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兼論其與《蒼頡篇》《急就篇》《百家姓》的關聯.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211225 頁晚唐姓氏教材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 兼論其與 蒼頡篇 急就篇 百家姓 的關聯*任占鵬敦煌百家姓 是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晚唐五代宋初時期的一種姓氏教材，可能出現於晚唐張氏歸義軍成立初期1，對於探究當時姓氏教材的特點和姓氏教育具有重要價值。拙文 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 已經就該書所體現的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社會政治和姓氏教育特點進行了論述2。本文的關注點回到該書本身，欲就其内容特點和寫本所體現的學習方法并結合 蒼頡篇 急就篇 百家姓 展開討論，以期對該書以及姓氏教材的發展和影響有進一步瞭解。進入論述之前，筆者想就 敦煌百家姓 寫本的數量問題進行説明。張涌泉先生主編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一書中介紹了 15 件相關寫本3。筆者前文統計了 22 件寫本。而筆者重新對相關寫本進行整理的時候，結合鄭阿財先生的意見，把敦煌百家姓 寫本限定爲内容中有“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等這樣的有規律可循者，共得 15 件，爲S865V、S4504V、S5104、P 2331V、P 2995、P 3070V、P 3145V、P 3197V、P 3369V、P3558V、P3692V、P4525(16)V、BD3955V、BD5673V、羽 29V，較之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一書中的統計，增加了羽 29V。112*1 2 3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的階段性成果。張涌泉主編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 小學類字書之屬，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4006 頁。任占鵬 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19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187200 頁。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所録 15 件 敦煌百家姓 寫本中(40064018 頁)，S4443V 首題“乾元寺宋苟兒諸雜難字一本”，從該本所抄姓氏來看，内容不合 敦煌百家姓 的體例，當視作姓氏雜寫。其餘 14 件皆可確認爲 敦煌百家姓 寫本。一、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及其與 蒼頡篇 百家姓 的關聯對於 敦煌百家姓 的内容，張涌泉和張新朋認識到:“除張王李趙 幾句外，其餘姓氏序次各本差異很大，句讀不明，或係傳抄竄亂。”1 此説的確把握了該書寫本的主要特點，但是就該書部分内容的斷句還有商榷的必要。以下參酌前賢校録成果，將 15件寫本重新校録如下，校録時除明確可連讀者外，各姓後用逗號斷開。表 1 敦煌百家姓 寫本録文寫本編號録文1S865V張王李趙，陰薛唐。2S4504V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鄭宋。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董，閻，索，韋，陽，橋，蘇，就，韓，温，高，侯，雷，消，燒，京，荆，慕容，周，武，翟，除，麴，郝，黑，祝，孫，孔，梁，盧，採，桑，郭，馬，景，憑，譚，竇，龍，尹，吴，氾，魚，范，裴，杜，渾，白，陳。3S5104張王李趙日昌。張王李，陰薛唐鄧。4P2331V張王李趙，陰薛。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必羅，白米吏(史)曹何。霍，雷，田，柳，宋，戒因，願成，幻福，鄭，龐，崔，姚，馬，程，索，彭，單，牛，盧，劉，穆，杜，郭，就，常，傌，裴，賀，高，樊，衛，梁，氾，范，孔，陳，像，董，畫，尹，渾，蘇，段，燒，魚，冥，吴，郎，辛，華。5P2995張 王李趙，天下不少2，陰薛唐鄧，令 狐正等。安康石平羅，白米使(史)曹何。