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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期特稿如何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发来重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蓝江摘 要：当代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进入到一个转折期，即我们需要按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横向研究来重新建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改革开放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人物研究、流派研究、国别研究、主题研究，但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这些研究仍然是一种以历史脉络为线索的纵向谱系研究。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横向维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维度上的横向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纵向研究；横向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围绕着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引介和分析，也有学者立足国别研究，从不同的地缘背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研究、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有一些之前不受关注的主题，也被提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议程上来，如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拉美马克思主义研究、阿拉伯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面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不同的理论背景。2022 年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收稿日期：2023-07-11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研究”（23ZXZA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总第 144 期5本期特稿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1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要求，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这对于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来说，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决定着我们不仅仅需要在原先的翻译和引介的基础上来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和思想，也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来重新把握外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需求，重新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进入一个转折期，即需要从单纯译介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思想、体系，转向用中国话语体系来重新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向全世界展现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来架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蓝图。在纵轴上，体现为对不同人物、流派、国别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引介和分析,这是过去三四十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做的工作；但我们还需要为这一研究加上一个横轴，即创造出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主概念、理论和学说，以这些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反思和运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让其在中国的大地上熠熠生辉。一、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初期发展在最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期中，主要开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如徐崇温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资本主义社会比马克思主义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研究的情况已经不同，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过去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空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生活和战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时随地研究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积累了大量材料,形成了一系列观点。”2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一方面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与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风云变化的局势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剖析了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给出了新的解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部分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同时，也从实践上对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从而为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藩篱，走向未来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新的解答。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从启蒙神话和工具理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下“启蒙理性”对主体性的奴役给出了十分深刻的剖析，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每个个体的社会劳动都是以自我原则为中介的，对一部分人而言，劳动所带来的是丰厚的剩余价值，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劳动则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投入。但是自我持存的过程越是受到资产阶级分工的影响，它越是迫使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启蒙思想再一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认识的超验主体作为对主体性自身的回忆，最终似乎也被摈弃了，并被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那种更加平稳的运转所代替。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3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作为自由个体的解放的启蒙理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2023 年第 4 期6本期特稿了二战之后在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消失，而超越这种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则需要走出启蒙神话的窠臼，重建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自觉。在研究和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些思想家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批判，还是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文化霸权批判，以及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艺术灵韵消失的分析，以及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产生单向度的奴役人的倾向，都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理论震撼。实际上这些思想家针对的都是资本主义在进入到金融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对隐含于其中的不平等、异化、不公正、非理性等现象的批判，他们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构一个更为公正、更富有人性的社会体制。例如，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柯亨在剖析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分配正义基础上，对当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提出了挑战。他坚持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平等维度来重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任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尝试都与已确立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私性相冲突。在政治上严肃的人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阻碍。但是，他们没有理由去蔑视社会主义理想本身。”4在这个意义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从理论的角度给予资本主义以深入的批判，而且他们也从现实的角度，谈到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工具理性、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缺陷，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有效的方案。这些方案，尽管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考和实践，为我们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富足、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借鉴。由此可见，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引介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一方面，在理论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角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从而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理解其带来的诸多消极和负面效应。这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以独立自主的态度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避免滑向全盘西化的方向。