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还是二三.doc

大城市还是二三级城市在，选择的不同会影响审视你的标准的不同；其次考虑你的兴趣爱好，结合真个社会的就业倾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工作的标准如何衡量？比如说你只想有一份能够解决温饱的工作，还是想在就业城市扎根，这些尺度会帮助你做出选择的。最后，我还要提的一点就是在择偶方面你同样会面临与工作一样的压力。比如你们是不是同乡，不是同乡的话以后怎么生存，诸如此类的问题吧。末了，我希望你慎重选择
这么说吧，第一，人才类型；
北上广类的一线城市吸收人才类型较复杂，基本上任何学历的人都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所不同的淡然是收入不同。我是一个北漂族一员，我的切身体会是北京是一个各方面制度较严格的城市，公司一般较规范，各种福利和保险应该不成问题；
对于二三线的中小城市而言，相比一线城市可能有些平台它不具备，可能有些行业在这样的城市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城市对待高学历较重视，当然也有的公司不敢留高学历的人(这很正常)。这一点与一线城市相比不太好说，因为一线城市高学历的人比较多，所以可能在重视程度上要弱一些。
第二，社会压力
一线城市无疑会给人很大的压力，每天早上不管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都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有的人一天上下班需要花去三个小时，还有拼租房受到中介的压榨，这些都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二三线的中小城市呢，压力会小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
第三，机会概率
一线城市就业机会较多，二三线城市可比性稍差一点。这个有点决定了很多年过三十甚至四十岁的有激情的人仍然选择了一线城市，注意它真的很包容呦！呵呵。
我肯定还有没说到的，现在就想起来这两个最重要的，最后奉劝你，一双鞋子不是别人说好看你就穿上的而是因为这双鞋子让你穿起来感觉很舒服才促使你选择它的。所以呢，到底适合不适合你说了算！朋友，祝你好运！

2000年左右，在就业市场还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于是，大学毕业成了一道分水岭。

毕业前夕抱头痛哭一场之后，有些人选择了小城市，衣锦还乡或远赴异乡，凭能力或家世与人竞争；有些人则一头扎入北京、上海、深圳的都市丛林，不折不挠地寻找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个人都是怀揣梦想，每个人都信誓旦旦，要混出个人样来。

那么，5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先看看大城市的兄弟姐妹们。

A和B，这对小夫妻，差不多已经把根扎在了北京，A在私企，B在国企，都属于IT行业，两人月薪加起来一万二左右。2005年他俩在回龙观买了个两居，贷款尚未还清。A一直哭穷，终于在2006年改行去做销售，压力很大，不过据说蛮有赚钱的机会；B呢，来北京后跳了三四次方才稳定下来，虽然收入一般但总觉得还有指望。至于要孩子的计划，由于经济压力大，只好一推再推了。

C，当初为了逃避就业压力她选择了读研，结果一读再读，学历水涨船高，如今她和老公均已博士毕业，留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刚刚毕业却已近而立之年，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他们一筹莫展。

D已经在上海落户，就职于某知名外企，没日没夜的加班，月薪仍不过万元。C的房子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总价80万左右，加上装修电器不到100万，是个80多平的两居，距离C上班的地点千山万水，每天上班来回要3小时以上。上次见面，C看起来憔悴消瘦了许多，让人不得不提醒他时下流行的过劳死。

同样也在上海打拼的E，虽然和女友已经双双在沪待了数年，却把房子买在了郑州。赚够了钱我就回去，自己开事务所，目前月薪8k的他总是这么说。可是，多少钱算是“够”呢？一年又一年，青春可真是短暂啊。

F毕业就去了深圳，就职于某著名通信公司，做技术。每天深夜方归，累得要死要活，连上网跟老同学聊天的时间都没有。结果，没多久就跟女友分手了，钱倒是攒了一些，但是够在深圳安家吗？想起未来，作为一个小小的技术人员，还面临着公司裁员的危机，F真是有些迷惘。

