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山西剪发运动背后的文化动员.pdf

268经济社会与文化清末民初山西剪发运动背后的文化动员口齐干里【摘要】发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改汉族发式，制定了极端严酷的“剃发结辫”政策，实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铁血手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剪发与留辩又成为革新与守旧、革命与反动的文化标识，成为争取社会文化领导权的焦点之一，转化为一种社会革命动员的途径。民初山西当局将剪发列为必办之要政，以“咸与维新”的方式大力实行全民剪发，借此以实施社会变革的动员。但咸与维新的剪发运动在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又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关于民初剪发与留辩的历史考察，对于探寻政治动员与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社会变迁时期如何造就一种新的国民文化，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观察渠道【关键词】清末民初山西；剪发运动；文化领导权；国民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说起辛亥革命，鲁迅写道：“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历史证明，社会变革的序幕是从多方面、多层次拉开的，需要多管齐下、多方施治，其中剪发一项，在当时为直通人心之举，有着开启现代生活的独特意义。辛亥革命后，学界开始关注与研究辫发史。1 9 1 3 年，日本学者桑原鹭藏发表了中国人辫发的历史，对宋金战争中国人辫发的存留做了一些考证与研究，该书出版后被多次译为中文，具有较大影响力。改革开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学界对辫发史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如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由明末清初剃发的实行入手，讨论了生活习俗差异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陈生玺在其研究中系统阐释了清朝人关时剃发令的实施，民众的反抗以及剃发令对清初的政治影响，并对清末在剪辫问题的论争及各地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1 年，第1 8 9 页参见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史学集刊1 9 8 5 年第2 期。269清末民初山西剪后的文化动员的剪发运动进行了探讨。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等著作及论文中，对清末民初的剪发运动进行了大量详实的研究，讨论了风俗演变对革命的推进作用。侯杰、胡伟、张德安等人则以身体研究的视角，讨论了辫发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影响。樊学庆的研究则注重将剪发与易服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辛亥革命与山西的研究方面，缺少对剪发运动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有的成果只是附属或点缀于对山西乡村建设的研究中。实际上，清末民初“咸与维新”的山西剪发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造就新国民文化的一个缩影，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除旧去污、民国初期的革故鼎新，以及社会治理的艰难曲折、移风易俗的教化漫长。、剃发结辫，标识顺民身份的政治符号头发就是生长在人体头部的毛发，在科学研究上属于人体学、生物学范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发型式样有着比较自由的审美选择。然而，在公元1 6 4 4 年，人关的清朝统治者对头发有严酷的规定：人们必须剃发结辫，否则，就是“留发不留头”的抗命逆贼，当在诛杀之列。把发型式样作为生杀予夺的认证，并非自清朝人关才开始实行的政策，而是女真族统治者由来已久实行的一大极端政策。早在金太宗攻宋时期，就曾发布“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的命令，他们强迫被征服的各色人等效法女真族发式。满族人认为自己是金的正统继承者，续了这一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1 6 1 8 年攻下抚顺后“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凳为夷”，1 6 3 1 年清太宗皇太极在大凌河之役胜利后下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即指改剃满族发型，把剃发结辫作为归顺的标志。在满人人关之初，即要求“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由于各地人民的不满与抵制，为收买人心，剃发令尚不严格，如多尔衮令：“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清军攻陷南京并擒获福王参见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6 年；陈生玺：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历史研究1 9 8 5 年第4 期；陈生玺：清末民初的剪辫子运动，渤海学刊1 9 9 5 年第3、4 期。