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近年來霞浦抄本研究的回顧與反思.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5366 頁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 近年來霞浦抄本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張小貴2008 年以來，由林鋆先生主導、陳進國先生擔綱的霞浦摩尼教(明教)史迹調查，新發現了一批與古代外來宗教有涉的民間法師用科儀抄本1(本文簡稱爲“霞浦抄本”)，學界、媒體或目其爲新發現的摩尼教、明教經典2，甚至直譽爲“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以來，繼吐魯番、敦煌摩尼教文獻發現以來，中國境内摩尼教文獻的第二次大發現”3。不過，也有學者對這批抄本的屬性持審慎態度，指出該等抄本所包含的古代外來宗教信息無疑十分寶貴，“多有涉及明教術語詞章者。就已披露的科册看，涉及齋醮儀式的文疏格式頗爲齊備，學界或言該等即爲明教科典，傳承自宋代，甚至唐代，并據該等新資料，演繹有關宋代明教甚至唐代摩尼教之種種新見。竊以爲，該等新發現的資料，於追蹤失傳的明教、摩尼教信息，認識摩尼教在華的最後歸宿，無疑有重要的價值。不過。該等抄本爲私家世傳秘藏，如果要作爲歷史文獻使用，自應依歷史文獻學的規範，就文本本身形成年代，藉助相關學科的知識，進行一一考實”4。本文擬對學界近年來有關霞浦抄本的研究進行綜述，從科儀文書功能的角度進一步闡述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351 2 3 4 陳進國、林鋆 明教的新發現 福建霞浦縣的摩尼教史迹辨析，李少文主編，雷子人執行主編 不止於藝 中央美院“藝文課堂”名家講演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343389 頁。元文琪 福建霞浦摩尼教科儀典籍重大發現論證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年第 5 期，168180 頁;樊麗沙、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文獻及其重要性 ，世界宗教研究 2011 年第 6 期，177183 頁。楊富學、包朗 霞浦摩尼教文獻 摩尼光佛 與敦煌文獻之關係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1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409425 頁。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 ，九州學林 第 31 輯，2013 年，102135 頁;此據氏著 摩尼教華化補説，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388 頁。一、間録敦煌本 下部讚 詩文現存霞浦抄本中，與唐代摩尼教經典關係最爲密切者當屬所引録的下部讚 詩文，存於三個抄本，即陳姓法師“存修”并題名的摩尼光佛 科册，陳法師保藏的興福祖慶誕科 及謝姓法師保有的 點燈七層科册。將這三個科儀本引録的 下部讚 與敦煌本 下部讚 詩文相比較，異同明顯，敦煌本 下部讚 423 行，而被采入摩尼光佛 科册者，依次是第 11、30、42、119、127、135、140、169172、206、301、303、410414 行，説明科册製作者接觸了比較完整的下部讚，始可能如此全卷式的遴選其詩文。“即便某些文字差異含義有别，但各詩文所表達的主體思想并無二致。因此，無論出自霞浦科册，抑或敦煌石窟，毫無疑問，都應源自唐代道明所翻譯(敦煌本下部讚 第 417418 行)的同一摩尼教贊詩。”這一情况有助於證明“儘管摩尼教在會昌初元遭到殘酷迫害，外來摩尼僧被殺害、驅逐殆盡，但其漢文經典，尤其是像下部讚 這樣佛味濃厚、表達通俗之宗教儀式用經，却仍長期在華夏民間傳播。而福建、兩浙在宋代以盛行明教著稱，霞浦位於福建東北部，距著名的宋代道化摩尼寺崇壽宫所在地四明(寧波)僅 40 多公里，而離曾因明教之盛遭官方點名的温州則僅 90 公里，其地處明教流播區域，遺存下部讚 詩文，自不爲奇”1。不過，仔細揣摩霞浦抄本與唐寫本中下部讚詩文的異同，可推測霞浦抄本所依據的應是唐後明教徒修訂過的新版下部讚。如第六組詩句的首句，敦煌本作“又啓普遍忙你尊”，而摩尼光佛 科册中將“忙你尊”作“摩尼光”。而諸如“五佛摩尼光”“末號摩尼光”的提法，不可能始於唐代，而應是華化成明教之後。這一差異的出現，無疑由於科儀本製作者本身，或誤録，或誤改，或刻意修改2。林悟殊先生分析了霞浦本出於不諳教理之筆誤、不諳教理之誤改、刻意修改等幾個方面的問題，指出從採録 下部讚 詩文這個角度，“陳摩本(即摩尼光佛 引者注)科册版的製作要比其他兩個科册爲早，成爲後兩者編撰的參考物。