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读《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pdf

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 读 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吴四伍近年来，晚清史研究显然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其显著表现有二：一是海量资料不断涌现，让学人目不暇接、疲于应对。几百万字乃至几千万字的资料整理，如李鸿章、岑春煊、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文集相继出版；几十万件乃至几百万件档案先后公布，如盛宣怀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宗人府及内务府档案等。二是大量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诸多领域全面开花，让学人欣喜的同时，也产生诸多忧虑。据保守估计，每年涉及清史包含晚清史的专业史学论文在 2000 篇以上，需要重点梳理的高质量文章年均 300 篇左右，相关著述也在 100 部上下。对于研究者来说，每一部新著作的产生，不仅意味着专业知识体系中新成员的到来，更意味着攀登前路上又多了一道台阶，让人望而生畏。相比先秦史、中古史等学科资料稀缺的状况而言，晚清史领域这种资料与著述众多的情形，大有一种“富人”的烦恼，特别是创作艰辛的程度，往往又因资料的增多而愈加深重。一言以蔽之，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正在显现，场中学人更是深受其害。如何迈过晚清史研究的深水区，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对既有研究领域的深翻及其实践性突破，可能是一个可行路径（朱浒：晚清史研究的“深翻”，史学月刊 2017 年第 8 期）。但口号和呼吁，仍不如实践本身的实在。最近朱浒推出新著 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以下简称 洋务与赈务），突破以往盛宣怀研究的固有叙事和事件层级定位，打破往常把握事件史的单向度结构，揭示具体社会情境下的实践逻辑，高扬唯物史观旗帜，创新性解释新生产力视野下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进程，给学人反思晚清史研究的整体认知与具体路径带来极富冲击力的思考，值得学界重视。292一 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在整个清史研究中，晚清史的地位非常特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学会的组织和领导下，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 义和团运动 等专题性资料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出版，给晚清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晚清史研究中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更是带来整个历史学的深刻转向。遗憾的是，新世纪以来，晚清史研究开始进入某种发展的“高水平陷阱”，呈现出新的内卷特征。其一，资料整理多而宏论建构少。晚清领域的资料整理，一直得到较好的延续。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著名洋务运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刘坤一等人的文集或全集相继出版。最近二十年来，得益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薛福成、郑观应、曾国荃、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人物的资料得到进一步整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 李鸿章全集、2014 年 盛宣怀档案选编、2018 年 梁启超全集、2020 年 岑春煊全集 等相继出版，晚清史资料的丰富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与资料的海量发布极不相称的是，有关晚清史的整体性认知，特别是关键事件跟整个时代趋势的深度关联与标识性概念，以及整体时局与个别人物的铆合和历史评价，诸如晚清社会发展主流的“上行”还是“下行”的争论，仍未得到深入而有力的拓展。其二，数据统计多而“人情”机制少。晚清史领域资料丰富，加上社会科学的广泛引入，晚清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社会结构得到深入分析。