参见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 9 9 2 年。2参见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一一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 0 0 5 年第1 0 期。参见樊学庆：辫服风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4 年。大金国志卷5，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6 年，第263页。（明）于燕芳：剿奴议撮，清人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 2 0 页。清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天聪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1 4页a。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之五顺治元年五月至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1 页b。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之五顺治元年五月至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7 页a。9270经济社会与文化后，多尔衮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执行最为严苛的剃发令：“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母恬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1 6 4 5 年，6 月1 5 日指示礼部通告全国剃发，规定自布告到达十日内尽行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剃发令造成国内民族的严重对立，尤其在江南受到汉民族殊死顽强的抵抗，清政府残酷压迫汉民族，把无数的抗争之士砍倒在血泊中。山西境内人民对剃发的抗争从清军攻人山西便从未间断。1 6 4 4 年，朔州由“卢、蔚两大家族领导，不交粮，不剃发，万众一心，一齐反抗。虽然有许多人被处斩，但抗粮反剃发斗争，一直持续了好几年”。1 6 4 9 年的姜壤起义，是山西人民对清人剃发令等政策不满的总爆发。大同总兵姜壤先是剃发易冠降清，又于1 6 4 9 年1 月再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在大同反正起义，公开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山西全境闻风响应，绅士皆服明季衣冠，以剪辫为标志，同共议战守，汉族百姓为反对清朝的暴虐统治展开了殊死斗争，除太原等少数几座城镇外，山西境内大半州、县被起义军占领。但在清军的多路大军围剿之下，起义州县逐渐被攻陷。大同城池坚固，军民一心，清将阿济格、尼堪等率军屡攻不破，便采用长期围困的策略。在被围攻大半年后，大同粮尽援绝，“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姜壤手下部将杨振威暗通清将阿济格，于同年1 0 月斩杀姜及其兄弟，献城投降。大同陷落后，阿济格下令屠城，拆低城墙五尺，大同城作为边境重镇，历史名城，几乎被完全摧毁，大同治所一度移至阳和卫（今阳高县），山西其他州县如左云、朔州、沁州、汾州、太谷等多地人民亦遭屠戮，尸满街衢，人民不存，其惨烈程度可比江南人民抗清。历史上的山西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当地人民具有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尤其是晋北地区自古就是北方多民族交融之地，著名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都与此地有关。山西历史上多次存在过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民族也多是辫发民族。然而，山西人民何以如此抵抗满族人的剃发易冠服？首先当然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抗击他族的侵略和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生活习俗上极难接受满人的发型式样也是原因之一。满族的发型式样迥异于汉族，也有别于先前北方少数民族。满族的发型式样主要体现在男子头上，要旨是剃发又结辫，特殊在以后脑颅为中心，留下盘子大小一片生发区（称“辫盘”），把周围剃光，将盘中长发编成一根辫子垂下。除了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不剃发外，四周的头发要时时剃除。剃与留是一对矛盾，平衡的办法就是将头顶面积一分为二，但从哪儿分界、剃留各多大面积，难以准确画定，剃得多了留发就少，编的辫子就会又细又短，剃得少了则反之。如，“辫盘”只有一枚铜钱大小，编的辫子就像老鼠尾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之五顺治元年五月至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4 页a。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之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5 页b。