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克之子——朋斯克传奇.doc

苏鲁克之子——朋斯克传奇

王紫晨

1984年8月29日，明媚的阳光洒满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秋色正浓的山坡。山坡上，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人深情地凝视着眼前这熟悉的景色：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炊烟袅袅的山村，村前雄浑古朴的喇嘛教藏式寺庙，村西淙淙流淌的蜿蜒的小河……老人眼里噙满泪花！魂牵梦萦的故乡啊，您的游子终于回来了！
　　这位老人叫朋斯克，蒙古族，汉名包凤歧，1905年6月27日，他就出生在这里。他是最早参加革命的阜新人，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东北的情报员，在东北和内蒙古开展地下工作，在科尔沁草原传播革命的火种。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
扎兰营子地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南缘，清朝和民国时期，隶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明末清初，这一带为蒙古部落游牧地。清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鉴于蒙古诸部落征讨明朝的功绩，封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四世孙奎蒙古塔斯哈喇曾孙洪果尔为札萨克多罗宾图郡王，驻牧领科尔沁左翼前旗地区（含今彰武、法库、康平、科尔沁左翼后旗部分地域）。扎兰是满语，又书“甲喇”，即“参领”，清时旗扎萨克（旗长）属下相当于营长的官员。朋斯克的祖先曾经在这里当过扎兰，因此叫扎兰营子。1949年3月科尔沁左翼前旗撤销，扎兰营子划给辽宁省彰武县。彰武县在清朝是皇家牧场，叫养息牧场，也叫苏鲁克牧场，彰武地区的蒙古人自称为苏鲁克人。苏鲁克牧场水草丰美，牛羊兴旺，但自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内乱不止，国库日渐空虚，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光绪年间，清政府以放垦土地来筹款。在招垦过程中，由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了蒙古牧民的利益，反垦活动逐渐由诉讼转变成武装抗垦斗争。武装抗垦斗争虽然失败了，但白音大赉、六十三等抗垦英雄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却深深地铭刻在朋斯克幼小的心里。
　　朋斯克姓孛儿只斤，家族是蒙古台吉（贵族）出身，到他父亲那代，虽然家境已经破落，但是依然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朋斯克8岁时，父亲就把他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1919年，15岁的翩翩少年朋斯克考入康平县立高级小学。1922年，朋斯克在康平县立高级小学毕业，同年考入设在郑家屯的辽宁省立第四中学学习。
　　学校里有一位蒙文老师，叫博彦满都，和朋斯克是老乡。他出身平民，是一位具有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哲里木盟负责人。他经常向朋斯克等同学宣传反帝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并介绍朋斯克认识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包悦卿。由包悦卿介绍，1925年8月，朋斯克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于这年10月参加了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出现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国民党的更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等一系列崭新的事件，预示着中国光明前程的到来。在黑暗中寻求出路的蒙古民族，也以与前不同的姿态展现在历史舞台上。外蒙古通过人民革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内蒙古的蒙古民族也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途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就是在这时候诞生的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政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后，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内蒙古地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192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委派，经共产国际批准，朋斯克等20名蒙古族青年冒者严寒冰雪，经过长途跋涉，经由乌兰巴托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叫斯大林大学，学生都是来自东方受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国家的革命青年，全部由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党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朋斯克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事课以及苏联的革命经验，亲耳聆听了斯大林的报告，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一个单纯的为蒙古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的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坚定的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战士。1928年12月，由莫斯科市委批准，朋斯克加入苏联共产党（联共布尔什维克）。