亦正因爲如此，霞浦三個版本與敦煌本之比較始見多有共同的差異。這也就提示吾輩，田野調查所發現的有關科儀本，未必是同一時期的批量産物，彼等之形成或有先有後，若後者參考前者，亦屬常理”。“學界或把霞浦科儀本直當北宋明教遺書，本章考察上揭抄本中採録下部讚 詩45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下部讚 詩文辨異 ，世界宗教研究 2012 年第 3 期，170178 頁;此據 摩尼教華化補説，378379 頁。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下部讚 詩文辨異，379381 頁。文之異同，辨釋其差異産生之諸多原因，庶幾有助於澄清有關之認識。”1 也就是説，間録下部讚詩文的三份霞浦抄本自身就存在著承襲關係，很難籠統地説它們是唐宋摩尼教遺經。這三份科儀本包含了唐宋摩尼教經文的部分内容，僅能説明該教經典輾轉千年，尚有遺文留傳世間，這自與唐後摩尼教尚在東南沿海流傳的事實有關，然而并不能就此判定這三份科儀本就是唐宋摩尼教經典。從 摩尼光佛 科册的性質和使用功能上來看，更顯示出與唐代摩尼教經典的差異。儘管 摩尼光佛 科册摘自敦煌本下部讚 的 12 則詩文可算作明教神學的核心，科册也保留了下部讚 收食單偈 中的 12 個大神名，但將霞浦科册與敦煌文書作比，兩者的差異也顯而易見。如科册中夷數(耶穌)的地位更加重要，教主摩尼被送上了神壇，不再像唐代經典中作爲先知而是作爲佛接受膜拜。在科册中，摩尼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從五佛之一到三佛之一，差不多獲得了教主+最高神的身份地位，諸如此類。雖然這些變化尚可作爲霞浦明教仍堅持明性和明界的核心教義2，但從摩尼光佛科册的性質和用途來看，主要是用於民間齋醮儀式中超度亡靈的日常活動，而下部讚詩文僅僅是由於各種因緣被採擇使用進而保存下來。如摩尼光佛 科册開篇(第 12頁)就是民間法事所用之套語:001 端筵正念，稽首皈依，嚴持香花，002 如法供養:十方諸佛，三寳尊天，003 羅漢聖僧，海衆菩薩。冥符默004 契，雲集道場，爲法界衆生消005 除三障。莊嚴善業，成就福田，我006 等一心和南聖衆。左先舉大聖。007衆唱大聖:008009010011012大聖元始天尊那羅延佛神變世尊蘇路支佛慈濟世尊摩尼光佛大覺世尊釋迦文佛活命世尊夷數和佛55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下部讚 詩文辨異，387 頁。馬小鶴 從霞浦科儀本 下部讚 詩文看明教 ，文化遺産 2013 年第 2 期，8492 頁。此處録文起始之幾句，顯屬法事之套語，殆爲佛味，與明教無涉1。再以摩尼光佛科册“五雷子”唱詞爲例:491 恭望聖慈垂光寶座 和 謹謹上請:492 九霄隊仗排空下，降節飄飄映彩霞。493 毫相光臨七宝座，祥烟散作五雲車。494 梵音繚繞三千界，珠網玲瓏散百花。495 月面金容降塵刹，接引亡灵入佛家。496隨案唱 五雷子497 一佛那羅延，降神娑婆界，國應波羅498 門，當淳人代。開度諸明性，出離生死499 苦。願亡灵乘佛威光，證菩薩會。500 二佛蘇路支，以大因緣故，説法在波斯，501 度人無數。六道悉停酸，三途皆息苦。502 願亡灵乘佛威光，證菩薩會。503 三佛釋迦文，四生大慈父，得道毘藍504 苑，度生死苦。金口演真言，咸生皆覺505 悟。願亡灵乘佛威光，證菩薩會。506 四佛夷數和，無上明尊子，降神下拂507 林，作慈悲父。刹刹露真身，爲指通508 宵路。願亡灵乘佛威光，證菩薩會。509 五佛摩尼光，最後光明使，托化在王510 宫，示爲太子。説法轉金輪，有緣蒙濟511 度。願亡灵乘佛威光，證菩薩會。512 稽首我世尊，以大因緣故，應化下生513 來，作四生父。悲心度衆生，永離生死514 苦。願慈悲接引亡灵，往生净土。第 492495 行七言唱詞係請神降臨，以“接引亡靈”，接著“隨案唱五雷子”，而“五雷子”各節復有“願亡靈乘佛威光證菩薩會”“願慈悲接引亡靈往生净土”之結句，這無疑65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林悟殊 明教五佛崇拜補説 ，摩尼教華化補説，357358 頁。意味著以上所録第 492514 行文字内容，是有機的組合體，蓋服務於同一薦亡儀式的脚本。儘管其中可見若干摩尼教術語，但整段唱詞薦亡對象實際并非明教徒。在唱詞中，不惟天上諸神擺駕下凡，隆重迎接亡靈，而且那羅延等五佛，亦被請來烘托。惟憑法師一口唱詞，亡靈便有如此之風光，實與摩尼教義理無涉。該等唱詞用於薦亡儀式，顯然不過是法師爲迎合醮主而特設。可見整段唱詞未必是宋代明教徒所用，因爲宋代明教崇尚薄葬，以至被佛僧誇大爲“死則裸葬”，文獻所載明教徒的喪葬儀式也十分簡樸，與富有人家薦亡齋醮使用“高調”的唱詞，大異其趣1。二、奏三清与奏教主霞浦抄本中另有 禱雨疏奏申牒狀式 抄本，手題“後學陳寶華存修”，根據文檢標示大明國號及多個文檢出現“福寧州”(是明代成化到清初霞浦作爲行政區域之稱謂)字眼，可斷定抄本所集文檢多成於明代中後期2。這份抄本中保存了三篇題曰奏三清 的文檢，内容形式均類似。