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说儒》中的民族意识.pdf

32雨露风文学评论说儒是胡适儒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他也是“全盘西化”口号的支持者和奉行者。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胡适对于儒学也应该是持否定态度的，就会有失客观。胡适作为新旧文化交替潮流中的一份子，必然有着其复杂的一面，这也影响到了胡适的文化观点和学术观点。自说儒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其争论不断，由于一些的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后，说儒研究才真正谈得上步入了学术层面。本文拟就说儒如何体现民族意识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粗略分析和探讨。一、胡适与儒学（一）胡适的生平概述胡适的性格特征和生平思想与儒学密不可分，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方面，其思想深受传统旧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胡适又是新思想的先锋人物，他在不断的求学和探索中，积极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胡适对于儒学的看法的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代受父母教诲，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尊孔尊儒。胡适出生于绩溪，绩溪多商人，经常往来于大城市，因此受大城市风气的感染，胡适父母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胡适读的第一部书便是其父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师：“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其母虽是小脚女人，但也跟随丈夫的教育理念，注重对胡适的培养。从小受儒学启蒙，也为胡适后来思想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青年时代的留学生活，使胡适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促成了他儒学思想的转变。在国内就读期间，他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笔名“胡适”中的“适”就是来源于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凭借其出色的国文成绩，胡适借读于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开始了留学之旅。留美回国之后，胡适思想变得激进，其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他开始批判孔子和儒学，也赞成“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是随着新的社会矛盾凸显，胡适对于全盘西化、全面否定儒学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纠正，从更加理性、客观的角度看待儒学，说儒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多诞生于这个时期。晚年的胡适，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想观念，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儒学倾向。（二）胡适与说儒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实验主义是20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随着西学东渐逐渐传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而当时进化论思潮的流入也不容小觑。进化论是中国近代的主潮。胡适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探讨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律例是不断前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来假设、推测一个事物的可能性，再用以上求证之方法，来检验这个事物是否有实用之处，结合“历史的态度”分析这一事物形成的背后原因，来评判一事物是否为真理。据此，我们也可以窥探胡适说儒的基本演绎模式和写作动机。结合具体文本，我们发现胡适经常使用“大胆假设”“猜想”等来陈述观点，有的观点尽管没有诸如此类的词语，依然有作者直接推测的意味。此外，胡适还大量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溯源儒学以求得儒学真面貌。他的说儒一文阐释了儒的起源、儒的生存原因以及孔子与儒的关系，包括孔子为什么可以成为儒的领袖、为什么可以复兴儒等。可以说，说浅析说儒中的民族意识 刘舒颖/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332023 年第 8 期 文学评论儒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研究学术问题的一次具体尝试。然而这种方法论也为说儒带来了非议，一些细节的考证并不严谨。比如胡适把儒与殷商联系起来，认为儒服就是殷服，但是冯友兰等人就认为不能把个案扩大到整个群体，“儒家拥护传统反对变革者，故其言服亦不随潮流变革”。另外一个方面是胡适“历史的态度”，胡适治学并不仅仅是研究儒这门学术问题本身，其目的是要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这就是胡适说儒中暗含的民族意识。除此之外，随着沸沸扬扬反孔反儒运动的落幕，胡适也对这股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进行了反思。胡适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儒，为什么儒能够经久不衰，他想厘清这些问题。因此，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紧揪着胡适的政治立场，而否定说儒的时代价值，是不正确的。说儒更像是我们研究当时人们思想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儒、对于时代格局交替的迷茫和徘徊，而且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内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声音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二、说儒中的民族意识（一）从社会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儒的起源在对儒的古义的论述中，作者大胆推想最初的儒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殷服，行殷礼，并且通过丧葬礼仪、服饰等方面论证这一观点。暂且不论这些论据是否经得起推敲，我们发现作者一直想把读者的注意往殷、周两种文化的冲突上面引导，强调殷文化是儒文化的发源中心，而殷和周分别是强大的统治者和不屈的被统治者。胡适把周民族比作“东胡民族”“西来民族”等被殷民族仇视的群体。