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吴承明等人为代表的关于国内市场规模的量化分析，到21 世纪初黄宗智与彭慕兰等人有关中英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讨论，从城市市镇到市场层级，从粮食亩产量到县级 GDP，晚清社会诸多经济和社会面相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不过，学人也日渐发现，这种研究很难找到人的因素，更遑论人情世故、制度机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大多是冷冰冰的数字、公式、图表等，甚至以此代替宏观历史中关键环节或基本面貌的追寻。事实上，越是增加数据的量化，与事实的距离有可能越远。如对盛宣怀洋务活动的一些深化认识，可能会更加忽视整体性认知的必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量化史学、社会科学进入历史研究的合理性，但是若以此画地为牢、一知半解，恐怕再多的数据和模型，也只是在历史真相的外面兜圈子，而392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无法深入实践其中。其三，分支碎片多而整体阐释少。晚清史各个分支领域的不断拓展，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等研究的深入，带来一种缺乏顶层设计的新危机，即各领域研究不断细化却无法在整体化认识上有所推进。以盛宣怀研究为例，从现代化视角、洋务运动视角、灾害赈济视角、人物传记等，均有不同著述出现，但是对于盛宣怀的整体性建构和综合性论述，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突破。显然，诸多学科的单项突破，可能带来新的学科性碎片化，而且是一种人为的、体系性的碎片化。再如，许多研究大大推进了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明清家族的兴盛、明清水利的发达、明清灾害的增多等问题的认识，但是整体视野中江南的位置和地位更加模糊，更加混乱。超越高度分化的学科固有叙事，以及常规的层级定位，实现高水平的整体性阐述与建构，显得尤为迫切。其四，个案实证多而理论探索少。晚清史研究中，伴随史料的海量出现，全文检索等功能的广泛开发，以每个区域或特定关键词开展的类型研究或者个案研究，正成为当下研究的主要创作方式。但是此种探索的最大风险就在于无法周知研究对象的理论局限，仅凭若干显著核心关键词的搜索，尤其容易遮蔽事物矛盾的对立面，形成盲人摸象的窘境。以清代仓储为例，无论是常平仓、社仓，还是义仓，以及后来的积谷仓，都不能简单地按照仓名理解制度，仓类背后的制度演变和社会变迁才是学人应该重视的问题，否则就是某种低水平的重复。又如晚清时期的义赈，从经元善、谢家福到沈敦和，诸多个体背后都有清晰的人情网络，以及专门的知识图谱。如果不能纲举目张，得到的只是义赈研究中看似热闹实则无序的学术生态。显然，从个案到理论的探索，才是晚清研究质量提升的必要之路。二 晚清史研究中重大论题的史实深翻史学研究中从来不缺乏呼吁者，也不缺乏思考者，却少有行动派与实践者。盛宣怀研究无疑是晚清史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论题之一，自然而然成为各种研究范式不可废弃的试验田，沦为各种观察者眼中的奇怪图景。首先，从革命史范式来看，从邵循正到夏东元，十分看重盛宣怀的阶级属性和身份属性，即从买办官僚到资本家实业家的改变，他们仍很难将盛宣怀作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慈善和赈务自然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49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野。其次，从现代化范式着眼的研究，从美国学者费维恺到中国台湾学者谢世佳、王尔敏，以及大陆学者易慧莉，他们从同情盛宣怀，遗憾其受传统价值束缚，或为同乡关系拖累，转变到承认其维护中国实业的现代化开创之功，以及承认盛宣怀的历史地位，但慈善和赈务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再次，学人们承认盛宣怀创办实业，但是在固有的层次定位中，仍然认为其跟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比较，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位置。长期以来，与盛宣怀研究的碎片、分裂相对应的是其资料的海量存在，仅上海图书馆一处便存有 15 万余件档案，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保存的珍贵资料，2014 年出版的影印 盛宣怀档案选编 即达 100 册之多。可以说，盛宣怀研究是晚清史研究中当之无愧的内卷化代表。将盛宣怀从革命史范式中的批判者、现代化范式中的同情者，以及家人行述或通俗读物的歌颂者等诸种图景中解放出来，还原一个真实、复杂却极富创造力的实业家形象，是 洋务与赈务 在史实梳理、史识拓展方面的突出性贡献。该书内容分七章，除了导论和结论论述前人研究和主旨讨论外，从盛宣怀人生的不同阶段讨论洋务、赈务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该书明显不同于以往所有的盛宣怀相关研究，着力推进两大方面的相关研究：一是有关盛宣怀的赈济行为，将其一生参与的重大救灾和赈济活动进行详细论证，呈现他一生参与赈济和慈善的丰富经历，从同治十年的直隶大水救灾，到光绪初年“丁戊奇荒”期间河间赈务，再到小清河工程、甲午战后的两湖灾赈、中国红十字会建设等，盛宣怀劳心劳力，赈济效果显著，是晚清赈灾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二是从盛宣怀的赈务出发，整体性考察赈务活动及洋务活动带来的联动效应，以及给国家政局和个人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这是全书最值得学习的地方。