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水利人物.doc

赛典赤·瞻思丁
携子共战三载
除却滇池灾祸

赛典赤·瞻思丁（公司1211～1279年），赛典赤出生于西域布哈拉（今属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乌马儿，回族人，元代初期优秀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对元初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尤其是在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官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6年间，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滇池北、东、南三面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丰沛，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农牧业经济区域。但滇池地区的水灾历来也很严重。唐初的《括地志》说道，滇池水源广深，往下逐渐变得浅狭，好似倒流，所以叫滇（颠）池。可见滇池很早就有湮不畅的问题。四周群山之水汇聚池中，唯一的排水口海口又淤积严重，夏秋多雨季节常常淹没滨池农田，甚至造成上游盘龙江水遭受顶托无法下泄，漫过昆明城墙的灾害。元代以前的三百多年中，统治云南的南诏和段氏大理国曾“役民夫”修建了春登和云津二堤，以“捍御蓄池，灌溉滋益”，并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滇池水利。然而在大理国后期，对东南各地基本上失去控制力，鄯阐城的重要性降低，滇池水利无人问津，连年成灾。
赛典赤经过周密的调查规划，决定对滇池进行大规模整治。他把整个工程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对海口河的疏浚。赛典赤把久居云南、熟悉情况的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官名，掌巡查荒田，劝农垦种等事务）张立道调来昆明，和他的第三子忽辛一起，率领二千多民夫，疏浚长二十余里“下途壅底”的河道，挖开河中的鸡心、螺壳等数处险滩，使滇池水泄量大增，湖面下降，涸出良田一万多顷。二是整治盘龙江等河道。盘龙江流经山区，在松华山谷进入昆明坝子。上游江水湍急，挟带大量沙石，进入坝子后，流速减缓，沙石便沉降下来，使河道宣泄不畅，堤防毁坏，河失主槽。赛典赤亲自组织民夫首先疏浚河床并加固堤岸，然后修渠将昆明东北“邵甸九十九泉”的水引入盘龙江。这样一来，原来因为泉水没有去路而淹没的土地可以恢复，引水沿途还可用以灌溉。接着，又在松华山谷新建了松华坝（或作松花坝），一方面抬高盘龙江水位，分水入金汁河灌溉农田，另一方面在汛期又减少了盘龙江泄量，提高防洪效益。同时，对金汁河进行了扩建，并配造小闸10座，涵洞360个，以利“轮序放水，自上润下”。施工中，还“额立三百六十匹报马，三百六十名看水余丁”，进行工程管理.。规定：工程设施“尚遇崩倒水浸，即时飞报上司，挑补修竣，不容怠缓”。这是云南水利工程管理的首见记载。为了减轻上游的洪患威胁，他还在“六河”上组织开挖了12道分水支河，72条地下暗沟等辅助设施，用以分泄洪水。
治理工程历时3年，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全部完成，滇池水利面貌焕然一新，农业生产和昆明等城镇也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自那时起，昆明就一直是边陲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元朝)
王景
治理黄河 千载无患

东汉人王景，主持过一次封建时代最大规模的治黄活动，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800年。历史上对王景治河充满了赞扬之辞：“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王景（约公元25—约85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一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
当时，荥阳以下黄河还有许多支流，如濮水、济水、汴水和蒗汤河等。王景将这些支流互相沟通，在黄河引水口与各支流相通处，同样设立水门，这样洪水来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减洪峰。分洪后，黄河主流虽然减少了挟沙能力，但支流却分走了大量泥沙，从总体上看，还是减缓了河床的淤积速度。这是促使黄河长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清除上游段中的险滩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黄河洪水冲成的纵横沟涧，加强堤防险工段的防护和疏浚淤积不畅的渠段等，从而使渠水畅通，漕运便利。
王景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2000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施工期于次年4月结束，总共一年时间。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东定陶北）以北大面积土地涸出耕种，农业生产开始恢复起来。在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实在是个奇迹。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天，明帝刘庄决定亲自乘船沿河巡视，并叫王景陪同前往。明帝看着两岸整齐坚固的堤防，水上往来如梭的舟楫，对王景等人的功绩赞不绝口，随后给王景属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级，特别给王景连升三级，封为侍御史。
