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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85 人 神 互 动 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庞鸿志（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摘 要：由五代进入北宋后，李长者信仰受地方淫祀的影响而一度衰落。北宋后期，张商英重修方山昭化院后，李长者信仰得以恢复。张商英是推动李长者信仰发展的关键人物。张商英在野时，排除淫祀，重修寺院。受此影响，远离北宋都城开封的寿阳、盂县两地的李长者信仰也由衰落走向复兴；张商英入朝后，将李长者信仰带入朝堂，李长者获得宋徽宗赐号，得到朝廷的承认，被纳入官方信仰的范畴。李长者信仰在北宋晚期与官僚士大夫的互动中成为士大夫文化中的一部分。关键词：北宋；李长者信仰；张商英 李通玄，号长者，唐代佛教华严经学者，曾在太原府寿阳方山的土龛中隐居，研究华严经，著有华严经论 华严经会释论 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等。李长者本人不仅在生前获得了时人的尊重，而且去世之后逐渐被后人神格化并被供奉，成为山西寿阳、盂县地方性民间信仰。a 近年来，民间信仰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有关李长者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其生平及佛教思想，较少涉及李长者信仰。b侯慧明的佛教民间化的构筑、播散与沉淀对*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及其近代化转型研究”（20&ZD216）阶段性研究成果。a 1985 年乌丙安在其论著中国民俗学中提出了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十大区别，并于 1995 年在其新著中国民间信仰的绪言中强调了这十大区别。基于此，笔者将李长者信仰纳入民间信仰的范畴进行考察。参见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42245 页；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2 页。b 参见王乃积、郭华荣：关于李通玄的籍贯、著作、安葬处，五台山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3032 页；王乃积、郭华荣：照明序文是李通玄传记的第一手资料，五台山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5455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86 崇祀李通玄的历史考察a是一篇研究李长者民间信仰的学术论文。侯慧明在文章中按照时间脉络，对不同朝代崇祀李长者的行为及其发展进行了介绍。他认为李长者因撰写华严经论自成一系而备受佛教界推崇，其行迹逐渐被神格化。而崇祀李长者的行为在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由核心信仰群体、核心崇祀区域向外逐步地、多层次地扩展播散的特点。侯慧明在前人有关李长者生平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史料，将民间崇祀李长者的行为纳入佛教民间化的领域内，从唐末一直关注到清末。但受期刊论文篇幅所限，侯慧明的文章时代跨度大，很多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充分阐述，且侯慧明的文章仍是在佛教领域内的探讨，没有将佛教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基于以上前人成果，笔者从李长者受封一事出发，关注北宋时期李长者信仰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与张商英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以期揭示北宋官僚士大夫与民间信仰和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在山西寿阳、盂县两县交界的方山中的一个地方神灵李长者获得了朝廷的封赐，赐号“显教妙严长者”。一个远离都城开封的地方神灵突然获得朝廷的认可，这反映了北宋一朝士大夫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诸多面向。一、北宋前期李长者信仰状况 北宋初至神宗时期的一百余年间，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李长者信仰的直接记载。直至北宋后期，张商英在其决疑论后记和昭化寺李长者龛记b中写到了自己造访方山昭化院、瞻仰李长者像的经历。张商英于元祐三年（1088 年）九月造访寿阳方山，此时的方山满山荒草，前后数十里渺无人烟。昭化院早已破败不堪，只“有古破殿屋三间，长者堂三间，村僧一名丐食于县，未尝在山”c，这与唐天祐四年（907 年）神福山寺宏大的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d。一百多年间，方山昭化院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而当地人也不再崇祀李长者。