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盛宣怀参与同治十年直隶大水的救灾活动，体现出个人超强的组织能力，不仅出色地完成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交办任务，更难得的是获得李氏信任，得以参与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开启了洋务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盛宣怀个人命运的第一次脱困，因为他前期投身军务，希冀获取军功捷径升迁，却因西师不顺，困顿不已。以赈务为契机，脱军务之困，入洋务之旅，才是盛宣怀初期成长的关键之路。二是盛宣怀参与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中的河间赈务，作为李鸿章信赖的“救火队员”，亲力亲为，兴办纺织局，处理“景州赈案”，出色完成592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京畿要地的灾民赈济，实现京城安全巩固，因其卓异表现，后被李氏举荐为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的要职。盛宣怀借助赈务，完成个人命运的第二次脱困。因为此前盛氏的洋务之路困顿不已，尤其是湖北矿务，很快陷入管理窘境。当然这事并非盛氏个人之无能所致，实与这一时期洋务的整体低潮密切有关，特别是“丁戊奇荒”救灾本身消耗的大量国家资源相连。凭借河间赈务的出色表现，盛氏不仅结识了李金镛等义赈精英，更难得的是在李鸿章的信任下进入电报行业，从此开启洋务的坦途。三是盛宣怀于光绪十二年开始，历时 9 年，主持山东境内的小清河工程，施行以工代赈等救济方法，实现义赈精英的跨区域灾害治理，开外部力量主导山东地区性救灾工程的先河，从资源筹措到工程质量，成为晚清水利工程少有的成功之作。此一善举的完成，实为盛宣怀与江南义赈精英开展群体性合作的典型范例，从中也能窥见以盛氏庞大实业为代表的洋务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除了个人的杰出才能外，应是这种盛氏与江南士绅群体的合作。对于盛氏来说，这种洋务与赈务同时高扬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太久。甲午战争爆发，盛氏除了跟随李鸿章服务前线信息传递等正常事务外，还跟江南义赈精英开启了义兵义饷的筹划活动。尽管这一活动不了了之，江南士绅从救灾领域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很难畅通，但是康梁等维新志士跟江南义赈精英开始了新的联系，这也预示新的时代的到来。四是盛宣怀于甲午战后在直奉地区以及湖南地区赈济灾民，动员多年发展的成熟义赈机制，筹措赈款，动员民间力量，救济灾民，成效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盛氏对于两湖地区灾赈持有明显的个人态度，重南轻北，实与其个人感恩和联系湘籍大员王文韶密切相关。作者辛勤梳爬，理清盛氏与张之洞甲午战争前后的微妙关系这一重大史实判断，特别是盛氏在接受汉阳铁厂的前后变化，展现盛氏在甲午战后实施实业新变局的艰苦努力与复杂逻辑，而并非简单地弃北洋转南洋。因为，此前支持盛氏发展的李鸿章甲午战后失势，盛氏不得不另攀高枝，注意维系跟王文韶等官员的关系，不惜在紧急赈务中有所选择，应对各种反对势力。而盛氏伴随自身力量的发展，跟张之洞也出现某种竞争关系，而非臣服关系。他立足电报等事业，接办汉阳铁厂，插手南洋实业，后来更是试图兴办银行，将洋务实业推上新台阶。遭逢甲午战事，盛氏在赈务和洋务中辗转腾挪，借力用力，不愧为时代弄潮儿。五是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不仅组织东南救济会，拯救战争中69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的各地灾民，更重要的是开展陕西旱灾的义赈行为。盛氏与上海义赈精英等前往陕西义赈，队伍庞大，筹款众多，效果显著。盛氏凭借此次义赈，在朝廷政局中再次转危为安。因为此前盛氏派系的义赈代表人物经元善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己亥立储”中居然通电全国，反对慈禧太后等朝廷当权派，盛氏显然难免遭受殃及池鱼之害，作为罪臣难逃干系。凭借陕西灾赈中的杰出表现，盛宣怀再次成功实现了从罪臣到功臣的转变。更关键的是，借助此次赈务，盛氏及其支持的上海义赈精英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始在商会建设中持续发力。六是盛宣怀也在清末新政时期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和发展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他虽早期参与和建设中国红十字会不多，但在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发展方面的特定历史功绩值得重视，特别是他一手培植的沈敦和迅速进入实业领域并崛起为商界顶流，成为清末红十字会的领袖人物。