王景治河的成效是卓见的。从东汉末年王景这次治河到唐代末年的800年中，黄河决溢仅有40个年份，且都不大，主流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后来，河患又逐渐多了起来，直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发生第三次大改道。因此，王景治河的办法和经验为历代治河者所推崇和效法。（东汉）
范仲淹
宦海浮沉 疆场驰骋
治理太湖 十年不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名言，也是他一生忧国忧民、曲折经历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他的文治武功虽然突出体现在变改朝政、捍御边隅方面，但他在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在苏北，他主持修建了被后世称为“范公堤”的海堰；在苏南，他又主持疏浚了太湖地区的港浦，并对太湖的治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今东台县西）盐官。他目睹“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的情景，心如火焚，提出了修建捍海堰的建议，得到转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但当时正值勤北宋王朝在对辽和西夏战争屡遭失败。困难迭起之际，因而范仲淹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反对。他们说，堰虽可挡潮，也会造成内涝。张纶争辩说，海潮之患十分占九，而内涝之患十分占一，“获多亡少，岂不可耶！”张纶将范仲淹的建议上奏朝廷，在奏疏中还附了一束灾区饥民吃的野草，并推荐范仲淹担任兴化令，总负责这一工程。仁宗皇帝终于准奏。
二年秋，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多人，破土动工。不久，“风雪大至，潮汹惊人，夫役散走，旋泞而死者百余人”，工程遇到了挫折。事故发生后，“道路蜚语，谓死者数千”，于是反对者又起：“堰不可成”。朝廷遣中使追究责任，并暂停施工。后又派淮南转运使胡全仪实地查勘，决定是否继续兴工。胡全仪认为修堰之事“必成之”，也竭力支持范仲淹的意见。四年，范仲淹因母丧回籍，行前他仍惦记着海堰工程，特留书张纶，言恢复海堰之利，坚定张纶之志。
北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又开始治理太湖。
范仲淹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宦海浮沉，驰骋疆场，出将入相，但他治理太湖之心却未曾支怀。他认真研究了江南圩田古制，总结古今治理太湖的经验，结合自己景佑年间的治水实践，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主张。他建议：“每岁秋，要敕下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利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间兴役，半月罢工，并将其水利功绩上报。
范仲淹总结古今治理圩区的经验，提出的“修围、疏浚、置闸”的治水实践又前进了一大步。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矛盾，不失为治理太湖的一种好方法。（北宋）

乾隆帝
去除水患 预防为要

乾隆帝主张，兴修水利、去除水患，应以预防为要。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除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水利对农业关系重大，因此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平时就要讲求研讨，做到“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反对靠天吃饭和单纯依赖赈济。乾隆帝继位之初，各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省，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把水利作为一项长期的和经常性的任务。
乾隆帝很重视调查研究。多次派大学士鄂尔泰、讷亲到全国各重要水利施工现场调查水道原委，为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打好基础。
乾隆帝认为，治理黄河“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在前代已有治河成就的基础上，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毛城铺引河、淮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进行了疏浚，对清口进行了整治。乾隆帝一生多次出游，虽然有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与大臣共同探求治理办法，表示对水利事业的关注。江南、甘肃、云贵、安徽、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员都纷纷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疏河道貌岸然，加固堤防，修建坡塘沟渠、圩埂土坝等大量水利工程。