闞，院，周，索，牛，楊，宋，高，賀，董，留，尹，麴，程，齊，左，竇，孔，達，暮容，落，閻，鄯，霍，袁，馬，遊，姚，常，氾，范，荆，郭，橋，徐，翟，量，裴，陳，龍，羽，柳，郝，價，温，沙，杜，沈，岳，談，彭，嚴，孫，畫，田，吴，屈，鄭，樊，燒，吉，段，侯，朱，武，柴，崔，成，任，多，泊，渾，蘇，鉗，苻，傅，星，解，圓，穆，胡，辛，申，馮，吕，劉。6P3070V張王 李 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必羅，白米史曹何。柳，後，齊，程，杜，橋，屈，韓，吴，高，談，氾，范，禁，龍，高，通。21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4006 頁。Pt1626V 有“張王李趙，天下不少”兩句，與吐蕃文同抄，硬筆寫，疑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所寫。由此可見，“張王李趙，天下不少”的説法在 敦煌百家姓 出現之前便已經在敦煌地區流傳，當爲傳世俗語。(續表)寫本編號録文7P3145V張王李趙，陰薛唐 鄧。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景，梁，胡，竇，宋，蘇，黑，穆，彭，程，麴，屈，郝，鄯，就，沈，郭，祝，崔，橋，申，傅，任，侯，閞(關)，游，沙，左，龍，袁，院，唐，擲，劉，徐，柳，姚，黄，馮，雷，岳，常，周，樂，譚，令狐，温，孟，盧，蔣，渾，霍，荆，馬，韓，范，氾，樊，侣，尹，賀，泊，閻，慕容，翟，齊，金，菜，畫，吴，田，陽，價，孔，孫，索，柴，雙，董，陳，杜，朗，裴，萬，通。8P3197V張王李趙，陰薛堂(唐)鄧，令狐宋。安康石告(吉)羅，白米史曹何。柴，閻，孔，陳，郭，馮，除，馬，田，楊，賈，氾，吴，杜。9P3369V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張王李趙。陳，馬，梁，宋，氾，侯，康，索，宗，就，程，翟，左，右，劉，吴，武。10P3558V彭，崔，穆。張王李趙。崔，彭，龐，薛，龍，宿，譚，康，柳，姚，閻，闞，曹，彭，穆。張王李趙。張王李趙，陰，陽，安，氾，宋，范，田，就，吴，祝，郭。田，馬，龐，竇，張王李趙，陰，陽，安，程，祝，吴，氾，范，竇，鄧，龐，龍，郭，就，唐，閻，闞，薛，賈，崔，彭，穆。11P3692V張王李趙，陰薛唐登(鄧)。安康石 吉羅，白米史 曹何。竇，菜，柴，水，黑，孔，長，田，郭，馮，龍，。12P4525(16)V張王李趙，張王李趙，陰薛堂(唐)。13BD3955V張王李趙，李趙。14BD5673V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王王王李趙，陰薛，崔，盧，柳，鄭，唐，劉，杜，范，董，恭，右，蔣，梁，黄，康石必羅，白米史曹河(何)，落，陣(陳)，齊，白，平，竹，岳，價，談，尹，袁，郭，氾，羅，何，陽，昌，穆，牛，吴，成，胡，秦，告，同，韓，高，衛，遊，朱，馬，鄧，合，索，女，壬。15羽 29V黄，祝，穆，畫，令狐，黄，韓，程，齊，劉，平，曹，壬，張王李趙，安康 石必 羅，白米 史曹 何，陰薛唐鄧，令狐，賀，段，陽，索，。經過對 15 件寫本的校録，可確認敦煌百家姓 中除了“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等句，各本内容不一，句讀不明，不過既然各本中存在相通部分，那麽“它們應有一個共同的來源”1，或者説存在一個共享的基礎，各本皆是在這一基礎上派生而來。經過觀31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1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4006 頁。察，可確認這一基礎是由 19 個姓氏組成的韵語，這 19 個姓氏爲: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安、康、石、吉(有的寫本作“必”或“平”)、羅、白、米、史、曹、何。張涌泉和張新朋根據 P2995，認爲該本開頭的 24 字是以四字爲句，有韵，并斷句作:“張王李趙，天下不少。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平，羅白米使。”1 而且二人還指出敦煌百家姓 是以“張王李趙”開頭。上表中的 13 件寫本都以“張王李趙”開頭，可知該句確爲敦煌百家姓 的首句。不過如 P2995 作“張王李趙，天下不少”的形式未見於其餘 14件寫本，反而是有 10 件寫本中“陰薛唐鄧”四字或“陰薛”二字緊接在“張王李趙”之後，説明“張王李趙，陰薛唐鄧”的説法在當時更爲普遍。又 7 件寫本中“令狐正等”四字或“令狐”二字緊接在“陰薛唐鄧”之後，説明“令狐正等”應是敦煌百家姓 的第三句。此句中“正等”非姓氏，而是表示相同，説明“令狐”前面的姓氏的社會地位相差無幾，且“等”字正好與前一句末的“鄧”字押韵。15 件寫本中有 8 件包括“安康石吉(有的寫本作“必”或“平”)羅，白米史曹何”兩句，對於這一部分内容，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中録作“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把曹、何二姓與前面的姓氏進行了隔斷，筆者以爲這一斷句方式值得商榷。