总结一下，这几位再怎么跳来跳去，也还是相对底层的职员，月薪少于或等于一万，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晋升空间。名为白领，实为草根，怎么挣扎，也不容易浮出水面。

再来看看小城市的校友混的如何。

G，一个精明强干、成绩优异的女生，毕业时她选择了杭州。在一家外贸公司她表现得相当出色，成了老板赏识的主力，全球到处跑，年薪算下来有个三四十万吧。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她有了三居室的宽敞房子，有了十几万的中档轿车，找了一个可以匹配的优秀老公，去年还当了妈妈。目前G已经开始自己单干了，有资本了啊。

H和F也是一对，俩人都留在了青岛。如今也已经买了房子，要了孩子，平平静静安了家落了户，F的欲望不高，心态也平和，对H的压力不大。不过H运势倒是不错，已经开始不断升职，去年做了大区经理，收入也直线上升，年薪加提成每年拿个三四十万没啥问题。

J从毕业后一直在郑州，在一家著名的通信外企做技术工程师，刚入职时月薪6k，一年之后涨至8k，目前年薪早已过20万。按照郑州的消费水准，J绝对早步入了小康行列，穿品牌服饰，开名牌轿车，出入高档酒楼，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

K在广东一个小城市，石油行业。物价指数不高，她月薪不到一万，福利却多得数都数不清，过得是相当滋润。K不仅早早买好了房子，还特别注重装扮自己，定期开单位的车去香港购物，不过最近去得不频繁了，因为她的宝宝今年就要出世啦。

这么一比，可真是能气死人啊，小城市的这帮人，月薪基本上都在一万以上，还不包括各种福利、灰色收入。难怪一个个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了。相比之下，那些待在大城市的，要用那点工资应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物价，未免吃力多了。

抛开收入不说，就社会地位上，两个群体也已经拉开了区别。小城市的要么扶摇直上，要么独立创业，步入或靠近了高人一等的精英阶层；大城市的却浮沉不定，无论什么行业，基本上都在职场底层默默无闻扮演着草根。

总体来说，大城市浮躁、压力大，机会和挑战更多些，但是因为竞争激烈，往上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小城市呢，安逸一些，舒适一些，平台虽不大，却给人才留出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不过，就个体而言，就生活质量而言，大城市的草根显然不如小城市的精英啊。

那么，我们在大城市努力支撑着，苦苦煎熬着，究竟是图什么呢？是因为在守候幸运女神的青睐，还是仅仅因为，惧怕回到家乡被人嘲笑混不下去？如果人生能够存档，你愿不愿意回到毕业时的那个起始点？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你会选择在大城市当草根，还是在小城市做精英？

幸福是什么？

　　我们想将这个疑问与已经或将要踏入社会的青年共享，既然大学生的“蚁族”、“蜗居”已经成为2009年尾巴上的滥觞。

　　房价与这个将走进虎年的冬天一样冰冷而凶猛，但在城市的四面八方，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用体温捂紧胸口深处一个小小的“北京梦”、“上海梦”，不愿它们破碎变凉。然而，曾经，不是只有你们这么想。

　　我们走访了这10年来一届届告别大学的青年人，他们把梦想揣回了小于北京、上海的城市，种在了不那么繁华的土地里，现在梦想成熟为了生活。

　　有人为了双亲回到家乡，而今感谢“父母在，不远游”；有人为了爱情远走天涯，而今留恋静好的小镇；有人为了就业挥别人堆，而今成蜗居同学艳羡的对象……

　　他们说，他们很幸福，很满足，小地方有好滋味。也许，真正对你重要的东西，让你活得丰润的东西，不是只有大城市才能给你。

　　亲情篇：

　　我很庆幸我在爸妈身边

　　谢伟，28岁，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现居南京郊区。

　　谢伟2004年从计算机系毕业时，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两年以后的生活。当时他刚成为北京一家著名电脑公司的技术员，收入稳定。但现在，他是南京市郊区浦口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数学兼计算机老师。