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为了缓和旱情，乾隆帝还命令直隶总督高斌督促民间打井灌溉。至乾隆九年（1744年阴历2月，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2200余口，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亟需浇灌，民间俱各踊跃从事”。天津、河间两府也都“以次办理”。顺天府霸州也打井2000余口。山西道御史胡潮生上奏，主张大修幾辅水利。他对河间、天津两府的地表水资源进行了调查统计，认为在直隶地区这两府河流最多，建议国家拨出专款，派遣大臣到幾辅各地办理。乾隆帝对这一奏折予以高度重视，说道：“幾辅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必简用得人，始能有益无弊。”他命对该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一起督率办理。
他还比较注意培养和选拨水利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奇缺，“通晓河务之大员，甚为难得”。乾隆帝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河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他仍然“将疏浚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主持兴建尖山海塘有功，于是乾隆帝将其提升为江南河道总督。他还规定，担任过河官或者熟悉治水业务的地方官员，可以在履历中注明，优先提拔使用。这种办法鼓励有更多的官员重视水利、热心水利、献身水利，促进了水利的发展。
白英
农民水利家
名冠大运河

在中国水利史的记载中，京杭运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谈运河史，就一定要涉及到一位文字记载很少，但却名气很大的农民水利家—白英。
白英是明代山东汶上县老人，“老人”相当于乡镇百姓公举的协助地方官进行行政管理长者。一提到白英的名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汶上老人白英”和戴村坝、南旺分水的故事。白英对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地形和水情非常熟悉，又热心水利，他成功地解决了运河中段水源不足的问题，为大运河全线航行畅通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两代京杭运河沟通南北水运，山东段（会通河）的水源工程十分重要。山东自古缺水，唯有汶上地势较高，并汇集了众多的泉水可以利用。东晋就有引汶济泗的记载。元初至元二十六年（1283年）开会通河，于汶河上作罡城坝，分引汶水水量的2/3经光水至济宁入会通河南北分水，使航运成为可能。济宁不是运河最高点，分水不畅。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阳决口，会通河淤塞。明成祖先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畅通对国家政治经济就至关重要了。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解决北京的漕运问题，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率民工165000人，主持重开会通河，修复罡城坝引汶济运。由于会通河水源不足，急需开辟新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汶上老人白英建议在下游另修戴村坝，引汶水至运河最高点南作为济运的主要水源，在分水口南北建闸控制，以使分流合理。自南旺分水，南到徐州入黄河，北到临清入南运河，沿途接纳一些泉流和小河，使会通河全线用水有了保障。因南旺地势最高，为便于航行，白英建议在南北河道上建闸38座，调节水位，使船只顺利通过。南旺分水口周围分布着马踏、蜀山、南旺诸湖，可用以调节水量，称为水柜。这些湖泊与引水渠、运河都建有斗门相通，当引水渠来水过大时首先可经右岸中途的何家坝溢流入运河下游，夏秋水大或冬修时，将汶河来水泄入湖中，春季和夏初，由湖中放水济运。白英的治运规划很受尚书宋礼的赞赏。他虽年逾半百，但亲自选坝址，划河线，参加勘测设计，指导施工。终于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全面竣工。结果漕运畅通，“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每年南粮北运四五百万石，接着“遂罢海运”，创造了京杭大运河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白英死后，明清历代为他建庙立祠，广送业绩。明永乐皇帝追封他为“功漕神”，清乾隆帝勋封为“永济神”，光绪皇帝勋封为“白大王”。
南旺分水具有历史长，效益显著的特点，直至1855年黄河决口北徙、运河停运，才逐渐废弃不用。
左宗棠
治西北者 宜先水利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又字朴存，湖南湘阴人。
