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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礼仪——生育习俗.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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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仪礼习俗 人生仪礼习俗是社会民俗的重要部分。我国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因此,有关仪礼之事,无论上层下层、知识或非知识阶层,都颇以为重,世代相因,成为一种社会礼俗。 仪礼,我国古代有许多专书,《仪礼》即为一主要者,后世对之多有注疏、阐述,如宋代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等等。宋代理学在程、朱的倡导与鼓吹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这些仪礼,一经理学家的整理定制,便成为封建规条,虽然它们来自民间,或是在民间礼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但与官仪结合,成为宫廷仪礼,便和民间仪礼相去甚远了。 民间仪礼,有一般社会交往之礼,即所谓燕酬常仪。如清代凡有喜庆之事,贺客来者必衣长衫加马褂,坐席也要分左右,按一定次序。平辈相见必拱手作揖,见长辈必躬腿打千。早晚子媳必向翁姑请安。还有为客人装烟倒茶、送往迎来等等。时至当代,平时交往仍有欢迎欢送、握手、接待、设宴接风、小酌洗尘等等,这些大多是一般社会交往的常规仪礼,它们往往因人因地而有所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上的一些礼仪也渐渐地渗透病融入到中国传统社会礼仪习俗之中,成为一股新鲜的清风。 在我国人生仪礼习俗中,围绕人生的生死婚丧过程德民俗异常丰富和完善。例如产育方面的生子、由少年转入成年的冠礼、婚嫁迎娶、生日祝寿、死丧殡葬、祭祀祖先等,无不是围绕人生大事而展开进行的。它们在我国仪礼习俗中占有重要位置,反映出我国民俗中最有规律的惯制[ 以上参见张紫晨:《中国民俗和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 — 29 页] 。 由于婚、丧民俗游专门的讲座,这里主要围绕人生习俗中的生育习俗及其现象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而展开,具体包括诞生礼(三朝、满月、百日、周岁与抓周)、生日礼、成人礼(古代称冠礼)等。 生育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对家庭而言,还是对宗族乃至社会都是如此。过去生子增丁,添人进口,人人为喜,但在医药卫生不发达的情况下,又令人多有担心。围绕生子之俗,一为贺,二为忌,三为寿。所以有贺的仪礼、忌的陋俗,以及求祝长命百岁的举动。 保护产妇和幼婴没有什么仪礼,主要是各种传统经验和习俗惯例,如供产妇以红糖、鸡蛋、酒酿、小米粥、姜茶、鲫鱼汤、白煮蹄膀等。既有对产妇的补养,又有对乳汁的调剂,以立母婴。在一些地方,也有许多规定性的惯俗,如在妇女怀孕七八个月间,由娘家赠饺饵百枚、红糖十斤,为催生礼。孩子生下,赠红蛋于邻好。邻好相见,总要道贺祝喜等等。比较隆重的是孩子过满月、百日及周岁。一般满月,要备酒宴,接纳亲友祝贺,亲友要送“弄璋之喜”或“弄瓦之喜”的帐、条诣物。外婆家要给做新衣、新帽、新鞋,有的要做褥被,四角缝上长命线。子生百日,谓之“百岁儿”或“百禄”,以外婆家亲友为主,要赠长命锁、长命衣。食品要以百计,北方赠鸡蛋百个,南方烧饼百个。周岁时,要抓周,也有庆贺之举。在传统民间,婚后三年无生育,亲友偷瓜送子,伴以鼓乐相送,主人设宴款待;有的还要到园里去偷瓜,暗中酬值,择小儿抱护所愉之瓜,乘之轿马盛仪,以鼓乐送至不育之家,称作送瓜;有的择吉日以红布包好冬瓜,送到未生育夫妇的床上,送瓜人还要讲个四言八句,以祝吉利,早生贵子。生小孩时,洗婴水须倒入厕所,不能随便乱泼,以免污渎神明。衣胞,用竹篮装盛,挂在野外树上,让乌鸦禽鸟来吃,认为小孩命得天助,易养成人。外人不能随意进产房、见产妇,每天在厨房水缸处放一块生铁,每天烧红一次,如此七天。小孩下地后,第一个来到产妇家的人,叫踩生。生男孩最好女的踩生,生女孩要男的踩生,以此为吉利。三天后要到娘家报喜,送喜蛋。娘家亦要用鸡、酒、蛋等去贺喜,叫打三早。孩子满月时,要用井水烧热结婴儿洗瘟气。洗瘟气时,要先向井里撒小米、拜井。至四十天,产妇抱婴儿回娘家。南方一些地方,赠切面或馒头皆要有“六”,以六斤为度,大约取六十花甲之义;赠铜钱,以红绳串上也要百有六枚。主家设素馔招待,并以馒头谢宾。在苏州等地,有产儿命中难养者,要寄命于他人家,寻求多子女的家庭认作义父母;寄命于他人,必备三牲等祭品,还有寄命袋一个。