　　改变发生在2005年11月，来自老家的一通电话。

　　那一天，谢伟的爸爸被诊断为胃癌早期。当时，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县城的妈妈早就没了主意。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晚上，舅舅打电话告诉我，我让妈妈听电话，我能感觉到妈妈好孤单。”谢伟在得到检查结果后第二天就回到了南京。他第一次成为家里真正的男子汉：寻找医院，询问医生，筹集手术费用，协调手术时间……

　　“那十几天，妈妈就跟在我后面，我感觉到我在照顾她，我特别累，心里也焦虑，但是我很幸福。不过，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我会回来。”爸爸的手术很成功。手术后，谢伟在家住了半个多月。

　　爸爸术后恢复得不错，谢伟也就回到北京继续上班。“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家，一是惦记爸爸的身体恢复，二是突然有点不适应一个人生活了。”

　　他突然发现，自己守着爸妈住的那半个多月那么珍贵。“从上高中住校开始，到离家读大学，到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自己已经六七年没有跟爸妈一起真正生活了。放寒暑假回来，总是到处见老同学。”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慢慢改变了谢伟的想法。他决定离开北京回家。

　　为了便于照顾手术后的爸爸，谢伟放弃了南京市区好几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经过考试，获得了现在的这个工作。“这虽然是郊区，但是坐车回家方便，二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每天晚上可以回家陪爸爸妈妈。”

　　现在，谢伟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岁多的儿子，他的妻子在一家小厂里当会计。2008年年初，他们在县城里买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到了周末，谢伟就会带着妻子和儿子住到农村的爸爸妈妈那儿，“一方面陪爸妈，另一方面也让儿子看看麦子长什么样，水稻长什么样，有的时候，儿子认识更多的五谷杂粮和花花草草，他的小伙伴都羡慕，所以现在有时候都带着他们一起去老家度周末。”

　　“每周日晚上回县城，我都会带上爸妈种的新鲜蔬菜，还有散养的鸡生的鸡蛋，既无害，还好吃，对孩子的健康也有好处。”谢伟说。

　　慢慢地，谢伟的妻子还多了一份收获，她学会了种菜。“我们常常把种了吃不完的菜带回来给邻居吃，很满足的，物业处的阿姨收我物业费都打折。”她笑着说。

　　“爸爸妈妈有时候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的工作。但是，其实他们不晓得，我从北京回来后，我才明白生活该是什么，责任是什么。”谢伟说，“我很庆幸我在爸妈身边。”

　　事业篇：

　　我还是喜欢引人瞩目

　　柳生，30岁，毕业于南开大学，现居石家庄。

　　“大城市的人经常说，你们二线城市有天安门吗？有国家大剧院吗？有‘鸟巢’吗？我倒想问住在北京的人，有几个人经常去国家大剧院的？”柳生反驳老同学们的说法，他认为，选择去哪里生活，就在于一个心情。

　　柳生200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广东省的市级单位当公务员，后来又回到家乡在县委办公室做文秘。

　　在柳生的回忆中，两年的公务员生涯“很是没劲”。2004年，柳生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卖起了保险，现在他已经是一家全国知名保险公司的石家庄分部副总经理。

　　“我觉得在一线城市，生活会很辛苦。在北京，如果有私家车的话，估计早上5点就要起床了，如果7点还不起的话，路上肯定堵得一塌糊涂了。”在石家庄，柳生可以一觉睡到8点，匆匆吃个早饭，然后开着自己的捷达车去上班，一刻钟就到公司了。

　　总公司曾经3次下调令，让他去北京总部，他都不乐意。

　　“这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还是喜欢引人瞩目，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柳生说，“在分公司，我说一句话，下面千军万马去执行，一旦去了总部，是我做一件事，成千上万的人在挑毛病。”

　　他补充说：“我想踏踏实实，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总部的话，上台阶很难，下台阶的可能性却很大，而且对一个年轻人的历练不够，做事容易浮躁。”

　　由于经常去北京出差，这两年，中华世纪坛新换的展览，他基本都看了。“这两年，国家博物馆我去过4次，故宫我去过3次，估计好多北京人自己都不去的。”