3王耀斌主编：朔州通史，太原：三晋出版社，2 0 0 9 年，第3 4 6 页。清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之四十六顺治六年九月至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1页a。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 9 8 0 年，第8 1 页。271清末民初山西剪发后的文化动员巴，谓之“金钱小顶”；反之，则又粗又长如猪尾巴。正像鲁迅写到的，清统治者要人们认识到“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但在汉人心理中，这种又剃发又披辫的发型则至少犯了两大忌：第一，不能剃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百善孝当先，岂能自毁发肤？民俗学家江绍原研究认为，古人迷信头发是人体生命精华之所在，与本主有同感关系，即使与人体分离，也会影响到本主的寿命、健康、心情等，故可被当作本人的替代品。周礼掌戮讲“凳者使守积”，即作奸犯科受到剃发刑罚的人只能看守粮草第二，不能披发。古人是不剪发的，几千年来，华夏族早就形成了自已的正经发式：孩提时代，短发下垂称垂髻小儿；少年时在头顶左右将头发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称总角年龄；十五岁豆蔻年华，解散总角，男子把头发扎成一束是束发年龄，女子将头发盘至头顶用笋插住是及笋年龄；到了二十岁，男子把束在一起的头发盘绕在头顶，用、簪将头发与冠冕固定住，就是弱冠年龄。峨冠博带，垂拱而治，好戴高帽的一大原因即是头发茂盛而不剪。总之，汉人要留全发、戴冠或巾。“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社矣”（论语宪问）一一孔子赞美齐国管仲，就是担心野蛮落后的夷狄将“被发左”发型服式强加在文明发达的华夏人身上。脑后垂辫即如披发在肩，为汉人所耻。在文化价值观的长期渗透与教化下，汉民族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衣冠制度，发式已经从个人身体的一部分变为了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表达途径，国民文化通过系统传承形成了整体文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人内心抵触满人的发式是必然的。僧尼剃头，道士披发，半剃半留谓之阴阳头，在汉人看来，满人的发型式样实在是不僧不道、不阴不阳、不三不四。孔飞力说道：“在旧体制下，男子人格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眼里确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满族与汉族在祖制、审美、风俗等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固然有许多差异。在清人人关之后，除剃发令之外，还根据满人的审美风俗制定了诸如禁止衣着或缠足的法令：例如“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缠足者，是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但都未严苛执行，并在不久后便废止。另外，清人在征服朝鲜之后，起初也颁行禁发令，但在朝鲜人的谏言声中作罢。“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高丽人七峰遗编第5 5 回，抚浙草，第1 8 8 1 8 9 页。转引自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史学集刊1 9 8 5 年第2 期。2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1 年，第1 8 6 页。江绍原：发须爪一关于它们的迷信，北京：中华书局，2 0 0 7 年，第5 0、7 8 页。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北京出版社，2 0 0 2 年，第4 页。【美】孔飞力：叫魂一一1 7 6 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25年，第7 3 页。6清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四十二崇德三年六月至七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10页b。272经济社会与文化以死之日，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为何清朝统治者唯独对汉族剃发一事如此严苛，在一度废止之后又重新更严格地实施，不惜耗费巨大军事成本与治理成本，以至进行多次镇压与屠杀？这里有降清的汉族官员献媚主动剃发并上书要求实行剃发令的缘故，以往学界对此有所讨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并非“轻视中国”，恰恰是重视和忌繁荣昌盛同时又稳定恒久的中华文化。金朝与元朝在人主中原后被汉化并在较短时间内覆灭的前车之鉴令清朝统治者认为只有保持本民族的制度、传统价值观等国民文化，维护民族独立性，才能保证长久而有效的统治。