在离家之前,将寄命袋悬在祖宗堂上。袋中用红纸写上寄子的生辰八字,到成人结婚时才能取回,叫拔袋,寄父母要给起长寿永年之类的名字。婴儿剃发,也是一礼。男孩要满两月,女孩要满一月 ( 男双女单) ,方可剃发,但须避正月或六月。剃头,亲友家要送剃头礼,如银饰、衣料、现金等。剃发后,怀抱婴孩向尊者、长者一一行礼。大家戏睹婴儿,名曰“传世宝”。款待以后,各赠红蛋至少五枚,装入彩线网兜中或手帕中。 这里一系列的礼,统称为诞生礼或童礼。在古代,接生、洗三都有礼仪。命名也有命名礼,入学还有入学礼。近代逐渐消泯而趋于一般化。人们把重点放在婚、丧两件大事上,这就出现了比较隆重的婚丧礼俗。 诞生礼 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与抓周等一系列庆贺活动、礼仪。 催生礼——在人生礼俗中,生育是一个重要环节。多指孕妇娘家将婴儿出世后需用的东西送过来,或送他物寄托,希望女儿快生、顺产之意。因催生礼品丰盛,往往须用担挑上,有的地方干脆就叫“催生担”。催生礼随民风乡情不同,各地自有特色。为使母婴平安,如期顺产,旧时民间有不少催生物品和催生习俗。 宋代杭州——《梦梁录》:“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粟果及孩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 清末民初时,孕妇产期将届,娘家送的催生礼有喜蛋、桂圆及襁褓。预产期将到的那个月的初一,派人将上面各种物品送往男家时,要携带一笙吹着进门,以“笙”谐“生”,以“吹笙”表示“催生”之意。也有同时用红漆筷子十双,或用竹筷用洋红染之,一并送往,取快生快养之意。 温州地区在女儿临产时,母亲要送肉给女儿。肉约一寸见方,切得端正,不偏不倚,烧熟送去,当地叫“快便肉”,以为产妇吃了,临产快捷。 北京郊区——送孩子的礼物为衣物、被子、长命锁、手镯,以及供产妇滋补身体的米、面、鸡蛋等等。 江苏南京地区——过去每当孕妇足月后,娘家要将其接回去,给她吃面。吃时,大门洞开,用一长凳横在门前。女儿吃完面后,转身就走,一脚踢倒门前的木凳,径直返回夫家,不得回头,俗信这样便能顺产。 高邮多送鸭,催生礼送上膘肥不生蛋的鸭子,表示女儿生养顺利。 ?四川自贡等地区——旧俗妇女结婚怀孕后,娘家要为其准备产后的鸡、蛋、米和为即出世的宝宝准备鞋袜、衣、帽。 安徽含山等地——妇女怀孕期间,娘家要准备婴儿穿的衣、被、尿片等用品,婆家则于临产时炒“阴米子”即蒸熟晒干的糯米饭,再以铁锅烘炒,俗称“催生米”,以便生育后用开水泡食。 徽州民俗是产妇临盆前,娘家要备好新生婴儿软帽(俗称“被窝帽”),和尚衣(无领,无钮扣,以绳带连系的小人衣),包裙,口涎围、小鞋袜、尿布、红枣、红糖、鸡蛋等物,于月初一或十五送至婿家,俗称“催生”。按照习俗,送“催生”时,在路上还需戴伞遮天,不能说一句话。据说“催生”衣物,有神灵护送,报日后平安,故不让天色人语惊扰神灵,以图安康、吉利。 广东饶平——规定临产前一日,娘家要备新生儿的衣服、鞋、帽等数套及各种点心食品(如麦包、粽子、红鸡蛋等)送至婆家“催生”。婆家收下服装和大部分点心食品,退回小部分,并将收下的点心食品,分赠给亲友、邻居。 东莞一带旧俗若产妇遇到难产,婆婆请男巫到家来为媳妇解六甲。届时用鸭蛋 12 枚,向天焚化元宝、冥钱,以求神明庇佑其孕妇及胎儿快生快出,也叫“催生”。 山西——民间规定出嫁的女儿,绝对不允许在娘家生孩子。生产之前,乡间往往是娘家人带上礼物、食品之类探望临产的孕妇,称之为“催生”,山西乡间的“催生”,不光限于娘家人,也有娘家的其他亲戚。所带礼物,一般是鸡蛋、红枣、红糖之类。 作为迎接产期的心理准备与物质准备,催生礼俗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催生巫药的运用,显得神秘而虚妄。 文鳐鱼——催生药。《山海经·西山经》称文鳐鱼为异鱼,其“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昧酸甘”。《山海经》又就其神性曰:“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文鳐鱼可以入药,不仅因为其具有药理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为祥瑞的吉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援引唐人陈藏器的药方,将文鳐鱼当作辟克妇人难产的催生巫药: 陈藏器曰:“妇人难产,烧黑研末,酒服一钱。临月带之,令人易产。” 这剂“催生药”取自唐前的巫方,李时珍收录时没有经过验证。文鳐鱼的催生促产之性完全是人为的虚构,不可轻易相信。 “郎君子鲞”——水产类催生巫药。明人杨慎《异色图赞笺》卷1: 郎君子鲞,雄雌相杂置之醋盂,逡巡便合,下卵如粟,顷刻廿卅,善治产难,诞生如达。《本草》名“郎君子”,元文类作“郎君子鲞”,主治妇人难产。手握之便生,极验。 “郎君子鲞”因自身下卵顺达,在接触巫术的观念下,被附会了“手握之便生”的灵性,并作为传统的药物收入了药典。不过,其药性仅仅是观念的产物,同样不会有实用的价值。 兔脑也曾作为催生药在民间流传。据民国时期编修的陕西《怀远县志》记载:“腊八剥兔脑和面为丸,名‘腊八丸子’,临产催生最验”。这一“催生药”的构想,本出于对兔子多胎易生的观察,而选取腊八日制作,又因该日为蜡祭百神的期日,俗盼因此祈得神助,获取神力。所谓“腊八丸子”,只是冬令孕妇临产的一种食品,并无“催生”的药力与神性。 四川“刳儿坪”的血石也曾被当地人当作“催生药”服用。传说大禹就生在刳儿坪。在九龙山第五峰下有形似仙人坐卧状的巨石,据说这里是圣母剖腹生禹之地,故名“刳儿坪”。坪有巨石如盆,是为“洗儿池”。该地色赤,“盆”边有手足印迹,山溪流入石盆即红若血水,四时不变。溪水顺池而下,在两里路之内的溪底能找到带血斑之石。这种血石因与生禹传说相联,故被视为“催生药”。《四川通志》称“血石以滚水浸之气腥,服之能催生。……孕妇握之利产”。 血石之所以被作为一剂巫药,它与通神、降神的信仰紧密相联。余炳虎之诗曾记之曰: 白石红斑点点新, 花开水底锦江春, 后民叹作催生药, 犹仰当年岳降神。 因此,血石虽奇,但不会有真正的催生作用,如果把仅仅是信仰上的东西变为行为,不仅是盲目而徒劳无益的,而且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民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就催生而言,在近代以来的许多地区,“催生药”渐被“过街面”之类的食物所取代。《金陵琐志·炳烛里谈》卷上就述及清末南京送“过街面”以催生的习俗: 妇人将产子,母家必备小儿服饰及鸡、肉、面、馓相馈,谓之“催生”。送礼后,逾月犹不生,则遣女仆备热面数碗送往女家,置诸地,急趋而出.女家人取食之,谓之“过街面”。是亦催生之余波也。 面条有“长寿面”或“长生面”之谓,用于寿诞祝年岁久长,又由于它与“生”有关,故被转用于妇人的生产。其所谓“过街”,即暗指小儿从娘胎来到人间的出世,犹如由此及彼的过街一样,快捷、轻松。所以,“过街面”从此意义上来说,仍然是交感巫物。 “催生药”与“过街面”都是信仰观念的物化象征,是巫风所诱发的产物,它们虽有产前心理发动的作用,但没有实际的助产效果,因此作为陈风旧俗已被现代社会所淘汰。 报喜——时间、报喜之物各地不一,但都有吉祥、喜庆的气氛。 古代中国进入宗法社会后,人们就特别重视传宗接代。新生婴儿由于性别的不同,当他们一来到世间,欢迎他们的却是两种并不相同的眼光。 林语堂在《中国人》中谈及“妇女的从属地位”时,曾引用了《诗·小雅·斯干》中的两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ti,婴儿的包被),载弄之瓦”。故后人称生男生女为“弄璋弄瓦”。璋即圭璋,是一种宝玉,为春秋时功臣朝见王侯时所执,使男婴弄璋,是希望他长大后做官。瓦是古代妇女纺织时用的纺锤,让女婴弄瓦,有从小就培养她勤于纺织的寓意。 先秦时期还有习俗:新生儿出生,如果是男孩,应在门左挂一张木弓,象征男子的阳刚之气;如果是女孩,则在门右挂一块手帕,象征女子的阴柔之德。 福建泉州旧时生男要马上到祖祠去燃放鞭炮,有的甚至鸣火铳,以示向祖先报喜。在家门口或庭院则摔“土结”(一种建筑用的泥土坯块),意在祈求日后幼儿好养育,长大有胆略。生女则缺乏如此热烈气氛,而且所送礼品也有别,亲友一般仅送鸡蛋,不送线面,以免有连续不断生女之嫌。 有的地方在清代甚至还有溺女婴之陋习。山西民间将生男称为“大喜”,也称“弄璋之喜”;生女称为“小喜”,也称“弄瓦之喜”,有些人家生男后,往要在大门口用大幅红布上书“弄璋之喜”挂于门楣上,以向外传递信息,光耀门庭。 山东青岛地区在孕妇平安分娩后,家里要办的第一件事是“挑红”,就是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告示乡邻孩子已经平安降生了。莱西等地还要在屋门上挂一桃枝,桃枝上用红线系着葱、枣和栗子,寓意孩子将来聪(葱)明,早(枣)日成家立(栗)业。“挑红”实际起着报喜的作用,乡邻们见到“挑红”后,即主动到产妇家贺喜,俗称“看欢喜”、“送汤米”,礼品多为鸡蛋和红糖。 在安徽徽州,婴儿顺利落地后,男家要备水酒、红蛋送外婆家报喜。黄酒满壶,壶嘴朝前为男,壶柄朝前为女,一看便知。亲族中每户,分送鸭蛋四个或八个、十二个,许双不许单,折半时也必须是双数。黟县的习俗是生女儿则默不作声,生男孩,常点放鞭炮,焚香祭祖,并染红鸡蛋,填写红单,由男人送至岳家报喜,接受亲戚和邻居的祝贺。 广东客家地区生男则送黄酒两瓶,大公鸡一只,生女则送红鸡蛋7个,母鸡一只,外婆舅妗见到礼物便知生下是男的还是女的,回赠的礼物称“开生”。 山东蓬莱生男孩带公鸡去报喜,生女孩报喜用母鸡;邹县生男孩报喜用一本书,生女孩报喜用一朵花。 山西高平的习俗是生了小孩的当天,女婿要到岳父家报喜。一般都要坐车,左手抱喜锅。喜锅里放着桃枝艾叶;右手托鸡,生男用大红公鸡,生女用有色母鸡;鸡腿上系一小条红布。而江苏无锡旧法除向娘家报生外,还在第二天给婴儿服三黄汤(用大黄、黄连、黄芪煎汤),用以泻瘀积、祛肠热、清胎毒。 