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pdf

第44卷 第4期2023 年 8 月江西理工大学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44 No.4Aug.2023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刘雨肖，郑士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摘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内蕴着严密的逻辑，是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在理论逻辑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发展，在文化逻辑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升华，在历史逻辑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承接开拓，在现实逻辑上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现实需要。系统探析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进而不断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关键词：依规治党；重要论述；四重逻辑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1。新时代以来，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及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到管党治党领域，从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实践，并围绕依规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此，系统探析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不仅有助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还有助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理论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是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其中党的制度建设是依规治党的前提，党的纪律建设是依规治党的关键，党的组织建设是依规治党的保障。（一）党的制度建设是依规治党的前提依规治党的前提是“有规可依”，“规”指的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如果没有建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依规治党将无章可循、无据可依，依规治党的实践也将无法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章和党纲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首先,指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制度，使共产主义同盟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其次，为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起草了纲领，即 共产党宣言，阐明了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2。正是在严密章程的约束和伟大纲领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政党才得以肩负起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党的十八大闭收稿日期：2022-11-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2BDJ085）作者简介：刘雨肖（1998），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E-mail：通信作者：郑士鹏（1983），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E-mail：文章编号：2095-3046（2023）04-0007-07 DOI：10.13265/ki.jxlgdxxb.2023.04.002引用格式：刘雨肖,郑士鹏.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44(4):7-13.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幕不久，刚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发表首篇文章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指明“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号召全党“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3。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以章建党、以章治党的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4。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地修改党章，将经过实践检验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融入新的党章之中，使党章更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制定了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 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 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22027 年），为党内法规构建了蓝图；2012 年和 2018 年两次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修订了一大批不适应、不协调、不一致的党内法规制度，有助于党内法规制度“强身健体”。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5；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的新要求。（二）党的纪律建设是依规治党的关键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依规治党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焕发生命的必要环节，而依规治党的推进需要靠党的纪律来保障。党的纪律建设是新时代推进依规治党的关键。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中，将党的纪律建设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认为党的纪律关乎党内政策的推行、党的任务的完成和党的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事业成功的关键。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始终纪律严明。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自身软弱无力，又如何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党的纪律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至关重要。列宁曾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7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做保障，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内法规就会流于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无产阶级专政更无从谈起。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纪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8，廓清了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党的纪律是依规治党的关键，“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4。为此，中共中央两次修订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用“六大纪律”列出负面清单，标明了全党不可触碰的底线，提高了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推动了党纪国法的“无缝衔接”。党内法规制度严起来、硬起来、实起来，为依规治党的推进提供了带电的“高压线”。（三）党的组织建设是依规治党的保障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依规治党的顺利推进需要靠党坚强的组织体系去实现，如果党的组织体系松散软弱，即使有正确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不能统一行动落实到依规治党的实践上。党的组织建设是新时代推进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党组织建设的资源和智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组织建设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马克思曾指出，工人人数多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9。无产阶级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并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其人数优势；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具备严密的组织体系，才能为其革命事业的成功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是其夺取政权的武器。列宁在反对马尔托夫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0。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组织建设思想，明确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1新时代以来，在推进依规治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等一系列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明确了党的组织结构，规范了党组织的产生，明确了党组织的职权职责，进一步发展了管8第 44 卷 第4 期刘雨肖，等：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党治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为依规治党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共产党人管党治党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习近平十分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治国理政，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的重要论断。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正是在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尚贤举能”“礼法合治”等继承的基础上，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成果。（一）“天下为公”是依规治党的价值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不懈追求的目标，“天下为公”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依规治党的最终价值追求。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深受“天下为公”理念的影响。一方面，从“天下为公”的制度要求来看，“天下为公”理念内含政权及社会财富不能属于个体或利益集团而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12习近平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以公心治天下的价值追求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依规治党的方式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公心”不变。