首篇見抄本第 1213 頁3:1奏三清2且臣 厶 領此來詞，未敢擅便，謹具文狀，百拜奏3 聞者:3 右謹具奏。4 再甦活命夷數和佛金蓮下，用簽三個。靈明大天電光王佛金蓮下，5 太上真天摩尼光佛金蓮下，恭望6 聖慈允臣奏懇，乞頒勑旨行下上中下三界合属靈祇，遍及城隍、當境山川社7 稷，明勑傳宣五海龍王行厶井直年直月直日行雨龍王菩薩，或取厶佛即寫仸名莫寫聖井電王名號8 衛奉 玄天上帝同行甘雨，憫念愚民，即乞轟雷掣電，興雲沛雨，驅除旱魃，濟9 潤燋枯，以慰民心。但臣厶下情無任仰望佛恩之至，謹狀。三清名號分别爲“再甦活命夷數和佛、靈明大天電光王佛、太上真天摩尼光佛”，次篇見抄本第 4041 頁，“三清”之名略有不同:“再蘇活命夷數和佛，神通降福電光王佛，太上教主摩尼光佛。”第三篇見抄本第 47 頁，“三清”之名亦有不同:“廣明上天夷數75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3 林悟殊 明教五佛崇拜補説，346349 頁。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413 頁。同上文，411 頁。和佛，靈明大天電光王佛，太上真天摩尼光佛。”1 在霞浦抄本另一封面手題“謝道璉傳用”的 奏申牒疏科册 中，亦出現“大清國”或“福寧州”字樣，可判其多成於清初。科册中亦有類似的兩個 奏三清 文檢。其一見科册第 3334 頁，其二見科册第 3536 頁，“三清”名號與上揭第三篇同2。這五篇奏三清 文檢，有兩篇的“夷數和佛”同冠以“再蘇活命”，當指基督耶穌，與摩尼教中的夷數不同3。而從文本創作的角度看，三佛的實質稱謂雖一致，排列次序亦同，但彼等所冠的修飾語略有差異，或可證明文檢持有者或使用者并無嚴格的自我宗教認同，而益證其民間宗教之本質。奏三清 文檢，所請三佛冠以“三清”之名，無疑效法道教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4。霞浦科儀本把“夷數和佛”“電光王佛”“摩尼光佛”并列爲“三清”，目爲這一信仰群體的三位最高神，可以確認至遲在明代，這三位分别衍自耶穌基督、佛教、摩尼教的神祇，已成爲當地民間宗教主神，很難用單一的體系宗教或其變體來概括。有論者指出，霞浦抄本出現奏三清 表明“摩尼教在霞浦流播過程中，因應形勢的不同而有所變革，未拘泥於原始經典之窠臼，而是朝著人生化、現實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轉變。民間信仰成分的加深，既可以説是摩尼教在霞浦民間化的表現，也可以説是摩尼教在霞浦的新發展與新變化，呈現出霞浦摩尼教的獨特個性”5。然而文檢所示民衆祈求諸神的目的乃“保禾苗而秀實，祈五穀以豐登，滅除蜢蟻而絶迹，蝗蟲鼠耗以潛消，仍庇鄉閭永吉人物云云”(第 537540 行)6，而且所祈求諸神還包括“上中下三界，東嶽、地府、城隍，當境一切神祇”，若據此將科儀本持有者和使用者的宗教屬性判定爲霞浦民間化的摩尼教，顯然没有説服力，倒不如説是民間宗教吸收了各種其他宗教成分，包括當地曾流傳的明教神祇，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况。在“謝道璉傳用”的 奏申牒疏科册 第 1516 頁，尚有一篇題爲 奏教主 之文檢，内容如下7:85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6 7 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411412 頁。同上文，409410 頁。林悟殊 清代霞浦“靈源教”之“夷數和佛”崇拜，劉東主編 中國學術 第 37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191226 頁。李叔還編 道教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年，15 頁上。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6 頁。同上書，638639 頁。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389390 頁。01奏教主嗣02 太上清真無極大道正明内院法性靈威精進意部主事渝沙臣 厶 謹奏爲度03 亡事。恭聞光明教闡包羅萬法之宗，智惠門開濟度四生之德，一04 介么微，冒干佛聽。今據大清國福建福寧州云云由詞旨至05 明界，照得亡靈生前過悮，殁後愆尤，倘拘執對，未獲超昇，今建良06 緣，特伸薦拔。但臣 厶 忝掌真科，未敢擅便，録詞百拜上奏:簽三個07 神通救性電光王佛金蓮下，太上教主摩尼光佛青蓮下，08 廣惠莊嚴夷數和佛金蓮下，恭惟慈悲無量，濟度有緣，愍孝誠09 之懇切，允微臣之奏陳:乞頒明勑行下陰府諸司，赦釋亡魂，脱離刑10 曹之所，乘毫光徑赴法壇領善功，直登净邦。恭望慈光 厶 夜至期，11 奏請光降道場，證明修奉。恩資逝性即超昇，福利存家常迪吉。