湖南的习俗是由婴儿之父带一只大雄鸡、一壶酒和一篮鸡蛋去岳母家报喜。如生男,则在壶嘴插朵红花,如生女,则在壶身贴一“喜”字。岳家立即备宴,招待女婿和乡邻。长沙的习俗是生男孩带公鸡,生女孩带母鸡,岳家无需问便知生男生女了。 湘鄂一带保存下来的较为古朴的生育习俗。在湘南、湘西、鄂西、鄂南等地,在湘南、湘西、鄂两、鄂商等地,传承着一种古老朴素的育儿风俗:送祝米(也称“送粥米”或“送鸡米”)。小孩出生后,其父或家人赶紧带上礼物去岳父母家报喜;岳父母家再约定日子,邀集一些亲友挑着喜物前来女婿家祝贺,称为“送祝米”。所谓“男家不报喜,女家无祝米。” 送祝米的喜物与礼仪,往往因地(民族)而异,各有独特的风采。 湘南的—些地方,到岳父母家报喜的喜物多半为鸡。岳父母只要看看来人带来报喜的是公鸡或者母鸡,就知道女儿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回礼的时候,恰好相反,带来公鸡则回送母鸡,带来母鸡则回公鸡。不过,无论是送公鸡或母鸡,娘家一般多回送母鸣(当地俗称“鸡婆”)。因为鸡婆好吃,营养价值高,对坐月子的人恢复健康、多发奶水都有益。 湘西花垣一带苗族地区,送祝米的礼物有蛋、鸡、银饰、摇篮背裙等,有的给产妇补养身体,有的则供抚育婴儿。而送祝米的人以女客为主,大半是产妇的姐妹、婶姨、姪女等;成年男客——充当“挑夫”。按照“夜郎”古俗,女人生孩子的“底细”,是不能让男子汉知道的;男人“送祝米”也是被人耻笑的。纵是当作“挑夫”去了,也不能进入产妇房内,更不能和“月婆子”交谈。吃过晚饭后,“挑夫”只能在歌堂听歌,或睡觉。必须服从母系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 浙江绍兴——旧时这一天要敬桥神,家人手捧几斤面路过三座桥,回家后将“过桥面”吃完,认为如此可以保证产妇母子(女)平安,像长长的面条那样健康长寿。 福建漳州——孩子一出生,孩子的爷爷立即到花圃里摘回一个石榴(驱邪匡正),切开放在盘子里,供奉祖宗牌位前,一方面向自己的列祖列宗报告家族得以繁衍的喜讯,另一方面祝孩子健康成长。 洗三——又叫“三朝”。从唐代始,上自宫廷,下到民间,都广泛流行三日洗儿的风俗。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皇太子李亨(即唐肃宗)的妻子郭氏生子李豫,三日洗儿时,玄宗亲自前来,赐金盆洗浴。新生儿看起来身体“挛弱”,保姆于是换了一个体格健壮的孩子冒充皇孙,没想到玄宗一眼就看出不是龙孙。于是将真的皇孙抱来,玄宗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日:‘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 宠臣王毛仲妻李氏诞育三日洗儿,玄宗命高力士赐以酒食、金帛,并命其子为五品官。 “非常”的洗儿。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初一,安禄山过生日时,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许多礼物,“后三日,召禄山人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王建《宫词》也有“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的描写。 所谓“洗儿钱”,当与婚礼上使用的“撒帐钱”类似,也是一种特制的喜钱。白居易庆贺谈弘谟外孙洗儿诗称:“玉芽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又称:“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诗中提到的“兰汤”、“香汤”,都表明洗儿不是用清水。孙思邈称“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桃根汤是用桃根、李根、梅根各二两,以水煮20沸,去滓,用以洗浴,能够“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可为了解三日洗儿风俗提供参考。宋代流行产后三天为婴儿举行“落脐炙囟”的仪式,称为“洗三”,其含义是表示新生儿完全脱离了胎儿期,从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旅途。 依礼俗,这一天给新生儿第一次洗澡,具有许多的礼仪——洗澡盆、洗澡水、洗澡的主持人。 洗澡盆——富贵之家用描金的五彩盆;普通人家用铜盆。 洗澡水——又称长寿汤。旧时多在水里放些物品,如艾草、槐树条等,据说可以杀菌,使孩子以后健健康康;有的放葱、钱币,据说可以使孩子聪明、富贵发财。 主持人——多有当地中年妇女担任,一般是儿女双全、德高望重的“全福人”。 活动从祭神开始,香案,供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等。