首先，從 8件寫本來看，“曹何”二姓都是緊接在“白米史”之後，從它們之後的内容開始才没有規律，説明“曹何”應該是與“安康石吉羅白米史”一起的。“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中“羅”“何”二字均是平聲歌韵，所以把這部分姓氏斷作“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後，形成了句末押韵的效果。其次，筆者前文中已經指出“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中安、康、石、米、史、曹、何這 7 姓皆見於“昭武九姓”，説明這兩句話可能是當時敦煌人對境内西域胡族的概稱2，有可能如“張王李趙”一般是當時流行的俗語，那麽“曹何”二姓顯然不能與前面姓氏割裂。因此，這 10 姓當斷作“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這樣的斷句雖然使得 敦煌百家姓 中基礎 19 姓形成了不統一的四字句與五字句結合的形式，不過考慮到各本中這 19 姓之外的姓氏的排列皆没有規律可言，我們可以認爲 敦煌百家姓 在這 19 姓之外，尚未形成統一的内容和形式，其本身尚不成熟，所以其中出現四字句與五字句并行的情况也可以理解。總之，現在可知的 敦煌百家姓 是由“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這 19 個代表著當地漢胡大族的姓氏爲基礎，再加上其他不固定的姓氏41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4007、4010 頁。任占鵬 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187200 頁。組成。如果把所有寫本中不重複的姓氏加起來的話，共約 150 個，這些姓氏構成了當時姓氏知識的基礎。學習者可以通過 敦煌百家姓 學習姓氏，并瞭解當地的姓望。該書的出現是歸義軍初期社會政治影響下的結果，也是時人對民族、姓氏認知的迫切需求的結果。姓氏四字句的形式，其實早見於漢代的 蒼頡篇。從出土 蒼頡篇 殘簡可知該篇以“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勉力諷誦，晝夜勿置。苟務成史，計會辯治”開頭1，總體是“四字爲句，有韵可尋”2。1977 年玉門花海出土漢簡中發現了幾枚寫姓名的簡，其中較長的兩枚内容爲“曰書人名姓:趙茝韓鳴，范鼠張豬，翟如竇錢，偉戈馮聚，陘涓”(敦 1462)，“營邵選，郇鄐郢，傅贛董僕，李貝諒産”(敦 1451)，共計 17 個姓名。1979 年敦煌馬圈灣漢簡中一枚四棱觚載有“焦黨陶聖，陳穀魏嬰，程頎樛平，梁賢尹寬”，共計 30 個姓名。發掘者認爲這兩組簡都屬於蒼頡篇3。結合玉門花海簡、馬圈灣簡以及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漢簡，胡平生先生推定蒼頡篇 的“姓名”簡内容是以“書人名姓”開頭的，或許可以稱爲“書人名姓”章，且姓名内容不止一章4。另外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殘簡中還有“中行復同”“上官荐稈(?)”“東門依(?)”等，胡平生推測它們可能是蒼頡篇 中的複姓部分5。從現存蒼頡篇 “書人名姓”章殘簡來看，其内容爲四字句，如果是單姓的話，每句包括兩個姓名，如果是複姓的話，則是每句一個姓名。蒼頡篇 “書人名姓”章影響很大。胡平生先生認爲“急就篇 的姓名章就是從蒼頡篇 發展而來”6。筆者以爲後世“張甲李乙”“張三李四”的説法的産生就可能與“趙茝韓鳴”這種四字句形式有關。敦煌百家姓 中的“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在句式上與 蒼頡篇 “書人名姓”章類似，可以説其形式源頭可追溯至 蒼頡篇。宋初 百家姓 也是四字句，在形式上與敦煌百家姓 的開篇一致，且二者的時代頗近。羅福萇先生曾將 P2995 稱作“百家姓”7。鄭阿財、朱鳳玉二先生在探討百家姓 的淵源時，認爲其編撰方式是受到唐代姓望書的影響，還推測 P3145V 的内容可51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1 2 3 4 5 6 7 胡平生 漢簡 蒼頡篇 新資料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 簡帛研究 第 2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年，337 頁。羅振玉、王國維編著 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77 頁。