臣 厶12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具奏 聞，伏候 恩命之至。13 年 月日主事臣 厶 百拜謹狀。其目“神通救性電光王佛”“太上教主摩尼光佛”“廣惠莊嚴夷數和佛”爲三位教主啓奏，顯然是模仿上揭之 奏三清。奏申牒疏科册 主要爲濟度亡靈之用。馬小鶴先生揭示了科册中奏、申兩種文體的摩尼教色彩較爲濃郁:“奏教主”内核形成的時代，應該是在唐宋，製作者將明顯的摩尼教成分披上了道教的外衣。經過歷代傳抄，可能又加進一些其他因素，最後抄寫是在清代。這份文檢的作用是請三尊最高神光臨道場，超度亡靈1。楊富學先生則强調整部文獻的摩尼教屬性，認爲科册是“霞浦摩尼教對部分三教神祇進行了偷樑换柱，堪稱異端，然其確實在漸漸走向大衆化，依附道教，以薦亡祈雨等爲主要活計，社會危險性已近消泯”2。林悟殊先生则指出 奏教主 製作於清初百年之内，文檢雖標榜明門法嗣所用，但製作者於真正的明教經典并未多所涉獵。所奏三位主神名號:“電光王佛”，直接間接地變造自佛門的“電光佛”，現有唐宋文獻未見，明代始用於指代摩尼教之最高神，以避“明尊教”之嫌;“摩尼光佛”，作爲摩尼的名號，僅見於敦煌摩尼經 S3969，但於唐宋時期并未普遍使用;“夷數和佛”，僅見於霞浦科册，變造自唐宋文獻所見的“夷數佛”。摩尼教并無以“三”爲吉的數字崇拜，其在唐宋中國傳播時期，亦未見有以三爲度拼組本教神靈的習俗。上揭“三佛”的拼組，源於明代後95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馬小鶴、吴春明 摩尼教與濟度亡靈 霞浦明教 奏申疏牒科册 研究 ，九州學林 2010 年秋刊，1547 頁，引文見 27 頁。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研究，43 頁。期製作的 奏三清，而後者則效法道教之“三清”崇拜。至於 奏教主 所顯示的薦亡齋醮模式，唐代摩尼教和宋代明教都不可能流行。因此，無論文檢本身的製作，或其所謂“内核”之形成，都無從上溯唐宋，其與唐代的摩尼教會或宋代的明教會不存在什麽承傳關係，其製作者很可能假明門之名，依道教薦亡科儀之格式，參合前代遺存的某些明教信息而撰成1。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霞浦抄本顯然很難定性爲明教科典，它們應爲明清時代某些職業法師將原有經典、神譜漸次利用改造成道教模式的科儀文疏，成爲該等法師的謀生工具。這些科儀本雖標榜明門，但主要爲從事薦亡祈福儀式的某些民間法師所秘藏，并無證據表明法師們主動利用此類秘傳科册以勸民入教。如奏申牒疏科册奏 昊天 的主旨在於通過上奏昊天玉皇大帝，希望他大發慈悲，頒佈聖旨，以赦免陰司亡靈之罪。與其説這是“摩尼教在霞浦流播過程中，因應形勢的不同而有所變革，未拘泥於原始經典之窠臼，而是朝著人生化、現實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轉變”2，毋寧説這是當地民間信仰借用了摩尼教的某些成分，更符合邏輯。霞浦抄本多爲科儀書和表文，用於齋戒祭祀、祈福禳災和超度亡靈，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如興福祖慶誕科召符官文，其中的興福雷使、順懿夫人，都是霞浦當地民間所信奉的地方神祇，爲原始摩尼教經典所不具。在奉請諸神之前，要設置壽誕，修整法壇，而且需在“筵前祠中焚香三炷”，這些顯然都是民間宗教所爲。而 冥福請佛文 先奉請摩尼教及佛教神明，繼而奉請道教度亡科儀冥府諸神明，同時兼請“孔子學中大成至聖文宣聖王，顔孟亞聖、孔門衙(衛)道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第 7779 行)3。這恰恰説明當地民間宗教團體并不執著於專奉某教神祇，而是按需請佛，見神皆拜，很難將此段記載解釋爲霞浦當地摩尼教徒重視儒學的具體表現。而霞浦諸抄本所示，之所以將摩尼教神明先行奉請，或許是因爲這些神明迥異於傳世諸神，而可能特别神驗罷了。總之，將霞浦諸科儀抄本直當摩尼教在霞浦演變的證據，是曲解了此類文獻對摩尼教研究的價值。從學界迄今已公開的霞浦主要抄本來看，它們屬明清時期之物，爲清代霞浦當地民間法師小群體所用。個中被當作摩尼教經文的長篇抄本，即摩尼光佛 科册和興福祖慶誕科，無非是法師們效法華夏傳統科儀本，在主流宗教佛道以及傳統民間宗教的基礎上，雜入當地06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421 頁。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研究，6 頁。同上書，7 頁。遺存的一些明教及其他外來宗教經文，用於操辦當地鄉民的齋醮法事1。三、音譯文字的形成其實霞浦抄本中不乏摩尼教的信息，如前文所述，於敦煌本摩尼教漢文經典中追溯某些術語的源頭，坐實抄本中某些術語的摩尼教含義都并非難事，甚至在霞浦發現的抄本中，尚有一些稀見的音譯文字，可追溯其中古伊朗語起源。這些文字主要見於四個抄本，個中以 摩尼光佛 科册爲最多，凡 13 處 900 餘言。