　　1929年6月，朋斯克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一天，学校领导带领乌兰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5名同学来到共产国际大楼，一个戴黑框眼镜，清秀儒雅的中年人接见了他们。他就是曾经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瞿秋白代表共产国际宣布了派他们5人回国搞地下工作的决定。除乌兰夫外，朋斯克等4人在国内都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只是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瞿秋白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中国共产党提议和支持下，由共产国际批准成立的革命政党。这是为了便于在内蒙古的蒙古族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而采取的措施。内蒙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你们在莫斯科学习了4年，已经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是内蒙古地区革命的火种，而且你们现在又参加了联共布尔什维克，是联共党员。我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次决定你们回国工作，我是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同你们谈话的，就是承认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3天后，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马吉尔来到学校，给他们5人布置了任务：主要在农牧民和士兵中发动和组织革命运动；联系地方分散的共产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工作；进一步扩大党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最后他宣布说：“你们在内蒙古工作期间，所建立和发展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你们吸收的共产党员均予以承认。”
　　1929年7月，乌兰夫、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5人餐风露宿，披星戴月，越过蓝色的蒙古高原，秘密回到国内工作。乌兰夫等3人回到内蒙古西部，朋斯克和特木尔巴根回到内蒙古东部。为了工作的需要，朋斯克化名陈志忠，回到家乡扎兰营子，以家乡为基地，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特木尔巴根, 1901年出生于喀喇沁旗（今属内蒙古赤峰市），1925年10月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加入联共布尔什维克，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财政经济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29年同朋斯克一起回国后,化名张志远，在洮南县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了解，鉴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经分裂，在内蒙古东部的党组织已经瓦解，而和中国共产党又联系不上，朋斯克和特木尔巴根决定在内蒙古东部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经过考察，他们先后在彰武、洮南、康平等地和蒙古军队中发展了哈丰阿、那钦双和尔、阿思根等30多名党员。这些人大部分都成为内蒙古坚定的共产党人，在内蒙古党政军等部门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哈丰阿，1908年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长期坚持在伪满政权开展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那钦双和尔，1899年出生，彰武县三家子人（今属内蒙古库伦旗），历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阿思根，1908年出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长期坚持在伪满军队中开展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员兼兴安军区司令员、辽吉军区蒙汉联军司令员、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
　　由于东北军阀和蒙古王公串通，在东蒙古大搞屯垦开荒，草原被破坏，蒙古牧民流离失所，生活凄惨。为了保护蒙古牧民的利益，1929年底，达尔罕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爆发了嘎达梅林领导的牧民抗垦武装起义，起义军发展到700多人，转战于科尔沁草原。朋斯克得知嘎达梅林起义消息后，派同乡、朋斯克发展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温都苏与之联系，没有成功。1931年4月5日，只剩下30多人的起义队伍在通辽北乌力吉木仁河畔的红格尔敖包渡口，准备渡河南下时，被曾驻防阜新县的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李守信团包围镇压，嘎达梅林中弹牺牲。朋斯克闻讯，十分痛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企图策划“满蒙独立”，组织大规模武装叛乱而被北洋政府军队击毙的内蒙古上层人物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彰武县蒙古族青年甘珠尔扎布（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的丈夫）、正珠尔扎布，赶忙跑到奉天（今沈阳），一面与日本关东军军部接洽，筹划组织“内蒙古自治军”；一面鼓动沈阳蒙旗师范学生参加“内蒙古自治军”。10月初，朋斯克知道这一消息后，赶到郑家屯，在“内蒙古自治军”第三军秘书长、蒙旗师范学生骨干哈丰阿家中，秘密通过亲属、同乡等关系，向参加“内蒙古自治军”的蒙旗师范学生揭露“内蒙古自治军”投靠日本关东军，是受关东军操纵，是日本侵占东北的工具；讲述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自残骨肉的道理；对“内蒙古自治军”的中上层人士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朋期克还把特木尔巴根从洮南接来。