　　去年春天，柳生趁着周末到北京听戏。“坐动车组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在长安大剧院看的，京剧《失空斩》，就是那个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之后在剧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住一宿，第二天就回去了。”

　　他感叹说，在北京过一个周末也挺好的，但是生活在这儿，倒未必能这样。

　　不愿去北京，也有考虑家庭的因素。柳生认为，现在的户籍政策还是壁垒，如果孩子到北京上学，还是得回石家庄参加高考。

　　目前柳生一家三口住着11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却还是“有点儿不满足”。

　　他对未来的希望是，买一套大房子，一定要布置一个很大的书房，收上几万册的藏书，可以在里面练书法。“我前几天去一个同事家，他买了两套房然后打通了，大到360平方米，他有两个书房，把我羡慕得不行！”他笑笑说，现在他充其量只有一个“书角”。

　　这样的理想生活，“如果在北京，可是很难实现的”。

　　爱情篇：

　　我俩每天吃完饭，都可以在海边溜达

　　小莫，25岁，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现居舟山群岛。

　　同学们常常羡慕小莫的幸福——和男友一起工作在四面环海的小岛上，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这儿，你会觉得时间流逝是很自然、没有压力的事情。人们都在享受散漫的生活，没有任何人和事在驱赶他们。”她说。

　　2008年夏天，毕业的小莫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随学船舶专业的男朋友一起去了浙江舟山的造船厂，一签就是3年。

　　“我跟着他背井离乡来到这里，虽然嘴上一直嚷嚷着是为爱情作出伟大牺牲，可是我和他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是情非得已。如果不是他的专业所向，如果不是我们急需偿还我的助学贷款，如果不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共同良好发展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会在这里。”

　　初到小岛，小莫每天掰着手指头数秒、数分、数日子，还数着这里远离喧嚣的寂寞，闷得发慌。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渐渐欣赏海岛小镇的调调。这街上回响的佛教梵音，举头可见的诵经嬷嬷，香火缭绕的佛品小店……

　　她时常跟闺蜜分享生活的快乐：“早晨我们沿着海边跑步，看着太阳慢慢地一点点攀升，由浅红变成通红，渲染着与海水交融的天空；周末他骑车载我去寻宝，或者一起去泥滩上挖螃蟹；我俩每天吃完饭，都可以在海边溜达，现在我坐在办公桌这里还可以听到海浪声呢！”

　　她也会有犹豫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在大城市打拼，朝气蓬勃的，自己的生活太平静了，就觉得有点儿空虚，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这里是个县级小岛，我也不是特别满意，这儿太偏了，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涉及到交通、购物、社会基础设施等问题。我更愿意去一个二级城市。”她说。

　　但她依然表明自己坚决不去京、沪、深。

　　“他们领导让他去上海总部，我才不让他去呢。”她解释说，大城市房价吓人，生活压抑，走在路上、地铁上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在地铁上吃早饭、睡觉，“我觉得很恐怖”。

　　在她头脑中，房价还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市区的房子买不起；累死累活卖出去一辈子的身价，在郊区买个房子，每天还要坐三四个小时的车上下班，浪费生命呢！”

　　除此之外，每个月还要偿还高额的住房贷款。“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这样的话，家庭承受变故的能力太低。”她解释说。

　　海边停泊着许多捕鱼的船只，空气是湿的、清凉的，里面还夹杂着鱼腥味儿，蒿草在湿地里疯野地长着，但是这一切仍然让她想念北方，“舟山不是长久之计吧，我想家。”

　　“或许，终有一日要离去，到时会怀念这里的清香古佛、滔滔海浪、淳朴渔民吧。”她在博客里写道。

　　定位篇：

　　俺没出息，俺回家

　　卜海，31岁，青岛某高校毕业，现居家乡，“山东省一个并不发达的地级市”。

　　现在，卜海的那帮“发小儿”只要坐在一起，都有个既定的娱乐项目，每个人都要操着浓厚的乡音，把卜海的名言生动地演绎一遍：“俺没出息，俺回家。”