左宗棠从西北到东南，每到一地为官，总是致力于兴修水利，发展当地农业生产。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转任陕甘总督。到任不久，他就前往西北各地考察。他发现：“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因此，他提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
在陕西，左宗棠不仅对荒废的郑白旧渠积极筹划加以疏通，而且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首先从泾水上源“著手”。责令平凉知府设局主持其事，开凿一条长200里的渠道，在治理过程中，他看到泾水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断难望其俯受约束”，便制定规划，提出：若从泾水发源之瓦亭、平凉、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溉，则此地必能“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由于泾水流深岸高，左又提出：“多开沟洫，则不患岸高，此水能治，关陇均利。纵有所费，亦不当惜”。经过几年努力，通过开沟洫、筑坝、安闸等措施，取得很好的灌溉效益。
在甘肃，左宗棠也大力提倡兴修水利。为引抹邦河水灌田，1873年令部将王德榜开成明渠，长七十里，宽一丈六尺，约可灌田数十万尚（每尚二亩半）。在河西走廊也令驻军和地方官修复渠道，引水灌田六千八百多亩。在宁夏，左宗棠更多次拨款给地方，用以兴修水利，共有“干渠二十多道，支渠一百四十多道，能灌田八十万多亩”。
随着新疆的陆续收复，水利兴修事业也逐渐铺开。为使各地能就地引渠灌溉，“变渴壤而为沃土，去害就利”， 左宗棠曾大力提倡以防营独力、兵民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力等多种方式，兴办水利。除北疆外，在南疆也劝导兴办。
在发展西北水利中，左宗棠认为水利兴修也可“购运泰西机器，延至师匠，试行内地”，若“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他说：“泰西水器最利民用，数百年来有人说过，无人仿造，岂不可惜！局面已定，虽劳费亦不能惜”。在治理泾源工程时，左宗棠看到“泾源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1880年委托上海买办胡光墉从德国购买一套开河机器，用于工程建设，并雇了几名德国技师。这是左宗棠第一次把洋务活动延伸到民用事业的水利上。
左宗棠在西北的14年间，以各种方式修筑的大小水利工程无计其数。水利的兴修，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西北地区“诸废渐举，均欣欣然而生气”他在西北边疆的水利活动，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
一心治水 文豪罕见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为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是兴修城市水利的实干家，这在宋代的大文豪中是罕见的。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7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西），滔滔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夺泗入淮，势如“平郊脱辔万马逸，一夜径度徐州洪”，很快包围了徐州城。最高水位高出城中平地丈余。城里人惊恐万状，许多富商大贾争相逃离。当时刚上任3个月的知州苏轼，镇定自若，大声疾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表示“与城共存亡”，及时安定的民心。随着大水的压力，古城墙到处漏水。他组织全城百姓一面用柴草堵塞洞穴，一面加固城防。由于人力不足，他又趟水涉泥连夜赶到武卫营禁军驻地。禁军为皇帝直接指挥，州官无权过问。他言辞恳切，请求卒长合作。卒长为苏轼的精神所感动，当即回答：“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便急令士卒带着畚锸跟随太守筑城。城外洪水深达二丈八尺。苏轼身先士卒，“过家不入”，坚守城头，风餐露宿。他还命其他“官吏分堵以守”，各负其责。军民们见长官都这样拼命保城，也同心协力，奋勇抗洪。经过70多昼夜的连续奋战，终于保全了徐州成。水退后，苏轼在城东墙兴建了黄楼防洪工程。
“自公支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到明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五百四十多年间，徐州虽不断发生水患，但终有长堤为屏，却一直安然无恙。后人缅怀苏轼治水保城的功绩，就把他带领军民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
今日西湖被誉为“人间天堂”，也是与苏轼的整治分不开的。苏轼通判杭州时，葑草盖塞西湖十之二三。市民普遍反映：“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向宋哲宗上了奏章。他把西湖比作杭州的眉目，并从西湖之水有利于民饮、灌溉、航运、酿洒等方面，阐述了西湖不可废的五大理由。得到朝廷同意后，他即发动居民大力疏浚西湖。在施工过程中，苏轼又想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挖出的葑根、淤泥堆往何处？二是环湖30里由南到北要浚圈，往返得一天，太不方便！经过深思熟虑，他采用了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自南屏山至北山第一桥到第六桥，后来称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和跨虹六桥。堤两旁种植芙蓉、杨柳，最终成为一条“横绝天汉”的湖上通道。还订立禁约，建立三座石塔（原塔已毁），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许占湖为田等。那三塔演变为当今著名的“三潭印月”。《宋史》赞誉他在杭州“有德于民”。