其他抄本，即陳法師所藏的興福祖慶誕科 請神科儀合抄本，以及謝道璉法師所藏的點燈七層科册，後三者的“音譯”文字多與摩本類同。如去除重複者，林林總總，霞浦抄本中所見的“音譯”文字近千言。元文琪先生最早提示該等音譯文字應源於中古伊朗語2。林悟殊先生指出，抄本中的這些音譯文字可在吐魯番發見的中古波斯語(Middle Persian)和帕提亞語(Parthian)摩尼教文書中找到對應詞語。如號稱弗里真言 的詩偈“弗里”二字，應源於敦煌摩尼教寫經下部讚 第 353 行“尊者即誦 阿佛利偈 ”。摩尼光佛 科册將真言的第一個音譯詞寫作“阿孚林摩訶和”，點燈七層科册 興福祖慶誕科 均缺其間之“訶”。阿孚林應即亨寜教授解讀的“阿佛利”的中古波斯語 fryn，pryn frn，fryd frd，frydg frdag，帕 提 亞 語frywn frwan，frywm fram，fryd frd3。作及物與不及物動詞用，有呼求、祝福、祈禱、創造等意(to invoke，blessingson，bless，pray;to create)。“阿孚林摩和”可還原爲 pwr m h furmh，爲第一人稱複數的虚擬語態4。比較霞浦三個文本的録文，可看到不同抄本於兩段詩偈前後處置有差，點燈七層科册 和 興福祖慶誕科 所見弗里真言 亦均位於科册開篇，然并未連在一起，兩首次序適好顛倒，中間多有其他文字隔開。而且霞浦抄本和敦煌下部讚 的用字亦不同，益證抄本製作者於其内涵并不清楚5。霞浦抄本的音譯文字常有不同夷詞用同樣漢字音譯，或同一夷詞用不同漢字對音。16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3 4 5 林悟殊 明教五佛崇拜補説，343371 頁;霞浦科儀本 奏教主 形成年代考，388422 頁;清代霞浦“靈源法師”考論 ，中華文史論叢 2015 年第 1 期，246284 頁。元文琪 福建霞浦摩尼教科儀典籍重大發現論證，168180 頁。W B Henning，“Annotations to Mr Tsuis Translation，Mo Ni Chiao Hsia Pu Tsan，The Lower(Second?)Section of the Manichaean Hymn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Vol111，l943，p216，note7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Volume III:Tex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China，Part 1: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Turnhout:Brepols，2004，p28林悟殊 霞浦鈔本夷偈 弗里真言 辨釋 ，中華文史論叢 2017 年第 2 期，339367 頁。如敦煌本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 開篇(S3969)所見“佛夷瑟德”一詞，乃源自中古波斯語的 frystg，prystg，prystg，prystq frstag 或帕提亞語的 frytg，frytg，fryytg fretag，意謂“使者”1。在霞浦抄本中，與之對音的漢字竟五花八門。摩尼光佛 科册分别作“弗里耶瑟德”(第 1314 行)，“弗哩枿特”(第 2324 行)，“弗哩悉德”(第 25、336行)，“弗哩枿德”(第 123、275 行)，“弗里悉德”(第 133、334 行)，“咈哩枿特”(第 392行)，“夫列悉哆”(第 150 行);興福祖慶誕科 則作“咈哩悉特”(第 25 行)，“弗哩悉特”(第 26、152、160 行)，“弗哩耶悉特”(第 32 行)，“符哩悉哆”(第 174 行);點燈七層科册 復作“弗里耶瑟德”(第 1314 行)，“弗里悉德”(第 25 行);合抄本四寂讚作“弗里悉德”(第 34 行)，送佛讚 則作“弗里瑟德”(第 3 行)。該等“音譯”異字如是雜亂無章，足見未必源於來華摩尼僧的原作，當歷經多代口傳耳受後，始被不諳夷語的後來者形諸近音漢字。儘管這些音譯文字在紙面上多顯得完整無殘，但原先在口傳的過程已多失真，既隱藏著諸多先天性缺陷，又不可避免後世傳抄之誤2。從這些音譯文字組成的文檢的功用來看，更難説與摩尼教有什麽直接聯繫。如四寂讚，日本學者吉田豐認爲其第 29 行是吐魯番出土文書 M1367 正面帕提亞文、文書 M361A 中古伊朗語頌詩之音譯3。該抄本見於“請神科儀合抄本”，合抄本由 13篇獨立文檢合訂而成，依次爲高廣文 冥福請佛文 樂山堂神記 明門初傳請本師 借錫杖文 借珠文 付錫杖偈 破獄好了送錫杖偈 四寂讚 送佛讚 送佛文 凶科看貞明經畢用此文 送三界神文。文檢存在不同程度爛損，乃不同時期的傳抄物，可能在比較晚近的時期，始由法師加以整合，裝訂成册4。考察抄本所含的地道漢文文檢，惟 樂山堂神記 明門初傳請本師 包含了一些夷教神號，其他殆與摩尼教、明教無涉;倒是 送佛讚 與 四寂讚 可説是摩尼教夷語經文之遺迹。