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pdf

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0引言共同富裕不仅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被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凸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动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引擎。从时间维度上看，共同富裕的推进时间与数字经济时代恰好吻合；从目标维度上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数字经济恰好兼具创造财富和共享财富属性，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为均衡发展提供共享机制。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在时间和目标上的高度契合说明了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经济逐渐向纵深领域渗透，其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使得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已有研究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数字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1，然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对其进行测度较为困难，致使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相关实证研究较少，缺乏实证层面的深入探究。此外，我国数字经济虽然发展迅猛，但现阶段存在要素流动不顺畅、要素结构制约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不利于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为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带来一定压力2。基于此，本文在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基础上，将要素流动纳入分析框架，探讨了其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相较于以往研究，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其次，本文引入了包含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要素流动机制，探讨要素流动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中的调节效应，丰富了相关研究；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提供参考。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1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处理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只有有蛋糕才能谈得上分蛋糕，所以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能在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具有实现“做大蛋糕”的动力机制。“富裕”对生产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随着数字经济做优做强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能有效改善要素错配程度，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财富创造与积累3。此外，信息的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使数字经济具有强扩散、高成长、低成本等特征，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全方位和颠覆性的影响，释放更多发展红利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财富，具有实现“分好蛋糕”的共享机制。实现共享富裕的核心在于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靳媚，蔡延泽，王艳（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摘要：数字经济发展动能的加速释放使其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依托。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要素流动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实现，既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又具有推动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但现阶段“做大蛋糕”效应更强；户籍制度改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流动机制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更明显。关键词：数字经济；共同富裕；要素流动；户籍制度改革；交通基础设施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487（2023）16-0005-0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1XMZ06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维稳戍边智库项目（22BTZK03）作者简介：靳媚（1994），女，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蔡延泽（1993），男，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王艳（1981），女，山东高唐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生态经济。专 题 研 究DOI:10.13546/ki.tjyjc.2023.16.0015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和分配制度，在实践中需要在总体富裕的前提下，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5。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拓宽不同群体共享发展的渠道和途径，缩小不同维度发展差距。因此，随着数字经济广度、深度和能级的不断扩展，不仅会驱动经济充分发展，筑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提升总体富裕水平，而且有助于拓宽不同群体共享发展的渠道和途径，缩小不同维度发展差距，推进全体人民共享富裕。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数字经济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和推进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能够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1.2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局限的要素带来的创造力是有限的，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离不开要素的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为推动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流动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了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结合，充分发挥了数字经济的乘数效应，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动力。因此，本文将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地区要素流动的考量指标，分析其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中的调节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推动了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保障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实现了劳动力配置效率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了劳动力流动障碍，保障了数字经济红利的合理分配6。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组织关系和生产关系变革，催生了大量新业态，为不同技能、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加之“数字乡村建设”“普遍服务”“宽带中国”等行动和战略的持续推进，不同地区和人群的数字接入机会日趋平等，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也可以及时掌握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跨城乡、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和商业机遇以获取更高回报7；而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了“同工不同酬”等现象，确保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增强了劳动力的跨区域就业意愿，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8。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户籍制度改革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者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在我国承担着带动区域大动脉、加速经济高效流动和带动人口与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职责。