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与历史书写：《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叙事策略.pdf

青春记忆与历史书写：在困难的日子里 的叙事策略摘 要：路遥中篇小说 在困难的日子里 的叙事策略研究尚少。这篇自传式的小说运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角、明晰的叙事结构、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和大小并置的叙事空间，既包含生动的青春记忆，又不乏丰厚的历史书写，具有个体与集体、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关键词：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叙事策略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3-0073-03（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作为青春历史题材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 无外乎是记叙以农村青年马建强为主的高中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但通过对这位家庭出身低下而精神境界崇高的青年人物的塑造，作家既展现了他顽强战胜困难的青春记忆，又清晰地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初物质匮乏时段的真实历史图景。在创作爆发期，路遥钟情的素材也多是城乡交叉地带普通青年的平凡生活，并在叙述青年人物的命运遭遇中展现特定时期的历史轨迹与社会现实。但是，他是如何做到用质朴的笔墨来阐扬深厚的意蕴、用简单的故事去触发严正的话题的？本文从叙事学视角切入，通过分析 在困难的日子里 的叙事策略，呈现路遥小说个体与集体、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叙事与艺术特征。一、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一）经验自我与青春记忆。在困难的日子里 以经验自我叙述为主，其限制性视角所导致的真实性效果十分利于呈现个体的青春回忆。小说从马建强的眼光出发观察周遭事件并展露自身内心思绪，一位出身农村、敏感自尊的青年人物变得栩栩如生，我们由此目睹了终日未进米粮的他在田野上搜寻土豆的焦急，观察着他面对优秀的生活干事吴亚玲和班长郑大卫时的自卑，知悉了他因吴亚玲的真诚帮助产生的温暖，体味着他为同桌周文明传播的三角关系流言所困的痛苦，仿佛真正走进了他的内心和他所生活的那个天地。比如，小说写马建强动手打架一节，在不敌对手、陷入劣势之时，“突然，我感到周文明猛地从我身上跌落下来，就听见 咚 的一声响，他 妈呀！地叫唤了一声，便倒在了我的身边。”直到“我”爬起来才“猛然发现”同为流言受害者的郑大卫，才“明白”是他出手相救。1（P157）在这一视角中，由于被动地躺在地面，主人公先是有所感觉，接着听到了声音，最后起身察看才了解原委，这种艺术处理增加了情节变化的刺激性和突然性，具有出人意料的审美效应。同时，大篇幅地采用经验自我视角进行叙事，是路遥对传统小说写作手法的突破。若作家择取上帝般的非聚焦视角来讲述马建强在凄惶生活中的青春经历，他那物质匮乏而精神丰盈的自强故事依然会传递出励志、动人的力量，但这一青年苦涩与骄傲的真实心境无处展现，更无法产生令我们感同身受的艺术魅力。（二）叙述自我与历史书写。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叙述可以同时蕴含深广的历史图景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 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部小说，学者李建军曾指出：“与个人命运和遭遇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是写作的重要内容。”2小说不仅动情地回忆了中学生马建强在经济和精神上陷入多重困难的个人记忆，同时描绘了民族国家在困难时期的集体情状。叙述自我以回顾性和总结性的话语，开门见山地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困难时期，在文本中构建起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情节脉络。随后，以“我”的深邃目光摹画了灾荒下面容苍凉的父老乡亲们的群像，并回望近几年的遭际炼钢铁、除“四害”、贻误农作、办食堂、吃大锅饭以及连续的灾年，在简要的概述中深入困难时期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显示着作者对于历史事实的深层思考。不仅如此，叙述者还描吴迪马海娟 第43卷第3期绥 化 学 院 学 报2023年3月Vol.43No.3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Mar.2023收稿日期：2022-08-08作者简介：吴迪（1998-），女，山东临沂人，延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马海娟（1970-），女，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73绘了自身所求学城镇的自然与人文风景，如黄土高原上的蓝天、白云、荒山、秃岭、雪花以及县城街道的石板路、旧店铺、国营食堂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叙述声音从未离开过人物，依然由“我”发出并带有忧郁或明媚的色彩，但同时向读者提供了十足的时代信息，表现了广阔、深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风貌。因此，小说以经验自我叙述为主并兼顾了叙述自我，使得读者在感受刚毅青年马建强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得以重温20世纪60年代初期陕北高原的自然与社会现实景观，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二、明晰的叙事结构（一）传统的线性结构。