不過，四寂讚 無疑被當地民間法師用於齋醮法會儀式，被明確寫明用於“戒月結”，即華夏傳統26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石田幹之助 敦煌發現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 見二三言語就，白鳥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25 年，160161 頁。林悟殊 霞浦抄本夷偈 四寂讚 釋補 ，文史 2016 年第 1 輯，169200 頁。吉田豐撰，馬小鶴譯 霞浦摩尼教文書 四寂讚 及其安息語原本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第 9 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103121 頁。Yutaka Yoshida，“TheXiapu 霞浦 Manichaean text Sijizan 四寂讚 Praise of the FourEntities of Calmness and its Parthian original，”Zur Lichten Heimat:Studien zu Manichaismus，Iranistik undZentralasienkunde im Gedenken an Werner Sundermann，Herausgegeben von einem Team“Turfanforschung”，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7，pp719736黄佳欣 霞浦科儀本 樂山堂神記 再考察，陳春聲主編 海陸交通與世界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227255 頁。的五月齋戒法會上，而該民俗顯然與摩尼教、明教無涉1。四寂讚 另見 摩尼光佛科册頁 3031，總第 242250 行，與摩尼光佛 科册的明使讚 同屬“請福科”。經學者的考察，合抄本 送佛讚 與 摩尼光佛 科册的 明使讚，兩首夷偈題名有差，但對音文字多同，應屬同偈異名。明使讚 題示未見“送佛用”字樣，但末端有標示“送佛”二字，提示其同樣的用場。摩尼光佛 科册第 37 頁總第 294 行有“請福科終”字樣，意味著前此文字内容，乃用於請福的齋醮法會。明使讚 見第 3436 頁，總第 273284行，適爲“請福”齋醮將近結束之時，足見該偈在民間法會中，蓋作送佛之用。送佛讚(明使讚 )、四寂讚 這兩首夷偈作爲獨立文檢存於合抄本和摩尼光佛 科册，佐證了抄本的摩尼教詞章不過是民間法師採自其時當地尚存的摩尼教遺經，而其用途則是當地民間常見的“請福”齋醮儀式2。回顧學界對近年發現的霞浦抄本對音夷偈的研究，主要借鑒國際學界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吐魯番出土的中古伊朗語摩尼教文獻殘片的研究成果3。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説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文獻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不過，現今所披露的霞浦抄本中的音譯文字不過千言，在數量上無從與吐魯番摩尼教文獻比匹。而且霞浦抄本所見的夷偈，并非嚴格依據西域文本或原始的音譯本，僅憑口頭傳授，口耳相傳，只能算作夷偈在華的遺迹。現今所見的霞浦抄本中的夷偈不過是明清時期的傳抄本，并非古昔唐代摩尼教徒的遺物，自不可與吐魯番發現的中古伊朗語摩尼教殘片同日而語4。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霞浦抄本主要通過田野調查所得，是民間所私藏;多爲明清時期抄本，尚未發見有早於明代者。無論從創作時代抑或内容本身，都無從與敦煌出洞之珍相比。尤其是其内容，與敦煌摩尼教寫經并無多少内在聯繫。如摩尼光佛 科册，雖然其中包含一些唐代摩尼經的詞語，更有襲自下部讚 的 12 處詩文。不過，這些詩文多屬被“剪貼”，剪貼者本人於其真意亦不甚瞭然;而下部讚 的三首音譯詩偈却反36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3 4 林悟殊 霞浦抄本夷偈 四寂讚 釋補，169200 頁。林悟殊 霞浦抄本夷偈 明使讚 送佛讚 考釋 兼説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研究之關係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16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137154 頁。