苏轼在治理杭州西湖时说过：“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他之所以重视水利建设，并卓有成效，是与他用心体察“民间疾苦”，深知水利兴废和政事兴衰的密切关系分不开的。（北宋）
姜师度
深谙水利 一心穿地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姜师度升任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刺史、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为便于向北部边境运输粮食，姜师度重开了平虏渠。
唐玄宗开元（公元713年）初，姜师度迁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刺史。州城西面有个太原仓，是江、淮粮食运往京都长安的水陆中转站，地位很重要。以往仓内粮食都是靠人力搬运到黄河边装船，费时又费力。姜师度根据粮仓地势较高的条件，巧妙地设计了一条倾斜地道，并装上木滑槽通到岸边，使仓米由高处顺着滑槽直接下注入运船，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又节省了数以“万计”的工费。第二年，姜师度在华州华阴（今属陕西）西开凿了用作排洪的敷水渠，消除了水患。此后，继任刺史的樊忱在此工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浚，使这条渠与渭水沟通，便利了漕运。两年后，姜师度又在郑县（今陕西华县）疏导了两条旧渠。一条在县境西南，引乔谷水，名利俗渠；另一条在县城东南，引小敷谷水名罗文渠，均用于灌田。还在渭河上修筑堤防，抵御水害。
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年近古稀的姜师度被任命为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尹（注：府尹：官名。为府及次府的负责长官。）。境内安邑县（今山西运城东北）有个著名的盐池，东西长60里，南北宽十余里，历代都是极重要的食盐供应地和财政来源之一。但由于他位于盆地的最低点，很容易被汇聚来的过多水量所破坏，影响出盐。姜师度到任后，恰恰遇到了大旱，盐池逐渐干涸，产量急剧下降。姜师度即组织兵民，开沟引水，设置盐屯，使盐池迅速恢复生机，“公私大收其利”。同时，对防洪系统也进行了整修。
次年，姜师度改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境内的朝邑（今大荔东）、河西（今陕西合阳东）两县有个通灵陂，是建于前代的灌溉工程，因为水源不畅近于废弃。姜师度根据地形、河流特点，开渠引洛水至通灵陡，并在黄河上作堰导水，开发了通灵陂，使瘠薄的2000顷弃地成为上等田。受到玄宗皇帝的褒奖，并被提升为将作大匠。嗣后，他又在长安城内开渠引水，保证了城市供水和航运需要。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姜师度病卒，终年七十余岁。由于他“好兴作”、“所在必发众穿凿”，每到一地都注重兴修水利，为当地带来了长久利益，因此，受到老百姓的感念。《旧唐书》称赞：“师度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当时，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而姜师度以深谙水利有名，于是人们广为流传：“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唐朝）
潘季驯
束水攻沙 降服恶龙
潘季驯（公元1521-1595年），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二十九岁中进士，入仕途，授九江（今江西九江市）推官，宦海浮沉，累官至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他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官名，明代主持治河的最高官员），负责治理黄河、运河将近十年之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建树，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治河专家，也是明代治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大运河被泥沙淤塞二百余里，徐州以上纵横数百里间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潘季驯经过多年深入调查研究，针对黄河的特点，明确地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在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道时，许多人反对筑堤束水，怀疑黄、淮合流，水量增大，会使决口和泛溢更加严重，主张“分流杀势”，多开支河，分流防洪。对此，潘季驯解释说，分流诚能杀势，但这个办法只适用于水清的河流，而对黄河则不适用。“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于分也。”“束水攻沙”的核心突出治沙，从而实现了治黄方略由分水到合水，由单纯治水到沙、水综合治理的历史转变。