路遥采取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通过不幸灾年闻喜报、贫困子弟初入学、冬季苦学夺第一、亚玲援助获温暖、谣言四起退役生、晨曦出走终团圆等14个章节的顺序叙事，设置了主人公马建强在校园生活的环环情节中由期待、受挫再到释怀的心路历程，最终以同学郑大卫和周文明“顿悟”的方式，使得处境和观念不同的青年们和解，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让故事就此打住。至此，一群善良、包容的青年形象成功地被塑造出来，表现出青春友爱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决心。传统的小说叙事常常十分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性，在符合审美逻辑的同时有助于推导其中蕴含的主题价值，马建强身上所焕发的人性光芒和无畏抵抗，足以激励每一颗沉睡的心灵，使内心震动并萌生出昂扬的意气。然而，尽管同学们的冷漠态度有所转变，表现在周文明的最终道歉和其他同学参与捐款等，马建强依旧属于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贫困农民群体，此后仍然面临着同一集体内部其他成员的考验，始终难以跨越城乡对立的巨大鸿沟。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因自身强大的精神信念和吴亚玲这类理想青年的帮助，从而免遭黑暗负面能量的侵蚀而顽强正直地生长。小说若能打破“大团圆”模式，将叙述于马建强退学出走后在山间倒下的那刻戛然而止，那么以其自身成长经历所暗含地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会拥有更强烈的现代性启蒙意味。（二）突出的对比结构。作者曾表露：“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地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1（P452）在叙事结构上，作者同样运用了对比的方式，通篇围绕着马建强从乡村到县城求学后的起伏有致、冷暖参差的处境与心态变化展开叙事，在多组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情节反转中，突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极具审美张力。首先，从农村与城市的变化，入学前的庄严感被入学后的自卑感覆盖。在农村家里，都不富裕的父老乡亲不会令马建强因自身的贫困感到凄惶，可进入“尖子班”后，强烈的物质条件对比瞬间突出了吃救济粮的干部子弟与歉收的农民儿子之间的惊人差距。“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不仅在物质上缺衣少食，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欺辱与孤独。其次，从暂获温暖到重陷孤独的落差。“我”凭借拼命得来的优异成绩和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逐渐赢得同学的尊重，加之吴亚玲的热心与友谊使得生活处境有所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人言可畏，为了维护吴亚玲的声誉再度将自己封锁起来，痛苦地忍受重陷孤独的失落。最后，从绝望到希望的反转。郑大卫、周文明和吴亚玲先后追赶而来，冲淡了马建强选择退学返乡的绝望之情，最终青年们手拉手唱着游击队歌向着县城、学校和未来走去，“我”又重新鼓起直面生活的信心。小说中的农村青年“我”，在巨大的差异下忍受孤独和饥饿，却又顽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成全他人的牺牲精神，成功凸显了小说崇高的精神与道德主题。三、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一）亲疏分明的人物对话。直接引语中最多见的形式是人物对话，它直观地为读者显示了人物之间亲昵或疏离的各类关系。在与吴亚玲、郑大卫、周文明等干部子女的对话中，马建强每每是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例如“我”应吴亚玲之邀来武装部干零活时的场景：“你喜欢唱歌吗？”她在我背后问。“喜欢。”我站在梯子上，胆战心惊地回答。“可你平常不唱。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共鸣不错。我觉得”她滔滔不绝说着，我很少对答。一方面是拘谨，另一方面是因为饿。1（P145）但同样处于饥饿状态，农村出身的马建强却不会对偶遇的逃荒妇人产生拘谨感。文中“我”在取得好成绩后正打算来后山“冬季别墅”庆贺一番，不想碰到了在此歇脚的讨饭母女，由此引发了自身的强烈触动与深切同情，二人对话片段如下：“你是公安局的？我可不是坏人呀”我赶忙走进去，对她说：“婶子，你别怕，我是个学生！”我接着问她：“你们娘母子吃饭了没？”“没”“这些东西，你们趁有火，赶快烧着吃吧！”1（P135）这段朴实的对话真实反映了农民的儿子马建强对逃荒母女的关心与理解，在对话中“我”是热情主动的，话语间透着亲切与关怀，与在前文中的拘束截然相反。归根结底，马建强的选择性失语源于自身处境的变化，从陌生的武装部、被施予的贫困生身份和无关紧要的唱歌话题，到自己熟稔的废弃砖窑、相对体面的学生身份与感同身受的温饱问题中，他由被动转为主动，显示着主体复杂且真实的多面。由此，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塑造了主人公自尊独立的性格，也体现着城乡居民之间显在的鸿沟，反映了作家路遥深刻的思维习惯。（二）满含初衷的内心独白。内心独白是指叙述者直接地向读者展示其自身的思想活动，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是 在困难的日子里 的叙事特色之一。小说以“我”有条理地叙说自身经历为始并贯穿全文，透过文中青年人物马建强的74独白，我们可以深入其内心世界，感触到主人公对父亲和乡邻的敬爱、对吴亚玲的感激、对郑大卫的愧疚和对同桌周文明的无奈，领会到马建强的坚强与善良品质，以及他那忍耐孤独与渴望友爱的心灵。