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文化视域中的欧阳修.pdf

宋韵长廊66品位在宋韵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欧阳修是承先启后、至为关键的人物。之所以给他这样的历史定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宋韵文化缔造的诸多文化名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受到过他的奖掖与提携。比如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三苏”父子就都承恩受惠于他：科考失利的苏洵幸赖他的推荐，才得以名噪一时；苏轼、苏辙则在欧阳修“知贡举”时同科及第，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不仅如此，名高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六家，即欧阳修、“三苏”父子及曾巩、王安石，而曾巩恰好是欧阳修的受业弟子，王安石也一生铭记欧阳修的知遇拔擢之恩。这也就是说，宋代的散文大家无不为其道德文章所沾溉。惟其如此，他是实至名归的北宋文坛盟主。此外，他还是艺术修养深厚、生活趣尚雅致的一代文化宗师，非但工于诗词文赋，而且通晓琴棋书画。他自号“六一居士”，其命名由来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这也是足以碾压前人、启沃后人的。将欧阳修置于宋韵文化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其地位之所以格外引人瞩目，更因为宋韵文化的所有精神特质都在他身上得到集中映现，可以说，他就是宋韵文化的一个活生生的载体。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是深沉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儒家的经典教条给宋韵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立国形势及走向而言，可以说宋朝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与忧患不离不弃、一生牵手。这种忧患意识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在宋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不甘沉沦、志在振兴的作家，感愤于文恬武嬉的现实，旗帜鲜明地指斥“逸乐”而倡言“忧劳”，试图把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传导与贯注到读者的血脉中去。而最早把“忧劳”“逸豫”与国家兴亡相联系的就是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折射出以作者为代表的有志兼有识的士大夫阶层无所不在、无时不存的忧患心理。宋韵文化的另一精神特质是经世致用、名垂青史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历史使命感常常是与捍卫真理、守望理想的殉道精神相伴而行的。为了达成拯危济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他们往往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毅然实施改革弊政或刷新朝政的宏图大业，不惜因此而遭致误解、诽谤、攻讦、贬谪。欧阳修正是其中垂范后人的毅行者：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力推“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仵怒了保守自私的宰相吕夷简，遭致“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诽谤而被贬出京。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明辨是非，反倒落井下石，对范仲淹百般诋毁。欧阳修拍案而起，不顾个人安危，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方面为范仲淹伸张正义，另一方面痛斥高若讷的厚颜无耻：“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也是宋文/肖瑞峰 Xi o Ruifeng宋韵文化视域中的欧阳修泥人张彩塑欧阳修67韵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而欧阳修亦堪称兼容并包的楷模。他主持进士考试时，读到苏轼的应试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称赏，但其中引用的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 杀之 三，尧曰 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以欧阳修之渊博，亦不明其出处。当他以座主身份屈尊向苏轼讨教时，苏轼竟然答以“何须出处”。欧阳修并没有因这位才思不羁的门生杜撰典故而羞恼，反倒愈发佩服他的机敏应变能力，而更加坚定了拔擢他的决心。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坦白：“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这既显示了提携与奖掖后进的长者风范，也体现了一种不求全责备的多元包容态度。当然，宋韵文化最显著的精神特质还是厚植于心田的家国情怀和民本观念。而这也充溢在欧阳修的诗词文赋中。且看他的 边户 一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僮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作者意在通过描写边户生活的前后变化来反映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揭露宋王朝一贯奉行的苟且偷安政策的弊端。诗的前八句以历史的广角镜进行纵向追踪，摄下边户既定生活轨迹。“边户”指与契丹交界处宋境内的居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边地，随时都面临着被异域的统治者侵犯和掠夺的危险，却一无畏惧，怀着极度的轻蔑将凶悍的“虏骑”视若无物。不期而遇之际，凶悍的虏骑并不能稍占上风。尽管边民们必须为此而付出血的代价，却捍卫了自己乃至整个民族的尊严。诚然，这种生活是惊心动魄、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但同时它也是扬眉吐气、充溢着豪情壮志的。边民们早已安之若素，既无哀叹，也无怨尤。这是不难从诗人别具深意的描写中体会到的。然而，随着“澶渊之盟”的订立，这种世代相袭的心理平衡却终于被打破。如果说诗的前八句主要展示边户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侧重于历史的回顾，那么，诗的后八句则主要描写边户现有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痛苦，侧重于现实的审视当诗人深沉的目光由历史掠回到现实时，他表现出怎样难以直陈的忧愤啊!“自从”四句以婉言寄讽的笔法，点出宋王朝的屈辱求和政策所造成的边民生活的变化尽管暂时弭除了战祸，却走向了更为深重的灾难。“南北结欢娱”的假象终究掩盖不了“两地供赋租”的严酷现实，边民从此要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这就暗示我们，和议的结果不但没能使边民得到应有的保护，相反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剥夺了他们的利益。昔日弯弓跃马，屡经血与火的洗礼，纵然伤残，不失光荣；今日输租纳税，欧阳修 灼艾帖宋韵文化视域中的欧阳修宋韵长廊68品位饱受灵与肉的折磨，即便全身，未免耻辱。这意味着“澶渊之盟”带给边民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失。“将吏”四句将昏君佞臣直接牵引出场，用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进一步对其加以嘲讽，使其只图苟且偷安、不恤国计民生的丑恶本质轩露无遗。所谓“戒生事”，实际上是胆小怕事，处处退让，拱手将边民应得的权益奉献给异族，以保住一己的高官厚禄。而所谓“为远图”，更是一种大言欺人的幌子他们以深谋远虑自我标榜，却置边民的切身利益于不顾，因循苟且，唯和是求。“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边民们之所以“不敢界河渔”，并非惧怕异族的杀戮，而是慑于朝廷的戒令。这岂不是说明朝廷的戒令，较之异族的杀戮，使边民受害更深。毫无疑问，此诗着力开掘的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题，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家国情怀和民本观念。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主要有赖于描写对象的典型性和描写方式的客观性。“澶渊之盟”给宋代社会带来的弊病是多方面的；同样，反映这些弊病，也可以择取多种描写对象。独具慧眼的诗人选定了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深受和约之害的边民。为了使这一描写对象具有更深的意蕴，诗人除了以典型化的手法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勇武精神作适当的艺术夸张外，还将他们前后的不同遭遇加以鲜明的对比，生动地揭示出其精神世界的裂变，从而使读者“尝一脔而知鼎味”，由边民的现实处境推想到北宋各阶层人民所共同承载的不幸，进而推想到整个国家、民族所面临的“积贫积弱”的危机。在具体描写时，诗人则有意与描写对象拉开一段距离，始终保持一个客观描写者的立场，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让所描写的客观事实本身充分释放出其固有的揭露和批判力量。但这种客观，当然是寓有主观的客观。诗人并没有真的超然事外，而仅仅想给人超然事外的印象。因而，透视作品的深层结构，我们不难触摸到诗人主观感情的潜流。较之表层的浪花，这种深层的潜流显得更有力度。而这也正是宋韵文化的叙事特征之一。作者简介：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特级专家。欧阳修 集古录局部欧阳修诗词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