皇太极认为应当学习金世宗保留女真族衣冠制度的做法：“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礼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并且驳斥那些劝改满族衣冠的谏言，告诚道：“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联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联不从，辑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人，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此发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联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这段话被清朝统治者奉为圭桌，一百多年后仍旧被乾隆引用强调：“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率由旧章，期以传之奕褐，永绵福祚”，并立为训守冠服骑射碑。多尔衮也认为新的礼乐制度的确立，乃是改朝换代的重要标志：“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为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新国家建立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获得民众对于政权的认同，需要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的确立，“需要借助宣传、传播渠道、法律、政策和制度，以及文化的生产与分配（包括教育）等转换中介对国民进行教育教化”，以建立新国民文化，“从而消除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政治认同的离散型，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并逐渐形成国家认同”。这种新国民文化生成的转换中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教育等转换中介，潜移默化地建立社会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从而向社会及个人渗透，赢得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主动支持，并实现自发传承，从而效忠于国家；而另一类则是国家通过法律模式直接强制规范与限制国民文化张怡：護闻续笔，转引自陈生玺：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历史研究1985年第4 期。清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四崇德二年二月至四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26页b。清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9 页a。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十一乾隆十七年三月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6页。多尔衮摄政日记，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6 年，第2 7 6 页。傅才武、余冬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 0 2 1 年，第1 5 9 页。273清末民初山西剪发后的文化动员的形态，通过政治权威确保社会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前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润，相对来说较温和；后者在短时间内强制灌输，相对较为激烈。清朝的剃发令显然是后者，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树立了一个法定形象与行为，强行将满族的礼乐制度固定在民众身上。由于这种新国民文化是强制性、非自发的，与固有的社会文化心理相矛盾，故而引发了汉人普遍的抵抗。在清朝确立新的“主流”国民文化后，民族对这种国民文化的态度已成为对清朝国家意识形态即政权认同与否的象征，自然而然的，剃发与留发便由受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个体审美上升为具有双向身份象征的政治符号。一方面，剃发在满人眼中，成了忠于自己祖宗的象征；另一方面，留发在汉人眼中，则是一种民族大义的体现。在一些清军与抗清武装反复争夺的地区，一度出现留发被清军杀，剃发被反清武装杀的情形。七峰遗编便提到“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日捉剃头，海上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日看光颈”。由于剃发与否而引发的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当时山西曾有一位前明官员叫陈奇瑜，因为谢顶没有办法留辫而遭陷害，被以心怀前明的罪名速逮捕入狱，最终被判斩立决。清朝统治者通过发式标记出不遵循新国民文化的“异类”，对这些“异类”采取零容忍的策略，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带有抵抗剃发令色彩的反清复明人物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自我边缘化，或逃匿山林，或剃发为僧，或披发为道，或不依式样把头发剪短，以各种方式规避剃发。太原人傅山信守民族气节，人道留发，自号“朱衣道人”隐居岩穴之中，过着砍樵采药的生活。南方人顾炎武“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顾炎武流转），为抗清奔走，数次来晋与傅山考察历史，切学问。