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河北省中考英语真题 （解析版）.docx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 年和 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 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关键词：数字乡村；网络使用；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推动村民政治参与实践伴随着“数字乡村”概念的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成为党和国家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不仅赋予了乡村建设新的活力与机遇，还推动着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中明确提出，“互联网 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以提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积极鼓励基层政府在乡村搭建“村务通”等网络互动平台，推动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期激励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升村民的公共精神。网络作为一种高开放性、低准入性及交互式的媒介技术，能使村民更为便捷和多元的方式加入治理决策，形成以社群结构为主导的交互式群体治理模式 ，网络技术的运用正形塑着村民原有的生活样态和政治参与方式。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村民作为乡村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主体，细致考察村民网络的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明晰数字网络对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背后的驱动机制以提升村民的信息素养，进而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等政治活动的主动性，对构建“多元共治”的村庄治理局面，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大有裨益。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一方面，以数字平台整合乡村治理资源为途径，推动乡村治理主体间高效的沟通互联，数字技术形成的虚拟互动平台，突破了现实边界壁垒，为村民和各个主体之间在村域内的协商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增强了村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自主性，持续发展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同时，由于数字网络空间内信息传递地分散性、隐匿性、瞬时性等特征，改变了原先以“乡村精英”为主导的非正式治理权威，数字网络赋予了每一个村民发声的机会，他们亦可能在网络空间中成为意见领袖，提高了普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乃至改变政府决策等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在乡村大力发展 网络、数字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社会的数字网络硬件条件显著改善，然而由于村民的教育、信息化素养等个体“软件”水平相对滞后，使村民无法及时享受到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红利，不能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等政治活动 。同时，乡村精英或青年村民往往更具有较强的学习、接受新技术的思维与能力，从而扩大与普通村民或老一代村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形成数字技术下的“信息茧房”，从而抑制部分村民对于政治活动参与的积极性 。此外，数字平台信息存在碎片化等特点，信息不仅真假难辨，同时虚假负面的信息报道会影响村民对村组织乃至基层政府的看法，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综上，当前学界对于网络技术运用是否有效推动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未达成一致的推论，同时，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网络使用对村民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但却缺乏对“人”在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主观感受的度量，即数字网络何以激发村民个体主动参与政治活动行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引入政治效能感这一个体政治认知概念，深入剖析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内部运作机理，同时，利用 和 年大样本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有助于拓展村民政治行为和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边界，为提升村民网络功能认知与使用、充分激励村民参与治理的主体地位，推动数字乡村背景下共享共治的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二、基础概念与理论假设（一）村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采取行动影响政府决策结果、运作方式和规则制定及大众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村庄里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村民与政府的交互行为，即普通村民参与具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并承担相应角色。同时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 ，因此，本文也将村民政治参与类型划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体而言，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村民通过合法合规的参与渠道进行政治活动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其中本文将村民通过政府部门所构建的政治参与渠道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如村选举等）划分为高制度化政治参与，而村民通过非政府部门在合法框架下所构建的政治参与渠道进行政治活动参与（如捐款等）划分为低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村民通过包含示威游行、静坐等非法手段或无序行为以试图改变政府决策 。（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一个分析框架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环境、个体认知及行为构成了“三元”互惠因果模型，其中环境因素影响个体认知，而个体认知又形塑个体行为，因而大多数的外部环境是通过个体认知过程转化为个体实际行为 。因此，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逻辑链条本文将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政治效能感及政治参与行为纳入其中，同时，本文从互联网使用的信息消费类型视角出发，将村民数字网络使用划分为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两种功能类型 ，前者体现为村民热衷于从网络平台获取社会或政治信息，后者体现为村民利用网络进行娱乐化活动，如观看电影等，以此构建本文的分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析框架。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环境是影响其行为结果的重要变量。随着数字网络的发展，村民使用网络的频率显著提升，其接收信息的广度和内容丰富度亦日益增加，然而村民个体的数字网络使用偏好存在差异，导致村民所处的网络空间环境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对于频繁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村民来说，一方面利用数字平台能够迅速了解乡村建设、社会发展等政治信息，同时网络平台也打破了时空的边界，尤其是村组织建立的 群、微信群等“微平台”，不仅提升村民在线上进行观点表达的内在动力，也促进村干部和基层官员与村民的良性互动，从而有利于加强村民集体行动意识和线下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 。同时，由于我国政治新闻的严格审查制度，官方媒体是网络上新闻发布的主要媒介，这促使频繁利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村民更乐于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数字网络也被验证在当前公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厦门 事件等 。网络平台信息的碎片化、海量化虽然降低了村民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但由于网络的匿名化特征，自媒体行业发展迅猛，碎片化、低质量甚至是虚假信息快速传播，村民无法有效辨别信息的真伪易导致其参与非理性政治活动。对于长时间使用网络娱乐导向功能的村民而言，他们更热衷于利用网络平台关注娱乐新闻或者进行在线休闲娱乐等活动，然而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网络媒介将社会新闻与娱乐信息整合的功能，使村民在进行线上娱乐活动时亦可能增加其接触社会信息或者政治新闻的概率 ，进而可能增强村民参与制度化政治活动的内在动机。进一步地，开放的网络平台赋予村民自由讨论的空间，也容易将有同质性想法的村民聚集，进而形成诸多以兴趣爱好等组成的网络组织或线上社团 ，能够增强他们自主参与意识形成群体规范，但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数字信息素养普遍较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激增，如“集体抗议”等 。