当地主僧认为方山昭化院的破败与李长者信仰的衰落是“年谷常熟，而物不疵疠。此方之人，乃相与腥膻乎方山之鬼”e造成的。李长者信仰在当地的兴衰可能与李长者信仰的灵验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左右民间信仰发展的不是宗教势力的传教活动，也不是当权者的推崇，而是普罗大众对灵验的追求。方山乡民之所以会抛弃李长者而崇信“方山之鬼”，可能就是因为“方山之鬼”给他 a 侯慧明：佛教民间化的构筑、播散与沉淀对崇祀李通玄的历史考察，宗教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117122 页。b（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3 年，第 1049 页；（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96 页。另见金石续编卷 17。又见雍正山西通志卷 15金石苑；山右石刻丛编卷 17；宋代蜀文辑存卷 14。c（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7 页。d 唐天祐四年（907 年）僧灵彻及法弘师徒二人化缘于盂县、寿阳两地，募资重修因会昌灭佛而被毁坏的逝多林兰若，在此基础上新建神福山寺，规模宏大。参见（唐）王居仁：神福山寺灵迹记，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年，第 30 页。按，方山晋时得赐名福秀神山，故称神福山，宋政和二年赐名方山。e（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第 1049 页。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87 们带来了灵验的体验。乡民的灵验体验得不到满足，自然会抛弃李长者，方山昭化院的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这一百多年里，李长者就处于失势状态，自然崇祀活动减少，鲜有记载。但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方山也曾出现过华严经论的复兴活动，史载：方山昭化禅观政和尚姓罗氏，太原府平晋县古城北洞子镇人，通华严经论。熙宁五年，寿阳县父老于方山上西灵松岩下金刚泉侧以石累为龛，请师居龛讲华严经。一方士俗，蒙益趋善，共购置度牒，请师就本院抚僧落发出家。a 寿阳父老主动请政禅师为僧众讲解华严经，而政禅师通晓李长者所著华严经论，这应该算是一次与李长者有关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虽然并没有崇祀李长者的行为，只是讲经度僧，但还是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政禅师讲经的地方并不是方山昭化院，而是乡民用石材垒制的土龛。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政禅师为仿效当年李长者“造龛制论”而有意为之，还是方山昭化院破败不堪的无奈之举。这次讲经度僧活动后，政禅师并没有留在方山，而是游历他处，与李长者有关的活动在方山再次陷入沉寂。应该说，政禅师这次讲经度僧的活动能够在当地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是和当地崇信李长者的氛围分不开的，当地乡民虽然为了追求灵验体验而崇信“方山之鬼”，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李长者灵验的追求，这也为日后李长者信仰在当地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二、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的复兴 张商英一生崇信佛学，好与僧侣交游，参禅悟道，特别是在其仕途坎坷之时，探访古刹名寺，重修寺庙，读经立说。元祐三年（1088 年），张商英出任提点河东刑狱时就曾探访过方山昭化院并瞻仰李长者像。张商英至方山昭化院后，“于破竹经架中得长者修行决疑论四卷，十元（玄）六相论一卷，十二缘生论一卷，梵夹如新，从此遂顿悟华严宗旨”b，又见山寺破败，乡民崇信“方山之鬼”，决定以“古之使者”c的身份重修昭化院。张商英重修方山昭化院，并不是单纯地重新建寺立庙，恢复李长者信仰，而是排除其他一切山鬼淫祀，独尊李长者。决疑论后记载：“毁淫祀，或多至数千所，即移县废鬼祠，置长者像，为民祈福。”d数千所淫祀鬼祠的存在反映出这一时期方山乡民复杂的信仰状况。这些淫祀鬼祠的存在不仅使这一地区的民间信仰日趋巫术化与低俗化，而且与李长者信仰争夺信众与香火。要恢复乡民对李长者的供奉，就必须罢黜其他山鬼淫祀。于是，张商 a（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作者宗悟在政和年间（11111117 年）为方山昭化禅院持戒僧。b（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7 页。c（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第 1048 页。d（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第 1048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88 英决定重修昭化院，史载：十月七日治地基。