M Boyce，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Leiden:E J Brill，l977 DesmondDurkin-Meisterernst，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Volume III:Texts from Central Asia and China，Part 1:Dictionary of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Gunner B Mikkelsen，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Volume III:Texts fromCentral Asia and China，Part 4:Dictionary of Manichaean Texts in Chinese，Turnhout:Brepols，2006林悟殊 霞浦抄本夷偈 明使讚 送佛讚 考釋 兼説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研究之關係，137154 頁。而未見輯入，實際已默示當時該等地道的音譯夷偈已失傳1。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今日所見霞浦抄本中的摩尼教信息，特别是近千言的音譯詩偈語，自與唐代入華之摩尼僧不無淵源，即何喬遠 閩書 卷七 方域志 記“會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師者，來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2。可是呼禄法師們入閩之時，中原摩尼僧已慘遭屠殺，而經典則被大批燒毁:“(會昌三年)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産貲入之官。”3 因此來入福唐的呼禄法師爲了宣教授經，需憑原有記憶，隨口誦授經文。到了兩宋之際，摩尼教漸變異成明教，雖歷經時易事變而弦歌不輟。逮至明代，始漸式微，如何喬遠(15581631)所見，“今民間習其術者，行符咒，名師氏法，不甚顯云”4。後世閩地的民間法師，爲“行符咒”所需，而采入了神秘的明教經文，構成今日所見霞浦科儀本的一部分。對於霞浦抄本宗教屬性之確定，除了考察文獻形成産生的大體年代，文本的主體内容之外，尚需考慮作者的身份、文獻的用途、使用的群體等因素。如林悟殊先生所指出，霞浦抄本出現下部讚的片段，衹能目爲 下部讚 在民間宗教之遺迹，不僅不能證明兩者有何一脉相承之關係，反而益證抄本所包含的摩尼教、明教詞章，不過是采自當時尚存世的一些相關經文。如果因爲其中有摩尼教、明教的詞章，就把整個抄本定性爲摩尼教經典或明教經典，那麽，其中還有比例更高的佛道詞章，豈非亦可定性爲道教經典、佛教經典?如果以摩尼教依託道教佛教，或曰摩尼教雜糅佛道成分作解，那麽個中還有景教、天主教、祆教，甚至印度教詞章，是否亦可稱爲雜糅佛道的基督教經典、祆教經典之類?是以，如何定性該等抄本的宗教屬性，似乎不宜單以有某教的詞章爲標準，或依哪個教門易吸引社會眼球而有傾向性5。四、結語2016 年 3 月，福建屏南縣降龍村發現貞明開正文科 貞明開正奏 和第二時科 殘本一件，皆手抄本，屏南縣壽山鄉降龍村韓氏傳用，論者謂貞明開正文科 的許多内容見於霞浦本興福祖慶誕科 和點燈七層科册，“尤其是祝頌語，是直接繼承46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林悟殊 霞浦科儀本 下部讚 詩文辨異，372387 頁。何喬遠 閩書 第 1 册，厦門大學點校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172 頁。新唐書 卷二一七下 回鶻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6133 頁。何喬遠 閩書 第 1 册，172 頁。林悟殊 霞浦抄本夷偈 明使讚 送佛讚 考釋 兼説霞浦抄本與敦煌吐魯番研究之關係。下部讚 而來的，説明這些福建摩尼教文獻與敦煌所出唐代摩尼教寫本當出自同源”1。2017 年，在福清市高山鎮發現了 35 本科儀文本，論者也將其當作摩尼教經典科儀文本，尤其是舉出 謝經蓮台 描述摩尼光佛誕生和讚美摩尼教的辭章:“托蔭石榴國，現祥瑞，皇后啓瑞果，摘此吃，精神異，胸前化誕，卓世超群無比，四歲出家，十二成道，説法轉金輪，現靈奇，兩元三際。”2 而根據稽經道場 記載“一念皈依清净會，三輪旋轉惠明宫”14 個字，有學者認爲當時福州地區的摩尼教組織被稱爲“清净會”，組織形式已經完備3。其實，揚蟠科文 第 8 頁和第 9 頁出現了摩尼教教義濃縮的標記口號“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并不出奇，從傳統文獻傳播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解釋清楚。