胡平生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 蒼頡篇 殘片研究，汪濤、胡平生、吴芳思主編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66 頁。胡平生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簡牘中的 蒼頡篇 殘片研究，67 頁。同上。同上。羅福萇譯 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續完)，國學季刊 第 3 卷第 4 號，1932 年，747 頁。能是當時敦煌流行的另一種 百家姓1。张涌泉、張新朋二先生也稱敦煌百家姓爲别本 百家姓2。可見學者們認可敦煌百家姓 與百家姓 在形式上有諸多相似性。關於 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宋人王明清 玉照新志 云: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氏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3 據此可知，百家姓 的“趙錢孫李，周吴鄭王”是以大宋皇帝的姓氏爲首，後接吴越國主錢氏，再接后妃的姓氏和江南大姓李氏，其編撰有明顯地按照當時姓氏的地位進行排序的特點。而 敦煌百家姓 開篇“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中，“張王李趙”雖然採自流傳俗語，但是以“張”姓爲首，亦合張氏歸義軍時期的政治形勢，其後諸姓也確爲敦煌和河西大姓，尤其是“正等”一語强調出其前面所列姓氏的社會地位相近，其編撰也明顯具有按照當地姓氏地位進行排序的特點。因此，我們可以確認敦煌百家姓 和百家姓 在編撰形式上異曲同工。敦煌百家姓 的出現年代大約早百家姓 一個世紀，前者無疑成爲探究後者淵源之時的重要材料。不過 敦煌百家姓 出現於敦煌地區，百家姓 發迹於吴越地區，前者是否直接影響了後者的編撰，尚不能確定。現知敦煌文獻中也有百家姓 寫本，即 x6066、P4585+P46304。對於這兩件寫本，學界提出了是黑水城文獻混入敦煌文獻之説。王重民先生早已明示:P4585 是“兒童習字所書，觀紙色非北宋物”5。張涌泉和張新朋二先生認爲:“敦煌藏經洞封閉時間在十一世紀初(有明確紀年的敦煌文獻抄寫時間最晚的爲北宋咸平五年，即公元一二年)，離 百家姓 的成書年代極近。很難想象吴越小民編撰的這樣一本小書短短三五十年便傳到了遥遠的敦煌，并在莫高窟藏經洞留下了蹤迹而上述 趙錢孫李 起首的百家姓 未必是藏經洞之物。”6 的確，鑒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百家姓 在三五十年内從吴越地區流傳到敦煌地區并流行是61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6 鄭阿財、朱鳳玉 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7374 頁。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4006 頁。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點 玉照新志 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82 頁。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 在 P4630 下注:“與 P4585 號爲同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319 頁。鄭阿財、朱鳳玉 敦煌蒙書研究 稱:“二本均係小册子本，紙張高寬相同，字迹與行款一致，當是同一寫本。”6970 頁。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304 頁。敦煌經部文獻合集 第 8 册，40024003 頁。不太可能的。因此，這兩件百家姓 寫本應該是宋元時期的産物。而敦煌百家姓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又不成熟，也不太可能流傳到吴越地區，它對百家姓 産生直接影響的可能性非常小。既然二者間産生直接聯繫的可能性很低，那麽應該存在一個中介，分别影響了它們。四字句的姓氏書可以溯源到漢代的蒼頡篇，那麽蒼頡篇 應該就是影響它們的中介之一。其次，鄭阿財、朱鳳玉指出百家姓 是在唐代各種姓望譜録書的影響下産生的1。那麽顯然敦煌百家姓 開篇内容也是受到了唐代風氣的影響。所以，唐代的姓氏書也當是影響它們的中介之一。因此，筆者認爲正是在這兩個中介的影響下，在敦煌地區和吴越地區分别形成了形式相似的兩種姓氏教材。二、敦煌百家姓 的學習方式及意義探析敦煌百家姓 寫本及相關的姓氏、姓名寫本爲我們展現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的學習者是如何學習姓氏，如何看待姓氏學習的。