八日白圆光现于山南，于是父老叩头悲泪曰：“不知长者之福吾土也。”请并院新之。施心云起，不唱而和。a 修建地基之后，又有异象出现在山南。乡民认为这是李长者在显灵，这就是信众所期盼的灵验。异象的出现更加激发了乡民的热情，他们此时意识到李长者是真正福佑此地的地方神灵，自觉地施舍以供重修昭化院。b“邑人以予（张商英）知其长者也，相与劝勉，择集贤岭下改建今昭化院。”c重修昭化院是张商英推动的，但如果没有乡民的信仰氛围也孤掌难鸣。通过重修昭化院，罢黜了淫祀鬼祠，树立了李长者方山地区地方神灵的形象，并获得了乡民的认可，为李长者信仰在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张商英主持重修昭化院，有学者认为这是张商英护法活动的具体表现d，但笔者认为其观点未免偏颇。张商英确实著有护法论，驳斥过韩愈与欧阳修等人攻击佛教的观点，也著书立说、兴建寺庙、维护佛法，但北宋时期方山昭化院的衰落并不是反佛运动的结果，而是乡民自然选择的结果。且李长者并不是传统佛教中的神祇，当地乡民把他当作地方神供奉也并不是受华严经及其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是李长者福佑一方，为乡民带来了甘霖等灵验的体验，这与南唐烈祖在南唐境内颁布华严经并造李长者像有着本质的不同。e张商英重修方山昭化院是受到了李长者论著精神的感召，而乡民的重修行为则是出于对灵验的追求及希望神灵庇佑的心理作用。张商英与乡民的心理作用相互配合，才使方山昭化院得以重修，李长者信仰在此地得以复兴。另据宋人何薳春渚纪闻记载：“张无尽丞相（张商英）为河东大漕日，于上党访得李长者故（古）坟，为加修治，且发土以验之，掘地数尺，得一大盘石，石面平莹，无它铭款，独镌天觉二字。故人传无尽为长者后身。”f张商英字天觉，与李长者墓中发掘的大石头上的刻字相同，这是一种巧合，而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种天意。故时人认为李长者是张商英的前身，张商英是李长者的后世。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10771145 年）与张商英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应该说李长者是张商英的前身这样的传说在张商英生前就已经开始流传。张商英一生主持修建过很多寺庙，而只在方山昭化院产生了这样的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这种“前身后世”的传说在民间信仰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张商英 a（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第 1048 页。b（宋）张商英：决疑论后记，大藏经第 36 册，经疏部 4，第 1048 页。c（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6 页。d 四川大学的罗凌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2006 年）中认为重修方山昭化院是张商英护法活动的具体表现。华中师范大学的程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北宋张商英护法研究（2011 年）中也基本持此观点。e 南唐烈祖李昪在南唐境内推广李长者所著华严论并造像崇拜李长者，依靠僧人，依托经典著作，走的是上层路线。“（南唐）烈祖召豫章龙兴寺僧智玄译其旁行之书，又命文房书华严论四十部，奁帙副焉，并图写制论李长者像班之境内，此事佛之权舆也。”参见（宋）陆游：南唐书卷 18浮屠传，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 9 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5604 页。f（宋）何薳撰，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卷 1张无尽前身，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 页。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89 重修方山昭化院的行为在当地乡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李长者信仰的发展。张商英此后经历了三十年的宦途风云，而在这三十年中方山昭化院也得以兴盛。政和八年（1118 年）a十月，方山僧宗悟发现长者龛请张商英题记，宗悟在信中写道：方山非昔日方山也，松柏林木，高大盛茂，不植而生，皆应古记。又于长者造论处发见龛台，以砖石甃砌，前建轩阁，古迹历然。僧徒粥飰（饭），不求于外，游人庶士，不绝于道。b 这时的方山昭化院已与三十年前张商英去时“至则荒茅蔽岭，数十里前后无人烟，有古破殿屋三间，长者堂三间，村僧一名丐食于县，未尝在山”c的破败萧条景象大不相同，此时的昭化院俨然成为一方的大寺。政和八年张商英位居观文殿大学士，宗悟因张商英为方山昭化院“开基”，所以希望张商英能为长者龛题字“以为法门之光”，就是想再次利用张商英的影响来提高昭化院的地位。张商英也欣然接受，并写下了方山寺手札。d在张商英题记之后，朝请大夫、直秘阁、权发遣河东路计度转运使公事、赐紫金鱼袋陈知质篆额，迪功郎、前房州司户曹事圆顿居士高淳并妌志居士范圆焞施石，并由寿阳知县田孝孙立石。