盛氏跟红十字会或近或远的关系，实际源于他当时开展洋务与政务的压力程度。其间盛氏对上海红十字会的某种热心和努力，更多来自袁世凯势力的挤压。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举措，背后关联的是盛氏的政治复出企图。事实上，盛氏最终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首任会长，本身又成为其跻身清廷权力核心集团的捷径。赈务从来都是盛氏发展洋务和政务的后方之地，是充分用来躲避风险、辗转腾挪的宝贵空间。七是盛宣怀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自然成为革命的重要对象、被人痛打的“落水狗”。令人惊奇的是，在“二次革命”期间，盛氏鼎力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成立金陵赈恤会，救济战争难民，很快得以恢复慈善家形象。赈务再次成为盛氏成功上岸的安全绳。诚如该书作者辛勤爬梳所指出，盛氏在辛亥革命后始终试图跟革命派以及后来的当权者进行捐赈复产的交易，尝试给当权派捐献大量资金换取个人身家的安全。无奈的是政局变化过于迅速，盛氏判断也或有失误，此举在赈务的支持下，最终转危为安。盛氏也再次在政局的纷争中凭借赈务得以逃脱。毋庸置疑，盛宣怀是近代历史中不可多得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跟晚清历史大势密切相关。个人的历史本身就是大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重要人物来说尤其是这样。挖掘盛氏的人生中诸种赈务，探讨各种赈务生成的具体机制，展示政务与洋务形成的各种联动效应，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大势的发展潮流和演变趋势。盛宣怀的慈善家形象与经历本身，已经足够精彩纷呈，很难有人企及；更让人惊叹的是，盛氏在每792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次赈务活动之后，都会实现个人命运的一次跃升，潜藏的是近代社会和国家的一次新旧交替。即便漠视盛氏的个体生命成长，我们也无法对他所经历或参与的近代社会关键性变化无动于衷。洋务企业资金何以惨遭挤压，洋务企业的领导阶层何以更新换代，江南义赈精英以何种方式开启晚清的实业革命，南洋与北洋实业又如何交替上升，近代新兴产业和阶层如何成长，近代社会如何完成新旧力量的新陈代谢，诸如此类重大问题，抛开盛宣怀这个关键纽扣，恐怕很难描画清楚，这也是该书值得充分肯定的一个方面。三 晚清史研究中重大论题的理论创新回望历史，古人之心愈发值得同情。近代以来，邮电通信、铁路交通、银行、教育等诸多实业的起步和发展，虽不能全归功于盛宣怀一人，但确与其有莫大关系，这也是晚清史研究中无法绕其而过，或者说前贤予以格外重视的原因所在。有盛氏的丰富经历、过人本领、广泛影响和家国情怀，加上著者宏大的视野、精彩的语言、缜密的架构，很容易让人发现 洋务与赈务 的好看有趣之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担心，好看可能遮蔽好用，其理论建构等诸多价值，恐有“买椟还珠”之嫌。因此，此处很有必要指出，该书虽然在厘清近代重大史实方面成绩突出，但是其在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更让人心潮澎湃。（一）从因事寻人到人事联动就史学研究方法而言，构建人与事的知识图谱和联动效应，应成为未来晚清史研究的重要探索方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治史研究中，以程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从“事件”到“事件路径”的研究方法，要求学人不止步于事件本身，更追溯事件形成之路、背后之景，对于今人研究仍有启发（程：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 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历史研究 2001 年第 1 期）。但是事件之间如何关联？事件之间的联动如何呈现，才是事件研究的要害之处。同样，近几年来，以刘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要强调在经济活动中找人，找到人的存在，而不止步于物质世界的客观讨论，要关注人情社会的机制逻辑，同样引人深思。89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该书的创新之一就在于，通过梳理晚清洋务实业的成长，回归历史情境，知人论事，开创了重大论题与重要人物的整合研究，在历史实践中，还原人与事的知识图谱，解释人事结合的重大事件的联动效应。“可以说，在盛宣怀开始其事业生涯之后的四十多年中，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会与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事件发生联动效应，形成某种特定局势。”（第462 页）盛宣怀经历的事件跟个人生命紧密相连，同时在不同人的活动世界中发生联动效应，对整个社会乃至政局产生微妙的影响。盛宣怀最初从军务到洋务的转变，不仅有赈务转换的一个环节，更关联着清代政治大局中政务与洋务的纠缠，反映整体资金有限条件下国家战略的导向问题。盛宣怀甲午战败后改换门庭，不仅有着个人的精心维护，也可透视到两湖对赈务重视的迥异程度，更关联后来全国实业中南洋与北洋格局的转变。