　　2001年寒假，毕业在即的卜海与同学回家聚在饭桌上的时候，谈到了将来的工作去向。除了卜海，其他3个人都是做计算机的，不约而同地选择北京做工作地点。

　　卜海学的是化工系，“说简单点儿，就是怎么做肥皂”。“这个专业，高不成低不就，工作难找得很。”卜海想得透彻，“读到博士或者出国留学，说到底还是得工作，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越早工作越好。”

　　家乡有一个大型化工厂，是他的备选单位，他在青岛的招聘会上投了简历。当时这家工厂的展位前，门可罗雀，乏人问津。“当时工作没现在这么难找”，卜海说，“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工人。”

　　直到现在，卜海也没觉得工厂选择自己是因为他成绩优秀，“最后估计是觉得我能留得住”。他认为是简历上的籍贯所在地帮了忙，“对工厂，算得上是他乡遇故知”。

　　卜海当时有一个同班的女朋友，“她不愿意去小地方，最差也得留在青岛，可是，这并不容易”。女朋友决定先考研再等机会，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同班同学韩允觉得，这是卜海至今唯一不太圆满的地方。一想到此处，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因为“这哥们儿过得让人眼馋。”

　　“那个化工厂效益好得不像话。”韩允说，卜海只是个刚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工资拿得比当地大部分公务员还高。“算上杂七杂八的收入，比我们在北京的也少不了多少，关键是在家乡，这钱还真经得起花。”

　　当时的韩允还在为北京居高不下的房价犯愁。他现在得早晨6点起床，先坐公交车、倒两次地铁、再坐公交车，总共花上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公司。“所以，买房一定得缩短交通时间，不能再在路上浪费有限的生命了。可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房价太高；买小的呢，将来怕住不开……”他就这么纠结犹豫着，直到房价涨成了天文数字，还只能留在租房市场里继续“摸爬滚打”。

　　这些问题都不曾困扰过卜海。

　　他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骑着小摩托车上下班，十几分钟的车程，中午回家吃了饭还能美美睡上一觉。结婚之前，卜海拿下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离父母家不远，下班就去蹭饭，碗都不用刷，小两口可以选择回家玩游戏还是出去看电影……

　　等到韩允他们放假回乡，卜海就热情洋溢地带着他们四处领略“日新月异的家乡文化”，寻摸好馆子，找地方消遣，再豪爽地喊“埋单”付账。

　　已经差不多“三十而立”的韩允觉得跟卜海生活在两个世界。他每天忙忙碌碌地加班，辛辛苦苦地挤地铁，别说房子，贵的饭馆都不敢去。再看看卜海，今天让他帮忙参考一下“买什么新型手机”，明天让他帮着选车，两个人的生活距离越拉越大。

　　婚后，卜海带着媳妇儿回了一趟青岛，跟同学小聚，他的前女朋友已经研究生毕业，但工作还没有着落。卜海感慨不已，跟韩允说：“她当时很看不起我……”

大城市小城市 人生何处起航
2010-01-25 07:16: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挣得少，花得多，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是继续蜗居在喧闹的城市当蚁族，等待发展的机会；还是回到二线城市享受悠闲与怡然自得？

在人生规划的这道选择题上，没有对错。

按照1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有611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就业率为87％。这个数字超出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期。

然而在超出预期的就业率背后，大学生蚁族的故事却在2009年末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在就业率高低吸引眼球的同时，就业结构、就业地域不平衡的矛盾备受关注。

与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北漂没什么不同，蚁族不过是学者为那些坚持到大城市追寻梦想而暂时生活不如意的年轻人起的新名字。在外人看来，生活艰苦的蚁族、北漂生活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就业选择的不同理解。坚守大城市，还是回到二线城市就业，即将毕业的每个大学生心中都曾有过纠结。

是考虑生活成本，还是更看重未来预期；是要安稳，还是艰苦打拼？在就业的选择上，怎样才是理性的态度。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对错。

