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pdf

启蒙思想家高一涵不仅是 新青年 每周评论 努力周刊 现代评论 等进步杂志的编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呼吁启蒙、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批判旧社会的重要文章。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八年,不但通过他主讲的政治学课程,介绍但丁、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还加入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组织的进步组织,积极投身反对军阀、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批判殖民主义、铲除封建旧思想旧观念的集会、游行、演说等活动。高一涵启蒙思想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注重人的解放,强调制度改革,重视科学方法的使用,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素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做了思想舆论的贡献。关键词:高一涵;启蒙思想家;政治学家;政治活动家;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中图分类号:K 8 2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9-9 7 3 5(2 0 2 3)0 4-0 0 0 1-0 9*收稿日期:2 0 2 3-0 3-2 7基金项目:安徽省2 0 2 1年高校省级质量工程重大教研项目(2 0 2 1 j y x m 1 6 6 1);皖西文化研究中心、六安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2 0 2 0年 研 究 项 目(w x s z 2 0 2 0 0 0 2);大 别 山 革 命 文 化 研 究 项 目(d b s 2 0 2 1 0 0 2)。作者简介:程东峰(1 9 4 8-),男,安徽金寨人,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皖西文化;王全林(1 9 6 8-),男,安徽望江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大别山革命文化。人类的历史是人民不断实践、不断进步的历史,人类文化是人民所有实践的记录、总结与升华;文化为人民所创造,文化又在不断地塑造着一代又一代新人。文化的传承发展靠启蒙,文化的创新变革也靠启蒙,“启蒙同样可视之为贯穿人类历史的主题”1(P 1)。高一涵之所以值得学习和纪念,因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高一涵(1 8 8 51 9 6 8),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1 7岁中秀才,2 6岁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2 7岁自费赴日本留学,获东京明治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应李大钊之邀北上共办 晨钟报。3 3岁时经陈独秀介绍任“北京大学丛书”编译委员、编译处编审员,后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协助陈独秀、胡适主编 新青年 和 努力周报 等刊物。“41 2”反革命政变后,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一涵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通晓西方政治思想,作为五四启蒙运动中最显赫的一批“大众导师”之一,是中国现代政治科学体系的重要奠基者,高一涵是继严复之后又一学院派思想启蒙大师。著有 欧洲政治思想史 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 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政治学纲要 等学术专著和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高一涵卷 高一涵监察工作文选 等,译有 经济思想史 等。一、启蒙及其“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得与失启蒙是“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精神的不断成长和发育”1(P 1)。启蒙有两重含义:一指开发蒙昧,特指教育儿童,使初学者获得入门知识,多指蒙童的启蒙教育;二指在社会上普及新知,使人民摆脱愚昧和迷信、接受新事物的社会启蒙运动。“启蒙(e n l i g h r e n m e n t)的意思是用光明驱散黑暗,以理性代替蒙昧。1 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历史进步运动。恩格斯说:启蒙运动是 非常革命 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学者认为以前的弊病和灾难是欺骗和迷信造成的,启蒙的任务就是消除一切非理性、反理性的东西;理性的光芒一旦照耀世界,理性的人就能代替全能的上帝,黑暗的人间就会变成光明的天堂。”“启蒙理性就是现代理性,启蒙主义的纲领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纲领。”2(P 2 7 2)启蒙就是把个人或社会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依附状态,引导到一个清晰的理性的文明的独立自由的道路上去。启蒙是一个过程,启蒙是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相联系的。启蒙的手段有三:一是创造新知;二是批判传统;三是确立理性。“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意义在于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自我认识,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及人类应有的自信与尊严。”3(P 1)“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4(P 1 5)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孙中山发表这段文字时,高一涵1 0岁。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面对这种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情,为了救国济民、挽救灭族灭种的危局,奋起救亡图存。他们一边呼唤启蒙,一边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爱国救亡的运动中去。