“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形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这里作者并不是有意强调周民族的残酷，因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作者是想强调殷遗民在被压迫阶层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的，那就是通过儒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文中所说，“殷商民族文化终究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作者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几个原因。首先，殷在东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口众多，文化潜在势力强大，并不是武力征服可以付之一炬的。其次，尽管周对于前朝的文化是嘲讽、看不起的态度，但是殷礼和殷制自身的优越性已为周统治者所用，不得不吸取殷制的长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殷民族“团结力”的中心宗教以及“儒”这一新兴的阶级与职业。作者把“儒”这个行业塑造成一个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是不卑不亢、高风亮节的群体。他们虽然被压迫、被奴役，但是依旧背负着殷礼“保存者与宣教师”的身份。“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败罗马帝国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士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这里不难看出胡适对于文化的重视，从胡适的政治运动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想办法挽救中国的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陈词滥调，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他还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希望能够合理改造中国文化。他以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只要民族文化得以振兴，人民得到自信，就能谋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从民间角度建构儒的形象往往我们提到儒，都是“饱读诗书”的“圣人”。34雨露风文学评论但是说儒中却从职业以及儒的现实谋生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姿态进行反思。作者解构了儒的形象，认为儒以及“儒教教主”孔子有失百姓的期待，不能为后者所理解、接受。他说儒的古义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这里就说明了儒的职业。他又说“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则多是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不能完全跳出“因人之野以为尊”“既须靠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节气了”，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讲，你既然领别人的工资，靠别人吃饭，尊严和气节自然要放在一边了。这毫无疑问说明了儒家文化与百姓知识的断裂，儒的哲学思想过于深奥，不要说普通百姓了，连孔门弟子子路也难以理解。再者，儒家所宣传的思想和民众的诉求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只有王室、贵族才会讲究这些治丧礼仪。说儒中对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读是“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这都说明了儒的非民间和精英化。但是，文中作者并没有责怪民众，批判民众，而是反省自身的缺点，以谋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集合点。胡适提出这样的观点有着现实原因。就社会环境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主权被掠夺，胡适认为民族文化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需要缩小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才能调动更多革命力量参与战斗，因此塑造了一个民众期待的儒，成为一种理想；就自身而言，民族危机加重，他有着被排挤在中心之外的失落感，觉得“多数青年人不站在我这一边”；就学术环境而言，晚清在“欧风美雨”等新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经学、儒家、诸子等传统文化都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推动疑古运动大兴，章太炎等人对疑古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股思潮不利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建立。胡适以“科学方法论”自居，倡导“求是”，对疑古思潮的勃兴产生重大影响，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也对自己的方法渐生疑窦，并且进行了反省与重新思考。（三）有意神化孔子形象作者根据犹太民族历史和基督教创教史，结合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有意建构出一个中国式的“悬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孔子就是那个应运而生的“救世圣人”。作者首先列举了一系列古籍来论证这个预言在当时的真实性，如玄鸟篇中的“武王”、左传等等，并且把孔子之后的一些思想与这个“预言”结合起来，说他有强大的自信心，“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将孔子去世之前的慨叹说成“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绝望的叹息”。这里作者描述的孔子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年轻的时候就被预言选定为圣人，孔子也以“仁”为己任，孜孜不倦心怀天下，相信自己受命于天。其实仔细考证，会发现作者的论证有很多模棱两可之处，比如他引用的玄鸟就没有讲述预言。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引用都是不可靠叙述。首先论语就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对于老师说的话难免有记录偏差，其次还有孔子去世时檀弓的记载，很可能是旁人为了迎合这个预言和夸大艺术效果所捏造的，所以上文“绝望的叹息”论就十分可疑。胡适也在等待那个“救世圣人”，他通过塑造一个神化的孔子来告诉民众：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来救我们于水火之中。至于那个人是谁，胡适也属于困惑阶段，或者说，不一定要是“人”，也许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三、结语自说儒发表以来，争论不断。笔者认为，对于本文的探讨不应该拘泥于胡适的政治立场的细节考证，而应该更加深入地挖掘胡适这样写，这样说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意味，从而窥见当时社会对于儒的基本看法和具体期望，辩证地看待说儒的历史局限性。作者简介：刘舒颖（2002），女，汉族，江西吉安人，本科，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