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异声——普通话和方言》教学设计1.doc

四方异声普通话和方言教学设计一、本节学习重点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了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间，以及方言和方言之间的异同。学习重点包括：普通话的定义，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汉语的方言分区。了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有利于学生学好用好普通话，也有利于推动现代汉语规范化。二、课堂活动指导2.1课本课堂活动乡音知多少这个课堂活动通过用不同方言讲的寓言故事北风与太阳，让学生了解普通话和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加深对汉语方言的认识。课堂活动步骤：（1）朗读故事，体会差别。让学生分别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朗读北风与太阳。一方面纠正学生普通话发音中的错误；另一方面了解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2）组织讨论，归纳特点。比较故事中体现的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差异。语音上要特别注意最难掌握的音。词汇上如果方言词语和普通话不同就用当地方言的词语进行同义替换。语法上看当地方言中是否有不同于普通话的句子格式。（3）比较粤语和普通话，了解粤方言的主要特点。通过教材中的粤语故事，使学生对粤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有一些认识，比如“入声调、卷舌声母、轻声、儿化”等。进而对汉语方言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2.2补充课堂活动“公鸡”和“鸡公”这个课堂活动主要是通过比较“公鸡、母鸡、小鸡”这几个生活中常见的词在方言里的不同说法，了解汉语方言在词汇上的差异。（1）各个地方怎么称呼“鸡”下表列出了全国11个方言点对“公鸡、母鸡、小鸡”的不同说法。请同学们观察下表并加以思考，总结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地名1231.北京公鸡母鸡小鸡儿2.西安公鸡母鸡鸡娃3.成都鸡公鸡母,鸡婆小鸡4.汉口鸡公,公鸡鸡婆，母鸡小鸡,鸡娃5.扬州公鸡母鸡小鸡子6.苏州雄鸡雌鸡小鸡7.长沙鸡公子鸡婆子鸡崽子8.南昌样鸡,鸡公鸡婆鸡崽子9.梅县鸡公,生鸡鸡(下过蛋的)鸡媛(未下蛋的)细鸡仔10.广州鸡公,生鸡鸡(下过蛋的)鸡项(未下蛋的)鸡仔11.厦门鸡角鸡母(下过蛋的)鸡赖(未下过蛋的)鸡仔12.潮州鸡翁鸡母(下过蛋的)鸡媛(未下过蛋的)鸡仔（2）“公鸡、母鸡、小鸡”的“别名”先观察表示“公鸡，母鸡”的不同词语。首先可以发现，北京、西安、扬州、苏州都是把表性别的成分放在“鸡”的前面的，如“公鸡、母鸡、雄鸡、雌鸡”，其余的地方则是表性别的成分放在“鸡”的后面，如成都把公鸡叫“鸡公”，母鸡叫“鸡母”或“鸡婆”。有些地方两可，如汉口“鸡公、公鸡”并存，“母鸡、鸡婆”同在。南昌、梅县、广州称呼公鸡时，“鸡”在词中的位置有前有后，对母鸡的称呼却只能“鸡”在前，表性别的成分在后。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北方方言表示动物性别时更倾向于把表性别的成分放在动物名称前面，而大部分东南方言则相反。然而在两种情况内部，仍然存在着有趣的差别：首先，表性别的成分说法各异，前置表雄性的有“公、雄、样”，后置的有“公、角、翁”。前置表雌性的有“母、雌”，后置表雌性的就更丰富了，有“母、婆、媛、项、赖”等，有些还有拟人的色彩。其次，梅县、广州、厦门、潮州还把母鸡里下过蛋的和没下过蛋的再分别命名，反映了各地在概念划分上的差异，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最后，长沙话在“鸡公、鸡婆”后面还加上了词缀“子”，这也是湘方言多用“子”作词缀的一个表现。再观察表示“小鸡”的不同词语。这些词也可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鸡”在后的，如“小鸡儿”；一类是“鸡”在前的，如“鸡娃”等。把这些词语和“公鸡、母鸡”的词语对照，会发现各地在“公鸡、母鸡、小鸡”的称呼上基本上三者一致，也就是说“鸡”的位置要么都前置，要么都后置。“鸡”后置时，前面是一个形容词，有些方言还要加后缀，如：小鸡子（扬州）、小鸡儿（北京）。“鸡”前置时，后面是一个名词，有的还是带后缀的名词，如：“鸡娃”（西安），“鸡崽子”（长沙、南昌）。至于广州、厦门、潮州的“鸡仔”，其中的“仔”本来也是一个可以独用的名词，但后来虚化成了构词用的后缀。此外，也有“小鸡”的“鸡”位置与“公鸡、母鸡”不一致的，如西安话“公鸡、母鸡、鸡娃”，成都话“鸡公、鸡母/鸡婆、小鸡”。（3）从“鸡”到别的动物的名称请同学们想一想：在自己的方言里“公鸡、母鸡、小鸡儿”分别叫什么名称。进一步想想其他动物名称是怎么样的。如果和上面列出的叫法都不同，请试着做些比较和分析。三、专题知识扩展3.1汉语方言的形成北京人、广州人、上海人、长沙人、厦门人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彼此说的汉语并不完全相同，甚至相互听不懂。这种同一种语言由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差异而在不同的地区形成的地域分支就叫作“地域方言”，简称“方言”。方言是受社会分化和语言内部发展演变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语言自产生之初起，语音、词汇、语法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这些发展演变总是开始于某一人群，然后借助人们的言语交际向四方扩散。原先在一起生活后来又分开居住的不同人群，如果彼此活动和居住的地点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也就会越来越少，原本统一的社会就会逐渐发生分化，在地域上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言语交际频率很低，一个地区内语言发展演变也就难以借助言语交际的力量扩散到其他地区，各地区原本相同的语言，共同点就会不断减少，不同点就会不断增多，时间一长，不同地区的语言就会各自形成一系列自己的特点，不同的方言也就形成了。