓对于纸币的辨认,仍是主要通过大小、颜色、图案来判断,不识外文的人照样能够依据其形制辨认使用美元、英磅等外币。在文化教育远未普及的先秦诸国,金属铸币自然更是以其造型和重量标示其国别和价值。 从货币发展史综合分析,中国青铜铸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象形阶段 (贝币、布币、刀币、圜形币等)、标量阶段(半两、四铢、五铢等)、纪铭阶段(开元通宝、大观通宝、崇宁重宝等)。很明显先秦时期金属铸币处于象形阶段,形制因素更加重要。那么,从基本形制上说,什么是齐刀币呢?齐刀币就是先秦时期齐国铸造、由国家法定认可、在齐国境内主要作为储藏手段使用的刀削形青铜铸币,其形制特点是较其它类型的刀币形体明显宽大厚重,长刃(其实没有刃,在这里是按实用刀削的相应部位暂时定名)和刀首的短刃都是凹形,分大小两种,大刀有“齐之法化”、“齐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齐返邦法化”、“齐之化”、“莒邦法化”,无字齐刀等,重量在4361克之间;小刀有“即墨法化”,重量在2342克之间。不管是哪一类齐刀币,单凭形体特点几乎一眼即可把齐刀币与其它种类的刀币区分开来。王庆正先生曾指出,齐刀币,尤其是数量占绝大多数的大刀类,形制上虽小有出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对货币的基本要求。二、齐刀币始于战国考从世界货币史资料看,是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作为刀币母型的青铜削,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是一种畜牧业文明的产物;作为刀币形式,迄今经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得的、有明确地层层位和具体墓葬单元的考古资料显示,尖首刀币的时代最早,式样最原始,最接近实用刀削的式样。墓葬资料方面,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的晚期墓葬中,出土少量尖首刀币,无币文,型制与同时出土的式青铜削十分相似,其时代当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地层学资料方面,在河北省平山县平山乡东半部,距灵寿县城约十公里,发现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古灵寿城址,在早于城址年代的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地层中,出土尖首刀币,出土时多则二、三十枚,少则七、八枚,长度16.217.4厘米,单独出土,均无与其他刀币混合的现象(陈应琪战国中山国“成帛“刀币考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该遗址还在相当于城址年代(战国晚期)的地层中,出土、式“明”刀币。陈先生推测,式“明”刀币的出现要早于城址年代,大约在战国前期。 尖首刀币的形制最原始,已为学术界公认,并为考古资料证实。至于其为戎刀,抑或燕刀,则见仁见智。从出土地域和考古学文化分类来说,多数人定其为戎刀,近是。齐刀币(包括燕刀币、赵刀币)都是在尖首刀的刺激和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出现不会早于战国。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齐刀币的年代下限,齐刀币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别货币系统,其时代下限不会晚于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在临淄齐故城遗址以南一个没有任何其他随葬品的竖穴土坑墓中,发现四枚“齐法化”刀币。该墓与同一墓地中的其他西汉墓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初步定为西汉墓(朱玉德齐刀币殉葬考山东金融研究1988年“钱币专号”)。这就否定了原先有人认为齐刀币是新莽币制改革产物的观点。在临淄齐故城的考古发掘中, 1965年山东省博物馆在发掘临淄于家墓地时,在属于战国后期的第3层文化层中,发现“齐之法化”一枚(发掘资料未发表)。另外,陕西咸阳故城遗址车站南沙坑中发现280多件铜器,其中战国货币十五种,有“半两”、“安邑二”、“梁充当”、“齐法化”、平首方肩方足小布、“明”刀币、尖首刀、蚁鼻钱等,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我们认为下限在西汉以前。”(陕西省博物馆等: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迄今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齐刀币,断代依据较明确的墓葬、地层、窖藏资料,唯此三处而已。