以下根據敦煌寫本展現出的内容，來説明當時學習者學習姓氏的方式及意義。(一)通過抄寫進行習字敦煌百家姓 雖然是姓氏蒙書，但是從相關敦煌寫本來看，抄寫者有習字的目的。這裏的習字，指的是學習者通過練習，達到識字、掌握字的筆畫和結構以及書寫美觀的目的。學者們早已認識到 敦煌百家姓 有習字功能。比如王重民先生把 P3145V 稱作“習書襍字”2，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的編者稱 P3145V 爲“習字”3;陳祚龍先生指出 P2995 的抄寫者有“學書”的意圖4。從這兩件寫本的書寫狀况來看，其抄寫者已然具有不錯的書法水平，寫本書寫工整，可能是臨習之作，筆者推測當時或可能存在敦煌百家姓 的帖本，以供學習者臨習。此外，BD5673V(圖 1)的習字特徵更爲明顯。針對該寫本，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的編者將其定名作敦煌姓氏等習字雜寫，并在“條記目録”中説明:“本文獻爲習字雜寫。所寫内容大多爲姓氏，且爲敦煌地區流行之姓氏，亦夾雜其他雜字。其中第一字 張 已整行習寫，第二字王 僅習寫數字，以下71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1 2 3 4 鄭阿財、朱鳳玉 敦煌蒙書研究，73 頁。敦煌遺書總目索引，280 頁。法國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34 頁。陳祚龍 中古敦煌的書學，氏著 敦煌資料考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 2 版，167 頁。諸字僅寫首字，未寫習字。”1 的確，該卷的抄寫者先在寫本的頂端横向抄寫了敦煌百家姓，然後意圖在每字下面進行習字，在形式上與敦煌文獻中常見的千字文 習字寫本所呈現出的習字方法基本一致，而且筆迹稚嫩，符合學生習字的特點。圖 1BD5673V(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第 76 册，145 頁)敦煌百家姓 習字寫本的存在，再結合各寫本中其他内容，可以確定該書在當時教育中的性質。P3145V 中 敦煌百家姓 前接 上大夫 、牛羊千口 、上士由山水 、黄金千萬斤、官員名、人名、敦煌鄉名。P3369V 中同抄上大夫、牛羊千口、人名。BD3955V 中前接 上大夫。另外非 敦煌百家姓 寫本 S4106V 中抄寫者也把姓氏與 上大夫 、牛羊千口 、上士由山水、數字、人名同抄。上大夫 牛羊千口 上士由山水 都是基礎的習字蒙書，尤其是上大夫 更是唐以後學童習字普遍首用的蒙書。如S1313 大乘百法明門論義序釋 第七則載:“言演半滿於言派者。且如世小兒上學，初學 上大夫 等爲半字，後聚多字成一字者，令盡識會爲滿字。”2 又如南宋陳郁藏一話腴 載:“孩提之童才入學，使之徐就規矩，亦必有方，發于書學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殊有妙理。”3 後一條資料81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國家圖書館館藏敦煌遺書 第 76 册“條記目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11 頁。方廣錩、吴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第 20 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309 頁。陳郁 藏一話腴，陶宗儀等編 説郛三種説郛 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911 頁。中的“上大人”即指上大夫1。這兩條資料足見唐宋時期上大夫 的初學性質。那麽敦煌文獻中 敦煌百家姓 與 上大夫 同抄的行爲，説明二者的學習時間相近，敦煌百家姓 也應該具有初學性質，所以學習者用它來習字。(二)在教授者指導下進行習字敦煌百家姓 寫本中尚未發現明顯的教授者的痕迹，然而在兩件非敦煌百家姓的姓氏習字寫本中，竟然發現了教授者指導學生習字的痕迹，這兩件寫本是 P3738p3和 BD16181V。P3738p3(圖 2)，正面存 4 行，行約 14 字，是“袁”“姚”二字的習字2，每字兩行。從字迹看，行首爲“袁袁姚”三字，書法較好，應該是教授者寫的範字。範字之下是習字，筆迹較差一些。該卷背面(圖 3)是姓氏和姓名習字，存 3 行，首行是 3 個大字“吴曰試”，圖 2P3738p3(IDP)圖 3P3738p3V(IDP)91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1 2 敦煌寫本 上大夫 全文爲“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該書在宋代以後變成了上大人，詳見任占鵬 論唐代敦煌蒙書 上大夫 與後世 上大人 的關係 ，浙江師範大學學報 2021 年第 3 期，4252 頁。