张商英不仅促进了方山南麓寿阳境内昭化院的发展，也使方山北麓盂县境内兰若院有所发展，昭化院与兰若院的修建共同促进了方山地区李长者信仰的全面复兴。据民国十三年（1924 年）盂县县长王堉昌盂县金石志略记载，宋代盂县有兰若院供奉李长者。盂县金石志略“宋兰若院记”条目下有元祐四年（1089 年）的两通碑记：宗裕创修李长者圣水石洞刻记与宗裕新修李长者圣水石洞e，宗裕新修李长者圣水石洞有张商英的衔名。据王堉昌分析，张商英出任提点河东刑狱时曾到方山并倡修昭化院，而兰若院所在位置距方山不远，兰若院或是昭化院的下院，抑或是张商英也曾到盂县倡修兰若院。王堉昌于 1924 年将这些碑刻保存到当时的盂县图书馆。可惜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盂县，将这些珍贵的石刻材料劫掠一空，多数运送至日本f，其后不知所终，因此我们今天无法看到这些碑刻的具体内容。但根据王堉昌记载的内容推测，宋代盂县兰若院有李长者圣水石洞，并于元祐四年（1089 年）得到了重修，而这次重修很有可能与张商英有关。另外，创修兰若院李长者圣水石洞的宗裕按行辈论，很可能同方山昭化院的宗悟、宗胜一道同为政禅师的徒弟。后经发展，盂县兰若院的规模也 a 宋史卷 21徽宗本纪载：“（重和元年）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大赦天下。”按，这一年十一月己酉改元为重和，所以后世史书中政和八年与重和元年并存。b（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7 页。c（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6197 页。d 参见（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 17，石刻史料新编第 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 年，第 3385 页。“石高尺五寸，广二尺七寸。十行，行字不等，草书。在山西寿阳县方山。”e 王堉昌：盂县金石志略卷 2石类，国家图书馆馆藏第 16 页 b。f 参见李忠红：仇犹山水记，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 81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90 逐渐扩大，盂县金石志略中“宋兰若院常住地土碑记”a条目下写明土地碑记内容为宣和四年（1122 年）土地四至及亩数，应该说至此时盂县兰若院有了规模可观的供养土地，而可观的供养土地也反映出寺院信众的规模和旺盛的香火。可以说，正是张商英的到来才使方山地区寿阳、盂县两地的李长者信仰得以复兴。张商英由顿悟华严宗宗旨推及主持重修寿阳昭化院和盂县兰若院，并利用自身影响力复兴方山李长者信仰，前后持续三十余年之久，足见李长者对张商英的影响之深。而李长者信仰也在张商英的努力下得到了复兴，并吸引了更多的官僚士大夫到方山拜谒李长者旧迹。三、北宋晚期政局与李长者信仰（一）北宋晚期官僚士大夫与李长者信仰的互动 张商英于元祐三年（1088 年）重修昭化院和兰若院后，李长者信仰在方山得以复兴。李长者信仰复兴的元祐时期，是北宋末年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新旧两党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党成员被贬出政治中心，如同流放。曾经踌躇满志的新党成员苦于政治主张得不到伸张，只能寄情于山水，以此达到在宗教的氛围中内心的平静。张商英到访方山是如此，曾布游方山也是如此。元祐初年司马光当政后，谕令增捐役法，曾布并不赞同，他认为：“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b后被贬出中央，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元祐四年（1089 年）六月十九日，曾布在由太原府转任常山的路上，途经寿阳，率僚佐送别者共六人c至方山拜谒李长者像。在方山，这七人见到了神异的光彩。从方山下来后的十二日，前军器监主簿、北湖居士吴则礼作神福山李长者像序，记录了这次拜谒活动。吴则礼在序言中，对七人见到的神异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一些官僚士大夫对于民间信仰的认知。至于常以大明真智破昏觉愚，凡有纪于释氏之书，而读之使人初则悸惧疑骇，终则忻悦敬慕，愿一见焉而不可得者，其伟质异状，亦往往出乎目前。岂以谓沦败之俗颠倒迷谬，欲启悟而拯接之乎？不然，何其骇动人之视听如此也！且天地、日月、星辰及夫山川、草木、龙蛇、鸟兽，九窍百骸，小之一毛，大之八极，茍具夫貌像声色者，无物而非幻，则其光气质相，所以彰示万物而无穷，奚复不然?虽然，圣人之化天下，其运用纵横出入，初疑不与道合，而卒归于正者，意在于诱导戒 a 王堉昌：盂县金石志略卷 2石类，第 16 页 b。b 宋史卷 471曾布传，第 13715 页。c 这六人分别是：河东经略司准备差使潘璟、通判太原府事张损、签书河东节度判官厅公事钱景山、主管河东经略司机宜文字邵壎、经略司干当公事李毅、编排经略司文字李乘。参见（宋）吴则礼：北湖集卷 5神福山李长者像序，四库全书本，第 3 页 b；曾布题名石碣石，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39 页。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91 惧，以警发万物故也。噫，吾闻佛法以治心修性、脱尘垢、跨生灭、超转徙为本，傥不知此，而独曰得见其光气质相斯足矣，彼没世穷年，同为迷妄之士，可不大哀乎！