程序——全福人抱孩子入水,其他亲友则在旁以尊长先后顺序“添盆”——向水里添扔金银、钱币、桂圆、花生、枣子等;全福人一边搅水,给孩子洗澡,嘴里不停地念着祝词,称“搅盆”——“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完毕,酒宴招待。其中面条——长寿面是必不可少的。 湖南衡阳洗三特别礼俗——“出天行”——“接生娘子”抱着“毛毛”先拜祖宗,后拜天地。出大门时,有人撑一把清油纸伞,站在大门口的屋基上;“毛毛”的姑姑、姨姨(或伯母、婶母)二人各拿一个檑杵,一把蒲扇,一边在廊柱上拍打着,一边唱着《胆大歌》: 毛毛抱怀中, 三朝出天行, 撑起遮天清油伞, 檑杵敲门壮大胆。 唆岩鸾,岩鹰唆, 唱起胆大歌。 男儿胆大好进学堂, 女儿胆大好遇家(ga)娘(即婆婆), 天不怕,地不怕, 能同雷公打得架。 …… “作三朝”不分性别,不论贫富,一律平等,高唱《胆大歌》,一样红火、热闹;《胆大歌》中既唱男该,也唱女孩,一样地进行鼓励。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与中原文化中的等级森严的陈腐观念截然相异。 与中原洗三相比,湘南“洗三”礼仪——“出天行”的重点不在“洗”上,而在于“出”亦即“闯”的上面。抱着才出世的“毛毛”,出大门站在台基上,边喊边打地“出天行”,给尚未涉世的“毛毛”壮胆,为其日后的出闯助威。 这种古朴的礼仪及浪漫的歌谣,既表现出湖南人特有的火辣辣的倔强性格,也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冲决罗网”的战斗情调。《胆大歌》中的“天不伯,地不伯,能同雷公打得架”正是这种犟劲性格及湘楚文化生动形象而又深邃的真实写照。 5月16日 命名 命名的习俗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已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化。但实际上无论古今,对于命名的时间都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 人之所以要命名,据东汉著名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说: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 姓名本是代表人的一种符号,是一种称谓符号,姓名与本人本无必然联系,但由于它是人的代号,人与姓名也就有了联系。因此,孩子名字的好坏,关系重要。民间普通认为,名字与人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人的名字有小名和大名(官名或学名)两大类。 山东青岛地区民俗,给孩子命名也是“过三日”的一项内容,乳名(小名)多是由祖父母或父母等长辈提前起好,在这天向亲友宣布,入学时请老师或识字解文的人起官名。 安徽徽州一般也是在“三朝”给孩子取名,也有不拘时日,一般宜早不宜迟。 湖南浏阳地区也有“三朝”送号的习俗,邻里亲友将取定的男婴字、号名用正楷书于红纸上,额以“恭惟某某夫妇喜得文郎志庆”或“恭惟某某老大人喜得文孙志庆”之类的贺词,在鞭炮声中贴于厅屋正梁两端墙上。因屋场、族人等情况不同,有同时送几个号的。清代以前,生女婴不道号。民国以后,也有给女婴送号的,但只送一个名字,一般是“闺字某某”。 在江苏无锡,给孩子取名字还要排八字,视八字中五行缺哪一行而定。一般取所缺一行的偏旁命名,如缺金就以金或以金作偏旁的字为名字;缺木则以木作偏旁的字为名字。 广东客家旧俗,命名时,有的要请客,有的还要写在红纸上贴到祠堂里去向祖宗报告又多了一位男丁;生女的则不必报。命名礼多在庆满月或庆周岁之日同时进行,请族长或有名望的人取名,称为赐名,表示对命名者的敬重。饶平地区是在婴儿出生七天后,由家长或族长或其他上辈人为新生儿命名,将初拟名字用红纸张贴于宗族祠宇内。 福建泉州古俗,在婴儿诞生后三个月,即由父母为其命名,多以父亲的意见为主,也有请爷爷或村中长者和族中有威望者为之命名。 命名的禁忌 避讳——尊长者名字不可随意地乱用,相同的字或音必须避开或改动。 原因:自身的“安全”,用自己的名字来施行巫术;至尊的象征与特权。 《管子·水地篇》: “涸泽……,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施害,喊名字答应,就被摄魂。 浙江安吉、宣平山民恪守上山不喊人名的禁忌。 为避免灾祸,人们不仅极力隐讳自己的真名,采取种种保密措施,而且制定种种禁忌,禁止人们废呼其名。《春秋左氏传》桓公六年记载了周人取名的六条禁忌: “(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此“六避”与保密名字、免致损害有关。因为国名、官名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名称,山川、畜牲是人们祭祀之处和祭品,器币更是人们生活中频繁接触的必需品,均是人们经常叫到或提到的,不易保密,容易被人陷害。 