特木尔巴根与哈丰阿一见面就心投意合，后来由哈丰阿推荐在伪满军队中当了团参谋，以此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4月初，科尔沁草原春寒料峭。朋期克、特木尔巴根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图附近的沙坨子里，秘密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行动方针。决定由朋斯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请示可否进行武装暴动。4月11日，朋斯克同向导骑着毛驴，由集宁出发，顶着呼啸的北风，越过茫茫草原，穿过浩瀚戈壁，5月初抵达乌兰巴托，改乘卡车又换火车，7月上旬方才到达莫斯科。12月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接见。米夫指出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不要搞武装暴动，应以长期隐蔽斗争为主。朋期克回到乌兰巴托不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额尔登敖其尔约见了他，转达共产国际远东局给朋斯克的来电。指出当前工作方针是：第一，向群众宣传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真面目，揭露其阴谋；第二，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4月，朋期克经山西五台山接到当喇嘛的舅舅，由天津乘船到大连返回东北。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哈丰阿家里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骨干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确定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开展统一战线，加强在青年学生和农牧民中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慎重积极地发展革命力量；确定由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哈丰阿三人为核心负责，仍由朋斯克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为掩护身份，朋斯克出任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三农垦局代局长。6月，朋斯克赴北平（今北京），在天坛附近的一辆汽车里，与化装成意大利商人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国际指导员）潘柯夫接头会面。潘柯夫要求重点搜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兴安军的动态情报。朋斯克还护送苏联红军远东第四军团一名特工，化装成喇嘛医生，到东北沈阳、“新京”（今长春）搜集情报，11月又护送返回北平。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朋斯克先后活动于彰武、通辽、洮南等地，收集情报，在伪满军队中秘密发展革命武装，组织领导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1936年初又在大郑铁路线通辽以东的欧里车站专门开了个小商店，以此为掩护，秘密搞情报工作。朋斯克和特木尔巴根通过一系列秘密工作，给共产国际提供了伪蒙疆政府在东蒙招募部队的计划，日军针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修筑军事基地的军事路线及地图，日伪军政机构和重要人员名单及地方警察机构的设置，日本关东军动向，人民群众对日伪统治的反抗情绪等重要军政情报。由朋斯克定期到北平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汇报，其中有一次还向苏联远东军第四军团朱可夫（驻蒙古东部哈拉哈河）提供了有关满洲里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这些情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3月，特木尔巴根在科尔沁左翼前旗章古台（今属彰武县）家中突然被捕，朋斯克在扎兰营子的家也被搜查。因无证据，经朋斯克和哈丰阿等人营救，特木尔巴根被释放。6月，为掩护身份，朋斯克任伪满警备军军法处少尉，并将前段工作和现任掩护职业情况向潘柯夫密写汇报，但未得到回复。
　　1937年4月，负责同国际指导员联络的乌力吉敖其尔来找朋斯克，传达国际指导员要朋斯克以到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人，主张内蒙古独立，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的军队工作为由辞职西去归绥（今呼和浩特）的指示。因七七事变发生，辞职报告迟迟未得到伪满警备军军法处批复。
　　1938年2月，伪满警备军军法处准予朋斯克辞去职务，朋斯克携带家眷来到北平。6月的一天，朋斯克按照指示来到天津，在一辆汽车里，接替潘柯夫工作的国际指导员与朋斯克接头，听取了汇报。国际指导员高度称赞朋斯克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动人民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团结蒙古民族有志之士，勇敢机智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提供了日伪军重要的军政情报，下一步要求朋斯克到归绥打入德王的蒙古军队中开展工作。到归绥一个月，乌力敖其尔转告说国际指导员让朋斯克去蒙古乌兰巴托开会。在乌兰巴托，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桑靠夫会见了朋斯克。
　　12月的一天，天阴沉沉的，白皑皑的冰雪覆盖着乌兰巴托的大街小巷。桑靠夫把朋斯克找到蒙古内务部，突然宣布以“反革命嫌疑罪”逮捕朋斯克及其向导。在乌兰巴托经两年关押审讯，查无实据，最后莫名其妙地以“侵犯边境罪”判处朋斯克有期徒刑8年，押送监狱劳动改造。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朋斯克在蒙古监狱里做皮靴，缝皮袄，度过了漫长而屈辱的劳改生活。
二
1945年6月，朋斯克的冤狱得以平反。但为了掩盖错误，蒙古内务部又警告朋斯克回国后不得讲冤狱的情况，只能说这几年是在蒙古学习和工作了。蒙古内务部还告知朋斯克，苏、蒙要对日本宣战，进兵东北，要求朋斯克随军工作。