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除此以外,林毓生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激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普遍王权的崩溃对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兴起是关键性的,因为这种崩溃导致了文化 道德秩序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信任,它使人不知不觉地产生这种感性认识: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体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绝”。二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使“人们对逻辑连贯性和对从经验中检验真理的信守,却被最直接的现实和情绪的牵连所破坏”。这就“使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痛切地认定,中国社会的旧成分多么根深蒂固”5(P 3 1-3 2,P 4 9)。“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只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激烈的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6(P 7 2)。中国近代发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基本诉求是,让中华民族摆脱极贫极弱的困境,使中国四万万同胞过上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生活,从而让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光明大道。“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担当起“启蒙”的任务,“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7(P 5 5 8-5 6 0)。中国启蒙思想家们从已经富强起来的西方寻找到了方向和武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化解“道德和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用“民主的蓝图”挽救“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巨大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就是“变革”,“变革”就是“革命”。周易革 卦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8(P 4 2 9)新文化运动期待的就是一场中华民族全方位的“大变革”。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进行的。一边启蒙,一边救亡,在救亡中启蒙,启蒙也是为了救亡,启蒙和救亡交织在一起。所以既有“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又有“救亡压倒启蒙”的客观事实。迫在眉睫的亡国亡种的危机告诉我们:“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拿社会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来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绕了一个圈,从新文化运动的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终。政治,并且是彻底改造社会的革命性的政治,又成了焦点。”6(P 8 7)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夹杂着太多的诉求。思想家静不下心来,不能从容不迫地思考文化问题。因而,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是不全面、不彻底的,甚至一些人粗暴地喊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口号,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持“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给中国后来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启蒙思想家追求“自由”,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自由离不开有生机的传统。”5(P 2 6 4)从现在的2皖西学院学报第3 9卷观点来看,“启蒙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人们对它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P 5)林毓生在详细分析批评陈独秀、胡适采用“形式主义或抽象概念的变体”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5(P 2 4 7)的结论后指出:“我们知道: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当前最重大的课题。”9(P 5)诚哉斯言。现在,我们既要做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要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还要不断吸纳西方优秀文化为滋养,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纵观全世界近代的启蒙运动,无不是以追求现代化为鹄的。“假如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巨型叙事,启蒙毫无疑问是这个叙事中最重要的思想脉络、文化脉络。正是西方启蒙塑造的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导引出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出现和成长。”1 0(P 1)所以,中国启蒙思想家追随西方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中国启蒙思想家没有细心地研究西方的启蒙是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任何现代化都只能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而后作出改革和革命的。从现在的视角看:“启蒙意味着对偏见、迷信、独断、特权、压迫的批判,也意味着通过教化提高公众智识、道德和审美能力以及对社会正义、自由平等的期盼。正是通过在社会经济层面理解启蒙,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统一中理解启蒙,马克思才把握住了启蒙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也正是更多在社会、经济层面理解和推进启蒙,才使得极端、片面的启蒙得以遏制。实际上,启蒙是无法完全彻底化的。一些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制度、思维方式并不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意味着确立了一种更加现实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不再过于理想化地看待消灭私有制、国家、货币、资本,理想化的主张被逐步调整为更加温和和实际的方案。”