如中古時期流行的祆教乃源於波斯瑣羅亞斯德教，有關該教創始人的記録，即見於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佛僧贊寧所撰 大宋僧史略，其第五十五篇“大秦末尼”條有云:火祆火煙切教法，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禄，將祆教詣闕聞奏。4 僧史略 關於該教起源波斯，其創立者的粟特語音譯名“蘇魯支”及其傳教法師穆護於唐初來中國的記載無疑十分準確，那麽我們是不是也要定性僧史略 是火祆教經典呢?張廣達先生在爲馬小鶴 霞浦文書研究 作序時就已指出:“伴隨科儀文書，人們也檢獲 樂山堂神記 等與明教遺址或墓葬有關的文獻，還有柏洋鄉上萬村孫氏宗譜 等族譜，以及從 明門初傳請本師 等傳教世系和族譜中輯出的宋元以來當地傳承明教的重要人物或聖化角色的資料。所謂霞浦文書，是一批内涵駁雜、數量可觀的民間宗教文書群的統稱。”5 儘管該等文字正式發表於七年前，但仍不失爲今日學人認識霞浦抄本屬性的重要指南。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有關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關係的思考越發嚴謹認真，“霞浦文書作爲田野調查所獲，實不能與敦煌吐魯番出洞之珍或出土之56霞浦抄本與敦煌文獻的關係1 2 3 4 5 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研究，26 頁;楊富學、李曉燕、彭曉静 福建摩尼教遺存踏查之主要收穫 ，宗教學研究 2017 年第 4 期，259271 頁。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研究，2627 頁。同上書，27 頁。贊寧 大宋僧史略 ，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 54 卷，No2126，臺灣: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 3 月初版，253 頁中。馬小鶴 霞浦文書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1 頁。珍相匹，然其作爲口耳相傳已久之物亦當自有其價值”1，“關於霞浦文書的斷代，我們必須分清三個不同的年代。一個是抄寫的年代，現存霞浦文書都是清抄本或民國抄本。另一個是其原始資料的年代，大段音譯文字、下部讚 的詩句、類似摩尼光佛教法儀略 的摩尼生平故事等資料，均出自唐代摩尼教盛行的時代。第三個年代，乃文書編纂的年代，介乎於原始資料與抄寫年代之間。抄本編纂年代的涵義，與刻本的刻印年代不同，與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編纂年代也不同。刻本一旦刻印，基本不會改動。敦煌遺書一入藏經洞，即不大會改動。但民間傳抄的霞浦文書，則歷代抄寫者可能增删、改動、抄錯。因此不宜依據個别字句，而宜根據其基本結構來斷定文書的編纂年代”2。説明不可將霞浦抄本視作單一文本，用某一種宗教來簡單概括，必須正視這批文獻宗教多元化的事實:“霞浦文書無疑具有相當豐富的摩尼教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把霞浦文書直接等於摩尼教，則失之於簡單化。就目前掌握的部分材料看，霞浦文書中包含的佛教、道教的因素也非常多。屏南文書與霞浦文書類似，在崇拜的萬神殿裏，都有著非常混雜、駁雜的神祇系統，摩尼光佛與釋迦文佛、玉皇大帝、蘇魯支(即瑣羅亞斯德)、夷數(即耶穌彌賽亞)在法事活動設計中每每連袂登場。”3“將霞浦文書、屏南文書中的 道教 、我等瑜珈 這些綫索合併觀察，足以引發人們深入探討的興味。在承認閩地存在摩尼教信仰組織、摩尼教在民間享有很高的接受度這一事實的前提下，綜合考察其他宗教因素，特别關注當地明門明流教派的自我認同，注意不同文本的個性化特點，是探討摩尼教與霞浦文書、屏南文書的真正關係所應採取的途徑。”4 近年來，學者借用佛教禮懺文的格式來重新思考摩尼光佛 科册的文本結構5，實際上表明有關霞浦抄本的研究正一步步接近歷史的真相，但仍未有窮期。(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歷史系)66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蓋佳擇、楊富學 霞浦摩尼教歷史文化研究述評 ，絲綢之路 2020 年第 1 期，33 頁。馬小鶴 福建霞浦縣明教遺迹概述 ，天禄論叢 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學刊 第 10 卷，2020 年 3月，3839 頁。王丁 摩尼教與霞浦文書、屏南文書的新發現 ，中山大學學報 2018 年第 5 期，117 頁。王丁 摩尼教與霞浦文書、屏南文書的新發現，118 頁。汪娟、馬小鶴 霞浦文書 摩尼光佛 科册重訂本 ，敦煌學 第 37 期，2021 年，15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