a 神异的光彩、灵验的现象在吴则礼看来是“彰示万物而无穷”，天地万物“无物而非幻”，圣人之道在于“诱导戒惧，以警发万物”。吴则礼认为佛法在于悟道，而不在于追求幻象，追求幻象会使人迷惘。但普通大众追求的只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他们最质朴的愿望，而李长者信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他们供奉李长者的原因。李长者信仰带给这些官僚士大夫更多的则是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在北宋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些官僚士大夫前途莫测。宦海沉浮中的他们需要借助某种信仰来排解。北宋后期士大夫禅悦之风盛行，很多官僚与僧侣交游，参禅悟道，这些体现在北宋文化的诸多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官僚士大夫自称“居士”，如旧党苏轼就自称“东坡居士”，张商英自称“无尽居士”等，都是官僚士大夫参佛的表现。继曾布等七人后，绍圣二年（1095 年）又有洛阳杨谟、提举河东路常平等事郭时亮等人相继造访方山、拜谒李长者像b，方山李长者在官僚士大夫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二）李长者受封与张、蔡的关系 随着李长者信仰的复兴，方山昭化院的影响力也逐步提升。曾于熙宁五年（1072年）在方山讲经度僧的政禅师被“县郭三社与山前六村善友”c请回昭化院出任住持，“至绍圣中开垦山田，建下庄院一所，岁收荞粟千斛。净侣云集，鸣鱼击鼓，无待于外”d。崇宁二年（1103 年）朝廷赐号李长者为“显教妙严长者”，并允许方山昭化院每逢圣节向朝廷进奉功德疏，方山昭化院及李长者由此获得了北宋中央政府的认可。“显教”是显明的教法，这里的“显教”更加贴近民间信仰的特点。李长者作为一位佛教学者，被朝廷赐予“显教妙严长者”这样的封号，而不同于其他同时获封的高僧“大师”“大士”这样明显具有佛教意涵的名号，显然朝廷有着不同的考量。李长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佛教僧侣，这一点朝廷应该是明了的，所以封号中继承了大家约定俗成的“长者”名号。“显教”与“长者”体现了北宋朝廷对李长者信仰的一种认知。而“圣节”多指皇帝的生日e，朝廷允准方山昭化院每逢皇帝生日这一天向朝廷进奉功德疏，这也是难得的殊荣。a（宋）吴则礼：北湖集卷 5神福山李长者像序，第 3 页 a第 3 页 b。b（宋）杨谟：杨谟题李长者旧居石碣，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42 页；（宋）郭时亮：郭时亮石碣，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43 页。c（宋）郭瑗：政禅师行迹碑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1 册，第 109 页。d（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e 参见（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 14圣节条，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年，第 649652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92 史载：“敕下之日，山前布金色银色世界，种种化现，远近人心，益坚信向，与五台等矣。”a传说方山李长者信仰每遇大事件便有灵异显现，此时的灵异同张商英重修昭化院时的灵异是一样的，张商英重修昭化院使李长者信仰得以复兴，朝廷赐号使李长者信仰被国家认可。灵异一次一次地显现，强化着信众的认知，朝廷的封赐使信众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也使方山成为能够与五台山比肩的信仰圣地。短短几十年间李长者信仰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个体零散的崇奉逐渐演变成国家认可的地方民间信仰。李长者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央执政者的视野并获得封赐，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北宋后期的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徽宗初年新党内部的活动。徽宗即位初，向太后主政，贬黜章惇，任用旧党韩忠彦为相，旧党势力一度获得恢复。但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正月，向太后病逝，徽宗亲政。徽宗亲政后，起用新党官员。崇宁元年（1102 年），曾布与韩忠彦不和，曾布为提升自身力量向徽宗举荐了同为新党的蔡京。蔡京的入朝掀起了徽宗初年的党争，也影响着整个北宋末年的政局。崇宁元年秋七月，蔡京拜相，张商英受命草拟蔡京授尚书右仆射制，“制词极其褒美，翰林学士张商英所草也”b。八月丁巳，蔡京向徽宗推荐张商英，称其“才猷敏劭（邵），练达世务，欲乞差充详定官”c。己卯下诏“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尚书右丞”d。