盛宣怀义和团运动时期投身陕西赈务，不仅实现自己从罪臣到功臣的转变，更是关联到近代商会的走向和上海精英的崛起。盛宣怀辛亥革命后捐赈复产的曲折，不仅反映社会巨变中各个集团利益的整合，更关联新旧实力的博弈，以及南北力量的对立。某种意义上，盛宣怀只是著者抛在水面的浮标，他希冀展示的是水下鱼群与钓钩的真实互动图景，即近代社会演变的宏大而复杂的真实镜像。这种“人事联动”的研究方法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人脉的梳理，更不是人际关系的单一寻找。人事联动最核心的是循事找人，而不是点人头、攀关系。就盛宣怀接收汉阳铁厂一事，著者不仅敏锐地找到甲午战争对盛氏人脉关系的冲击，更注意到盛氏在朝廷中寻找靠山的事实。但是著者不同于一般人的简单推论，认为此种情况下盛氏可能会寻求张之洞的帮助。相反，著者于细微之处发现了盛氏对王文韶的重视，分析出两湖赈灾的明显差异，进而在汉阳铁厂的处理中，勾勒出盛氏态度前后变化的具体原因，展示盛氏跟张之洞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时局变化本身推动事件的变化，新的历史实践会重塑政治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事件关系。盛氏跟张之洞、李鸿章以及王文韶的人际关系在不同事件叠加以及政局转变之下，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人事联动的重要逻辑表现。这种“人事联动”的研究方法也应该避免简单的事件拼盘，误将事件之间的更替视作时局变化的根本。相反，历史的变动伴随的是人际关系的变动，历史往往是一群人而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产物。赈务中的盛宣怀和洋务中的盛宣怀是一个可以分离但又时刻集合的整体。赈务与洋务之间的992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天然连接通道就是人物，而不是事件本身。盛宣怀能够在各种复杂的政局中进退有余，关键是个人调剂资源、利用局势、转换事件的本事。盛宣怀的个人能力和历史主动精神是所有事件推动的基础，这是必须承认的。“人事联动”的首要条件是人，其次是事。现有研究的重大误区就是论事瞄人，不同视域不同事件中的人构不成一个完整的、生动活泼的整体，才会有历史研究显而易见的“碎片”。慈善家跟阴谋家、实业家跟卫道士，他们都是盛宣怀的不同侧面，而非整体。（二）从身份认同到新生产力就宏观认知而言，重新认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进程，重新分析近代社会中新生产力的发展，重新讨论近代社会中新兴阶层的崛起，无疑是该书关于晚清史研究中整体认识的重大突破。盛宣怀所创办电报等洋务实业的成功，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时代的大好机遇，从中更应该看到特定社会演变进程中新兴阶层的兴起。盛宣怀能够获得实业上巨大成功的关键条件是他跟江南绅士精英的良好合作。从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跨地域义赈，到山东小清河工程的跨地方主导，以及后来中国商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建设，无不显示新兴阶层的整体性发展，显然盛宣怀是其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因此，著者阐释盛宣怀洋务与赈务的各种实态，更宏大的学术关怀在于展示近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与复杂机制，而非简单的个人传记与灾赈功绩。如何重新定位近代社会发展历程，是一个晚清史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陈旭麓先生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观点，颇具想象力和创造力，影响广泛而且深远，但是新旧力量何以更替，社会本体代谢机制何以构成，等等，却存在巨大的探索空间。2006 年，著者就在有关义赈的跨地方实践讨论中提出，“沿着这种认知开辟的方向，不难发现地方性正是中国本土情境给定这种新陈代谢的一条落实途径，而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也成为这种落实态势的一种具体反映，这就使我们能够通过纠合宏观进程和微观进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角度来认知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527528 页）。但此次有关盛宣怀及江南士绅精英群体的讨论，显然超越赈济领域的单一实践，在更大的洋务与赈务纠缠的近代实业中找寻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进程与结果。003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这种超越不仅来自盛宣怀个人史料的刊布，包括赈务和洋务的整合，更重要来自理论认知的突破。注重近代社会的阶层分析，不仅是新时代史学研究中唯物史观运用的显著发展，更是关于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新创造。