另一方面，从“天下为公”的目的来看，“天下为公”是中国人民对“大同”社会向往的真实写照，“天下为公”是为了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习近平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敬民、爱民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放在第一位。新时代推进依规治党，正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人永葆为民初心，纠正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不良作风。因为如果放任一些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一己私利违法乱纪，破坏社会公平，势必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天下为公”的理念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血脉之中。习近平正是在吸收“天下为公”理念精华的基础上，将人民至上作为依规治党的最终价值追求。（二）“尚贤举能”是依规治党的人才保障中国历来都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并将人才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其“尚贤举能”的选人用人标准对于新时代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依规治党的推进提供人才保障。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深受“尚贤举能”选人用人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从“尚贤举能”的目的来看，无论是 墨子尚贤 中“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还是 贞观政要 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都阐明了人才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但在古代“尚贤举能”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者来实现统治者的执政理念，是实现对底层人民有效统治的途径，这由其历史局限性所致。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人才观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尚贤举能”目的的超越，选拔人才不是为了统治人民，而是为了服务人民。另一方面，从“尚贤举能”的发展历程来看，“尚贤举能”作为中华民族选人用人的标准被不断深化。夏商周时期，禅让制是选拔统治者的方式，在位统治者以道德、才能为标准来选取继任统治者。春秋战国时期，为了争霸天下，诸侯国之间的人才争夺特别激烈，例如 墨子尚贤 曰：“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后来，“尚贤举能”通过秦朝的任免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的演化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习近平在继承“尚贤举能”思想的基础上，对其选人用人的标准实现了升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人才工作的实践以人的本质属性为前提”13，强调要坚持“三个必须”作为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并通过制定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党内法规制度落实新时代的选人用人标准。（三）“礼法合治”是依规治党的补充完善“礼法合治”是中国古人治国理政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礼法合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法宝。“礼法合治”思想不仅是新时代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的宝贵思想资源，也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的文化底蕴。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深受“礼法合治”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从“礼法合治”思想发展历程来看，“礼法合治”是古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礼法合治”的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荀子主张用礼和法来9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共同治理社会，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观点，但并未被统治者采纳。汉武帝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采用了董仲舒“德治为主、德刑兼备”的治国思想。此后，即使朝代更替，但大多统治者都将“礼法合治”纳入其治国理政的实践当中。习近平在继承“礼法合治”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政党治理中，提出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14，进一步补充完善了管党治党的方式。为此，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正面导向，变“不准”为“自觉”，向全党提出“四个务必”和“八条规范”，集中展现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另一方面，从“礼法合治”的功效来看，“礼法合治”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周公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治国方案，促使周朝法制进行变革，例如避免动辄用肉刑、区别用刑、采用罚疑从赦原则等举措，不仅稳定了周朝的统治，还造就了“成康之治”。回顾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只凭德治或只凭法治来维持其长期统治。秦始皇极度重视和依靠刑罚来统治天下，不但“事统上法”，而且“专任刑罚”；秦朝刑罚繁苛，单是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等十多种。秦朝“二世而亡”的结果，证明了单凭法治治理国家难以持久。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治国理政既需要道德的教化，也需要法规的约束。习近平在继承将“礼法合治”的思想融入治国理政的惯例中，实现了治理成效的超越。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取得的十六个方面的成就是最好的例证。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承接开拓一部鲜活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历程大致可分为初步探索、曲折发展、逐渐成熟和全面深化四个阶段。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正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理论和实践承接的基础上开拓的。（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治党的初步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展开了制度治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也开启了依规治党的实践。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纲领 就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党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开端。1922年中共二大讨论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就在党内确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首次将“纪律”单设一章，对党员提出了具体的纪律要求。这两个文件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提供了规范依据和制度保障。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首次提到“党内法规”，并明确提出要用四项纪律和党内法规一起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5，这意味着管党治党进一步制度化。1945年党的七大修改的党章中，明确提出要把“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16清理出去，这彰显了党运用制度管党治党的决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革命形势风云变化，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主要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改进，灵活性比较强。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实践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文件，以及许多管党治党经验制度化，如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对军队的领导等，为新中国成立后推进制度治党奠定了基础。（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度治党的曲折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身份角色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征程，这也对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冒”出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 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隶属各级党的领导的指示 中强调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进一步强调了党纪的严肃性。1951 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清查了一批贪污分子，纠正了许多官僚主义，遏制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对其中犯错的党员给予党内处分，并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狠抓党纪，监督和保证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1956年党的八大修改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是党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后的第一部党章，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出现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明确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防止独断专行等。虽然党的八大为进一步推进制度治党的实践提供了指南，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实践被迫中断，党内法规制度大多都形同虚设。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处于曲折发展阶段，但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内纯洁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做了10第 44 卷 第4 期刘雨肖，等：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有益尝试，这为日后推进依规治党提供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度治党的逐渐成熟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实践重新步入正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共产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邓小平深刻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7。