造成说汉语人群交际的隔断和汉语方言产生的具体原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群的迁徙。古代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戍边、屯垦流放等，常常使大批居民背井离乡，长途迁徙。这就使随他们分散到异地的语言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例如随着先秦以来北方移民陆续增多和北方文化的影响，到六朝前后形成了长江以南的吴语和湘语区。粤语的形成则是从秦始皇在岭南“谪庶五十万”开始的。闽语发端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入闽之时。我国东晋到明朝初年，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先后向我国南方进行的三次大迁徙，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二是自然地理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群居住的地域越来越大，语言被不同地区交际受到限制的人群所使用，自然会发生不同变异。同时，大山、大河、森林、沼泽作为地理障碍，可以阻断交通，阻隔社会交往，也为方言分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例如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海拔都在10002000米，因而形成了与其他北方话有明显差异的晋语。福建山地占全省总面积90%以上，这样就使闽语成为内部差异最大的方言。浙南为山地，因此南片吴语的内部分歧远远大于北片吴语，甚至可以达到相邻的乡镇不能通话的地步。相比之下大江大河的影响就具有两面性：一定程度上会阻隔两岸的交通，同时又给上下游带来舟楫之便。因此长江一方面将吴语和官话分隔南北，另一方面却又沟通了江淮官话。三是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的相互吸收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方言的形成。例如东南诸方言分布地域原本百越杂居，这些方言中一些难从汉语里寻根溯源的成分很可能就是百越语言留下的底层。东北是满族发祥地，于是东北话里有不少满语词；又由于东北和俄罗斯接壤，也曾吸收过一些从俄语译来的外来词。粤语和闽语由于和海外的接触比较密切，分别吸收了一些英语和印尼语语词，尤其是粤语，普通话用意译的外来词它往往仍使用音译，这也是粤语的一个鲜明特色。3.2汉语方言的差异方言之间一定有差别，像北京话和广州话、北京话和上海话之间的差别都是极其明显的。但是究竟要有多大的差别才可以算是不同的方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汉语北方方言的分布地域很广，约占全国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内，不同地区的人所说的话并不完全一样，北京人和陕西人说话不一样，陕西人和四川人说话也不一样，四川人和南京人说话又不一样，因此在北方方言的内部又可以分出“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华北方言”内部又可以分出“河北话”、“东北话”、“山东话”、“胶东话”、“河南话”和“淮北话”六个土语群。一般来说方言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两个说不同方言的人碰到一起，首先感到的就是对方说话时的发音与自己不同。所以人们在进行方言分区时，通常把语音的差别作为主要的依据。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主要就是根据不同的语音特点来确定的。比如在声母方面，吴方言和部分湘方言中有浊塞音、浊塞擦音，其他方言一般只有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在韵母方面，北方方言和吴方言都没有以辅音-p、-t、-k、-m收尾的韵母，粤方言和客家方言里却有这类韵母。在声调方面，北方方言声调较少，基本没有入声，其他方言的声调则大都在六个或六个以上，并且大都有入声。方言间在词汇和词义上也会有一些差异。这首先表现在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有不同的称呼。比如北京话说“月亮”，广州话说“月光”；北京话说“家具”，广州话说“家私”；北京话的“说”，温州为“讲”，南昌为“话”，湖南双峰为“曰”。方言词里还有一些是借自外族语的异源词，例如东北官话从满语借来“埋汰（肮脏）”，从俄语借来“裂巴（面包）”；上海话从英语借来“沙发，派司（通行证）”，广州话从英语借来“波（球）、恤衫（衬衫）、菲林（胶卷）”。其次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具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苏州话的“馒头”，既指馒头，又指包子；长沙话的“蚊子”，既指蚊子，又指苍蝇；广州话的“房”指的是屋子，“屋”指的才是房间。方言间在语法上的差别相对来说要比在语音、词汇上的差别小一些。不过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别会表现在语法的各个方面，而且差别是各式各样的。如北京话人称代词单复数要靠加不加助词“们”来区别：我/我们，你/你们，他/他们；但在陕西商县话里，人称代词的单复数却可以依靠声调变化来区别。现代汉语各方言里的名词都可以跟量词结合，但哪些名词能跟哪些量词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方言却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北京话说“一把刀”，广州话却说“一张刀”，潮州话说“一支刀”；北京话说“一棵树”，广州话却说“一坡树”，厦门话说“一丛树”。在语序上，不同的方言也可能各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北京话说“再等一下”，广东梅县话却说“等一下添”（“添”相当于“再”）；北京话说“给我一本书”，吴方言却说“给本书我”。