形式:公讳或国讳——秦代改“正”月为“端月”、“正”读“征”; 唐代避李世民讳,改“世”为“代”。王维有“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宋仁宗曾赐蔡襄(书法家,“宋四家”之一,学虞世南、颜真卿;官至端明殿学士)字君谟,后来进士中也有以君谟为名的,“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之。 甚至奸臣蔡京的名字,也要避讳。据说南宋初年,一个叫薛昂的人在与客人谈话时,一不留意,提到了蔡京的名字,触及避讳,他立即意识到此,遂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吴曾:《能改斋漫录》下册]; 清康熙帝玄烨,避讳将“玄”下点缺笔,也有改为“元”的,汉代学者郑玄在清代文献和官员话语中变成了“郑元”,杨雄著作《太玄》被印成《太元》,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为避孔丘讳而改姓氏“丘”为“邱”。 家讳或私讳——一家范围内,全家要避用自己祖先和尊长之名。 如司马迁写《史记》,因父名“谈’,其《史记》把“赵谈”改为“赵同”、“李谈”改为“李同”; 《后汉书》作者范晔,因其父名“泰”而将其著之“泰”改为“太”,如《灵帝纪》之“郭泰”为“郭太”即是。 东晋桓公初任洗马时,有一个叫王忱的人来看望他。桓玄设酒招待。王忱刚吃过“五石散”,必须喝温酒,频呼取温酒来。而桓父名温。桓玄听到“请温酒”,几字,便当席而哭,客扫兴而去。 宋代苏轼的祖父名“序”,因此苏轼每次作“序”时不是把“序”写成“叙”,便是改为“引”。 《红楼梦》黛玉母亲叫“贾敏”,黛玉念书每念到“敏”时都改作“密”,写“敏”字时缺一笔。 避讳的方法——改读、缺笔、易字、省字、阙文。——易字:“惊蛰”原为“启蛰”,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 东晋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王昭君为“王明君”; 唐高祖祖父李虎,唐人改“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不入虎穴”改为“不入兽穴”。 避讳引出的笑话。冯梦龙《笑史·迂腐部》“讳己名”条载: 避讳下的冤魂 司马迁不避讳汉武帝,而于《史记·景帝本纪》中直书“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此前武帝名“彘”)——演出悲剧。 顺治帝名爱新觉罗·福临,颁诏不避“福临”讳。高宗乾隆十三年八月于月坛祭祀后发现民间门楣上书有“五福临门”(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命人去其门楣。 慈禧讳“禧”,但好听戏,戏中“xi”一律改或去之。“红鸾禧”——“秀才讨饭”、“喜崇台”——“登台笑客”、“断后”——“遇后”、“打龙袍”——“太后还朝”、“斩黄袍”——“陈桥兵变”等。 高欢父名“树生”。朝臣辛子炎与高欢议论政事,不小心把“署”读为“树”音,被打得皮开肉绽。 南宋赵范及其父赵方俱为名将。赵范在楚州时,一同姓艺妓投靠他。问她干什么,答:“因求一碗饭,方才到此”。被推出斩首。 名字忌讳和保密外,幼儿的年龄、生辰八字也有所忌讳。——易被仇家使用巫术置人死地——指甲、头发、衣物等亦是;幼儿换牙乳牙,扔进屋顶或床下。 历代文学作品及各种笔记中记载。《搜神记》: 某家生小孩,有两鬼来叩门,没人听见。一鬼从后门进入屋里探听,出来后,另一鬼问他,小孩叫什么名字,该活多大?答道:小孩的乳名叫奴,能活十五岁。这便是名字为鬼神所得而为之所制。 《新唐书》:有个人用桐木做了一个木偶,于木偶背后刻上高骈名字,所以高骈每每为之所害。 类似的故事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作品中屡屡见到。 乳名的谦抑与深层心态 在古代社会,儿童夭殇比例较大,对于个中之由,人们多认为存在于冥冥之中鬼、神勾索的结果。为确保孩儿的平安,不受鬼神的注意,父母多禁忌给自己的新生儿取一些“响亮”的乳名,诸如“寿”、“福”、“强”、“大”等之类,而更多是以“自贬”处理。对此,宋代有人指出: “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江北人大体认真,故其小名,名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俞成:《萤雪丛说》卷1] 自贬型的乳名体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丑化。