1 1高一涵是政治学家,对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且偏重于制度建设,所以,他的偏激较之于胡适、陈独秀,又有很大的不同。彻底否定传统,只是破。但是只破不立不行,目的不只是推翻一个旧中国,还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中国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就要立一个新的方向、创建一种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才能救中国。关键是,“新”自何来?中国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学习的榜样在“西方”。于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器可变道不可变”,直到“拿来主义”,无论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是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无不以学习西方为目标。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启蒙思想家越来越着急、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浮躁,从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展到后来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和“全盘西化”。由于“西方”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西学”包含着许多不同性质的国家、思想和流派,学习“西方”也包含着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归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推翻反动的腐朽的无能的旧政府上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新政府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由于受启蒙思想家们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分化。“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愈加复杂和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思想模型。简单地说,分成三个现代的思想阵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新保守主义。它们对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纾解,反 而 在 新 的 历 史 语 境 下 加 剧 了 危 机本身。”6(P 2)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和李大钊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胡适在思想上一直走自由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则追随蒋介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高一涵在思想上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正是因为中国启蒙的不彻底性和启蒙思想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致使中国文化思想的危机到现在依然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信仰危机和社会秩序危机到现在也没有达到完全彻底地解决。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说:“启蒙永远不死,它活着,在未来任何一种逻辑可能性的价值体系中活着。”8(P 2 6)我们之所以要研究高一涵,除了以增强高一涵家乡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而外,还在于从启蒙思想家高一涵的思想演变中,发掘启蒙思想家由“激进”转向“保守”,由理论“研究”转向亲身参与社会改造“实践”的心路历程。高一涵之所以身后寂寞,最3第4期程东峰,等: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重要的原因是启蒙后,他既失去了“启蒙”的形势,也失去了“启蒙”的盟友,思想逐渐走向平淡,多从实际出发,不再有革命家的尖锐“锋芒”和启蒙思想家的耀眼“光辉”,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地带。二、启蒙思想家的心路历程高一涵生活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从饥寒交迫、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困境,经过救亡启蒙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2 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崛起强大的道路。高一涵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少年时代高一涵接受蒙学教育和科举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受其家学和家风影响,既养成了勤奋好学、正直善良的优良品质,又树立了胸怀大志、报国利民的家国情怀。1 8 8 5年4月4日,高一涵出生在六安州南官亭保庄田埠榜张家湾的一个“耕读”世家。他从小就苦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期待求得功名以光宗耀祖。据 高一涵先生年谱 记载:高一涵为“高显墀第四子”,“在父母、兄长、姐姐的关爱下,度过童年时光。”“从五、六岁起,跟随长兄永著,一边读书,一边游戏。”据高氏家谱记载,一涵公“十三岁即能诗善文”,1 9 0 2年1 7岁起,“从二兄高永昭读”,同年考中秀才。“长兄与二兄为传承高祖遗风,数十年辗转于科考的经历,给先生(指高一涵)少年时代以巨大影响”,从而勤奋好学,立志向远。高一涵的母亲胡夫人幼时随其母逃避战乱,常在深山丛林间过夜,还不能自保温饱,故入高家当童养媳,备受艰辛,一生勤劳节俭。据高一涵 先母胡夫人行述 称:“余幼从先兄读夜读,每至二更时始罢,每归寝室见先母率诸姐犹在灯下纺织,邻人有夜过吾门者,辄羡曰有读书声与纺织声,若此家安得不兴哉。”1 2(P 1-4)胡夫人共生四子二女。4 1岁时生“老幺”高一涵,故疼爱有加。如弗洛伊德所言:“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就引致真成功。”1 3(P 4 5 1)高一涵秉承父亲“就耕就读,恪守先业”的遗训,继承祖传家风,依勤耕苦读忠厚传家,靠积德守正安身立命。正是幼年良好家风的影响和父兄们的耳提面命,使得高一涵无论是青年时孤身在日本留学,还是盛年时在偏远的大西北任职;无论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北京大学教授,还是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国民政府检察院官员,都能坚持独立思考和公平正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志向不改,使命不忘,奋斗不止,自强不息。