袁，寫本作“表”，“袁”的俗寫。第二行首題“試文”，其下習字爲“馬文奴、田、李、吴、尹、張、氾、索、段行苞、”，第三行存題記“辛酉歲十一月 燉煌 郡金光明 寺學”。圖 4BD16181V(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第 145 册，224 頁)BD16181V(圖 4)，正面存 5 行，是往生禮讚偈，尾題“戊戌歲”;背面存 5 行，爲“宋”“趙”“閻”“武”四字的習字，其中首行和各行的首字書法較好，應該是教授者寫的範字，中間部分筆迹較差，當爲習字，每字練習 1 行。這兩件寫本中都存在明顯的範字，其下爲習字，説明學習者是對照著教授者寫的範字進行了反復臨習，這種習字方法應該是“順朱”。關於什麽是“順朱”，海野洋平先生根據宋代守堅集雲門匡真禪師廣録 中提到的“順朱”1，結合敦煌習字寫本，提出“順朱”應該是在寫有朱筆(或者墨筆)範本的紙上進行習字，與在朱字上用薄紙影寫的習字方法“描朱”不同2。的確，這兩件姓氏習字寫本中，學習者是順著範字進行反復臨寫，當是所謂的“順朱”。根據筆者的統計，敦煌文獻中可確定爲順朱寫本者計有 34 件，另外吐魯番、和田文獻中可確定爲“順朱”寫本者爲 18 件，涉及的内容有千字文 尚想黄綺帖 蘭亭序 蘭亭詩 上大夫 以及雜字、數字等3。一些順朱寫本中，不僅有教授者的範字，習字的行間還發現了不少矯正痕迹，這些矯正痕迹和範字都是教授者對學習者習字進行指導的具體表現。這些順朱寫本的存在，説明順朱應該是唐五代宋初常見且正規的習字教學行爲。如今從 P3738p3 和 BD16181V 姓氏順朱寫本來看，可知姓氏學習也被納入到習字教學當中，學習者可在教授者的指導下，進行習字的同時，完成姓氏知識的學習。值得注意的是，P3738p3V 中有“吴曰試”和“試文”的字樣，“試”即考試，説明當時應該存在姓氏考試。順朱和考試行爲的出現，反映02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守堅集 雲門匡真禪師廣録垂士代語 載:“師因摘茶云:摘茶辛苦，置將一問來。無對。又云:爾若道不得，且念 上大人。更不相當，且順朱。”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 47 册，No1988，東京:大藏出版，19241934 年，562 頁 a。海野洋平 童蒙教材王羲之 書論 (尚想黄綺 帖)敦煌寫本羽 664二 見千字文 課本順朱 ，杏雨 第 20 號，2017 年，117173 頁。任占鵬 從“順朱”到“描朱”看學童習字方法的演進 以習字蒙書 上大人 爲中心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2022 年第 1 期，2029 頁。了時人對姓氏學習的重視。(三)結合名字進行學習敦煌百家姓 的學習，一方面可以瞭解當地姓望，一方面也可以滿足日用。日常生活中，人多有名有姓，所以姓名的學習很有必要。唐人顔師古在急就篇注 中説:“篇首廣陳諸姓及名字者，以示學徒，令其識習，擬施用也。”1 可見 急就篇 就具有學習姓名的用途。P2995 敦煌百家姓 尾題:“沙彌天生道理多，人名不得那(奈)人何。從頭至尾没閑姓，忽若學字不得者，杆(打)你沙彌頭惱(腦)破。”2 這首沙彌詩説明了姓名學習的重要意義。筆者前文已經説明晚唐五代時人利用姓氏與歸義軍官職、僧官結合，或把姓氏與社司轉帖中的人名結合，來綜合學習姓名知識3。前文中提到的P3145和 S2894V 就是把 敦煌百家姓 與名字結合進行學習的典型例子。以下筆者將主要通過與 敦煌百家姓 有關的敦煌寫本，來探討唐五代宋初時期姓名學習的特點和意義。按照 敦煌百家姓 的姓氏順序，加入名字，是當時姓名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P3145和 S2894V 社司轉帖中的人名即是按照敦煌百家姓 中的姓氏順序排列的。這樣的形式還見於 P3894p1、P3894p2、P4017、P3211p7+P3211p8+P3211p9。P3894p1 和 P3894p2(圖 5)，這兩件寫本的筆迹和格式一致，當出自同一寫本。P3894p1，存 10 行，内容是“馬義、良佛 如、齊義、遊通信、吴像子、方義子、氾政子、圖 5P3894p1(上)P3894p2(下)(IDP)12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1 2 3 史游著，曾仲珊校點 急就篇，長沙:岳麓書社，1989 年，35 頁。徐俊纂輯 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787 頁。任占鵬 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與晚唐五代的敦煌社會，187200 頁。麴閏 子、田壹翔、高文昌”。