从时间上看，张商英的升迁与蔡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因张商英为蔡京草拟“褒美”的制文而得到蔡京的青睐，宋史张商英传也记载道：“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寻拜尚书右丞，转左丞。”e但徽宗任用张商英并不完全是因为蔡京，早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秋七月壬戌，徽宗就曾拟任用张商英，“帝谓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进。又问：张商英亦可使否？”f，但为曾布所阻挠g。张商英此次被提任并不只是因为一篇制文，蔡京拜相立足未稳，需要有新党内部的重臣为其保驾护航，排斥异己，而徽宗也对张商英青睐有加，这使张商英得以入朝。张商英入朝前曾遭到曾布的反对。崇宁元年（1102 年）五月，曾布进言张商英曾依附章惇：“张商英亦章惇门下士，王沩之乃其婿。议论之际，多与章惇为地。故商英力称引范致虚及吴材，乃其志趣同耳。”h六月，曾布又弹劾张商英结交小人，弹劾奏疏中说：“此等小人皆不快于臣，以至张商英亦章惇门下士。”i但接连遭到曾布诋毁的张商英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闰六月壬戌，“以刑部侍郎张商英为翰林学士”j。张商英的升任稳固了蔡京的地位，而蔡京势力的坐大直接导致韩忠彦、曾布的下台。崇宁元年九月，徽宗 a（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b（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 9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4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740 页。c（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 2 册卷 20，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703 页。d 宋史卷 19徽宗本纪，第 365 页。e 宋史卷 351张商英传，第 11096 页。f（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 9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43 册，第 728 页。g 参见（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 2 册卷 17，第 639 页。h（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 9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43 册，第 736 页。i（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 2 册卷 19，第 685 页。j（清）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年，第 3969 页。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93 降韩忠彦、曾布官。崇宁二年（1103 年）春正月，蔡京升任尚书左仆射。四月，张商英由尚书右丞迁尚书左丞，等同副相。在张商英快速升迁的同时，李长者信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崇宁元年七月，张商英作唐李长者行迹。a七月十五日，方山昭化院僧宗胜立“李长者像碑”，碑两截刻，上摹李长者像，口吐白光二道，后有一虎；下记行迹，不题撰书人名氏。b由张商英的唐李长者行迹与“李长者像碑”下部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可以推断文字为张商英所留。而七月戊子，蔡京拜相，张商英受命草制，方山“李长者像碑”为七月十五日（戊戌）所立，前后相差十天，碑文应为蔡京拜相前后所写，此时正值新党内部蔡京与曾布斗争胶着之际。崇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己巳）下敕“李长者，赐号显教妙严长者”c，宋史徽宗本纪载：“夏四月戊寅张商英为尚书左丞。”d李长者虽然作为佛教华严宗的传承者，随着著作的流传影响力远播四方，但作为地方神灵，其知名度有限，而方山昭化院更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寺庙。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李长者信仰在地方上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就是祈雨活动，而出席的官员最高也是寿阳知县。e一个县域内的民间信仰一跃得到朝廷的敕封，这背后的推动者应该是张商英。虽说曾布等人曾到访过方山，并拜谒过李长者像。但此时朝廷中深知方山李长者并亲自到访过方山、重修昭化院的只有张商英。随着仕途的升迁，张商英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将一个地方信仰通过朝廷封赐的方式加以推崇，并借助国家意志得到确认。