1 9 0 6年废除“科举”,高一涵便弃科举而就新学,入六安州中学堂继续就读,时年2 1岁。到中学堂学习后,高一涵开始接触 新民丛报 等进步刊物,无异于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如其多年后所言:“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则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史。他们看到清廷腐败,国势危急,瓜分惨祸,迫在眉睫,非变法不能图存,非科学不能救国,因而都迫不及待地走出私塾,进入学堂,弃八股,废策论而学西方科学,想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当时凡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民族大义耿耿在心,无论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而对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则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从四面八方汇合成为推翻清廷、恢复中华的革命主流。”1 4(P 6 7 1)1 9 0 7年7月,安徽发生了“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清政府剖腹剜心处死”的重大事件。高一涵少年时代的同乡好友朱蕴山被绑赴法场陪斩,激起了他对“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残暴成性的请廷统治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激起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和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崇敬。由于高一涵本来就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加之新启蒙所焕发出来的蓬勃朝气,使之思想更加活跃,学习更加刻苦,凭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和下笔生花的妙笔,加之他干练持重的办事能力,很快崭露头角,受到同学们的拥戴和老师们的器重,还没有毕业,高一涵经学监喻康候推荐,顺利地考取了安徽高等学堂,跨上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二)启蒙时期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的几年是其接受开明新思想、新观念,萌发革命志向的启蒙期。安徽高等学堂坐落在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文化名城安徽省府安庆市。1 9 0 8年高一涵就读安徽高等学堂时,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成为他立志去日本留学的关键。4皖西学院学报第3 9卷一是严复及其翻译的西方启蒙思想名著,对他影响很大。高一涵到安徽高等学堂就读时,严复刚刚从该校离任,影响正浓。高一涵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那时绝大多数安徽青年学生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革命后究竟要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心中还没有底。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所知道的西方政治制度不多。恰好这时留学生中负有盛誉的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他用中文古文笔法翻译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计有斯密亚丹的 原富、孟德斯鸠的 法意、甄克斯的 社会通诠、约翰穆勒的 群已权界论 以及赫胥黎的 天演论 等。这一类著作都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引起了全国学者的重视。安徽青年学生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产生羡慕的心情。他们看见西方国家自产业革命后,工业进步,生产力大提高,比我国落后的农业生产相差很远。同时,又看到自1 6 4 0年到1 6 8 8年的英国革命,推翻了封建阶级专政,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上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公民有选举权利,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因而对封建的隶属关系、等级制度、王公贵族的无上特权更加反对,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代替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最符合理想的好制度。”1 4(P 6 7 4-6 7 5)二是 民报 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高一涵影响深远。民报 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办的机关报,先后有胡汉民、章太炎等人任主编,孙中山亲自为 民报 写发刊词。高一涵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五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 民报,更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没有像 民报 这样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我一到安庆就设法寻找 民报,但是没有找到。嗣后与霍邱革命前辈徐迂亭谈起想寻找 民报事,他教我不要声张。一天他把藏在旅馆房间内地板下的一册 民报 拿出给我看。我在先是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 新民丛报 和 中国魂 之类刊物的,看到 民报 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碍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 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1 4(P 6 7 3-6 7 4)在安徽省高等学堂读书期间,由于受到学监严复开明思想影响和大量阅读 民报、西方启蒙思想名著,大开眼界,思想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看到他的许多在高等学堂的同学,纷纷留学英、美或日本,寻求富民强国的道理,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刻苦学习英文,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从“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到读书“求知图强”“救国济民”,这是高一涵从六安州中学堂到安徽高等学堂思想上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在学习求知和思想启蒙方面,革命报刊和西学名著,为其新世界观的确立播下了火种,开辟了道路。