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

“生活在大都市，在写字楼上班做白领，最好是旅游业的白领。”这是一年前丽川心目中理想工作的定义。对就业选择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和发展预期，丽川并没有太多关注。但几个月大城市生活的沉重成本撕碎了这个成都女孩的都市梦。

和周围大多数同学一样，这个四川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女孩子一上大四就忙着找工作，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等专业招聘网站是丽川几乎每天都要浏览的网站。

在成都本地小公司做销售类工作机会有不少，但丽川不甘心，总觉得自己的天地应该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

广州一家公司来到四川大学招聘。根据广州总部开出的工资标准，住房补贴600元,全勤奖金800元,基本工资1800元。加起来是3200元，丽川觉得可以签了。

填报分配去向时，一位销售总监问她：“愿不愿意来广州？”丽川没多想，就写下了广州，她填报的其他城市还有重庆、北京。

2009年7月4日，一毕业，丽川就到广州参加培训，工作的名称是销售管理培训生，向上的激励是，“促销做好就可以做组长，再升督导。”

在广州，原本并没有想过的生活高成本残酷地摆在面前。

“在广州租房可真贵，天河区的房子，三室一厅要四五千元，一个人住一间要1500元左右，还要交物业管理费、中介费……”丽川发现，如果这样，3000元出头的月薪很可能都吃不饱饭。

几个新来的同事不得不放弃城区的租房计划，选择了广州城乡接合部的城中村。

丽川和两位男同事住进了天河区的“棠下村”。而丽川上班的地方在黄埔区，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多小时。

棠下村就是一条很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差不多有上万人挤在这里。

丽川租了一个二楼拐角的单间，一个月500元。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连电视都没有。让丽川很不舒服的是，自己房间的窗户就对着另一户人家的墙，间距不超过30厘米，这样的遮挡让丽川的房间半年内几乎没有阳光。

脏是另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丽川买来的电风扇，扇叶擦干净不超过一个礼拜又全黑了，到处是灰尘。

在广州炎热的夏天跑了3个月后，丽川被转去做行政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准备数据、做表格、写报告……

“你根本不知道做这些分析有什么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成就感。”丽川说。

除了这些，让丽川不能忍受的是孤独。晚上，丽川不敢一个人在城中村里逛，索性不出门。没有电视，回家只能对着电脑屏幕上网，夜里还总是失眠。

这样的生活让丽川觉得快精神分裂了，逃离的想法不可遏制。

“一开始我还想着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最重要的是没有奋斗的动力。”在广州生活4个月后，丽川向主管提出了辞职。

领导批准了丽川的申请，2009年12月底，她回到了成都分公司。经过面试，丽川进了人力资源部。

有了两个城市生活成本的对比，丽川发现，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成都，丽川的月薪为2700元，比在广州少。但她在成都市西南二环内一处公寓楼租了一个单间自己住，空调电视一应俱全，租金只有450元。

相比较在广州每天从住处到公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成都，丽川上下班走路只需要8分钟。

自己做饭、自己洗碗，吃完饭还可以到成都的大街上散散步，闲时逛逛街，或者找大学同学出去摆摆龙门阵或者吃夜宵。一个月还能存1000多元。

尽管不知道存钱干什么，但是看着存折里的数慢慢涨起来，丽川很有成就感。

工作不到一年，丽川却经常忆苦思甜。“想着在广州那半年吃的苦，我现在很满足。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在大城市当边缘人，不如到二线城市做主流人群。”丽川说。

“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与父母能相互照应，生活安稳平静。”

尽管有取舍，丽川也还仅仅是在一线大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进行选择，对于到小城市甚至农村就业，她从来没有想过。

与她相比，来自河南的肖梅少了艰苦奋斗的经历，在小城市，平淡稳定是她生活的基调。

对肖梅来说，生活就像一个圆，小城市出生，外地读书，毕业后重新回到起点，似乎少了激情，但生活质量也并不见得不高。

与别的同学相比，肖梅天生就不太喜欢激烈的竞争。2007年从河南当地一所专科院校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肖梅回到家乡的一所小学做起了教师。