至于1930年山东章邱东平陵城西南春秋遗址上发现的“莒邦”残刀(图录见朱活:古钱新探;汪庆正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1)590页),无地层断代依据,原物为著名藏泉家方若所得,拓本发表于其所著古化杂咏,该残刀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朱活先生在齐鲁及齐鲁币制(山东金融研究1991年钱币专号)一文中又说在该遗址曾发现一大一小两枚节墨刀,一为“节墨之法化“,一为“节墨法化”,并且作出“这多少说明五字节墨刀铸行于春秋,四字节墨刀铸春秋晚期,或略早“的结论。朱活先生文中没有指明原始材料的来源和出处,从文中叙述分析,显然是指征集品,或许是上述“莒邦”残刀记载之误。我们认为在没有科学的考古地层依据的情况下,冒然作出的时代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齐刀币产生的年代上限,目前有西周初期说,齐桓管仲时期说,春秋末期说,战国说等。战国说为是,惜皆未全面展开论述。把齐刀币产生定为战国以前,其根据多依据文献资料推断,且主要引征管子一书,尤其是管子国蓄篇。管子一书成书年代颇多争议,现在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该书为战国秦汉时人所作。其内容虽不能说与管仲思想无关,然书中所记典章文物自然以成书年代为其时间的上限,这是治学断代的基本标准。至于史记、汉书所记只是说明齐国重视工商业而已,有关刀币之产生的记载,如史记平淮书等,正如朱活先生所言是“以周秦之衣冠,绘虞夏之图象“,不足为据。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研究者大多已经意识到考古学资料和考古学方法的重要,在学术讨论中许多人都引用了大量考古学资料,借用了许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分型分式,分类排比等。加以考古学资料日益丰富,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广泛采用,更为研究者提供了多种研究角度。但是,在关于刀币年代的研究中,在考古学范畴,愚以为有几点需应注意,除现代科技手段如碳14,热释光之外,判断出土遗物绝对年代的主要依据是器物本身的内证和地层学(包括墓葬、灰坑);同一地层或单元遗迹出土的遗物,以年代最晚者作为地层或单元遗迹的年代上限;标型学应以地层学为依据来划分;标型学 (如果严格依照科学依据来划分)一般只能判断遗物的相对年代。然而在将考古学引入关于刀布年代的研究中,目前存在一种人为地、毫无根据地将考古年代提前的倾向。例如,关于“明”刀的研究,就迄今发表的考古资料分析,较为确切的资料只是在战国中期地层、墓葬、灰坑中发现式刀范(石永士、王素芳:试论“明”字刀化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其它则仅是依式推测其相对年代而已。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地第二次发掘, M26出土象牙笄和四枚明刀币, M26被M25打破。发掘报告称:“第二种为鼎、豆、壶,年代在战国中期故第二、三种墓的年代应当彼此接近。” M26属于第二种墓,年代应该在战国中期。一些研究者在引用这条资料时,却“推知M26时代当在春秋晚期“(参见山东省钱币学会齐刀与齐国钱币的研究第136页)。1952年河北唐山市贾各庄西区战国墓发现一枚残刀币(346),安志敏先生称:“刀身残,不 91否铸有文字,观察似明刀大概是明刀。“西区战国墓“从全体上来说,可能是早到战国初叶“(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六册1953)。有的研究者却断定“其中M34出土残燕刀币,其时代迟在战国初年”(齐刀与齐国钱币的研究第136页)。更明显者,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M112出土刀布(刀币)一件,略残。M112属该墓地的第2组墓葬,竖穴土坑,出土陶鼎一件,陶壶一件、陶一件、陶盘一件、铁带钩一件、空首布四枚,方足布三枚,刀布一枚,很明显这是一座战国晚期墓,原发掘报告载明第2组墓葬“可能是战国晚年”(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而有些研究者在引用这条考古资料时,却毫无根据地把它定为“郑州岗杜M112出土型刀币。此型刀币迟在战国早期即流通到河南地区。“郑州岗杜M112为战国早期”(齐刀与齐国钱币研究第137页)。这样随意改动考古学年代并依此作为断代标准的事,甚至出现在考古这样的专业刊物上,“50年代,河南郑州岗杜M112也曾出土此类刀币,其墓葬年代为战国初期或春秋末期“(考古1991年第9期)。分型分式研究若不以地层学为依据也未必准确,例如有人以“明”字上笔方折作为型“明”刀币的标准,且定为春秋中期,而河北沧县肖家楼,从战国文化层出土的窖藏“明”刀达一万余枚,其中八千枚刀布“明”字方折,“刀币分两处出土,相距一米多。出土时都捆绑成束,排列有序,叠放在坑中,紧挨刀币出土的有瓮和残铁各一件,另无其它遗物”(天津文物管理处河北沧县肖家楼出土的刀币考古1973年第1期)。根据同一地层出土的陶器和铁器分析,该文化层最早不会超过战国中期,其下限可能是战国晚期。迄今,若以严肃的考古资料而论,尚无“明”刀币始于春秋的确证。“明”刀源于戎刀(尖首刀),学术界认识已渐趋一致。就地域、型制、考古资料而言,“明”刀与尖首刀的关系较齐刀与尖首刀的关系要密切得多,齐刀币之产生当更在其后。 至于说到因为齐国的工商业发展水高于其它国家,因而“只有齐国才具有铸造货币的经济条件“,则需辨证看待。