　　1945年8月8日，苏、蒙对日宣战。8月19日，苏、蒙军队开到海拉尔。由于日伪的反动宣传和破坏，老百姓对进来的苏军和蒙军怀有戒意，街面上所有商店关门停业，造成后勤供应很紧张。随苏、蒙军队来到海拉尔的朋斯克负责司令部生活供应，立即设法和海拉尔各行各业头面人物串联，动员商店开市营业，满足了军队生活的急需。10月，苏、蒙撤军回国。朋斯克按照苏军情报部门和蒙古内务部的指示，在海拉尔开个蒙古饭店做掩护，蒙古内务部还给他配了个助手，搜集国民党的军政动向和社会情况，通过电台，及时报告给苏军情报部门。
一晃儿到了年底，蒙古内务部调朋斯克回到乌兰巴托。1946年2月，蒙古内务部来人看望朋斯克，要求朋斯克给接受苏军情报部门报务训练的两名蒙古青年当俄语翻译。几个月后训练结束，内务部一位厅长请朋斯克带领两名报务员回内蒙古王爷庙（乌兰浩特），收集美国和中国国民党军事方面的情报。到达中蒙国境时，一位苏军情报部门军官和朋斯克谈话。他严肃地说，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已经解散了，但你还是联共党员，承担提供情报的任务必须完成，每天或隔一天用电台汇报一次。至于你个人，回内蒙古可以担任任何职务，因为你是中国人，这一点我们不干涉。在将来适当的时候，我们将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中共中央。
　　7月的科尔沁草原，芳草萋萋，百花盛开。朋斯克回到内蒙古王爷庙，安顿好报务员和电台，立即找特木尔巴根了解情况。特木尔巴根告诉朋斯克，抗战胜利后，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阿思根等积极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组建了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后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9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1946年1月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博彦满都任主席。4月3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建议下，在承德召开了有东、西蒙代表参加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决定内蒙古的工作统一由乌兰夫任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东蒙成立总分会，主任由哈丰阿担任; 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博彦满都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成立兴安省政府，特木尔巴根任主席；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的工作统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久，中共兴安省委负责人张策约见朋斯克。由于朋斯克在苏联没有履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手续，由张策、特木尔巴根介绍朋斯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常委、东蒙总分会组织部副部长。
　　朋斯克离家8年多，音讯皆无，妻子和孩子仍然住在扎兰营子老家。哈丰阿和张策决定让朋斯克把家眷接来。扎兰营子当时还是游击区。为了安全，朋斯克带了一个骑兵排，赶着一辆马车，日夜兼程地从王爷庙南下。到家后只住了两天，便带着家眷和参加革命的几个侄子赶回了王爷庙。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王爷庙成立。朋斯克当选为政府委员，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1948年，朋斯克改任交通部部长。1949年兼邮电管理局局长。9月，朋斯克到北京以候补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回到王爷庙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派人召回了报务员和电台，朋斯克彻底结束了为共产国际和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情报的工作。12月，朋斯克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小组负责人。此期间，朋斯克多次率领中央访问团赴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派，率团赴青海塔尔寺，将成吉思汗灵柩迁回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还多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俄语和蒙语翻译。1955年，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陪同达赖、班禅一行在内地参观访问。1957年，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局长。
　　1958年，已被任命为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未到任）的朋斯克，考虑到内蒙古更需要蒙古族干部，主动要求下放回内蒙古工作。先后任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
　　“文革”期间，朋斯克蒙受不白之冤，被批斗、隔离审查、关押长达10年之久。1976年1月解除关押。后平反。
　　1977年，朋斯克参加内蒙古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兼任自治区侨联主席。1983年，朋斯克离职休养。一年后的8月下旬，80岁高龄的朋斯克同家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看望了乡亲。
　　1991年10月25日，天低云暗，草木萧瑟。蒙古人民的好儿子，科尔沁草原革命火种的传播人朋斯克，因病逝世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嘱咐儿女，丧事从简，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公墓10年，他要看看内蒙古的发展变化，然后将骨灰撒在内蒙古和东北家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