与其他人物同自身对话的自言自语不同，马建强的独白是一种戏剧独白，他的回忆与表白是为了说给某些人听的，有着明确的叙述对象。路遥曾坦言写作的初衷是有感于当下物质财产增长而精神境界与德行水准下滑的不幸现象，希冀通过回望二十多年前的困难时期的故事，表现人们“顽强的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用一种折光来投射我们的现实生活”。1（P440）通过马建强的回忆式独白和结尾对困难的相对战胜，创作初衷得以较好地实现，读者可以通过他那高尚、纯净的品行，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四、“小”与“大”的叙事空间（一）个体与集体的小空间。小说中人物的具体活动场所和环境等小空间的建构主要包括校内的班级、宿舍和校外河岸边的“安乐窝”、后山的“冬季别墅”。在压抑的宿舍里，他屈辱地睡着破毛毡和荞麦皮枕头，被误认为偷窃玉米面膜后甚至不愿为自己的清白多做辩护；在沉闷的教室里，马建强要忍受同桌对绯闻的宣传、对食物的炫耀和自己学习时的饥肠辘辘，以及众多同学对农民儿子好奇之后的漠视。而在校园外，夏秋时饱食野味后躺在温热的石窝里，可以纵情享受清澈悦耳的流水、纯净的蓝天和蓝天下那延绵不断的群山；冬天意外发现的破烧砖窑，里面藏纳了收集到的土豆和玉米，成为学习后最好的消闲之处。就连学校后山坡上松软的土地，也能给委屈伤心的他带来母亲般的温暖与慰藉。但是，每当傍晚惬意地自校外和田野返回时，看见灯火通明的宿舍和结伴而行的同学们，马建强便又重新陷入压抑的情绪中，“田野里虽然空无一人，但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亲切可爱的；而在人声鼎沸的那里，我知道我会多么孤寂。”1（P108）小说中的班级、宿舍等人文集体空间往往将主人公马建强阻隔在外，构筑起一道看不见的樊篱，让他在融入未果之后单独品尝孤独，而热爱的土地与广阔之自然足以容纳一个渺小的个体，往往能成为他受伤后寻得抚慰的去处。这类因集体与个人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孑立感和独立性，对于人物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乡村与城市的大空间。小说 在困难的日子里 中时代、社会背景等大空间的建构正面或侧面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龙迪勇指出，空间场所保存了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3(P384)事实上，所有的历史事件必定产生在具体的空间里。空间不仅储存着个人的记忆，也储存着一个国家和部族的集体影像。乡村和城市是路遥小说中常见的一组空间意象，这两类空间的差异推动了故事情节的生成，深化了路遥小说中生活化的表述方式背后的含义。“饥饿”问题是马建强面临的多重困难之一，也是困难时期城乡差异的集中体现。因全县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与父子难以支付的学费，即使饥饿使得周遭的乡亲们不好多费口舌，他们却纭纭去开口劝说父子俩，于是，马建强暂时告别故乡，进入中学所在的县城，从此深深感受着城乡两个空间的差距及其带来的痛苦。“国营食堂”作为多次出现的空间意象，集中体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的差距，在那困苦十足的年岁，当“我”的父亲和乡邻或许连野菜和榆树皮也无从寻得时，国营食堂的大玻璃窗里面仍有众多“吃得前俯后仰”1（P127）的人，甚至一度成为县城最热闹的场所。在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饥荒导致的“城乡人口死亡人数和死亡率都存在很大差异”，因为在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城乡粮食政策存在偏向，且禁止农民流动求生。4小说以“我”的目光，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当时城乡间的饥饿问题与巨大差异，体现着路遥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结语作为一个对现实和历史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路遥并不是那种反复修炼小说写作辩证法的文学匠人，也不是紧随时代风气的文坛弄潮儿，而是倚靠自身才华和对生活的用心推度以从事文学写作。因此，他对叙事技法的运用不是简单的套用和一味的模仿，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现实及其所包蕴的内在意蕴，在继承传统叙事手法的同时结合个人创作实际做出调整，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叙事形式。在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线性与对比结构、对话和独白的话语模式、大小空间并置的叙事策略下，在困难的日子里 拥有宏阔的时空背景、深厚的家国情怀、深广的生命关切和纯净的青春气息，洋溢着奋发向上、刚健昂扬之气。小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语境中，细腻地描绘青年个体生命的成长成熟，以小我的微观叙事映射民族国家的宏观叙事，具有举重若轻的艺术魅力。参考文献：1路遥.路遥文集（第二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李建军.路遥写作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作品论 在困难的日子里 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4)：20.3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4.4辛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J.中共党史研究，2008（3）.责任编辑王占峰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