其一,由于太公封齐之初,地处偏狭,自然条件恶劣,采取一系列鼓励手工业、商业、煮盐业、渔业等发展的政策是事实,但有齐一代,以农耕文明为特色的周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主导地位,工商业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看到工商业相对发展较快的时候,绝不能估计过高,一定要看到其在整个经济形态中的相对次要地位。(参见拙作试论齐文化的三个主要来源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其二,春秋以前,一直实行“工商食官”的制度,虽然也有郑国弦高那样的大商人,同样属官府商业性质,当时的大商人也多是贵族,所以弦高敢于以国君的名义犒劳秦师,“且使遽告于郑“。另外,象齐之鲍叔牙,鲁之子贡皆是下级贵族经商者,故当时自由经商者不多,民间之商品交换规模不大,仍以物物交换为主。当时大规模的官商交易集中发生在国际之间,例如郑国商人弦高“将市于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期,国际间的贸易,以易货贸易为主,即使使用少量货币,应以国际间共同认可的青铜铸贝为一般等价物。原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独自铸行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内流通使用的异形货币(布币、刀币、圜钱),皆与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皆是战国时货币。春秋时期,在政治上周王室仍维持其共主地位,在经济领域,青铜铸贝和黄金作为主要通货形式为各诸侯国所认 92遵用。这已为无数考古资料所证明,齐国春秋及其以前的墓葬亦仅见随葬青铜铸贝,例如淄川磁村春秋墓地(山东淄博磁村发现四座春秋墓考古1991年6期),临淄后李遗址春秋墓葬(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其三,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与商品交换的规模以及相对独立的政治形势相关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关系不大。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们的所有物都是在动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让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其他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换。“(资本论第一卷)新货币的产生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即政治上的独立或相对独立。这些条件,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北方,只有山戎具备。齐国只有在战国中期齐威王以后才具备政治独立的条件。 在有关齐刀币的考古资料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齐刀币出土数量很少,与文献记载中七雄之一的齐国繁荣程度,很不相称;二是考古出土的齐刀币除一例仅出四枚“齐法化”的西汉特殊墓例外,不见于墓葬随葬品中,全部以窖藏形式出土。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其原因是同一的。山东地区1988年以前,齐刀币共出土6678枚,此外尚有少量不知出土数量者;1989年山东临沂市大岭乡大城后村出土窖藏齐刀币2100余枚,是历来出土齐刀币数量最多的一次。(冯沂:浅谈临沂市出土的一批战国刀币山东金融研究1991年“钱币专号”)这批齐刀币窖藏于一战国时期的有盖泥质灰陶盆中。迄今出土的齐刀币充其量不过万枚左右,这与燕刀币一次出土上万枚相比,显然是数量太少。 论者或曰,任何时代的考古资料,较之文献资料(这里主要指可称为“信史”的资料)总有其很大的局限性。诚然,考古发掘不可能把整个遗址象卷地毯一样大面积揭示出来。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科学性是为学术界公认的。象目前有关齐文化、齐故城这样全国考古重点项目,经过全国、全省、全市几十年来集中组织的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不只对规模宏大的齐故城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局部试掘,仅齐故城及周围的西周至战国各期各类墓葬就发掘近千座,其中有许多中小型墓葬是未被盗掘的;汉代墓葬发掘之多,仅齐故城南齐鲁石化生活区一处就有1350座;临淄以外原齐国范围内的两周考古资料更是汗牛充栋。象这样丰富的考古资料,虽不能足以全面解决齐文化研究的各项课题。但对货币文化这样一个具有民俗性、社会性的文化现象,应该说已经提供了权威性的考古资料。