由于为一理论的提出，改变了昔日只靠人力和工具传统的疏浚方法，使潘季驯在治河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潘季驯所以能够在黄河治理上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和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畏艰辛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每次制定治河规划，都要亲自带人到河患严重的地方向当地乡官、村民作调查，详细了解水情、沙情，征询治理意见。他每次治河都始终住在工地上，经常冒着暴风骤雨乘船到河中实地查勘。有一次小船被风浪卷入漩涡，几乎把船打翻，幸而挂在树梢上才使潘季驯和老船工免于罹难。他第二次治河，在工程快要完成的时候，河水暴涨，堤防溃决，潘季驯当时正患背疮，病倒床上，但他忍着剧烈的痛楚，仍率领民工奋力抢险。当潘季驯第四次主持治河时，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之人了。但是，他仍“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霜露”，亲自在工地领导施工，终于使黄河的多支分流“归于一槽”，河道基本稳定了两百多年（至清咸丰五年，即公元1855年），扭转了长期分流的混乱局面，并使京杭大运河畅通。潘季驯的这些巨大成就，特别是他提出的“束水攻沙”理论，对明代以后的治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汤绍恩
立誓修建三江闸 绍兴得益数百年

汤绍恩，字汝承，号笃斋，安岳（今属四川）人。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进士，曾任户部郎中（郎中系户部中一官名），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知府，绍兴知府，山东右布政使（官名，掌管一省的行政事务）等职。在绍兴任知府期间，他因修建了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挡潮排水闸“三江闸”而著名。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汤绍恩移守绍兴，时“逢淫雨泛溢，决塘泄水”，“民甚苦之”。 汤知府体恤民情，遍察肖绍平原的地理水道，“见波涛浩淼，水光接天，目击心悲，慨然有排决之志。”次年七月，他决计在绍兴城东北的三江口建造三江闸。三江闸历时六个月完成，因应上天星宿之意，又称“应宿闸”。闸身全长五十丈，宽三丈，共二十八孔，各孔闸门高度自一丈六尺至二丈余。三江闸施工系“其底措石，凿榫（音损，sun）于活石上，相与维系，灌以生铁，铺以阔厚石板。”“巨石牝（音聘，pin）牡相衔，胶以灰秫”。一般八九层，多则十余层，共有闸墩二十七座。墩两端“剡其首”，形如梭子，以顺流水。墩两侧刻有闸槽，以安置内外两层闸门。闸底有石槛，闸上有石桥，大闸两端修堤四百丈与东西海塘相连，构成一体。
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古代水尺）。水则有两个，一个设在闸址，一个设在绍兴城里，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水则分金、木、水、火、土五划。水至金字脚，全闸开启；水至木字脚，开十六孔；至水字脚开八孔；至火字头，全闸关闭。闸门由三江巡检代管。“启闭惟看水则牌”，平时按水则督促闸夫开闸闭闸。
“水防用尽几年心，只为民生陷溺深。二十八门倾覆起，几多怒谤一身任。”三江闸建筑初期，为填塞水口，要动员四县民夫数万人，有些民夫还得日夜轮流作业，吏民怨咨载道，汤绍恩听到后说：“此时民虽怨我，然闸成之后，比户盈宁，当感我不暇矣”。他力排众议，矢志不移。在修筑保护三江闸的新塘时，出现了屡筑屡溃的情况，此时人心不安，众说纷纭，有些人甚至不告而退。他却毅然立下誓言，如建不成大堤，我愿以自己的身躯一同归之于滔滔东流。
三江闸的功用是十分显著的。增强了外御潮汐，内则涝排旱蓄的作用，使萧绍平原八十万亩农田的水旱灾害锐减，原西小江沿岸一万多亩咸卤之地成为良田沃土，保护了这一带的环境，还为航运、水产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江闸后经历代维修，发挥效益近四百五十余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靳辅 陈潢
民办官助修水利 千秋称颂治水人

陈潢，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是清代著名的治理黄河专家。他在年轻时即关心黄河问题，曾自己沿黄河察勘至宁夏地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怀才不遇。直至康熙十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安徽巡抚靳辅相识，互为知已，被靳辅聘为幕僚。此后跟随靳辅先赴安徽，后共同参与治理黄河，筹划了一系列的重大工程措施，成为靳辅治河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工程技术专家。
靳辅，字紫垣，清代辽阳人，康熙十年（1672年），任安徽巡抚。康熙十六年，任河道总督。次年又兼管漕运事务。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被撤职。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再任总河，十一月卒。
