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思政课案例——第四章.doc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案例1：建国初期的治理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350万公职人员，共计900万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1937年到1949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200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17.1%，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1950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82%靠各种收入，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案例讨论：建国初期的国情是怎样的？
案例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是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考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定了基石。

案例 2：毛泽东与荣毅仁
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 荣毅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在对荣毅仁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讲是会永远铭记在心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伟人。这就是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 1950 年 6 月。”荣毅仁回忆道，“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幸地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熙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近熙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他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使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
荣毅仁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出于爱国之心，上海解放时他留了下来。但他和其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样，对生活在新中国今后的命运，仍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毛主席当时觉察到了我们这种矛盾的心理，便对我们说，只要大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毛主席还鼓励我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的奖励也就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尽管有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荣毅仁一家的事业在旧中国仍未能幸免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通过办实业振兴国家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荣毅仁深切体会到听毛泽东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发展，人个也才能有前途。
荣毅仁还回忆道：“ 1955 年 10 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 1956 年 1 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赶到厂里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他竟记在心上了。”
荣毅仁说：“毛主席在 50 年代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了我的名字，并以我的追求进步的事例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我百感交集，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激励着我，更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案例讨论：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企业和改造人同时并举”的方针？
案例点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把企业的改造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首先，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一方面使他们认识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使他们了解党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其次，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精神，给与资本家及资方人员以必要的工作安排，使他们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次，在生活上“包到底”，给资本家以高薪。从本案看出，“红色资本家” 荣毅仁对共产党改造政策逐渐拥护的心路历程。

案例3：“银元”、“米棉”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的“战役”。
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名，学生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其。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批示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11月15日至30日，每日从东北调动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灭竟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不少投机商人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驻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亮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

案例讨论：什么是“银元”、“米棉”之战？“银元”、“米棉”之战有何重要的意义？
案例点评：建国初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中央作出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决定，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使国内外那些对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不能不对共产党表示钦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而且也能把经济工作做好。

案例4：风雨同仁堂
工商界人士听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息时，心情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1953年，各家企业正是蒸蒸日上，大家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家提出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公私合营，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心里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有的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就都跑了。”还有的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53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选择了同仁堂首先行公私合营，这对于同仁堂的经营者震动很大。同仁堂到这时已存在了几百年。它始建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奖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1949年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同仁堂向国家捐献99000元。
同仁堂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乐松生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而且，合营后，自己仍任经理，生活待遇也不错，因此决定，同仁堂带头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同仁堂虽然是个大药店，但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陈旧，存在生产计划性不强，物资储存分散，领取手续不清，库存积压产品过多等漏洞。公私合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自行设计了粉碎机、汽锅等，改进了生产包装。销售额也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经理乐松生高兴地说：“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询问了他生活、工作的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3日，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

案例讨论：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意义是什么？
案例点评：从案例中可看出，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中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和服从的过程。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乐松生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经过公私合营后,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道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