“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满洲衣冠满洲头，满面春风满面羞。满眼河山满眼泪，满腹心事满腹愁。”（傅山八满诗）不管顾炎武、傅山们写有寓意多少“不满”的诗文，天下汹，清王朝砍了无数的人头种定了辫子。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感叹：“鸣呼！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剃发结辫，对当时老百姓实在是能“暂时做稳了奴隶”的选择。二、辫子的失落，成为反清的风信标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从那时起，清朝统治不稳了，清朝统治阶层依靠法律制度确保国家意志到国民文化转换的逻辑体系逐渐松动，作为政治符号的辩子自然也留不稳了。一叶而知秋到。当时在省城太原及晋中一带，一些人的辫子常常无故被人剪割，操刀D）七峰遗编第5 7 回，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6 年，第2 8 7 页。方裕谨：顺治朝灌发案，历史档案1 9 8 2 年第1 期。2邹容：革命军，上海：民智书局，1 9 2 9 年，第2 5 页。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1 年，第2 1 3 页。274经济社会与文化剪者神出鬼没，传说是通过剪辫而摄人魂魄。尤其是商贾辐、经济活跃的晋中一带此类事件较多，各种传言甚器尘上，以致惊动龙廷。道光二十四年（1 8 4 4）七月十三日，皇帝谕示山西巡抚要严密查访，不得听任地方官规避处分，务须抓获罪犯予以严惩，净绝根株。九月十一日，山西巡抚梁萼涵奏报：“此案先经传闻太原省城内外有剪割发辫情事，即据委员查有民人王学中等先后被剪发辫，追接奉前旨，复经委员驰往太谷、榆次一带，查有交城等县民人黄三宝等均有被剪之事，此外，各州县虽同时俱有谣言，而访查并无其事，现在谣言久息，间阎俱各安谥。”山西的奏报不无讳饰避责，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皇帝对此却极为重视，再次批奏：此辈行踪诡秘，情同鬼魅，潜伏往来是其惯技。该抚务当持以镇静，行所无事，惟有淳筋所属，不动声色，随时留心密访。一经访获，即行究办。断不可稍涉张皇，反致流言四起。俾此等匪徒，或闻风免脱，或乘机使诈，是为至要。晚清山西发生过两次成规模“闹长毛”，一次是太平军，一次是捻军。太平军、捻军蓄长发并要求人们剪割辫子，以此作为反清标帜，清朝统治者称他们是“发逆”“长毛”。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曾在1 8 5 3 年5 月派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人马北伐，于同年9 月经王屋山小径进入山西，在山西行军战斗2 5 天，攻克占领县城1 0 座。1 8 6 7 年年底，捻军聚众十余万人进入山西，兵分三路横扫晋南，行军战斗2 3 天，经过了1 8 个州县。史料记载，他们在山西“沿路裹胁，愈聚愈多”，“土匪乘机作乱”，山西人把他们分别称为“老长毛”“小长毛”风起于青萍之末，剪辫风是从晚清衰落开始出现的。门户开放的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最早剪辫者是到海外谋生者和归国华侨，接着是革命派、维新派人物及留学生等。早在1 8 9 5 年1 0 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等逃亡海外断发易服，以示革命到底的决心。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奏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当今世界进入机器时代，辫发最易“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且易污衣、增多垢、难沐浴梳刮等，更不利于作战。他甚至建议光绪帝该学赵武灵王、北魏孝文帝，带头剪掉辫子，改穿西式衣服。这一建议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受到庚子之辱，慈禧开始推行自已的新政。她不仅自已学习外语，阅读报章，而且鼓励亲贵王公学习外语。这时，有关剪辫的舆论松动了，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报纸呼吁剪辫易服能使“新中国特别精神”进人2 0 世纪，山西最早的剪辫者是留日学生。景梅九是清廷从京师大学堂选出的第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3 3页a。2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3 3页b。江地：太平天国北伐军和西捻军在山西，近代的山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8 8 年，3第3 1 9 3 4 3 页。康有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 9 8 1 年，第3 6 8 页。大公报，1 9 0 3 年3 月1 5 日。275清末民初山西剪发运后的文化动员一批（3 6 人）官费留日学生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晋籍留学者。1 9 0 3 年，他们一行乘船到了日本长崎，在闹市被许多日本人指着笑着，骂他们留辫子是“豚尾奴”。受了刺激的景梅九独自跑进理发所，痛快地让人剪掉辫子。当时，留学日本的山西籍学生只有景梅九、何澄（由江苏自费来）、张策平（由湖北自费来）3 个。次年夏，山西巡抚派送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姚以价等相继到日本留学。景梅九回忆：他和何澄到新桥热情迎接同乡，“第一件热心的事是劝人剪发；第二件是劝人革命。颇费了一点唇舌，算是劝动几位剪发的和赞成革命的。