1 9 1 1年夏,高一涵在安徽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因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获得“优贡生”名号的奖励。(三)奠基起步期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少年好友刘希平和关运隆的鼓励、支持和运作下,高一涵决定东渡日本留学,进一步寻求救亡图存、匡扶正义的本领。于是1 9 1 2年自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 9 1 6年7月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在日本留学的四年间,是高一涵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关键转折期,也是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起步期。在这四年中,他除了系统地学习了西方以政治学为核心的完整的社会科学知识、攻读并完成政治学学士学业外,还参与了以下工作:(1)1 9 1 4年应邀参与章士钊创办的 甲寅 月刊的编辑工作,除为 甲寅 撰稿外,还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黄侃、周鲠生、杨端六、张东荪、易白沙等人,先后发表了 民国之祢衡 民福 章太炎自性及与学术人心之关系 宗教问题 等文章。章士钊1 9 1 7年在北京办 甲寅 周刊时回忆道:“愚曩违难东京,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据章士钊年谱记载:“1 9 1 7年3 7岁,1月,在北京出 甲寅周刊。聘请李大钊、高一涵参加编辑事务。”1 5(P 5 0 6)(2)1 9 1 5年2月1 1日,高一涵参加两千余中国留日学生在青年会馆冒雨举行的大会,抗议日方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工作。(3)应陈独秀邀请,高一涵参与 新青年 编辑工作,并积极为 新青年 杂志投稿,成为陈独秀编辑 新青年 的得力助手。“民国四年,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 新青年 杂志,余时已到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1 4(P 2 6 8)新青年 创刊号上发表高一涵连载文章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文章是高一涵启蒙思想的第一次集中表达。接着又在 新青年 上发表 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概略 民约与邦本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 自治与自由 等文章。(4)1 9 1 5至1 9 1 6年之间,在日留学生组织神州5第4期程东峰,等: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学会,每周六讲演一次,并讨论政治及世界大事。学会“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醒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主要通过“分科研究,演讲和编撰书报”为手段开展活动,编有 神州学丛。学会有四、五十人,李大钊、高一涵均是该学会主要成员。(5)1 9 1 6年2月2日,高一涵被留日学生总会推选为总会文事委员会委员长、总会评议员、经费委员;李大钊被推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机关刊物 民彝;同年3月,高一涵与李大钊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1 2(P 1 9)(6)在日本留学期间,除在 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外,还在 民彝 上发表了 国本 共和 程度与民政等文章。同年7月,高一涵完成政治学科的本科学业回国。高一涵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系统学习、勤奋著述和广泛交往,获得了以下成就:(1)系统地学习并掌握了西方政治学知识,广泛地涉猎了西方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其今后成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打下了坚实的西学基础,也为他成为学贯中西的政治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他积极参与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既开阔了视野、锻炼了社会交往能力和组织办事能力,又广结人脉、构筑了“报国图强”精英圈子活动平台,彰显了他的卓越才华;特别是他结交了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为他搭建了跨上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高地的阶梯;(3)先后参与了 甲寅 新青年 民彝 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积极为其写稿,充分展示了他的著述能力和思想水平,为其跻身“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行列”获得了“入场券”。以上三个方面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学术根基、思想基础和人脉渊源,也基本形成了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学术方向和理论志趣。(四)成熟期加盟北京大学,置身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枢纽位置,投身中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大潮,也跨入了更高更大的学术活动平台,使他有机会继续深入进行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八年是其学术研究的巅峰期,也是他作为启蒙思想家最活跃的巅峰期,更是其作为启蒙思想家发展完善的成熟期。高一涵从日本留学回国,在上海逗留几日后,便直接回六安州官亭省亲。因李大钊担任主笔的 晨钟报 即将在北京创刊,便连发“三封电报,催他速到北京共负编辑之责”,所以“余在家仅二十七日即来北京”1 2(P 2 0)。后“李大钊因汤化龙违背 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 的诺言”,没有到 晨钟报 就职,于是高一涵也成了 晨钟报 没有到任的编辑。后来李大钊等又创办 宪法公言,高一涵参与其事,并在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因高一涵初到北京,人地生疏,便与李大钊同住在皮裤胡同新租的一间房子里。1 9 1 7年1月,高一涵随李大钊搬到朝阳门内竹竿巷一个僻静宅院,仍然同居一室,专事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的 甲寅 编辑和写稿工作。同年1 0月,经友人介绍,刚刚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与高一涵相识,并共同租住在竹竿巷。