以上两个问题说明齐刀币之历史,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确切地说,其开始铸行时间,在乐毅伐齐取临淄(公元前284年)以后,其中“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即墨法化”、“莒邦法化”是襄王在莒之时,在“明”刀制的影响下始铸,以应军国之急需;“齐返邦法化”是公元前279年襄王返国纪念币;“齐之法化”、“齐之化“是襄王复国之初所铸,其用料和技术工艺皆与即墨刀、安阳刀相同;“齐法化”是齐地全部收复、社会趋于稳定以后所铸。 另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考古现象,凡是出土的齐刀币均没有流通过的痕迹。凡在流通中使用过的铸币,边棱圆滑,油腻光滑。这说明齐刀币没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过。笔者曾依此推论齐刀币为国家金融机构“轻重九府”所掌握的一种大面值的带支票性质的货币(齐刀币渊源初考山东金融研究1988年“钱币专号”)。这些现象说明,齐刀行时间短而促,数量少而币值重,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当时社会上另有供流通使用的货币(青铜贝和“化”圜钱)与之轻重相权。质言之,齐刀币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货币,在它被作为“货币”使用的短暂的历史时期,除了作为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之外,尚不具备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国际间)货币的基本职能。管子山至数:“今刀币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者。”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齐刀币不见于墓葬随葬品中,有论者以为是齐国保留了夷族风俗所致,此论无据。齐国墓葬确实有不少特点,例如墓底腰坑殉狗,大墓殉人,阶梯式板筑墓壁等,但总体分析,从随葬器物组合分析,周文化因素仍占统治地位,以与中原诸侯国的文化共性为主。齐人决不以夷人的后裔自居,绝不搞鸟图腾崇拜。相反,他们以华夏族正统自居而南傲荆楚,北伐山戎,东灭莱夷,西拒戎狄,“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俗崇祀“八神”(史记封禅书)。认为齐人信仰崇鸟的夷俗而不殉刀币,是没有根据的。东周齐国墓葬随葬品中有青铜削,岂有可殉刀削不可殉刀币之俗?战国时期的齐国墓葬中出土刀币的事实,更使此论不能成立。济南千佛山战国晚期墓出土136枚素面刀币和“明”刀币(李晓峰、伊沛扬济南千佛山战国墓考古1991年第9期),该墓在报告中被定为“战国中期偏晚”,有误。因为报告将战国晚期的郑州岗杜112号墓当作“春秋末,战国初“的材料加以引用,故而导致断代失准。该墓应为战国晚期墓。江苏涟水三里墩墓出土刀币三百枚(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2期)。该墓所出五铢钱22枚,上距墓口80厘米,下距墓底50厘米,与其他随葬品不同层位,王恩田先生认为是椁室塌陷从上层文化层混入的,其他遗物及墓葬形制均为战国齐俗,故定该墓为战国齐墓(王恩田对三里墩出土齐小刀币铸行年代的论证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以上材料证明战国晚期以前齐墓不殉齐刀币,非风俗使然,实是战国晚期以前齐刀币尚未出现。 关于齐刀币的币文,旧释“法”、“化”、“造”者,学者今释“大”、“刀”、“返”,燕刀币之“明”字,今厘定为“ ”(燕)字,至确。只是为行文方便,文中仍从旧俗之称。古文字学者在深入探讨齐刀币币文的同时,在断代方面作出了许多与考古学研究相吻合的结论。王国维先生早已指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齐刀币铭文属六国古文,与两周金文及秦国文字有很大不同,先前曾出现过把战国货币定为“葛天轩辕”之币的谬误,至今仍有论者以齐币文字与商代金文、甲骨字形相类比,而作为齐刀币出现于战国以前的依据。裘锡圭先生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将旧释“簟邦“的齐刀币文字考证改定为“莒邦”,不但正确释读了齐刀币文字,而且为判定该型刀币的铸行年代提供了有力佐证。何琳仪先生考释“齐建邦法化”刀币币文的“建”字为“返”字,一语破的。这就正确地考订出该种刀币为齐襄王五年的返国纪念币。同时,何先生从古文字学的角度,通过对齐刀币面文、背文的字形、用语习惯的考证,指出“莒邦刀与返邦刀同为齐襄王时所铸货币”,“即墨刀也应是齐襄王时所铸货币。”(何琳仪:齐返邦刀币考齐刀币与齐国钱币研究)安阳刀同即墨刀一样,皆是襄王在莒时的产物。“即墨”之名不见于左传国语,却屡见于战国策,说明应是战国时始有即墨之名。安阳,应是莒之五阳中的安阳,后汉书赵彦传:“莒有五阳之地”注“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乐毅陷临淄,襄王在莒五年,独保莒、即墨之地,近莒,是坚守不下的城邑,与即墨一样具有督造货币的条件。安阳刀背文的“上”字,与即墨刀、返邦刀相同,诚如何琳仪先生所言,此种铭文“不但不是齐桓公以前的文字,也不是春秋姜齐文字,而只能是战国田齐文字。”