又组织同乡会，我算被大家推举作了几天会长，自以为一生最光荣的事了”。他们在日本于1 9 0 4 年撰写并发出留学日本山西学生公启，呼吁山西更多的青年出洋游学看世界，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在这份告同乡书中，专门就人们担心的辫子问题释疑解惑。他回忆道：山西第二次派来的学生，里头很有几位老先生，保守辫子，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我一天借着同乡开愿亲会，发了一段议论，便说道“这头发本是一种烦恼的东西，弄成一条辩子，搁在脑背后，已经不成个体统。如今人把它挽在头上，作了个盖顶势，好好一个头颅，让它盘踞上面（影中央政府），压制得全身不爽快（影国民不自由），如今请大家下一番决心，痛痛快快地，一刀两断，剪除了它（影革命），不但一顶圆光，而且通身快活，大家有什么顾忌，不肯决然舍去呢？”这一席话，革命同人，自然领会得来，拍掌喝彩地欢迎，惟有那老先生大不快意，背后对人说：“某人什么都好，就是爱劝人剪辩子，有些讨厌！又说出那样言辞来，叫人越发不敢赞成了。”在国外批评同胞很容易，但是，轮到景梅九放暑假回国，他还要买一条假辫子戴上。因为没有辫子很容易被疑为革命党人。他在罪案中写道：“提起假辫，真是自愧，太没有抵抗环境的力量了！”1 9 0 5 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许多剪掉辩辫子的山西留日学生人会并成立了同盟会山西分会。山西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山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晋阳公报以通俗流畅的文笔介绍新思想、新文化，评论世界时事，巧妙地把清政府的腐朽黑暗揭示出来，用以激励群众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这时的剪不剪辫子，成了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但是，民间并不看好剪辫子者，骂他们是“假洋鬼子”，从晋南到晋北通称他们是“秃子”。刘精三回忆，1 9 1 0 年秋在山西陆军小学堂，“我们联系先进同学二十四人剪了辫子。一时风起云涌剪辫子运动形成高潮。到了冬季，二百名同学，除少数旗人外，剪辫子的达到一百七十余人之多。省城各大专学生说：陆军学堂变为寺院，学生当了和尚，但也有带发修行的。”陈其麟回忆，1 9 1 1 年春在新编陆军，“当时八十五标、八十六标所辖的六个步兵营中，有四个营的士兵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热情很高。尤其是八十五标第一、二营景梅九：罪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 0 1 4 年，第2 7 3 页。景梅九：罪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 0 1 4 年，第3 3 1 页。刘精三：辛亥革命经历记，山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 9 8 1 年，第8 1 页。276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军官、头目，大部分是革命党人和赞助革命的人。在辛亥年的二、三月里，我们八十五标一、二营的全体官兵，在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都剪掉了辫子。这一行动引起了清朝山西当局的顾忌，视我们为危险分子”。民间剪辫渐成风气，然而，清廷于剪辫一事仍不肯解禁。1 9 1 0 年1 0 月3 日至1 9 1 1 年1月1 1 日，开了1 0 0 天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奏请剪发易服之议仍是无果而终。当时，湖北是剪发不易服运动中心之一，第八镇统制、山西榆次人张彪（张策平之父）为约束官兵剪发行动，采取了折中办法：令官兵剃去脑后发，保留脑前发，藏进帽内不得外露，以显示有文明气象。1911年1 0 月1 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当月2 9 日，太原响应起义，山西的讨满洲昭告：马蹄袖，大命不长。猪尾辫，元气将绝。杀人以染红顶，幻想难酬。捐金而买花翎，前程已断。.（3三、民国初年的剪辫，显示革命新气象武昌起义4 1 天后，清廷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讨论并通过了奏请剪发以昭大同折稿，仍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公报发文嘲讽清廷，“大有天可缺，地可陷，此发终不可剪之势！直到1 9 1 1 年1 2 月7 日，隆裕太后经过与袁世凯商议，终于颁布谕旨：“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剪辫子保朝廷来不及了。1 9 1 1 年1 2 月2 9 日，1 7 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 9 1 2 年1 月1 日改元为中华民国。1 9 1 2 年2 月1 2 日，隆裕带着6 岁的宣统皇帝在一片凄煌中宣布退位，结束了有清一代2 6 8 年的家业。同年，3 月1 5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擅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辫子亡，大清亡。山西举义后，革命党人将剪发作为革命标志。清军要进娘子关镇压革命，山西起义军招兵买马，动员青年剪掉辫子参加革命，扩充队伍上前线。当时晋中民间流传着歌谣：“灰灰裤儿灰灰袄，剃了光头洗了澡，衙门前面吃个饱，快紧就往娘子关上跑。”起义的消息传至上党地区潞安府，知府次日即逃逸回京。