明末清初，河务废弛，黄淮决口频繁，黄河并淮河入海。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黄河几乎每四五个月就泛滥一次，不仅两岸人民痛苦不堪，而且河道、运道毁坏严重，尤其运河不通为朝廷心腹大患。康熙十六年二月，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开始了他与陈潢共同的治水事业。靳辅是河务管，陈潢则相当于总工程师。
陈潢在治河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上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理黄河要成功，必须先要“审势”，掌握来水来沙的规律，水流的基本特点是“就下”，往低处流。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因此欲下雨而下之，引其欲堵而堵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纡迥而迂回之”。“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
在治黄方法上，陈潢继承和发展前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思想，主张“分流”、“合流”结合，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凝时的应急措施，而把“合流攻沙”作为长期的安排。他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洪水暴涨时，在河道窄浅的险段建筑减水坝、开凿涵洞或开挖引河，使洪水分流，然后在下游河宽流缓的地方引归正河，保持充分的攻沙能力。陈潢发明了测定水流量的方法，“以测土方之法，移而测水”有了这个方法，就把“束水攻沙”的理论提到更科学的基础上。
为了掌握黄河、淮河的实际，制定正确的对策，在陈潢的建议下，靳辅和陈潢费时两个多月亲自勘察，足迹遍及徐州以下黄河两岸和附近的运河河道，对黄、淮、运交汇地区的情形了然于心。经过周密的筹划，靳辅奏上《河道败坏已极疏》和《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先下游，后上游，疏堵结合的全面治理方案。
洪泽湖一带，高家堰坦坡和30多处决口堵口工程于十七年（1678年）九月结束，十一月开始堵塞瞿家坝大工，十八年五月竣工。与此同时，靳辅、陈潢将南运口改移到离清口较远的七里闸，使黄水不容易内灌运河。
从长江北岸江都（今扬州市）到黄河南岸清河（今淮阴市）300多里的运河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挑浚，堵塞运河堤决口32处并加筑。到二十二年四月，萧家渡决口堵合，靳辅、陈潢的治河规划终告完成。此时黄河回归故道，淮河出流顺畅，漕运也畅通无阻。康熙给以很高的评价。
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南巡，对河工成就非常满意。在山东召见靳辅，慰问有加，赐以手书的《阅河堤诗》。又命靳辅将治河经验编篡成书，以便后人借鉴，还亲自定名为《治河书》。
靳辅在黄淮运治理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治理下河问题上和康熙本人以及直隶总督于成龙发生矛盾。又因为屯田问题处理不当，最终被革职。
下河地区位江淮之间运河段以东，由于地势低洼，内水入海不畅，加以运河上的减水坝在汛期经常要放水保漕运，使灾害更加严重。二十三年康熙南巡时，目睹高邮等县内水泛滥的情形，决心加以治理。因靳辅正忙于其他工程，便将下河的治理交由于成龙负责，但仍应听靳辅节制。康熙曾发表意见，认为下河地区原有入海故道，只要加以疏通就可以根治。靳辅、陈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盲从，经过调查指出：下河地区卑于海，疏浚海口反而会使海潮内侵，危害更大。应该沿海筑堤阻挡潮水。并提出在运河东堤以东再筑大堤一道，将运河减出的水排入黄河，减少下河地区的来水。但这些方案都未得到康熙同意。
靳辅、东潢堵筑黄、运等堤决口后，原来被淹的大片农田得以涸出。为补充河工经费。靳辅、陈潢商议只按原来照章纳赋的田亩数交还原主，其余农田都作为屯田，收入用于河工。由于豪强大户往往都有大量农田不照章纳赋，这一方法将大大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群起而反对。于成龙利用这一时机，联合大臣多人群起攻击靳辅治河劳而无功、违抗皇帝旨意等。靳辅虽然面见康熙，陈述事实，仍于二十七年三月经廷议被革职。陈潢更在削职后被捕，冤死狱中。
不久，康熙派人查勘中河情况，发现于成龙陷害靳辅、陈潢的冤案事实。靳辅蒙冤至此才真相大白。
二十八年康熙谕令吏部：淮安百姓众口称誉靳辅、陈潢治河有功。念念不忘。而且“浚河深通，筑堤坚固，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应恢复原品级。靳辅复职后，专门上奏为治河有功、为民造福、不畏权势的陈潢平反昭雪。
陶澍
善始善终 奖罚分明

陶澍（公元1779-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中进士，道光年间，历任安徽、江苏等地巡抚，官至两江总督。他在治政、理财、救灾、改革盐政等方面都有不少建树，在治水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正月，陶澍任安徽巡抚。六月，长江大水，安徽濒江三十余州县堤圩皆破，田园房屋淹没。时经三月，消水不及三尺，补种无望，灾情惨重。