P3894p2 存 11 行，内容是“張、張賢君、王辛通、李君子、趙文賢、安文德、康像通、石像如、平信子、羅安 信、白如 子”，姓氏是按照“張王李趙，安康石平羅，白”的順序排列的，與敦煌百家姓 的開篇有很大相似性。從 P3894p2 的姓氏順序和稚嫩的筆迹，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兩件殘片是抄寫者爲了學習姓名而練習之作。P4017(圖 6、7)的内容爲口分地出賣契 詠九九詩 曲子長想思 曲子鵲踏枝 太子讚 雜字一本 以及社司轉帖數篇。其中雜字一本 寫有 3 處，共有 5 行，把 3 處内容連在一起是“張醜子、王瘦斤”“李頺兒、趙擖、陰物堆、薛國成、康南山、石勝定”，姓氏的順序與敦煌百家姓 開篇基本一致。敦煌文獻中有不少標明“雜字”的寫本，比如 BD3925“諸雜字一本”、P 3698V“雜字一本”、S5463“諸雜字一本”、S5671“諸雜字”、S9992“雜字一本”、羽 41“雜字一本”、羽693“諸雜字一本”等，内容多爲日常生活、生産用字，是一類識字用寫本。從P4017 可知，姓名在當時亦被認爲屬於“雜字”的一種，該寫本無疑也是練習之作。另外S4443V乾元寺宋茍兒諸雜難字一本 中也有姓名和姓氏，亦證明了姓名類知識的“雜字”性質。圖 6P4017(部分)(IDP)圖 7P4017(部分)(IDP)P3211p7+P3211p8+P3211p9(圖 8)。P3211p7，存 1 行，首題“人名目一本”，内容是“張富郎、王保子”。P3211p8，存 1 行，内容是“李賢集、趙再通”。P3211p9，存 3行，首行存“子，鄧富延，令狐王子”，第二行存“子，康保子”，第三行存“，白磨子”。從現存的這些姓名可知其姓氏是按照敦煌百家姓 的順序排列的。“人名目一本”也是當時稱呼姓名寫本的一種方式，與之相近的説法還有 S395V“人名一本”、22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圖 8P3211p7+P3211p8+P3211p9(IDP)S1153“諸雜人名一本”，較之“雜字”的説法，把範圍局限在了人名中，突出了内容的屬性。從以上寫本來看，教授者和學習者充分發揮了敦煌百家姓 的價值，不局限於其姓氏内容本身，而是將姓氏與名字結合，冠以“雜字”或“人名目”的題目，構成了一類有别於 敦煌百家姓 的姓名課本，以達到綜合識字及施用的目的。這種練習方法，體現出當時姓氏教育重視實用的特點。可能有人已經發現，以上寫本中的姓名還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其名字大多是積極向上的詞彙，這便是當時姓名學習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即兼及價值導向和時人對子弟及美好生活的期許。P3894p1 和P3894p2 中的名字“賢君”“君子”“文賢”“文德”，推崇的是高尚的德行，是對學習者在德行方面的期望;其中的“像子”“義子”“政子”“閏子”“壹翔”“信子”“如子”以及 P3211p7+P3211p8+P3211p9 中的“富郎”“保子”“王子”等，體現出的是時人對子弟的愛護和期許;其中的“通信”“文昌”“辛通”“安信”以及P3211p7+P3211p8+P3211p9 中的“再通”“富延”，還有 S2894V 中的“富德”“萬定”“彦弘”“慶住”“福勝”“員吉”“幸深”“幸豐”“文通”“懷恩”“昌晟”“滿福”“建昌”“再昌”“吉昌”“善通”“良興”“喜昌”“漸勝”“通達”“安定”“儒晟”“歸盈”等名字，另外 S395V“人名一本”中的“盈通”“昌德”“繼昌”，都帶有時人對幸福、安定、通達、昌盛生活的嚮往。這些名字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重要關係。9、10 世紀的敦煌地區，戰亂多發，民衆生活艱辛，時人希望戰争可以勝利，進而可以與親人通信，生活安定富足，實現社會昌盛，所以通過這些名字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對下一代的期許，也期望通過這些姓名的教授與學習，可以讓學習者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敦煌文獻中的這種姓氏與富有積極意義的名字結合的學習方式，其實早在漢代史游的 急就篇 中就有體現。急就篇 開篇是姓名章，從“宋延年，鄭子方”到“續增紀，遺失餘”，每兩句押韵，共 396 字，132 個姓名，其中複姓 5 個，單姓 127 個。縱觀急就32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篇 姓名章，可以發現這些姓名非常有趣，涉及内容豐富，在形式和意義上與上文論及的敦煌姓名寫本有一定類似之處。下面列舉急就篇 中部分姓名，試作分類，以示其姓名用意及與敦煌寫本的關係。