以往研究中，往往依据个人身份、职业属性进行定位，盛宣怀自然被归纳到买办、官僚，最多也不过是实业家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生产力的视角关注，盛宣怀所创办的电报等洋务实业，无疑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给中国社会的新势力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而盛氏及江南士绅精英群体自然是这种新生产力成长最为关键的因素。按照对新生产力促进作用大小的标准，著者提出了“新陈代谢程度”的概念，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虽为洋务实业建设的倡议者、推动者和监督者，但是他们作为传统官员的属性更加明显，可谓是新陈代谢最低的一圈；二是旧式商人朱其昂、李培松、胡光墉等，虽然他们部分参与洋务实业，但是在拥抱新生产力方面成效甚微，成为新陈代谢程度不高的一圈；三是以郑观应、盛宣怀、经元善、谢家富等为代表的新群体，他们积极发展最新洋务实业，大胆拥抱和发展最新生产力，自然是新陈代谢最高的一圈。洋务实业中电报业的持续稳步发展，赈务中小清河工程的办理等，充分展示出新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有力冲击。盛宣怀庞大实业的支柱背后实质是代表新生产力的新兴阶层的群体力量，从早期的“善士圈”，到后来的“义赈圈”，再到后来的“上海派”。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关键在于新兴阶层的兴起，盛氏恰为这一阶层的代表。事实上，有关盛宣怀跟新生产力的创新性研究，给我们思考晚清乃至近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带来新的方向，政治领域的中国社会整体下行跟经济领域的中国社会逐渐上升，降中有升，新中有旧，站在大历史观的新视角，他们本身就是一种类似赈务与洋务的纠缠关系吗？是否也可以得出一个类似新的盛氏的“近代新论”呢？史学研究中，方向选择有时候比努力更加珍贵。（三）从灾政分离到灾政合一就研究路径来说，每一个研究者都是绝佳的学术旅行者，都站在自己的特定观察站，给近代社会或其他研究对象展示独特的观察图景。洋务与赈务 的魅力在于研究扎根于实践，始终锚定盛宣怀的赈济行为，拓展观103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察其洋务与赈务的整体联动，进而展示背后近代社会的整体变动趋势和实践逻辑。在近代社会发展的时代大画卷中，盛宣怀创办的洋务实业无疑是最为绚烂的花朵，是新生产力中当之无愧的代表。拓展盛宣怀的赈务内容观察，并不只是在拥挤的画卷上增加更多的内容，给人压迫之感，更关键的是给时代的画卷更多地留白，使洋务、军务、政务等各种布景在新的视域中更加清晰、更加和谐，赈务和洋务等的结合，才是画卷中新的整体构图所在。因而，洋务与赈务 某种意义上给正在发展的灾荒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探索方向。应该指出，关注现实，重视灾害与政治的深度联系，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灾荒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以李文海先生等为代表的学人，不仅长期深耕灾害及其赈济的独特路径，整理史料，建设学科，更难得的是深描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灾害因素，展示天灾人祸的内在关联方面（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 1991 年第 5 期）。灾害从来都是中国社会前行的有机部分，不能忽视，也不应夸大。近年来，义赈、蠲免、仓储和治黄问题的相继讨论，展示出一种集体检讨救灾治理的持续努力。但是，怎样将灾害置入更宏大的社会情境，摆脱灾害研究向内指向的窘境，理解灾害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度关联，捕捉灾害跟政治等精确的联动效应，成为新时代灾害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洋务与赈务 带给灾害史研究的最大启发就是怎样以人物为通道，以赈务为枢纽，整合灾害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面相，走向更高的整体性研究。从个人的命运与生活体验来看，赈务无疑是盛宣怀躲避灾难、转危为安的法宝，从最初的军务困顿到湖北矿务危机，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失势到义和团运动中经元善生事，以及辛亥革命后的痛打落水狗，盛氏一生的灾难不断，正是凭借办理直隶救灾、河间赈务、小清河工程、湖南赈灾、江苏赈济等勤恳行为，方得以侥幸脱困。更不易的是，他还因祸得福，频频得以获取洋务实业发展的诸多机会，从轮船招商局到电报局，再到邮政、银行等，拥抱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赈务与洋务自然和谐，成为盛氏成长的两大法宝。赈务也自然成为重新观察盛宣怀和近代实业成长的一个独特的观景台。显然，未来灾害史研究中一个极具魅力的方向就是灾害与政治、经济等诸多面相的整体性研究，即从灾害与政治等分项研究走向灾害与政治等的统一研究。