《庄子·达生》有人名祝肾;《列子·汤问》有人名魏黑卵;《北梦琐言》有人名孙卵齐、郝牛屎者;《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鲁文公名其子曰恶;《汉书·功臣表》有名掉尾;《金史》金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乳名叫寄奴,辛弃疾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即指刘裕事。 这种以丑类命名的习俗,直到现代有些偏远乡村仍然盛行。诸如大丑、二丑、小赖儿、二赖儿、臭臭、傻蛋、赖渣、粪堆儿、狗屎等等,仍屡见不鲜。 第二,物化。如司马相如叫犬子;晋时王导叫阿龙;唐高祖李渊祖父叫虎、玄宗李隆基叫鸦;白居易一侄儿叫阿龟等等。 古人这类以动植物命名的习俗流传至今,在现化某些地方仍可不时地听到如砖头、榔头、牛、马、树林、铁头、斗儿、板头、狗、驴、鳖、狐狸、山、鸦、羊、虎子之类的乳名。 第三,愚拙化。例如鲁鲁、傻傻、憨子、混子、闷儿、冤子、愁儿等。刘禅小名叫阿斗,后来竟成了白痴、愚拙的代名词。 第四,男人女名。清赵翼《陔余丛考》卷42就有“男人女名”条,载有大量的例证: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鲁隐公名息姑,《春秋传》有石曼姑,《孟子》所称冯妇,《庄子》所称偊女高,《战国策》所称女阿,《史记》恶来之子名女防,《荆轲传》徐夫人七首(注:徐,姓;夫人,名,男也。《汉书·郊祀志》有丁夫人……丁,姓;夫人,名,男也)。《汉武内传》及《后汉书》,鲁女生,长乐人,绝谷八十余年仙去。《三国志·陆抗传》有暨艳。……《宗书》鲁爽小字女生……”。 之所以把男人名字女性化,是因为女人在古社会低贱而受到歧视的缘故,故俗语就有“面条不算饭,妇女不算人”的说法。 满月 小孩出生后长至满月,就该举行出生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礼仪活动——满月礼。 满月礼为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一,有些地方称“弥月礼”。 我国自唐代以后民间便有给新生儿做满月的习俗。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七月,皇子李旭满月,庆典三日。这是关于做满月酒的最早记载。后来才推广到民间,唐代诗人张籍有“幼子始生才满月,选书知写未成人”的诗句。 自古以来,满月礼均隆重浩大,亲朋四方云集往贺,主家大摆筵席待客。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长安城西路侧有一店家新妇生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大家都不以为意,“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从这则具有强烈的宗教宣传色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庆祝满月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弥月之喜”具体礼俗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有剔发(舅舅抱、绿茶、“聪明发”、“撑根发”——北方“百岁毛”)。 为了双保险,有的地方和家长在给孩子起贱名等同时,还盛行给孩子剃阴阳头——阴阳界两不管的地方,阎王爷容易忽视。 在山西,当小孩生下足一个月的时候,往往要举家庆贺。过满月就是这种庆贺的方式。这是在庆祝“家有后人”、“ 添丁之喜”、“ 足月之喜”。山西境内、从南到北过满月的作法比较普遍。一般情况,是由亲朋好友给孩子带上礼品,到家里作客,吃一顿“满月宴”,然后离去。给孩子所带礼品,有小儿衣物、食品,或是小银锁和留点零花钱,但饭是一定要吃。 山东青岛习俗是婴儿“过满月”时给婴儿理发,俗称“铰头”。 铰头要在上午进行,请族中未婚姑娘在婴儿头上自下而上铰三圈,铰下的胎毛用一张面箩接住,再用红布包好,缝在婴儿的枕头里。铰头时须有舅舅在场,如舅舅不在,则在小孩身旁放一个蒜白,谐音“舅”,代替舅舅参加。下午,由舅舅搬回去住,叫“搬满月”。 安徽徽州的习俗也是在婴儿满月时剃胎发。剃毕,取熟鸡蛋去壳,在婴儿头顶上滚动数下,据说是为解除胎气。家中要请“满月酒”,产妇抱婴儿出房拜见宾客,有些产妇要回娘家调养,也于满月启程。 江苏无锡满月时除第一次为孩子剃头外,还要做满月办面筵,亲友赏给孩子押岁钱。 四川自贡地区则是婴儿满一个月时举办“满月酒”,家长用醪糟蛋招待亲友,并赠送染红的鸡蛋作回报,俗称“吃红蛋”。 广东惠州行满月礼,最普遍的叫法是“做出月酒”,这是一种至今都在惠州民间甚为流行的礼俗。做出月酒要请亲朋。 主家一般事前便开始筹划准备酒席、准备礼品,外婆须备上小孩的“出生帽”、衣服、铺盖,还要蒸好大红发糕等送至女儿家。主家亦要准备祭拜祖公的祭物。 在当地风俗中,月内的婴孩是不“见众”的,原因是月中有诸多禁忌。月后,禁忌减少,因而也就可以见众了。满月礼中,“见众”也是一项重要的礼仪。