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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崩溃
发布时间:2012-09-06 作者:李双丽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名为《1587，A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一直想读的一本书，最近终于如愿。之前总是推崇祝勇的《旧宫殿》、《纸天堂》等书，原来这种“大历史观”的写作手法还是滥觞在《万历十五年》，山外青山楼外楼，经典之作总是会让人有一种大有收获的满足感。闲话少叙，现就书中的几点内容谈谈自己的感想。
　　一、文官集团与皇帝的博弈
　　文官集团是一个深刻影响着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其实并不存在典型的“封建社会”，分封王侯，建立诸国，这种有制衡又有统一的政体以古代英格兰为代表，皇帝只是比诸位王侯更强大一点的王而已。小时候看一本《俄罗斯童话》，其中一篇讲到打猎的国王见到了皇帝很紧张，让我迷惑不解：国王和皇帝不是一样大吗？现在想来，应该就是典型封建王朝的现象。通说认为所谓的封建王朝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疆域之内全是皇帝一人的私产。黄仁宇在书中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他进一步提出：在一个稳定的朝代里，“皇帝”只是一个“非人”的虚位，仪式的一角点缀，庞大的文官集团才是集权的掌握者，他们内部或有分裂，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不可撼动的沉重内核，并且今天仍然能够找到依稀的影像。
　　文官是一个奇异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熟读四书五经，深知礼义廉耻，誓为当朝尽忠尽孝，而且还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幽默和风雅，是皇帝巩固基业，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倚仗；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一个经书没有给“恶”丝毫理解或同情，而法律又处处不完备、诱惑也处处存在的社会，难免会导致常被私利私欲所驱使却不得不以仁义道德为掩饰的情况，也就是黄仁宇所说的“阴”面。于是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总是有互相抗衡的张力，不动声色的较量，即为礼义也为私欲，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分清。
　　例如在提请奏议表明观点或是弹劾某人时，文官会自动遵循一个约定俗成的步骤：先由无关紧要的小卒用委婉的语气提出，而后其他官员按照地位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上奏，语气也是逐渐强硬尖刻，逐渐造成一定的声势，引发朝野议论，也给皇帝舆论压力，最后由重量级大臣言辞犀利泣血上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逼迫皇帝就范。所以有识之士总是能从一开始细微的舆论导向察觉到即将发生的巨大风雨。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娴熟统一，像一台庞大的机器。这或许是一种对“专制”的抗衡，但更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因为这一过程既没有民意的根基，也没有法律的依据，只是对陈旧礼法的偏执维护，或是为了派系的利益。
　　皇帝更是把这些“纳谏”视为对自己的强迫，书中用了“讪君卖直”一词，比较贴切地概括了儒家文官那种异与常人又在情理之中的行为：不少人一生碌碌无名，而立德立言立功又是经书教化下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告老还乡谁不想载誉而归？所以一旦有合适机会，必然以严厉的措辞直言批评皇帝的失当言行，龙颜大怒当庭杖责便正中其下怀，于是满身荣耀地挂冠而去，自豪退隐。万历皇帝平日被文官左右约束：练字被张居正制止，说擅长艺术的皇帝都会误国，比如李煜；练兵又被申时行劝回，说是有悖祖训也有损天子形象，所以他早就觉得满朝上下没有谁把自己当“人”看，心中早已充满挫败和反叛。于是，对于这些被他视为“求直”的“挑事者”就干脆采取了“消极无为”的反抗策略，所有奏折都批“知道了”，所有的辞呈都批“不准”，但也不罚责，使得诸位文官无计可施。王朝也就在这样的僵持与虚耗中走向越来越深的麻木与衰败。
　　二、帝国不需要强大的作战队伍
　　作为以稳定为第一要务的中华帝国，唐末的藩镇割据给统治者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所以削弱武官倚重文官就成了宋明以后的一项传统，再加上文官对武官天生的歧视和排斥，自然将武将及其军队的地位挤兑到一个卑微的位置。文官从小受儒家教化，讲究仪表谦和、举止君子，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自然看不惯武将的耿直性格和粗犷作风，更将其动辄使用武力视为一种无能和失败。这种因恐惧动荡而人为制造的歧视逐渐削弱着帝国的军事力量，也导致了后来沿海倭寇数量并不多却非常猖獗，甚至将中国百姓也胁迫共犯的局面，纵使戚继光也只能委曲求全；更不用说1587年貌似太平的大明王朝之边外秣马厉兵的努尔哈赤，望着南方繁华而虚弱的沃土，眼中放出猎鹰一般饥饿的光。
　　黄仁宇在书中指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军人即使退伍也得不到正常的社会地位。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却丝毫不适应儒家治理下的民间社会。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这一切都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社会的歧视和退伍后的窘迫境遇使得帝国的武将总是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无怪乎万历皇帝刚刚发现从操练绿林军中可以体验人生乐趣，就很快被大臣此起彼伏的奏请劝回，理由就是有损天子形象，而万历皇帝又缺乏正德皇帝的魄力，后者敢于一意孤行地与礼法对抗，不但常年率军演练不回皇宫，还自封了“大将军”的称号，让满朝老臣摇头蹙眉。帝国边防的积贫积弱就是这样“攘外必先安内”地逐渐积累而成。
　　统治者并不认为自己拥有的是一个“帝国”，他拥有的是“天下”，东夷西戎北狄南蛮，都是食虫豸未教化的原始人，根本不屑于与之争斗，纵使北部游牧民族屡屡来犯，也不过用些金帛、姻亲或是通商的手段便可缓和，帝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根本不在于此！黄仁宇在书中写道：“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间的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而以我国幅员之大，这种所谓造反作乱的地点也极难预测，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机动部队所得以完成的。”如果“创建专门的精锐部队，他们领取优厚的军饷，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部门对流，那么这样一个浮游在社会上的军事团体非但不能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相反还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也许，这才是解释帝国对外军事力量薄弱的根本原因--这不是军队，只是维稳部门而已。
　　三、其他

　　此外，《万历十五年》还介绍了儒家礼法治理下的社会，法律性同虚设，司法依附行政，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腐朽和无序，动乱一触即发，可万历十五年，一切都显得盛世安详，丝毫意识不到三十年后即将发生的一切。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跳出了传统学术的“显微镜”式的观察视角，仿佛立于高山之上，俯瞰历史的长河，逝者如斯，霸业茫茫，使人不禁怆然心惊。
　　黄仁宇指出了这种礼法统治和文官集团下社会衰败的必然命运：“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中华帝国总是在某个被诅咒了的历史怪圈里盘旋，开朝的筚路蓝缕励精图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陈腐没落积重难返，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向远方文明遥望。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是在宗教传统里承认人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即“原罪”（originalsin）。这种把人视为“人”，承认人会犯错、敢于认错并积极改错的真诚不伪饰，也许就是一种引导我们跳出历史惯性，走向欣欣向荣的新的希望--至少是一种尝试。
　　一切都在于尝试，正如黄仁宇在本书结尾写道的：“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正如今天的我们也看到了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只在于我们是否有尝试的信念。
　　只在于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尝试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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