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中国古代史之先秦史.doc

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中国古代史之先秦史

第1讲 人之初：我国境内发现的重要猿人遗址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谜，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二这位马克恩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火本身”的命题。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盼科学性。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起源地之，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韵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韵线索，意义不同凡响。早期报，道见于l998年8月l2日、l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
l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令200万年。费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版)有详尽论述。此外，l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
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后来对元谋人化石声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元谋人的出觋，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100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
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正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100万年之前(安芷生等：《“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l期)。
北京人
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叭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l929年l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崔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苦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
先后出土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l2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40多个个体；还伴出了il0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69万年——四五十万年之间，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的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20世纪20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而时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第2讲 文明的曙光：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与进步：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相适应的工具被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7000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文化(距今llO00一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已发现的遗址达l000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一般文化特征是：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术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距今约为7000--5000年。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了约2000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
大汶口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距今约为6500--4500年。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弋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其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l，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其文化特征是：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
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龙山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分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l。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特别是l989—1990年间，对城予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l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l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l987年和l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l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余杭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人胜的是：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主要文化特征是：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主要文化特征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第3讲 怎样看待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钎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韵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梳理上古帝主姓名乏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二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刘起钎《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二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19世纪20一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辨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了“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钎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至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
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司马迁著《史记》，摒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净它有两个重要阶段：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织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制度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L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像、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虚构的问题。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弋清理、雕琢、运用。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
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第5讲)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韵历史定位。

第4讲 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近期进展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租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07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人，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惟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l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l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一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赘言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80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l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l995年)-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地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书中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惟一方式；经由酋邦—一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了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70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80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遭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他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40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80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辩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他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他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上；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第5讲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l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O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IO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展，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曲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l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9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一前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l600一前l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公元前l 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l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历史学科专题讲座成果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l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14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l4“拟合”数据仅有68％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14“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笔者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钎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第6讲“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着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人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甩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
《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 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 98 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关注。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