第一，交通基础设施有助于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支撑经济强国建设并服务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9。第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畅通要素流动渠道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为实现区域、城乡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连接点。具体而言，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长短互补。数字经济能够提高信息流动速度进而更精准地打通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资金流、人才流和物资流的“任督二脉”，推动东部地区技术、人才流向中西部地区以促进产业发展，使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品进入东部地区具有强购买力的市场10，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需要不断发掘农产品的市场潜力，数字经济推动了农村电商发展，打破了农产品多环节、高成本的流通模式，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的互联互通，帮助农产品打开了销路，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减少了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损耗，增加了农业生产者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协调发展11。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两者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2研究设计2.1模型设定为明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cpit=0+1digit+2controlit+t+i+it（1）在式（1）的基础上，为考察要素流动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调节作用，加入要素流动以及要素流动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构建如下回归模型：cpit=0+1digit+2fofit+3controlit+t+i+it（2）cpit=0+1digit+2fofit+3digitfofit+4controlit+t+i+it（3）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cpit为共同富裕水平，digit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fofit为要素流动水平，包括户籍制度改革（dom）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tra），controlit为本文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ut和i分别为时间、省份固定效应，it为随机扰动项。2.2变量说明（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cp）。共同富裕所追求的是在富裕的基础上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2。富裕的实现需要解放、发展生产力，突出“效率”倾向，强调全体人民在衣食住行、精神文化等方面得到满足。因此，区别于以往研究中强调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财富层面，本文从总体收入、物质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测算总体富裕水平。共享的推进则强调了“公平”，重视不同维度的共享发展程度，主要表现为区域、城乡和人群发展差异的不断缩小13。因此，本文从人群、区域和城乡差距三个方面测算共享富裕水平。最终，在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向云等（2022）12的研究，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综合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此外，为避免主观赋权的弊端以及多指标可能存在的数据重叠问题，本文采用熵值法得到共同富裕水平（cp）、总体富裕水平（cp1）和共享富裕水平（cp2）。专 题 研 究6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表1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总体富裕水平共享富裕水平二级指标总体收入物质财富公共服务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三级指标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就业人员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房价收入比（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财政教育支出/总人口小学师生比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占比（劳动者报酬/GDP）收入的基尼系数地区间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减去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并取绝对值）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取绝对值）地区间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差距（地区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减去全国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并取绝对值）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人均消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化率单位元元/人元元辆张元/人%指标属性+-+-+（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本文根据中国信通院对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并参考王军等（2021）14、盛斌和刘宇英（2022）15的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2）。其中，本文在数字基础设施中除了加入传统物质基础设施，还加入了数字知识资本，以反映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数字产业化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种类两个方面衡量；产业数字化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化三个方面衡量；数字化治理从个人、企业和政府数字治理三个方面衡量。此外，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指标进行赋权，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3）调节变量。户籍制度改革(dom)。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综合性改革，一直以来都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份纷纷出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措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相关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因此，本文构建户籍制度改革虚拟变量，若某省份在当年印发了相关实施意见或政策方案，则将该省份该年份及之后年份户籍制度改革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交通基础设施建设（tra）。在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中，公路与铁路在客运量和货运量方面占比较大，故本文选取各省份人均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数衡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GDP的对数衡量；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ind），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科技发展水平（sci），采用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对数衡量；人力资本水平（hum），采用财政教育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2.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本文选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和EPS数据库，机器人安装密度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户籍制度改革虚拟变量根据各省份政府网站报道手工整理得到，少量缺失值通过线性插值法补充。下页表3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二级指标数字物质基础设施数字知识资本产业规模产业种类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个人数字治理企业数字治理政府数字治理三级指标网页数/总人口域名数/总人口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密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省域面积）长途光缆线路密度（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省域面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口数6+初中人口数9+高中和中专人口数12+大专及以上人口数16）/总人口）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值（用软件业务收入代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ICT上市公司数量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代替）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电子商务销售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居民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政府网站数量/总人口政务机构微博数量/总人口指标单位个/千人个/千人个/平方千米千米/平方千米%年亿元亿元个个%万户亿元个台%亿元台%部/百人台/万人个个/万人个/万人指标属性+注：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计算公式为j=1j(robitjtAijt)/Lit，robitjt为全国j行业t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Aijt为t年i省份j行业就业人数与全国j行业就业人数之比，Lit为i省份t年就业人数。