小孩一抱出来,自然会引起围观,围观之中,有趣的是惠州的风俗,小孩出生后,十分忌讳人说“漂亮”、“长得好”之类的“好话”,客人对婴孩需“丑话”连篇。 福建泉州旧时习俗,婴孩满月时,认贫困多子女的亲朋邻里、甚至是乞丐(需品行端正并有家属者)为干爹娘,干娘多姓刘,“刘”者“留”也;希望分享他们的福根,使婴孩顺利成长。这大概是人们认为婴孩有如花草,娇贵者难养、“臭贱”者易活。 一般干爹娘要于满月时送给干儿子木饭碗、木匙(可能是瓷质易摔碎)、长命锁以及衣、帽等生活用品。如干爹娘是乞丐,所送礼物则主要是一个草编的微型乞丐行丐的标志——“加志”——用来装纳碗筷、钱物的草袋,给婴孩挂上,就可以像干爹娘那样“贱命少病”。 助兴——一些地方还在孩子满月时举行文娱活动,请戏班到家中唱戏,表演曲艺节目,从早到晚。 5月23日 百日 婴儿出生后满百天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民间习俗一般会在此日举行仪式庆祝。 四川自贡地区在婴儿满百天时,由福寿双全的老人以酒肉抹婴儿口,称为“开荤”。 山东青岛地区的习俗是,婴儿出生一百天(也有九十九天)的称“百岁”,亲戚朋友前往庆贺,礼物多为小儿衣物,平度、莱西都有“姑家的裤子姨家的袄,妗(jin,舅母)子家的花鞋穿到老”的俗谚。莱西等地送的贺礼中还要有一对用白面做的小老虎。 在胶州,这天上午要在一棵柳树下举行婴儿穿新衣仪式,柳树旁放一个量粮食的斗,斗前放一个盛新衣的筛子,由姑姑或姨姨给婴儿穿上新衣后,将婴儿抱到斗上摇几摇,“依着柳坐着斗,小孩活到九十九”。随后由姑或姨抱着绕全村走一圈。 过百岁还要给婴儿戴“百家锁”(也叫“长命锁”)、穿“百家衣”。“锁”含有圈住、锁住之意。百家锁是由亲朋好友多家凑钱请银匠打成,上有“长命百岁”或“长命富贵”字样,以祝长寿;百家衣是从各家讨来的碎花布缝成,讨的人家越多越好,布的颜色也是多种为上。花布中唯有紫色较难讨换,因为“紫”谐音“子”,人们不愿把子送人,所以只有到孤寡老人处较容易讨到。 有的地方流行戴银项圈,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这一天还要喝喜酒、吃喜面,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祝贺孩子长命百岁。 四川一些地方姑、姨送虎头帽、狗头帽和猪头帽——猪头帽:寡妇、儿子、媳妇,生女孩,丢到野外。野猪喂养,身体很好。 周岁与抓周 在汉代以前我国还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只有在孩子诞生时以羊酒相贺。如《汉书·高祖纪》载:汉高祖刘邦和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地区开始出现了作生日的风俗,但只限于双亲健在时才可以做,是出于孝亲观念。后来,即使双亲亡故,做生日的习俗依然如故。 唐代把生日庆贺与祝寿古礼结合起来,并为后世所传承。 我国习俗在给婴儿庆周岁生日时,民间常有“抓周”仪式,又称“抓龟”。这一习俗在南北朝时就已流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可见,最初只是在孩子满周岁时,为其沐浴、打扮,换上新衣裳。然后在孩子面前放置弓箭、纸笔、饮食、珍宝、玩具等,女孩子面前还加上刀、尺、针线等。看孩子抓取什么东西,预言他将来的贪、廉、愚、知和兴趣爱好。当时称之为“试儿”或“抓周”。 抓周为何肇始于江南? 相传,三国时吴主孙权称帝未久,太子孙登得病而亡,孙权只能在其他儿子中选太子。有个叫景养的西湖布衣求见孙权,进言立嗣传位乃千秋万代的大业,不仅要看皇子是否贤德,而且要看皇孙的天赋,并称他有试别皇孙贤愚的办法,孙权遂命景养择一吉日。 是日诸皇子各自将儿子抱进宫来,只见景养端出一个满置珠贝、象牙、犀角等物的盘子,让小皇孙们任意抓取。众小儿或抓翡翠,或取犀角。惟有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抓过简册,一手抓过绶带。孙权大喜,遂册立孙和为太子。然而,其他皇子不服,各自交结大臣,明争暗斗,迫使孙权废黜孙和,另立孙亮为嗣。孙权死后,孙亮仅在位七年,便被政变推翻,改由孙休为帝。孙休死后,大臣们均希望推戴一位年纪稍长的皇子为帝,恰好选中年过二十的孙皓。这时一些老臣回想起先前景养采用的选嗣方式,不由啧啧称奇。其后,许多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考校儿孙的未来,由此形成了流被江南的“试儿”习俗。 又《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共王无嫡子,想在五个受宠爱的庶子中选嗣,乃遍祭名山大川,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又以一块玉璧遍示名山大川,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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