在这个方面，徐崇温、杜章智、陈学明、俞吾金、李青宜、欧力同、李忠尚、张守正、张异宾、段忠桥等学者，向我们翻译和介绍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逐渐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梅洛-庞蒂、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等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些著作的引入，的确极大丰富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让我们重新关注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不过，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引介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注重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忽视了其他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尽管人们可以对萨特、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思想有所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思想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这些著作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问题；他们又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时期的状况给予的批判；这些批判的问题，是否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了解决。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为点状的个别介绍，有不少深入的人物和思想的涉猎，但尚未构成有效的整体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系。总第 144 期7本期特稿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向研究范式及其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加快，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快速发展，更多流派和学者著作被引介过来，更多青年学者参与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其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个别人物的点，扩展到线索、国别、流派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再限于介绍个人的核心概念、主要著作和思想体系，而是从不同的流派和国家角度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从最富有影响力的法兰克福学派，到从事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伯明翰学派，从法国马克思主义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许多著作和思想是以国别和地域的方式引介进来，思想家之间的关联与谱系也得到了充分的建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迅速扩展到之前没有引起关注的国家与地域。例如黑龙江大学引进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卢卡奇学生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沙夫和柯拉柯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的柯西克等人的思想都被介绍进来。这些东欧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不同于苏联主流马克思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区别于西欧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全部活动又始终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它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它们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5在此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兴盛起来，如广松涉、平田清明、望月清司、平子友长、内田弘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得到了翻译和引介，也让我们了解了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韩国的郑文吉、李真景、金成具这些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研究；非洲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得到了翻译和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问题，如生态问题、性别问题、殖民问题、政治问题等等，由此也衍生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殖民马克思主义研究、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早期的马尔库塞的学生本阿格尔开始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问题，到奥康纳、福斯特、斋藤幸平等具有明显生态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崛起，都发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向度。例如，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不同于那种哲学的地方在于：他号召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物质关系这就超越了纯粹的思辨。”6有学者指出：“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探索，并立足于生态危机的实质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实际,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切实捍卫后发国家环境权和发展权。”7由此可见，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领域聚焦于一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也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反思，从而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问题导向、系统思维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四十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国别研究、人物研究、流派研究，还是问题研究、专题研究，事实上都是注重历史发展的纵向线索，即某个流派、国家、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传承。例如对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我们会从早期的格律恩堡、霍克海默、阿2023 年第 4 期8本期特稿多诺，延伸到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再到其弟子霍耐特，以及最新的福斯特、罗萨、耶齐等等，这就是典型的谱系学的纵向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如此，从早期罗马俱乐部的问题，到福斯特、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再到近期关心全球变暖、绿色排放和新生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纵向上的研究。尽管纵向研究有着线索脉络清晰的优点，但也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首先，由于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多以引介为主，导致重视文本和思想，而忽视了这些文本和思想背后的历史背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来说，他们提出的思想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问题而给出的解答。例如，当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时，实际上针对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着将无产阶级工具化的倾向。同样，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考察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技术治理下的人的存在状况，由于人类被整合到高度技术化的生产体系之中，普通的人（无论是工人和办公室的白领）都无法面对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给出反思和批判，劳动者只能单向度地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换言之，几乎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不是在书斋里用自己的思辨和空想来构想未来社会的大厦，而是深入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给出自己的解答。如果我们在引介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忽略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仅仅做从文本到文本的字面上的解析，可能不能把握思想家们的理论精髓。其次，我们在阅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也需要理解他们在话语方式的局限性。尽管大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十分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尤其十分熟悉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资本论等著作，但他们或许是以一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来进入马克思，因而只能通过他们熟悉的话语来表述经过过滤后的马克思。弗洛姆同时受到精神分析话语和西方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阅读了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撰写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弗洛姆的确给出了不少富有洞见的观点和思想，但是他是从一种西方式话语来理解人的概念，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树立为“青年时代的人学的马克思”。弗洛姆认为：“还必须指出的是，资本论中老年马克思所写的这句话表明，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写的人的本质概念不具有连续性。他在晚年之后来不再使用人的本质一词，因为它是抽象的、非历史性的，但他显然以更具历史性的版本保留了这一本质概念，即在每个历史时期区分一般的人的本质和经过改造的人的本质。”9他就将这种西方人学话语带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割裂马克思思想中的内在联系，将“两种马克思”对立起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读，恰恰在于弗洛姆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持的就是一种当时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的人学意识形态，他们将马克思本人粉饰为一种“人学”的大师，从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拉开了距离。而如果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此不加注意，忽略了其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容易不加甄别地将这些思想全部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接受，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偏向歧途。总第 144 期9本期特稿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横向研究我们可以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看成一个由纵轴和横轴构成的直角坐标系。