这是高一涵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胡适的第一次见面,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与胡适全家度过了将近六年的同居与邻居的和睦生活。可见,高一涵与胡适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从1 9 1 8年经陈独秀的推荐到北京大学任编译委员会委员、教授,到1 9 2 6年底南下参加革命,高一涵在北京大学整整度过了八个年头。在这八年里,高一涵不仅与胡适成为同事,还置身于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不仅是陈独秀主编 新青年 的得力助手,还成了胡适主编的 努力周报 的得力助手。五四运动前后,高一涵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中两份重要报刊仅次于主编的核心人物,其作用不可忽视。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陈独秀和胡适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中公认的双峰对峙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段时间里高一涵先后担任两位领军人物在宣传舆论工作方面的重要助手,其地位和贡献不可低估。紧接着高一涵又成为 现代评论 的主要撰稿人,4年间,共发文3 5篇,多“以时评为主”。归纳一下,高一涵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1)高一涵以 新青年 每周评论 努力周报 现代评论 甲寅日报 宪法公言 甲寅 晨钟报等报刊为阵地,以笔为刀枪,通过编报刊、发文章,宣传启蒙理论和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进步思想、批评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军阀政府的种种暴行,倡导建立共和立宪政府。(2)以北京大学的讲台为阵地,系统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等课程。他在北大编译处时翻译了B o u t m i S l u l t m i i n C u n s t i o n a l L a w 一书,后又陆续出版他独撰的 欧洲政治思想小史 欧洲政治6皖西学院学报第3 9卷思想史 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 中国内阁制度沿革等专著,还与张慰慈合编了 西方政治哲学史 一书。他系统地讲授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客观介绍和分析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监察制度的优劣,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路径和应该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方方面面。据 北京大学日刊1 9 2 2年8月1 9日报道,高一涵又成为北大“社会科学组”的重要成员。可见高一涵在“太平洋研究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了。据高一涵 自传 称:“1 9 1 8年入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由讲师改教授,同时,又在北京中国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兼任教授。”(3)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仅仅用笔战斗,还直接参与到青年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去。高一涵不仅仅是独坐书斋的学者、教授、著作家,还是走向街头冲锋陷阵的战士。1 9 1 8年1 1月初,“一战 结束的消息传来,北京三万民众游行庆祝胜利,1 1月1 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 公理战胜 碑,由东单迁至中央公园。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搭台连续演讲三天,欢呼胜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都轮流先后上台演讲,高一涵也初次登台演讲,面对众多的听众,他虽然 心里很紧张,两腿直打战,但还是坚持演讲完。”自此之后,高一涵经常到各大学和各地演讲。1 9 2 0年春,高一涵为写 西方政治思想史 再次到日本研修时,还在日本发表题为 中日亲善之障碍 的演讲,介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政策”。1 9 1 9年,北京爆发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高一涵参与并支持学生的爱国抗议游行活动。“五四当天,高一涵亲身跟随学生游行队伍前行,目睹了学生和民众的行动,当晚,他奋笔疾书,以 据我亲眼看见的事实,写下了 市民运动的研究 一文,该文登载在5月7日的 晨报 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围绕五四运动,高一涵写了多篇文章,申述学生和市民运动的合法性,抗议军警对学生和市民的镇压,揭露帝国主义“不讲公理”的丑恶嘴脸和中国政府的“卖国行径”,起到了伸张正义、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激浊扬清的作用1 6(P 1 2 9-1 3 0)。5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 北京市民宣言。高一涵在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 一文中写道:“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嵩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 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入深夜一点多钟。”而后两天,高一涵都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散发传单。(4)参加北京高知社会团体,置身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核心。据 申报1 9 2 1年8月2 5日消息:“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于1 9 2 1年8月1 9日在北京美术学校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马叙伦、高一涵、陈启修等被选为研究员。高一涵在北大任教期间参加的高知社会团体还有:(1)1 9 1 8年冬,高一涵参加李大钊在北大组织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2)1 9 2 0年8月成立“旅京皖事改进会”,高一涵、程演生等为主要成员,其宗旨是“驱逐安徽军阀,改进安徽政治,整顿教育”。(3)1 9 2 2年高一涵与北京各界人士2 0 0余人共同发起反宗教运动,得到广泛响应,迫使一些宗教学校放弃强迫学生做礼拜和不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错误做法。(4)1 9 2 2年8月1 5日,高一涵与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刘相臣、刘华等北京各界三十余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大同盟还参与劳动立法运动,声援“二七”大罢工等。