尽管方言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是由于不同的方言都是从同一个语言里分化出来的，因而也总会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点。各方言除了在词汇和语法上会有许多相同点之外，在语音上也会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例如将现代汉语中的上海话和北京话的双唇塞音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有规律的对应：上海话以p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也以p为声母，如“碑、臂、比”；上海话以p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也以p为声母，如“怕、派、炮”；上海话以b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里可能是p，也可能是p，条件是仄声字是p，如“别、倍、避”（在上海话里都是仄声）；平声字是p，如“旁、袍、瓢”（在上海话里都是平声）。这种方言之间有规律的非个别语音之间的互相对应关系就叫作“语音对应关系”。由于这种语音对应关系涉及成批的词语，因而不可能是个别的或偶然的，只能用不同的方言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来解释。四、参考文献链接胡明扬（语言和方言，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语言和方言就其作为某一社会群体的交际工具而言并无二致，就其结构系统而言也都是自足的，因此作为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语言和方言的差别事实上只在于社会政治身份的不同。语言是和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方言是从属于民族语言的，和方言联系在一起的只是有关民族的某个地区。所以，承认一个独立的民族就必然同时要承认这个民族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这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使用的有明显差异的口头交际工具只是从属于这种语言的方言。反之，不承认某个社会群体使用的口头交际工具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只是一种方言，也必然同时不承认这个社会群体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某个民族的一部分。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区分语言和方言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和有关民族的独立地位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王力（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正确地解决了汉族标准语的问题。“普通话”这一个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不过应该回到它的原始意义去了解它。远在两千年前，扬雄所著的方言里就有所谓“通语”。“通语”是指全国通行的语言，等于今天所谓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原始意义也就是通语，即汉民族共同语。汉民族共同语不能狭隘地了解为北京土话。民族共同语应该以一个地域方言为基础，不应该以一个地点方言为基础，因此普通话应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不应该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普通话的词汇应该以整个北方地区通行的词汇为标准，不应该狭隘地以北京土话的词汇为标准。这就是说，北京地方色彩极浓的俚语是不能算在普通话词汇之内的。至于语法，更应该以地域方言为标准，因为地点方言不可能有自己的语法。惟有语音不能不以地点方言为标准，因为在一个地域方言当中，各个地点方言的语音分歧还是相当大的，例如天津的语音系统就不同于北京的语音系统。如果不规定一个地点方言作为标准，就会令人无所遵循。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斟酌尽善的决议，是值得我们拥护的。后来在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里再加上一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那只是一个补充，而不是修正。现代白话著作实际上就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写出来的；不过，如果以典范的作品作为语法规范，就更能保持汉语文学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许宝华、詹伯慧（汉语方言，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有删节）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曰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曰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严氏家训音辞篇）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迁移，民族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会推动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动时期更为明显。客家方言、闽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就跟中古以后发生的人口大规模集体迁移密切相关。 7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