知府空悬，无人过问，上党各县知县互相联系，暂观事变，对县政概不过问。时任潞安中学堂教员的王家驹回忆，义陈其麟：参加辛亥革命起义前后，山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 9 8 1 年，第7 2 页。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4一年，第3 8 5 页。3辛亥革命山西讨满洲，山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 9 8 1 年，第2 7 4 页。大公报，1 9 1 1 年1 1 月2 5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 7 册，第3 3 3 页上，转引自樊学庆：辫服风云剪发易服与清季社会变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4 年，第4 0 6 页。山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 9 8 1 年，第2 0 8 页。277清末民初山西剪发#后的文化动员军派出人员所到各县，知县不敢出头，也不敢拒绝，惟有乞求新进人士与之周旋，“一些新进人士还是非常倾向革命的，他们急欲革命成功，争先剪辫子，以为光荣”。在此局面下，革命党人采取了激进的剪辫方式，一些学生和军人走上街头，强剪行人发辩，在偏僻地方，抵制事件更是多见。从这时起，辫子成了前清余孽、昏惯老朽的代名词，还要坚持留辫子的人就成为前朝遗民了。山西督军阎锡山的家乡，五台县的留辫剪辫斗争可谓典型。父老乡亲传着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胡折腾之意），剃了辫子留了洋，扳了神像立学堂。”五级村留日归来的康佩珩领着人带着剪刀，趁人们赶集时见辫子就剪割。他们组织保安社，还要进门人户强行剪辫。人们骂：“康秃子成了洋鬼子，造了反了，逮住人就剪辫子！”被剪了辫子的人哭哭蹄啼，侥幸未被剪辫的人寝食不安，白天到村外躲避，夜里上房顶睡觉。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东治镇学堂校长徐明性剪了辫子，因为在家中排行为七，人叫他“七秃子”。“七秃子”宣传剪辫子一年多不见效果，于是，大年初一在学校里办起锣鼓八音会，引得百姓拥到学堂来看热闹，他暗中令人锁了校门，由两个青年拿着剪刀把守在门口，突然宣布：谁要回家就必须先剪掉辫子！人们大哭大闹，但是无论怎样抵抗，进了学堂的人都被剪了辫子。反对剪辫的主要有以下三类势力：第一类是顽固保守的反动势力。一些守旧分子不愿剪辫，尤其是旧知识分子将辫子与名节视为一体，宣称“头可断，辫不可剪”，以为留辫子正是义士节操的标志。“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是春秋末年晋国人豫让的名言。民间传说，豫让为报答知已，漆身吞炭当刺客，故事就发生在今太原市赤桥村。赤桥村有个清光绪十年中举的刘大鹏，清末被选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元年被推举为太原县议长时遭人剪掉半截辫子，他耿耿于怀，在日记中多次写道：“因被贼剪发，力辞其职”，“上年五月被贼剪发半截，恨贼为乱难当，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今将一年，发长颇高”。他不承认民国，刻意把中华民国二年写成“大清宣统五年”。1 9 1 7 年7 月1 日，张勋率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刘大鹏闻讯记下“午后言旋，一路之人闻宣统复辟，欣欣然色喜而相谓日：“今中国之大权仍归旧主矣，何幸！”刘大鹏算是当时的“国士”了，引“辩子”为知已，在剪辫一事上可谓“现代豫让”。这类人一般社会阶层较高，认为清廷是中国正统，并将自己视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认为留辫是自己政治态度的象征。对清廷意识形态完全认同，个体的文化心理与清朝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第二类是数百年形成的习惯势力。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人人皆有保全从众心理。统治者变幻大王旗，政治不稳定，老百姓则怕复辟势力卷土重来。太原举义遭到清廷王家驹：潞安地区辛亥革命前后，山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1 9 8 1 年，第1 9 7 页。李兴杰：和阎锡山打过的几次交道，山西文史资料第4 7 辑，1 9 8 6 年。参见陈应谦：阎锡山与家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 9 9 5 年。参见韩荧江阴城守记卷上、计六奇明季南略卷9 阎陈二公守江阴城中“头可断，发不可免”。当年为不留辫，如今又为不剪辫。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1 7 6 页。5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1 8 1 页。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2 4 6 页278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反扑，民军撤出城后，原来的清朝残余势力死灰复燃，政府官吏立即补服顶戴重现街头，太原人心惶惶，一些盘起来的辫子又拖在脑后。政治上的风吹草动都要祸害百姓，谣言蛊惑搞得人们续接辫子以求保命，怕民国靠不住。长期的生活习惯，经不起否定之否定的折腾，人们又把当初抵剃发留辫的理由端出来，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由拒绝剪辫子。剪掉辫子，母亲嫌儿不顾死活，妻子嫌郎不僧不道，总之，又不像是正经人了。