表 2 急就篇 姓名章簡明分類表1 長壽安定富强德行動植物親族歷史神話宋延年衛益壽周千秋鄧萬歲龍未央續增紀史步昌、爰展世高辟兵、馮漢强戴護郡、由廣國曹富貴、范建羌减罷軍、郭破胡蔡游威、譚平定焦滅胡、俠却敵鄭子方、秦妙房景君明、董奉德桓賢良、榮惠常朱交便、孔何傷石敢當、柘温舒程忠信、崔孝讓祝恭敬、苟貞夫慈仁他、邵守實師猛虎柏杜楊尹李桑馬牛羊翠鴛鴦畢稚季昭小兄陳元始求男弟田細兒奚驕叔柳堯舜樂禹湯韓魏唐蕭彭祖燕楚莊聶干將充申屠向夷吾由表 2 可見，急就篇 姓名章不僅體現了時人對長壽、富貴的追求，對國家安定富强的嚮往，對個人及子弟的德行要求，還囊括了動植物、親族關係、歷史人物、神話傳説等，具有非常積極且豐富的教育意義，而且幾乎没有重複的字，適於識字教育。較之上文提及的敦煌姓名寫本，急就篇 的内容種類更加豐富，不過二者在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價值導向方面具有一定相似之處，後者的表現形式應該受到了急就篇 的影響。急就篇 在唐五代依舊流行，擁有很大影響力。顔師古急就篇注叙 云:“至如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承稟，猶競習之。”2 此説表明了急就篇 在唐代的流行盛况。在吐魯番文獻中也發現了 急就篇 寫本3，在敦煌文獻中也發現了它的一件寫本 BD12278，足見 急就篇 在唐五代敦煌及西域地區依舊有一定影響力。急就篇 從漢代一直流行到唐五代，可以説近千年來它都對識字教育或者説姓氏教育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敦煌姓氏寫本正是這一影響的具體表現。422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關於 急就篇 姓名章的分類，參考了陳海波 急就篇 姓名初探 (華僑大學學報 2000 年第 2 期，109114 頁)、何茂活 肩水金關漢簡所見 急就篇 人名證解(金瀅坤主編 童蒙文化研究 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123135 頁)、王輝 肩水金關漢簡所見 急就篇 人名考析 (檔案 2020 年第 8 期，3340 頁)。顔師古 急就篇注叙，見史游著，曾仲珊校點 急就篇，2 頁。參見張傳官 吐魯番出土 急就篇 殘卷二種補釋 ，敦煌研究 2014 年第 4 期，6570 頁;張新朋 吐魯番、黑水城出土 急就篇 千字文 殘片考辨 ，尋根 2015 年第 6 期，1925 頁;張新朋 大谷文書中的 急就篇殘片考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2016 年第 11 期，193195 頁。三、小結經過對敦煌文獻中 15 件敦煌百家姓 的内容進行校録和分析，可確認該書僅前19 個姓氏的順序有固定，編者把當時流傳的俗語“張王李趙”和一些敦煌大姓，以及代表敦煌地區胡族大姓的俗語“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結合起來，構成了“張王李趙，陰薛唐鄧，令狐正等。安康石吉羅，白米史曹何”這樣的四字句結合五字句的韵語，用以教授姓氏及姓望知識。這部分韵語之後各寫本内容因教授者和學習者的不同而各不相同。綜合來看，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尚不成熟。敦煌百家姓 開篇四字句的形式早見於漢代的 蒼頡篇。從出土蒼頡篇 殘簡來看，其“書人名姓”章爲“趙茝韓鳴，范鼠張豬”這樣的四字句，一句由兩個姓名組成。“張王李趙”這樣的俗語以及敦煌百家姓 開篇四字句的形式應該是受到了 蒼頡篇 的影響。宋初吴越地區出現的百家姓也是四字句的形式，其篇頭“趙錢孫李，周吴鄭王”與敦煌百家姓 的“張王李趙，陰薛唐鄧”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由於二者的産生地相距甚遠，加之敦煌百家姓 不成熟，所以推測二者應該没有相互影響，而是有共同的源流，二者應該是在蒼頡篇 和唐代姓望書的影響下，分别先後在當地形成的姓氏教材。敦煌寫本亦展現了當時姓氏的學習方式。當時敦煌地區可能流傳著敦煌百家姓 的帖本，學習者可抄寫 敦煌百家姓 進行習字，也可以在教授者的指導下進行臨寫習字。在學習者抄寫的敦煌百家姓 寫本中，常常同時出現初學習字蒙書上大夫牛羊千口 等，説明了 敦煌百家姓 亦具有初學性質。而且教授者用姓氏教以學習者順朱，還有姓氏的“試文”考試，説明了當時姓氏學習應該是正式習字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習字之外，教授者和學習者往往把敦煌百家姓 與名字結合做抄寫練習，且把這類姓名内容稱作“雜字一本”或“人名目一本”，以這種形式作爲學習姓名的一種重要途徑。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練習寫本中的名字多包含積極的意義，表現了時人對子弟的期許和對美好、安定生活的嚮往，對學習者具有價值導向的作用。這種形式其實早見於漢代的 急就篇，是 急就篇 對後世教育影響的具體表現之一。(作者單位:日本廣島大學教育本部)522晚唐姓氏教材 敦煌百家姓 的編撰特點與學習方式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