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崇宁元年（1102 年）七月方山僧宗胜所立“李长者像碑”的碑额题为“华严论主显教妙严长者”，而此时朝廷还没有给李长者赐号，在此之前李长者也从没有过这样的名号，就此推断“显教妙严长者”之名应为张商英所拟，而后将这一名号上报朝廷。因此，笔者认为张商英升任尚书左丞在前，而朝廷赐号李长者在后。且“崇宁二年，张公来观文在中堂，奏请敕题，并逐年拨放童行一名”f，李长者信仰至此得到了北宋朝廷的尊崇，并有了制度化的发展。八月戊申，张商英在朝与蔡京议政不合，罢尚书左丞，谪知亳州。就在此后一天的八月三日（己酉）礼部才符准赐号敕封方山昭化院的方山昭化禅院牒，张商英的贬官并没有影响方山昭化禅院牒的签押，方山昭化禅院牒于九月初三日贴文施行。短短一年的时间，张商英就与蔡京决裂，并“数诋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御史以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覆。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g。蔡京将张商英列入元祐党籍是因为其与蔡京意见不合，元祐党籍完全成 a 文尾题记曰：“时大宋崇宁元年七月宗胜立。”参见清雍正山西通志卷 227。b（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 16李长者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8 页 a第 19 页 b。c 方山昭化禅院牒，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53 页。d 宋史卷 19徽宗本纪，第 367 页。e 自元祐三年（1088 年）张商英重修昭化院，供奉李长者开始，有关李长者信仰祈雨的活动也恢复起来。元符三年（1100 年）夏，寿阳县大旱。通直郎、知太原府寿阳县事郭瑗和三班奉职、监太原府寿阳县盐酒税李发率领僧侣、乡民二百余人在长者院祈雨。参见（宋）郭瑗：祈雨碑，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45 页。f（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g 宋史卷 351张商英传，第 11096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94 为蔡京排斥异己的工具。张商英入朝也可以看作是蔡京利用其与曾布等人的矛盾剪除异己的行为。笔者推测张商英说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或许也与宋徽宗崇道排佛有关。蔡京为迎合宋徽宗崇道，排斥佛教；而张商英崇信佛教，护卫佛法。而此时蔡京利用张商英排斥曾布等人的目的业已达到，张商英与蔡京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张商英被贬。张商英在寿阳、盂县复兴李长者信仰，随着他的逐步升迁，李长者信仰也在新党内部扩散影响，且朝廷下敕在四月，而张商英被贬在八月，两者并没有影响。新党成员的支持与张商英的推动使张商英的贬斥并没有影响到朝廷封赐李长者。李长者信仰及方山昭化院进入朝廷的视野后也有了发展，除了朝廷每年拨放的童行，寺院规模也逐渐扩大。寺院不断受到中央执政者的青睐，“又蒙蔡公元度枢密亲书长者祠堂牌额，师悉亲”a。蔡元度即蔡京之弟蔡卞，也是新党中的骨干力量。蔡卞以知枢密院事的身份为李长者祠亲题匾额，应该也是受到了张商英的影响。方山昭化院后又“于大观三年铸洪钟一口，重一万斤，其声响彻两县。度门人弟子有宗悟等一十六人，并、汾之间，士庶无论贫富大小，悉心化而诚服”b。至政和八年（1118 年）十月，也就是张商英重修昭化院三十年后，昭化院已经出现了“松柏林木，高大盛茂，不植而生，皆应古记。又于长者造论处发见龛台，以砖石甃砌，前建轩阁，古迹历然。僧徒粥飰（饭），不求于外，游人庶士，不绝于道”c的景象，成为一方大寺。朝廷的尊崇使李长者信仰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个地方神灵的影响范围由寿阳、盂县两地扩展到山西中部地区。李长者受到北宋朝廷的封敕是李长者信仰同官僚政治互动的结果。在北宋晚期党同伐异的党争中官员频繁升降，李长者信仰受到了关注并最终走上朝堂。若没有张商英和曾布的被贬，他们也不会到方山去寻古探古，更不会有张商英重修昭化院和兰若院的行为；若不是张商英与蔡京交好而一跃成为副相，也不会将地方神灵李长者带入朝堂。在北宋后期的官僚士大夫特别是新党成员的推动下，李长者信仰最终获得了朝廷的认可，这是李长者信仰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有了朝廷的认可，李长者信仰就不再是所谓的“淫祀”，而成了国家认可的民间信仰，更有利于吸引信众，对李长者信仰自身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长者信仰在北宋后期产生了崇祀张商英的衍生信仰，而这种衍生信仰更是士大夫与李长者信仰互动的体现。山右石刻丛编有金大定三年（1163 年）祁县人王雷的谒无尽居士祠堂诗碣。d大定三年距离张商英初次到访方山、重修昭化院和兰若院的元祐三年（1088 年）才过去了七十五年。在这七十五年中王朝更迭，但方山李长者信仰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进一步发展衍生出了对张商英（无尽居士）的崇祀，这就如同唐代方山百姓崇祀李长者一样。