专 题 研 究7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表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变量名称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富裕水平共享富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户籍制度改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科技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水平符号cpcp1cp2digdomtrargdpindopenscifdihum样本量300300300300300300300300300300300300均值0.3350.1640.1010.1850.5975.01510.8411.2190.2660.0218.5490.040标准差0.1970.1390.0760.1490.4913.2280.4360.6960.2960.0151.4140.014最小值0.0540.0270.0120.0380.0001.6989.7060.5180.0080.0045.1910.021最大值0.9710.6410.4030.7931.00022.51812.0135.2971.5480.06812.1510.0913实证检分析3.1基准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至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总体富裕以及共享富裕的结果。列（4）至列（6）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总体富裕以及共享富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假设1得以验证。此外，对比列（5）和列（6）的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分别提高0.154%和0.116%，表明现阶段数字经济对总体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是因为，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过程。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断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渗透，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会更快实现。表4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变量digrgdpindopenscifdihum_cons省份/时间固定效应R2Ncp（1）0.336*（3.91）0.305*（19.34）Yes0.411300cp1（2）0.201*（3.49）0.133*（8.84）Yes0.178300cp2（3）0.139*（2.54）0.171*（35.46）Yes0.461300cp（4）0.269*（3.82）0.017*（2.02）0.019*（1.87）0.055*（2.83）1.235*（2.54）0.006*（2.68）1.098（0.87）0.336*（5.04）Yes0.468300cp1（5）0.154*（2.97）0.011*（2.40）0.011*（1.71）0.008*（2.18）0.432*（2.55）0.001（1.11）0.922（0.85）0.210*（3.19）Yes0.272300cp2（6）0.116*（2.63）0.006*（1.76）0.008*（1.72）0.047*（3.75）0.803*（3.70）0.005*（2.10）0.176（0.48）0.126*（6.29）Yes0.487300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内为t值。下同。3.2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3.2.1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采用如下方法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分时间段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2015年以前属于“服务制胜”阶段，而2015年以后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流量竞争”阶段，为防止2015年前后数字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结构性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以2015年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列（1）和列（2）。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参照赵涛等（2020）16的研究，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比重，人均电信业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个指标重新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5 列（3）。第三，删除4个直辖市。直辖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为避免放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本文将直辖市样本删除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列（4）。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相比变化不大，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表5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变量dig_consAnderson CannonLM 统计量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控制变量省份/时间固定效应R2N分阶段回归cp（1）0.411*（3.03）-2.324（-0.54）YesYes0.329120cp（2）0.227*（1.91）-0.159*（-2.35）YesYes0.556180替换核心解释变量cp（3）0.338*（3.38）-0.696*（-1.71）YesYes0.613300删除直辖市cp（4）0.257*（1.71）0.302（1.11）YesYes0.448260工具变量（2SLS）cp（5）1.278*（3.42）-1.709*（-10.28）134.8820.000261.54116.38YesYes0.859270cp（6）1.425*（3.73）-1.710*（-9.97）77.4440.000101.60916.38YesYes0.806300注：2SLS估计结果中（）内为z值，内为P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3.2.2内生性处理为避免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既有研究，选择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5列（5）和列（6）。从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AndersonCannon LM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小于 0.001，Cragg-DonaldWald F统计量大于10%水平的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即工具变量的选取合理，且关键变量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未发生明显改变，进一步表明前文结论具有稳健性。专 题 研 究8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3.3要素流动的调节效应分析表6报告了要素流动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列（1）为在基准回归结果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户籍制度改革的估计结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与户籍制度改革的交互项，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183，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列（3）为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结果。列（4）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数字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项，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172，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强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和假设3，并且上述结果在列（5）中依旧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究其原因，要素自由流动在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畅通了向上流动通道，为相对落后地区和弱势人群创造了发展机会，强化了数字经济的共享效应，推动了共同富裕实现。