(5)同年8月1 9日,北大日刊 刊登“季刊编辑员八月一日讨论决定”:高一涵与胡适之、蒋梦麟、马演初等1 7人为该刊“社会科学组编辑员”。高一涵在北大的八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折时期,风起云涌,泥沙俱下。这一时期对他的启蒙思想成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北京大学为中国最高学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秉持“囊括大典、包罗万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一时人才荟萃、精英云集,实乃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和中国学术的最高地;加之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形成了“新思想引领社会,社会运动又促进新思想发展”的互动互进的局面。高一涵又是一个胸怀大志、不甘平庸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有一番作为也就不奇怪了。二是高一涵一直追随在中国近代史上引领风骚的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胡适左右,他们既是高一涵事业上和思想上的引路人,又是其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良师益友;加之高一涵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人品纯正、目光远大,成就为一代宗师也就顺理成章了。三是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并非浪得虚名。高一涵国学功底深厚,又留学日本,受过西方政治学知识的7第4期程东峰,等:启蒙思想家高一涵论(上)系统训练,也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思想敏锐、且能击中时弊;高一涵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几年出版了中外“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系列学术专著。没有学术的思想,往往会流于肤浅;没有思想的学术,则是没有灵魂的学术。二者都是不完美的。高一涵是一个熟悉中、西政治制度,且能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启蒙思想家。在政治制度框架下思考问题,是高一涵全部启蒙思想的特点。(五)余韵绵延期离开北京大学南下,是作为启蒙思想家高一涵的余韵绵延期。1 9 2 7年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急需人才,经李大钊推荐,高一涵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途经上海时,经高语罕介绍,高一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脱党)。抵达武汉后,经陈独秀、章伯钧介绍,高一涵到武汉中山大学任政治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4月2 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遇难,高一涵悲痛欲绝。武昌中山大学举行李大钊同志追悼会,高一涵在追悼会上报告李大钊事迹。5月2 3日,高一涵在 国民日报 上发表 李大钊传略,缅怀英烈、悼念挚友。同年7月1 5日,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实行“分共”,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高一涵避居上海,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 9 2 8年4月3 0日,胡适接任中国公学校长,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聘高一涵为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教授。1 9 3 0年1月1 2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自1 9 2 7年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继而在上海法政大学、中国公学任教,到1 9 3 1年应于右任之邀到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任监察委员止,高一涵在这四年里,除授课、教务管理和参与一些社会事务外,也发表了 武汉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 平均地权的土地法 反对议会制度的独裁制与委员制 闲话 等好几篇文章,并出版了新著 政治学纲要,旧作 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 获再版。作为一个矢志追求真理的学者,高一涵在原则问题上宁折不弯,为了坚持真理,不惜开罪“恩公”(章士钊)和挚友(胡适)。他在“家谱”先兄镕经传 中写道:“余与先兄性情多相合,独于处世之道分途而驰。处世之道,须先论理之是非,然后乃能顾及一己之祸福。苟其理万不可不争,则虽外不圆亦不足为病。”这一段话表明了高一涵先生的刚直秉性。这段时间,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高一涵,已风光不再;但作为教授高一涵或许是更有资格了。政治学纲要 一书,虽然表明了作者憧憬的民主宪政的政治理想,但其行文风格已失去批判精神,只是介绍各种政治制度的内容和评析比较它们的优劣,批评的锋芒已深深地隐藏在冷静的辨析和精明的材料取舍中。随着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加之故朋旧友的离散、生存环境的变迁、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使得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高一涵不得不日渐消沉。(六)辞教从政,“官宦”生涯期1 9 3 1年初,高一涵受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一再邀请,到南京就任国民党政府检察院委员。自此,高一涵告别学术,步入政坛,开始一段颠沛流离的监察员的“官宦”生涯。高一涵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初衷:爱国为民、实践自己的思想,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在现有的条件下尽绵薄之力 为人民伸张正义,替社会剜疮剖疽,为国家恢复秩序。1 9 3 0年9月,高一涵等六人为国民政府起草约法草案;1 9 3 1年2月,经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提请,高一涵等2 3人任南京国民政府首批监察委员,参与审查 弹劾案审查规则案,起草 接收人民诉状规程 草案。在任国民政府检察院监察委员和外派任监察使期间,他直接参与弹劾或审查弹劾的官员有: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精卫)、外交部长王正廷、皖省主席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