他认为有无党规党法、党规党法是否完善关乎国家法律是否有效实施，从而将党规党法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发出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最强音。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明确指出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等。1990年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中首次正式使用“党内法规”的名称，并对党内法规做了详细规定。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修改的党章中，首次增加了“党内法规”的要求，这是对党内法规重视的重要表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强调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时，指出要加大党内法规制度的实施力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其他建设之中。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18，突出制度治党的重大意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逐渐成熟，更加重视制度管党治党的作用，更加注重党内法规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为新时代依规治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制度治党的全面深化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承接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到制度治党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依规治党。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进入了全面深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将依规治党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将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依规治党同制度治党联用，表明依规治党是制度治党的重要抓手，将依规治党提升到制度治党的战略高度。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联用，表明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19，并将“坚持依规治党”写入党章，将依规治党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全方位、立体式地加强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局，稳步推进党内法规制定、解释、备案、清理、执行等各项工作，拓展了党内法规工作格局。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制定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以及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这三部党内法规的修订是依规治党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使党内法规工作链条更加完整。总之，这一时期制度治党得到全面深化发展，依规治党被正式提出并写入党的正式文件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实现落实党的领导有制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20,依规治党得以顺利推进。四、现实逻辑：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内在需要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关乎党的生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预估国内外的发展形势，深刻认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指明党要确保其长期执政地位，必须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同时，抓紧推进制度治党，而“制度治党的重点是依规治党”21。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依规治党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是满足人民对党期盼的重要保障。（一）依规治党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实践中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坚持自我革命不仅要依靠党员自身的觉悟，还要依靠外部的法规、制度对党员进行约束。坚定理想信念是依规治党的前提，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支撑，那么党内法规始终是外在的东西，治理将难以入心，甚至可能沦为形式主义。但如果仅仅依靠理想信念管党治党，对大多数党员来说，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难以维持。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1，既要用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魂，也要筑牢党内法规的堤11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 年 8 月坝。自我革命是党刀刃向内的革命，坚定理想信念和牢记初心使命是党刀刃向内革命的勇气之源，而依规治党是党刀刃向内革命的制度保障。党内法规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不管是塑造敢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还是打好自我革命的持久战，都必须有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作保障。因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第一部分就对坚定理想信念做了专门的规定，为党的思想建设作了具体规范；中共中央印发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对选人用人提出明确要求，为塑造敢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依规治党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化和长期化的重要方法。（二）依规治党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依规治党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只有将党管好治好，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2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让党治国理政有了党规与国法的双重保障。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证。党是我们前进路途中把方向、管大局的风向标，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确保国家法治化的有序推进。因此，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依规治党之“规”是党内法规制度，要厘清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从适用对象来看，国家法律法规比党内法规制度适用对象更加广泛，国家法律法规适用于全体公民，而党内法规制度适用于全体党员。从内容来看，党员要保持其先进性，“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4，党内法规制度应发挥其引领作用，但注意也不能以党规代替国法。从二者的联系来看，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保障；它们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关系。（三）依规治党是满足人民对党期盼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曾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22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不仅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而且契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党的需要，满足了人民对党的期盼。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非常关注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是因为党内法规制度为人民监督党提供了具体依据；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非常关注依规治党的推进，是因为依规治党是避免执政党因滥用权力破坏社会公平、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具有先进性，理应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为此，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明确规定：“对于领导经济社会法治、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党务，向社会公开。”这是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制度规定。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第29条,明确规定要“认真处理信访举报制度”，这为人民群众监督中国共产党的路径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在推进依规治党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目标，坚决反对任何损害人民利益、脱离人民群众的行为。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比而言，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将党员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让党员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紧要关头，都能体现其先锋模范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践行“执政为民”的诺言。参考文献：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5-66,1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3 习近平.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J.求是,2012(23):9-10.4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2,168,19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6,45,3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7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5.8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12第 44 卷 第4 期刘雨肖，等：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出版社,2016：6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10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5.11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1.12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5.13 尹勇,王福兴.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3，44(1)：22-29.14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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