表6要素流动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变量digdomdigdomtradigtra_cons控制变量省份/时间固定效应R2Ncp（1）0.167*（2.52）0.280*（2.98）0.148（0.58）YesYes0.467300cp（2）0.319（1.31）0.119*（3.00）0.183*（1.97）0.020（0.07）YesYes0.533300cp（3）0.160*（2.72）0.279*（2.74）0.362（1.45）YesYes0.241300cp（4）0.482*（2.46）0.162*（2.15）0.172*（1.74）0.281（1.11）YesYes0.272300cp（5）0.440*（2.28）0.146*（3.06）0.198*（1.73）0.142*（1.99）0.179*（1.92）-0.082（-0.30）YesYes0.6113003.4异质性分析前文通过引入调节变量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验证了要素流动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中的调节作用，而要素流动离不开市场，故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要素流动具有重要影响。对此，本文首先按照王小鲁等（2021）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值将样本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组子样本，并分组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列（1）和列（2）。其次，按照王小鲁等（2021）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要素市场发展程度指数的平均值将样本分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两组子样本，并分组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与市场化程度低以及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意味着要素流动所存在的摩擦成本越低，则要素流动更为通畅，能够更好地发挥要素流动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调节作用。表7异质性分析结果变量dig_cons控制变量省份/时间固定效应R2N市场化程度高cp（1）0.316*（2.03）0.256（0.76）YesYes0.483140市场化程度低cp（2）0.105*（1.74）0.045（0.10）YesYes0.145160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cp（3）0.223*（2.87）-0.616（-1.04）YesYes0.574120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cp（4）0.123*（1.77）0.020（0.05）YesYes0.1821804结论与建议本文将数字经济、要素流动和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以及要素流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提升总体富裕水平的“做大蛋糕”效应和推动共享富裕的“分好蛋糕”效应，但现阶段“做大蛋糕”效应更强。第二，户籍制度改革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要素流动机制有助于强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第三，在市场化程度高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更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基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显著促进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一是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二是加强数字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领域，增强数字产业核心竞争力。三是深化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对传统产业、传统模式进行全方位、全链条和系统性改造，拓展实体经济发展新空间。四是鼓励个人、企业和政府多方互联互通，共同助推数字化治理提质增效。（2）基于要素流动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中的调节作用，应为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作出顶层设计。一方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协调保障人口流动自由与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之间的关系，推动劳动力、人才跨区域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全面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精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为要素资源的高效自由流动创造条件。（3）基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下存在异质性的客观事实，应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市场制度规则制定，又要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阻碍，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参考文献：1杨珂,余卫.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J.统计专 题 研 究9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6期总第628期与决策,2023,(7).2李晓华.“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与政策建议J.人民论坛,2021,(1).3蔡延泽,龚新蜀,赵贤.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2,(15).4Hjort J,Poulsen J.The Arrival of Fast Internet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3).5蒋永穆,亢勇杰.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内在机理、风险研判与实践要求J.经济纵横,2022,(5).6赵培,郭俊华.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时代挑战、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经济问题探索,2022,(9).7熊子怡,张科,何宜庆.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的实证分析J.世界农业,2022,(10).8朱高立,肖金成,邹伟.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统计与决策,2022,(14).9文雁兵,张梦婷,俞峰.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J.经济研究,2022,57(1).10陈海鹏,彭思雨,沈倩岭.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3,(10).11刘刚,谢贵勇.交通基础设施、流通组织规模与农产品流通市场分割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3).12向云,陆倩,李芷萱.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证券市场导报,2022,(5).13牛丽娟.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J.统计与决策,2023,(10).14王军,朱杰,罗茜.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7).15盛斌,刘宇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2,(1).16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17王小鲁,樊刚,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责任编辑/张高琼）Digital Economy,Factor Flow and Common AffluenceJin Mei,Cai Yanze,Wang Ya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Xinjiang 832003,China)Abstract:The accelerated relea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momentum has made it a key support for promotingcommon affluence.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0,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common afflue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ctor flow mechanism.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below: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affluence.It has both the grow-the-pi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affluenceand the“equitable pie distribution”effect of promoting shared affluence,but the“grow the pie”effect is stronger at this stage.Factor flow mechanisms such as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can help strengthen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affluence.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areas with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high degree of factor market development,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prosperity is more obvious.Key words:digital economy;common affluence;factor flow;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专 题 研 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