203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四 余论对于盛宣怀及其新生产力的研究，细致区分新生产力关系中领导精英的“新陈代谢”程度，显然是 洋务与赈务 带给的我们极富想象力的冲击。但是，关于个体如何整合成群体，群体如何在政局中自然淘汰，该书仍然给读者留下诸多的遗憾。第一，盛氏跟西方新势力，包括辛亥革命其后的日本势力，如何纠缠，如何勾兑，使得实业家能够在政局冲击下，实现自身产业的发展，维持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就盛氏在 1914 年的无锡收地案、1915 年的捐铁矿入广仁堂案等中如何腾挪，连接中西新旧势力，显然有待继续开拓。在丰富的盛氏档案中，寻找中西各种群体组合和关联的蛛丝马迹，仍然是未来研究令人期待之处。第二，新生产力的成长与旧式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展开，特别是晚清时期满汉矛盾如何展开，以盛氏为代表的实业家在新旧势力之中、满汉群体之间如何选择，如何整合，特别是晚清皇族及袁世凯对盛氏的态度，恐怕也是盛氏腾挪转换中不可或缺的场景，隐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线索，有待后人挖掘。毋庸置疑，政治场域的整体下行和经济领域的缓慢前行，并非一个不可调和的集合，相反可能成为晚清历史发展内在统一的对立体。盛氏及其群体的发展展示某些线索，却仍待更大程度和更细个案的证据。诚然，晚清史研究走出内卷窘态，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实现，一书之法所能带动。但我还是坚信，一本书足以开启一个方向，扬起一面旗帜。洋务与赈务 带给晚清史研究的实践性突破，尤其值得珍视。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303晚清史研究的新内卷现象及实践性突破Keywords：“Yu-Hang”；Customs Brokers；Yangtze River Basin；Commerce and TradeThe Efforts to Relieve Private Lending Difficulties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Anti-Japanese Base AreaYue JingzhiAbstract：Private lend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After theoutbreak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agaist Japanese Aggression，private lending in Northwest Shanxi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s stagnant due to the CPCs policy of reducing rents and interest ratesor limiting to outlawing rural usury.Lacking sources of loans and financial support，the peasantsrenewed their appeals for usury.Under such circumstances，the CPC，in order to break the finan-cial deadlock in rural areas，activate rural lending relations，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life ofpeasants，gradually eased the problem of peasants lack of access to loans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adjusting the interest rate reduction policy，organizing agricultural loan business，andmobilizing the masses to lend to each other.Keywords：Northwest Shanxi Anti-Japanese Base Area；Private Lending；Rent and InterestReduction；UsuryBook ReviewsDisclose the Mist of History，Reveal the Secret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Review on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A History of Shanghai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Zhu YingNew Involution and Practical Breakthrough of Study on Late Qing History：Re-view on Westernization and Social Relief：Sheng Xuanhuais Forty Years in the Late QingWu Siwu213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