实际上历来发现的齐刀背文有四十九种之多,除了上述形体上只能是战国田齐的文字之外,纪五行的如:“金”、“木”、“土”等语,是战国齐国流行的观念。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提出,始于邹衍,这是齐文化对儒学的重大理论贡献。五行学说在社会上流行,并出现在齐刀币这样世俗性很强的器物上,只能是战国后期的事情。至于“辟封”、“安邦”之类吉语,都是与襄王复国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 “齐之法化”、“齐之化”、“齐法化”是田单复国、襄王返回临淄以后铸造的。从形制、铭文、背文、金相分析等方面考察,“齐之法化”、“齐之化”应是齐襄王复国不久所铸,“齐法化”则是其后与“化”圜钱同时所铸。现代科技手段为解开历史问题的迷团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对齐刀币的金相分析,已经公布了一批科研成果,例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招远县图书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远切头尖首刀及其科学考察(中国钱币1987年3期);何玉坤:胶东青铜器科学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0年第二卷第2期);周卫荣等:齐国铸币合金成分的检测与考察(中国钱币1992年第2期);金正耀、马渊久夫(日)等:战国古币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3年第8期)。因为所选标本不同,个别齐刀币品种在不同的测试报告中检测数据有些微差别,例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一)中所列“齐法化“铜的含量有71.37%者,而周卫荣等所作的同类品种的众多检测数据中无一例铜的含量超过60%者。但从总体上考察,这些科学检测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同一种类型的齐刀币的合金成分彼此一致;“齐之法化”与“即墨之法化”的合金成分大体相当,极有可能它们所用的铅料有相同的来源,与圜钱和“齐法化”明显不同,“齐法化”与化圜钱两者有着相近的铅同位素组成,合金成分相当。“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之化”面文皆有“之”字,这几种齐刀币形制相同,数量较少。“之”字作连词,和它前面的词一起作定语用,后面的词为中心词。带“之”字的齐刀币即是特定地域“莒邦”、“即墨”、“安阳”、“齐”(临淄)所铸货币。这正好反映了乐毅伐齐、临淄失而复得的特殊历史阶段,齐国政治中心几度往迁的情况。由于时间短促、地域狭小、国力维艰、原料来源单一、工匠相同工艺相同,所以这几类刀币数量少,形制和重量一样,合金成分相近。待到齐国失地完全光复,“齐故地尽复属齐“,恢复了国内统一局面,才开始铸行“齐法化”和“化”圜钱,故而这两种货币合金成分相同,有着相近的铅同位素组成,工艺技术和刀币形制也自成体系,数量较多。“齐之法化”“齐之化”中之“齐”指齐城临淄;“齐返邦法化”、“齐法化”中之“齐”指齐国。同一齐字而指意不同,是战国时期的地理学的一大特色。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是中国由城邦国家的后期,即王廷与群僚阶段,向领主制国家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请参考拙作昌国即营丘考管子学刊1991年第4期),即墨、临淄作为城市名称刚刚在历史上出现,不见于战国以前的文献资料。城邦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中心城市为主体加上所控制的势力范围,组成一个政治实体,即国家,中心与国名相同,例如“齐”即指国都齐城(后来称为临淄),也指齐国,“临淄”只是国都齐城所在地。战国时期是领主制国家发展阶段的初期,在城市的名称上,尤其是国都名称上,尚沿袭了许多城邦阶段的遗俗。 结论:齐刀币渊源于主要与畜牧业相关的青铜削;刀币中以尖首刀时代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受尖首刀影响较直接的燕“明”刀不会早于战国(另文详述);齐刀币是战国末期乐毅伐齐、襄王在莒期间,受“明”刀影响而始铸,其中“莒邦法化“、“即墨法化”、“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以及齐“明”刀是襄王在莒时所铸,“齐之法化”、“齐之化”、“齐返邦法化”是襄王初返临淄时所铸;“齐法化”和“化“圜钱是齐国全部光复、社会平定以后所铸。齐刀币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职能,只是一种象征性货币,秦统一后即退出历史舞台,属于中原各个诸侯国的金属铸币齐刀、燕刀、赵刀、三晋布币、秦半两,均不早于战国。关于包括空首布在内的布币最早始于战国的论点,将另文详述。(作者单位:山东淄博市博物馆)(责任编校:陈青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