张商英凭借一己之力复兴了方山李长者信仰，这样的功德被后 a（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b（宋）宗悟：宋方山昭化禅院政禅师行状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45 册，第 100 页。c（宋）张商英：昭化寺李长者龛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02 册，第 197 页。d（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 20谒无尽居士祠堂诗碣，第 22 页 ab。人神互动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295 世感念，得到了立祠供奉。此时的李长者信仰并不因王朝的更迭而衰微，这与由唐入宋时的李长者信仰不同，这样的不同在于李长者信仰本身的壮大和北宋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无尽居士祠堂的出现就是北宋官僚士大夫与李长者信仰良性互动的最好体现。四、余 论 李长者信仰就是寿阳、盂县两县交界之处的一种小信仰，而如此之小的信仰被朝廷封赐反映的却是一系列的大问题。北宋一朝曾多次以朝廷敕令的方式赐封号给各地的地方神灵。这些神灵都不是传统佛、道中的神灵，多是类似李长者这种由信众塑造的神灵。李长者受封正是在宋徽宗大肆崇神的背景下发生的，仅同李长者信仰同时受封的就有四位地方神灵，分布于婺州、洛阳和汀州等地。a李长者受封一事反映出的是北宋政治文化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党争使官员升降频繁，特别是中央高层官员，“今日为相，明日外放”成为政治常态。官员的外放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基层的百姓生活。加之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为贫寒子弟的崛起提供了可能。“寒俊”官员本身更了解普罗大众的所思所想。贫寒的出身和地方为官的经历，拉近了这些为官做宰之人与平民生活的距离，也将北宋地方社会平民文化引入了政治文化之中。“寒俊”官员不仅是政治的主体，也是社会文化的主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商英重修昭化院及兰若院后，李长者信仰得以复兴，并成为当地的信仰中心。元符三年（1100 年）夏，寿阳县大旱，寿阳知县郭瑗曾在此主持祈雨活动，只一场祈雨活动就有“比丘僧一十七人及六村三社邑众等二百余人”b参加，可见其信仰规模。正是由于李长者信仰本身的规模与发展，才引起了除张商英以外更多官员的注意，成为他们政治失意后的排解与寄托。地方信仰既是他们政治失意时的心灵寄托，也是他们治理地方时可利用的工具。在这些信仰背后往往有规模不等的信众和或大或小的信仰范围。地方神灵往往是一方百姓的心灵乃至生活的寄托。地方信仰蓬勃发展是地方势力发展的一个缩影。信众、香火、寺产是一个地方信仰是否兴盛的重要指标。朝廷通过赐封号的方式使这些地方信仰成为国家承认的官方信仰，避免使其沦为“山鬼淫祀”而被其他势力所利用，更从一个侧面控制着地方社会。北宋地方控制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从表面上看，宋代地方人神信仰似乎比前代更多，但其背后却反映的是宋代社会的平民化与世俗化，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李长者信仰流布的地区是两县交界的山区，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商业重地，历来是社会治理难以深入的地区。而就是此处如此之小的一个民间地方神灵都被朝廷所封赐，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反映的也确是 a 参见方山昭化禅院牒，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53 页。“摩腾，赐号启道圆通大法师；法兰，赐号开教总持大法师；傅大士，赐号等空绍觉大士；李长者，赐号显教妙严长者；定应大师，赐号定光圆应大师。其婺州双林寺，并太原府寿阳县方山昭化禅院、西京白马寺、汀州武平县南安岩均庆禅院，令后每遇圣节，各许进奉功德疏。内，双林寺回赐度牒二道，余三处各一道。奉敕如右，牒到奉行。”b（宋）郭瑗：祈雨碑，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第 45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296 宋代社会治理不断地走向深入、走向细致。宋代社会治理不仅在横向上扩大了范围，而且在纵向上从硬性的律例制度走向了柔性的精神世界。社会生活的平民化与世俗化使民间信仰有了发展的基础，信仰方式更加简单，信众更加广泛。而社会治理方式顺应了这一趋势，显得更加柔性、更加多样。通过赐封号的方式推崇地方信仰，可以吸引更多的信众，从而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力。而每年“进奉功德疏”，一方面是维持地方信仰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中央了解地方的一种方式，是中央与地方社会一种重要的互动形式。作者简介：庞鸿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史、区域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