首先，在纵向上，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一个时间和国别的纵向上来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我们引介了一些思想家，然后将他们放在不同的国别和流派之上，这样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从谱系学角度对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分析和区别，但很容易割裂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容易忽略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跨越国界和地域的影响力。其次，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忽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着一个横向研究。我曾经指出：“我们的问题范式发生了转换，我们并不仅仅追求一种彻底的贯穿所有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纵向的线索，反而，我们需要在这种历史性的线索之外，去找到各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思想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找寻激发他们思考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一旦我们将注意力从历史性的纵轴转向当代性的横轴，我们或许解开被封印在那些枯燥文本之下的鲜活的生命动力。”10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灌入新的活力，就需要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引入一个横轴，即在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中建构中国式的问题，采用中国自主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来重新架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横向研究。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理论和思想，都需要在这个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下进行重新解读，以此来理解和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带来的思想营养，将他们的洞见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能量，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依照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自主的概念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概念与具体生活和生产的实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11这就是说，概念这个东西的产生，实际上与人们自己的生产手艺和现实紧密相关。概念从来不是上天给予的馈赠，也不是某些大思想家拍脑袋的发明，而是源自不同的具体生活和生产的实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文化霸权等等，一定程度上与二战后欧洲的具体生产和交往的实践状况有关，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层面，简单而不加反思地挪用这些概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就要求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概念，而不是粗陋地套用那些西方学者的概念。当我们使用“游牧”“解域化”和“逃逸”概念时，需要理解德勒兹是在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而提出的控诉。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国家（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纹理化，或将平滑空间用作一种共通的手段，来为一个纹理化的空间服务。不仅要征服游牧运动，而且还要控制移民运动，或更普遍地，在所有外部之上，在弥漫与整个世界之中的所有流之上建立起一个合法区域。”12德勒兹和加塔利描述的是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与之相应的纹理化和平滑空间的概念，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整合。这样的概念显然不适合于中国当下的语境，而我们更适合的概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依照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自主的话语体系话语是结构主义创造出来的概念，尽管话语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但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来看，话语体系语境成为当代世界描述不2023 年第 4 期10本期特稿同文明，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路径表述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根源。例如，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强调了话语体系的权力：“这些关系可以说是在话语的极限上：它们向话语提供话语可以谈论的对象，抑或（因为这种提供的形象假设对象形成于一方，话语形成于另一方）它们规定着话语应该实现的关系簇，以便能够谈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能够对它们进行探讨、命名、分析、归类、解释等。这些关系不会确定话语所使用的语言的特点，不会确定话语在其中得以展开的情况的特点，而是确定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的特点。”13福柯的意思并不是说话语体系能够像意识形态一样给人们灌输观念，而是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可以确定哪些话语可以被听到，哪些话语无法被听见，哪些话语是合法的，哪些话语不具有合法性。换言之，话语体系是一种言说的规则体系，它本身不构成内容，而是形成了评判各种话语的标准。当然，对于不同国家的思想家来说，其依赖的话语体系是不同的，这就是话语体系所体现出来的话语权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引入西方的理论话语时，不仅学习了其内容和思想，也隐含地接受了这些思想和内容背后所隐藏的话语标准。显然，我们继续沿用这些话语体系不再合适。尽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阅读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著作，但我们需要将这些文本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下来重新审读和考察，找到其中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因素和洞见。（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国外马克思主义依照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自主的叙事体系叙事体系本身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其核心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正如叙事学研究所表述的那样，叙事体系表现的是“在一部叙事艺术作品中，意义所代表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是作者创造的虚构世界；二是真实界，也即那个可为人们理解的宇宙。当我们说自己理解一则叙事时，言下之意是，我们已经发现这两个世界之间令人信服的关系或关系链。在某些叙事中，作者力求比其他叙事更加充分地操控读者的反应。”14从这里可以看出，叙事体系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虚构的环境，让故事可以在这个环境中得以顺利展开，并借此来操纵读者的思考。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本雅明十分重视“讲故事的人”的原因，因为有什么样的叙事体系，就能产生了什么样的语境和虚构世界，并让读者或听众沉浸于其中，受其感染，并接受“讲故事的人”为我们设定的道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研究对叙事体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也对资本主义的叙事体系给出了挞伐和批判，并为创立无产阶级的叙事提供了条件。其实不仅小说、故事、电影、电视剧存在着叙事，理论也同样存在着叙事体系问题。德波的景观社会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就是一种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叙事体系的反思。对于当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而言，我们不仅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概念，需要讲出中国自主的话语，更需要营造出中国自主的叙事体系。从概念体系到话语体系再到叙事体系，就构成了从点、线到面的全面发展。而也正是在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之上，才构筑了横平面上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综上所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建构能够深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具体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方式来重新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例如，当我们谈数字经济和数字赋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系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判性成果，如马尔库塞、斯蒂格勒、大卫哈维等人的成果，但我们并不是不加辨别地跟随他们批判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而是基于中国的立场和话语，思考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变革，避免资本垄断带来的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让数字经济为人民群众带总第 144 期11本期特稿来更多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加以转化，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有效组成部分，从而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代表着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思想自信，意味着通过吸收广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思想转化，为中国数字社会和智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思想动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奠定创造性的基础。参考文献：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光明日报，2022-04-26(1).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3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6.4 柯亨.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G.A.柯亨文选 M.吕增奎，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76.5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9.6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 M.刘仁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2.7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215.9 ErichFromm.MarxsConceptofManM.NewYork：FrederickUngarPublishingCo，1961：25.10 蓝江.直面当下与面向未来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范式 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7.12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360-361.14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86.责任编辑：王天海2023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