于是，社会上有声嘶力竭求饶留辫者，有哀号痛哭谓无颜归家者，各地抵制剪辩辫事件时有发生，一时传有“袁世凯，瞎胡闹，一街和尚没有庙”，更有人诵戏改的唐诗嘲讽：“垂辫离家剃辫归，衣冠无改首毛催。夫人相见不相识，笑问喇嘛何处来。”这类人经过二百多年清朝统治的文化积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思想之中，已然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个体完全顺应了剃发这种国民文化，并将之视作自已个体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与清朝主流国民文化相一致的同质性文化心理结构。第三类与社会文化心理无关，是趋利逐末的经济势力。晚清冠盖人物曾议论要剪发易服，然而，没想到牵涉出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争论。因为，换服装穿戴势必要弃本土布料而用洋布料，这对国货生产实是一大摧残，于是，折中主义出现了，将“易服”置之一旁只谈剪发了。但仍遭到商家的反对，因为剪去辫子的人都不戴中国硬壳瓢帽、不买假发辫和发辫饰物了，于是，商人们大起慌恐，向清廷请愿说：“万不要下令剪发，以致妨害我们的商业。”运城的革命党人景梅九嘲笑，这是误把头颅当成是为帽子而长的；太原的遗老刘大鹏则记下，“发匠言：今冬剪发令严，乡村人民剪之殆尽，而生意因之大减，所得工资已不足糊口矣。年关已到，外债已逼，工活窘迫，债莫能偿，何以卒岁，闻之不禁然”。剪不剪辫子都关系着社会经济利益，看似得失各半，实际上还是五台县郭家寨村的郭廷兰（1 9 0 4 年生）说得透：“留辫子对有钱的人来说，梳得光光的系上丝线头绳，好像是个讲究。对穷人们来说，却是个负担。贫下中农常年不洗头，头发里绣满了土，多少天梳一次，梳也梳不动，两口子互相梳头，常有责备对方不好好梳的怨言。”剪辫子终究对大多数人有利。革命起义的剪辫容易，移风易俗的剪辫却要艰难曲折多了。由于种种的原因和阻力，民国初年山西的剪辫子集中在太原等城市，广大的乡村仍有众多的留辫子者。1 9 1 5 年来山西旅游的人记有所见：“男子发辫尚存，民国初，强迫剪者三分之一，至今复留，长四寸许，捆以绳，俗名砂锅把，取形似也。”就是说，当时山西的辫子呈现存量不少、减量复增的特点。剪掉辫子，头上没个盖的，手里没个抓的，民初纷乱，一时痛苦地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使许多人对辫子恋恋不舍、欲罢不能。清朝帝制虽然被终结，但想要彻底推翻二百多年来已逐渐形成的稳定的国民文化，并重新造就新的国民文化并不是件言报第1 0 号，1 9 1 0 年1 2 月1 2 日。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 年，第2 5 4 2 5 5 页。郭廷兰：河边村的反阎风波及其它，山西文史资料第4 7 辑，1 9 8 6 年。苏华、何远编：民国山西读本（旅行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 0 1 3 年，第4 7 页。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 9 8 1 年，第2 1 3 页。279清末民初山西剪发后的文化动员可以一而就的事情。四、咸与维新，新的国民文化认同辫子最后的挣扎出现在1 9 1 7 年7 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手端辫子当威权证狼奔豕突搞复辟。虽说复辟王朝任命阎锡山为山西巡抚，但阎锡山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复辟就是害国家，派兵支持段祺瑞的讨逆行动。张勋复辟遭到举国痛斥而失败，也使尽了辫子最后的气数。同年9 月，掌握山西军权的阎锡山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山西省省长。集军、政、民、财大权于一身的阎锡山新官上任三把火，施政纲领开篇即言“晋民贫苦极矣”，“比年以来，海内多故，丧乱迭经”，“驯至共和已将六年，民力毫无进步”。他以实施“六政”（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为突破口，抚绥全晋兴利除弊，其中剪发即为山西一大政事许多人以为清朝已覆灭六年，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统统梦碎，借辫子还魂已无意义，发之剪留似属无关轻重。但阎锡山认为：“剃发垂辫，前清何以定为必行之令？诚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趋向，固有深意存乎其中也。乃山西自改革以来，蓄发仍旧，此等污俗，岂容保存？苟不强迫剪除，奚以作新民而祛恶习？”剪发非小事，实与“国家体制所关，抑实国民文野所系”。阎锡山充分认识到剪发与国家体制相关，定人心趋向，是祛其瘤疾、大神民生、振刷国民精神的大事情。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要获得民众的认同，需要通过建立新国民文化来实现。想要在短时间内造就新国民文化，必须通过政策法律规范民众行为。阎锡山对此提到，兴得除弊“实为生众食寡之要政，如期望人民自行举办，则如河清难侯，非以官力积极提倡，不足以树风声而资振作。而欲官吏之实心从事，尤非严加考核，不足以定奖罚而促进行”。在官方政策法律措施之外，辅之以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推进全民剪发。山西剪发运动分官学商三界剪发、全民一律剪发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时间自1 9 1 7 年9 月至同年1 2 月底，为山西官学商三界剪净发辫阶段。1917年9 月2 5 日，山西颁布了剪发规条（也称剪发十条），主要针对官、学、商三界，规定了各界剪净发辫的最后期限：官一一在一个月内全部剪发，对象包括各官署及其他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