经过这次水灾的惨痛教训，陶澍深感兴修水利是攸关民生的大事，决心筹办安徽水利。这年下半年，他深入涂山、八公山，登高俯看全淮地形，并踏勘寿州城之西湖，郭塘之郭塘陂，荆山口，凤阳之花源湖，凤台之焦岗湖及滨江各圩垸（音院，yuan），掌握第一手资料，作出了治水规划。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二月，陶澍向道光皇帝上奏安徽的治水方案。他认为“皖省南介大江，北近黄河，西引长淮，东潴湖泽，低洼之处，最易受淹”。主张提高洪泽湖的蓄水量。另一方面，他还主张在淮河两岸筑堤束水，并提出了“民办官助”修水利的办法。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七月，江苏发生水患，许多州县被淹，数十万人受灾。七年，陶澍会同两江总督筹议治理吴淞江。他和地方官员往返勘察，制定计划，估算土方，组织劳力，筹划资金。通过周密规划，定出了施工方案。从青浦县头坝至上海县拦潮大坝，总长10889丈。
10月，疏浚吴淞江工程相继动工。10月11日，拦潮大坝合龙后，集人戽水兴挑，但以后“时值严冬，连遭雨雪，挑挖河道，积水较多，虽经随时车戽，而涸复之后，又逢雨雪，且时届（音虎，hu）寒，上下河堤，冰凌冻结，夫役不能立足，人力难施”。工程极其艰难，所以当年未能一律完工，至次年正月，天色放晴，遂添人挑担。陶澍督促各地，挑出之泥，按原定设计，筑成堤堰，河道一律深挖，以保证工程质量。
2月，吴淞江疏浚工程竣工。2月7日，陶澍乘船亲赴工地验收。震泽下游诸水可以宣泄，使由渎直达，决曲岸二千余丈，泥沙无所壅，圩田可耕者逐多。
陶澍办事善始善终，奖罚分明。是年三月六日，他具奏朝廷：“武进县丞陆钫在施工吃紧时，藉病迁延，候补府经历陈溶，雇夫迟玩”，交部议定，给予处分。苏州府陈銮等二十八名官员，“督率认真，干练实心，任劳任怨”，报请加官晋级。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上半年，他又主持兴办了练湖、浚浏河、白茆河工程，这些工程，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千秋称颂。
鄂尔泰
水为第一要务 兴废攸系百姓

西林觉罗·鄂尔泰（公元1680—1745年），姓西林觉罗，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官宦世家。官至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在职期间，注重水利，曾提出“水利为地方第一要务”的主张，尤其对云南的水利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有“元代则赛典赤，清代则鄂尔泰，厥功至伟”的赞誉。
鄂尔泰到云南后，亲眼看到了“一遇愆（音千，qian）阳，即顿成荒岁”的景象，不少州县经常是“旱潦相仍，米价腾贵”，即使是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滇池地区，也“耕於山者不富，滨於水者不饶”。由此，他提出了“地方水利为第一要务，兴废攸系民生，修浚并关国计”的主张。他认为在云南兴修水利，要从“跬（音傀，kui）步皆山”，田少地多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地区的气象、地形和水资源等自然特点，“或分浚以杀其汹涌，或约束以制其汗浸，或相其壅障而排刷之，或时其盈缩而蓄泄之”，因地制宜地筹划和安排工程项目。在任职期间，经他筹划、部署或督促州县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从而取得了“河阳田涸出三千余，旧田遍种，现获丰收”的显著效果。
雍正七年至十年，鄂尔泰对滇池进行了集中治理对入颠池的六河进行了疏浚、修堤、建闸，共作了46项工程。在滇池唯一通道海口河，鄂尔泰亲自“驾船巡视”，用竹竿探测水深，掌握第一手资料后，重点清除了历史上未敢触动而横于河心的老埂、牛舌滩和牛舌洲三处岩石滩渍，并在海口建设屡丰闸十孔、新河闸十孔、中滩闸四孔，大大增加了滇池的泄水能力，使“膏腴田亩渐次涸出”。还确定“岁修银八百两”，加强管理养护工作。同期，“总督鄂尔泰会同巡抚张允随专委水利道副使黄士杰咨度地势，通浚河流。”泸江是南盘江的重要支流之一，自异龙湖流经石屏、建水、穿岩洞十余处，出阿迷（今开远市）汇入南盘江，可灌田凡70里，效益很大。由于岩洞内有十三重石埂阻隔，沙滞泥淤，水泄不畅，不但不能发挥效益，而且每遇夏秋暴雨，常常溃决堤岸，淹没田庐。明代就不断整治岩洞，但始终没有成功。鄂尔泰初派官吏开凿时，因当地人说，洞内有神物，“辄有风霾砂石，必中伤人”，也迟迟不敢开工。鄂尔泰深入现场，动员群众说，神是保佑民众的，不是虐杀民众的。今日兴修水利，除害济民，若神不同意，就是神不灵。终于说服群众，清除洞内积石，并“浚河培埂，密植柳树”，从此，“有利无害，禾稻成收”。
鄂尔泰还很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他有不少著作，如对泸江及其支流的治理方略，他撰写了《临安修河教》；对滇池海口和昆明六河工程的特点、功能。已建情况和今后设想，则在《修竣海口六河疏》中论述甚详。他离任前撰写的《云南水利疏》，更是一份较高水平的治水工作总结。对自雍正三年至九年云南省的水利建设成就，较大工程的布局、实施办法及效益，存在问题及今后的规划打算，均做了分析研究和阐述，堪称云南水利史上的一篇名著，对现代水利工作者仍有借鉴作用。鄂尔泰对云南水利影响是很深远的。
秦始皇
兴修水利 统一中国

秦国从一个荒蛮小国发展为国富兵强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又一统天下，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水利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前246年秦王赢政继位，他顺应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秦始皇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战争对粮食的大量需求。
韩国是秦国东面的近邻，对秦国统一六国的野心和自己所处的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