尽管见习期只有几百元的工资，但吃住都在家，不需要付房租、不需要算计伙食费，工作的学校就在家门口，交通费都省了。这样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开销，父母的照顾让她少了很多其他同学必须独立面对的生活压力。

两年后，肖梅的工资已经提高到2000元,结婚、买房、买车，别的同学还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她已经提前完成了。而这个时候，她高中的那些读了名牌大学、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还在与人合租。

“高中时一个很好的同学，成绩非常好，在北京读了名校，毕业找工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留在了北京，但也只有2000元的工资，每个月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肖梅说。

在刚工作的时候，肖梅也曾经很羡慕那些在大城市读书、工作的同学，觉得他们机会多，视野也宽，但在与这些同学交流后她发现，自己选择在小城市就业居然也被同学们羡慕。

“那些同学觉得小城市生活成本低，再加上与父母能相互照应，生活安稳平静，正是他们在大城市缺少的。”肖梅说。

肖梅的这些同学也许只是在抱怨的时候羡慕她的安稳平静，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愿放弃大城市的生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4.5％的人愿意去“中小城市”，选择农村地区就业的更是只有5．3％。

这项调查显示，尽管53.3％的公众认为，在中小城市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有52.2％的人更愿意在大城市打拼，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就业首选北京、上海的高达43.2％。

“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与肖梅干脆回小城市就业不同，也与丽川放弃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大城市不同，来自内蒙古的曾少荃选择在北京打拼。

北京今年冬天遭遇了几十年来一遇的大雪。大雪让曾少荃更加体会到在北京打拼的不容易。

曾少荃记得很清楚，就在半个月前的一个大雪天，下午5点30分保险公司培训结束后，他在公交车站等了一个半小时车才来。而当天的最低气温为零下十五六摄氏度。

这一个半小时，他缩着头，在车站来回踱步，实在耐不住了，打电话给公交公司投诉。好不容易看到亮着车灯的运通205路开过，眼前就黑了。黑压压的人群把一米六出头的他挤在中间，四处都是人。好不容易上了车，从车窗往外看，星星点点的路灯下，还是黑压压一片的人，“再来两辆车，恐怕都装不下”。

这样的生活对曾少荃来说虽然苦，也要坚持走下去。

平时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总有这样的时刻，他浑身酸软地瘫坐在椅子上，收起推销保险的职业微笑，感叹一声：“在这样的大城市里，生活的确很辛苦，一步一个脚印啊……”

2008年5月，曾少荃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会计专业的学习，在北京找到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七层。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见一张大大的海报，占据了差不多整个墙面，海报说的是狮子与瞪羚的故事。

“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它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的选择是开始奔跑。”

无论是谁，看见海报，总不免被狮子和瞪羚的眼神震慑住。每天早上，曾少荃走进电梯，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

整个楼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海报、宣传画、红色的榜单、照片、汉字标写的数字包围着。“每个人每个月挣多少钱，各个部门前十名，全都在那里贴着。”曾少荃说，“一切都在做比较，比较业绩、比较穿着、比较工资，比较以后的发展……”

曾少荃觉得，无形的压力就藏在墙上的面孔与人民币的数额之后。

曾少荃的办公室是一个一个的格间，空间很局促，耳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坐在办公椅上，视线被隔板拦住，但仍能依稀感觉到黑色的影子在不停地走动。尽管声音嘈杂，却有一种方正严密的秩序把人吸进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像被关到牢笼里一样。

工作辛苦一天，回家下班却是又一个劳碌的开始。每天都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他才能到家。遇到中关村大街堵车，就要两个多小时。通常情况下，晚上八九点钟，平常人家早已收拾好碗筷的时候，他才开始吃晚饭。

保险行业流失率高达90％，每个月都有员工因为完不成任务指标被辞退，但曾少荃坚持了下来。

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级的阶梯吸引着他坚持奋斗下去，而他现在已经做到了业务经理一级。

“我是学软件的，那是高科技！老家是个小城镇，回去干啥？”

在北京著名的蚁族居住地唐家岭，章书阳为梦想已经在北京艰苦奋斗了3年。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看来，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

“起步阶段艰苦一些很正常，每一个年轻人起步的时候都要经历艰苦的磨练和打拼，每一个成功的人士梦想开始的地方同样也是奋斗的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事业起步阶段艰苦的奋斗是人生的财富。”郗杰英说。

但是，章书阳现在有些气馁，他很难想象自己到了30岁的时候，还在做小小的软件测试员。

2006年7月，章书阳从东北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毕业后，怀揣一张只有1200元的银行卡来到了北京。至今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夜晚。

到京时已是深夜，朋友的朋友到车站接人，把他们领到知春路的临时住处。那是一间地下室，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过道很窄，一个人走也要侧身。这个房间一晚40元。

这样的条件、这样的价格让章书阳觉得真黑，为了省钱，他跟另一个朋友挤在一张双人床上。而那个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

朋友已经替他租好了房子，就在唐家岭。一大早，章书阳被领上城铁，往北坐了两站，在西二旗下车换乘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真是脏乱差！”章书阳很惊讶自己看到的场景，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往裹起一团团的尘土。路边有的小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来一阵风便摇摇欲坠。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招租”广告牌。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小巷子里绕了五六分钟，来到他未来的住处时，章书阳一下就愣住了。房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280元一个月，他和一个同来北京的朋友合住。

章书阳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地方连续生活3年。他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与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这里落脚，成为学者所称的“蚁族“。他只知道，相对于北京市普通的居住区，这里房租便宜，生活开销小。

章书阳毕业院校并不差，但在北京找工作一样不容易。

章书阳每天7点多起床，简单吃些油条包子，跟朋友一块出门。9点左右到会场，走走看看投简历，买两个煎饼果子当午饭，下午再回唐家岭。回到屋里只想上床睡觉，一睁眼又是大同小异的新一天。

刚到北京一个月，章书阳至少投了400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章书阳一心想找软件研发方面的工作，但最终，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公司挑中了他。工资2000元，比他期望的还多500元。他很高兴，很多高中同学，刚上班的时候工资只有1200元、1500元。

当然也有让他失落的对比，大学里那些学采矿专业的同学，大四时每天在床上躺着，都有公司找他们签约。“他们还都特拽，不去。”

3年的工作中，章书阳加过一次薪，每月多了1000元。

在北京生活，章书阳不得不严格计划自己的收支。尽管最初落脚唐家岭让他觉得落魄，但3年之后他依然选择居住在这里，原因很简单：生活成本低。

除了每月吃饭、抽烟、房租、水、电、上网费，加起来开支不到1500元。北京的夏天热，他花40元买了个电风扇，尽管吹出的都是热风。怕费电，他给电扇定了时，每晚只开1小时。

楼里没法洗澡，外面的浴室要4块钱一次。章书阳平时就随便拿凉水冲冲。夏天每天都要洗澡，洗完了就躺在床上不动，可还是热得睡不着觉。

靠着这些精打细算，章书阳工作3年攒下了6万元。他有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过年的时候抱怨说，老板真抠，年终奖只发了1．5万元。章书阳不说话，心里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终奖，最多的那次才5000元。

“我存钱是为了买房。可6万元顶多买个北京的卫生间，里面摆一张床。”章书阳的父母表示给他出首付，可章书阳算了下，父母并没有那么多钱，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房价有多高。而且就算凑上了首付，房贷每月要两三千元，自己供不起。

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远在东北的家人也经常劝他回家乡工作，但章书阳不以为然。

“我是学软件的，那是高科技！家在小城镇，回去干啥？”章书阳觉得，如果选择在家乡就业，工作是会稳定，开销也小，但时间长了心气会变，学的东西也就忘了。

对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但生活暂时不如意的年轻人，郗杰英用“向下的青春，向上的梦想”来描述。他觉得，不要悲观地描述这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条件也许不好，但有很大的梦想等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