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说 ：数字网络使用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网络使用频率越高，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概率也越高。村民数字网络使用与其政治参与行为的桥梁：政治效能感遵循社会认知理论的“环境个体认知行为”因果逻辑机制，本文将政治效能感这一认知概念作为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中介变量，政治效能感诠释了村民个体对其自身政治参与能力的评价感知 。由于政治参与行为是一种试图改变政府决策或大众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在面临不同的环境（如虚拟网络空间、现实空间）时，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可塑和变化的，进而对外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因而，政治效能感不仅很好的诠释了村民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认知倾向，又可作为连接网络环境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桥梁”。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通过个体成功的体验、言语的鼓励等外界环境要素能有效激活村民的政治效能感，进而显著提升村民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心理倾向程度，并转化为其实际行为 。具体而言，其一，网络平台改变了村民与官方媒体和政府的互动方式，村民既可以是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是创造者，当村民创作或评论的热点问题被官方媒体或政府“点赞”、“转发”、“评论”时，能够增强其政治观点具有改变政府决策的信心并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其二，网络平台拓宽村民政治参与的信息来源和形式，村民通过网络可以自由分享自己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对普通村民和边缘群体而言，开放的网络平台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政治知识并在互动中使他们成为虚拟空间中的意见领袖，增强其在网络上展示自我观点的信心，进而使其获得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而当村民具有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高的政治效能感时，他们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也较高。诸多实证发现，政治效能感对个体政治参与行为如投票选举、志愿活动、游行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认为网络环境为村民政治自我表达、分享政治观点以及沟通互动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村民通过网络的频繁使用，从而有效激活村民政治效能感，进而转化为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说 ：政治效能感在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项目的 年和 年数据。本文根据研究需求保留个体基础信息、数字网络使用频率、政治效能感、社会信任、政府满意度、社会公平感及政治参与这七大模块，剔除含有缺失值的无效样本，最终保留，个有效样本数量。同时考虑到 数据库并非是追踪型数据，且样本数据仅间隔 年，村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和村庄环境并没有较大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分析。（二）变量选择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依据前文所述，本文从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视角衡量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其中又将制度化政治参与细分为高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低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此，本文将问卷中所涉及村民在合法的方式下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行为命名为“低制度化政治参与”如“您近期是否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您近期是否参加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等题项；将村民通过政府组织渠道进行的政治活动命名为“高制度化政治参与”如“您近期是否参与过村委会选举”、“您近期是否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等题项；同时本文也将村民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命名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如“您是近期是否参与罢工、游行”、“您近期是否参与线上或线下集体性维权”等题项，并根据村民回答进行赋值。具体赋值见表 。解释变量“互联网 ”和“数字乡村”的建设打破了村民固有的生活方式，村民利用网络可以突破时空界限进行社交，同时便捷的获取自身所需的信息资源，因此村民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时长也大幅增加。基于此，本文将村民的数字网络使用类型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包含“利用互联网浏览政治新闻的频率”、“利用互联网聊天交友频率”、“利用互联网查找资料的频率”、“利用互联网参与或转发话题的频率”等题项构成的“社会导向功能”，二是包括“是否经常上网购物”、“上网听音乐”、“玩网游”等题项组成的“娱乐导向功能”，具体赋值见表 。中介变量政治效能感作为公众个体对其自身参与政治能力感知。本文根据问卷中“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我的言论自由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限制”等 项问题衡量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具体赋值见表 。控制变量既有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因此，本文将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经济状况变量、地区差异变量、社会综合评价变量等相关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具体赋值见表 。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 变量名称及赋值变量赋值均值标准差样本量年龄个体实际年龄 性别“女”，“男”教育“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中专 职高”，“大专及以上”婚姻“有配偶”，“无配偶”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年收入 经济地位“下”，“中下”，“中”，“中上”，“上”政治身份“否”，“是”民族“汉”，“少数民族”工作性质“无工作”，“非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户口“外地”，“本地”参与社会组织“无”，“有”生活满意度 分，“最不满意”，“最满意”社会信任每年礼金支出水平 社会公平感“很不公平”，“不太公平”，“不清楚”，“比较公平”，“很公平”通讯费支出每年通讯费实际支出 网络使用娱乐导向社会导向“从不”，“一年几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几乎每天”个体认知政治效能感政府评价“很同意”，“比较同意”，“不清楚 不知道”“比较不同意”，“很不同意”“很不好”，“不太好”，“不清楚 不知道”，“比较好”，“很好”政治参与高制度化低制度化非制度化“未参加”，“参加”“未参加”，“参加”“未参加”，“参加”（三）模型设定 基本模型本文所考察的被解释变量具有二元离散特征，因此，选择二项 模型分析村民网络使用类型的频率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其中，表示受访公众政治参与行为；表示受访者网络使用类型的频率；表示个体 的控制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表示模型中存在的随机扰动项。是本文重点考察的解释变量村民网络使用频率的待估计参数。模型在基准模型中可能有遗漏变量导致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出现“内生性”偏误，因此本文采用 模型用以检验，其中 表示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不可观测潜变量，为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虚拟变量，为内生变量，为工具变量，是外生变量，具体公式如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 （）（）倾向匹配得分由于受访村民的网络使用类型可能受到其自我选择选择性偏差，从而导致模型结果有偏，因此，本文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划分低频率使用网络的村民作为控制组，高频率使用网络的村民作为实验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采用 模型估算村民高频率使用网络的概率，如式（）所示。（）（）（）第二，在共同支撑域下和所有特征变量经过平衡性检验后，将控制组和实验组的个体所有按照倾向值相似性原则进行配对，以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并比较在反事实框架下两组村民政治参与的平均差异，即“平均处理效应”（），如式（）所示。（）（）（）中介模型检验本文运用 方法进行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中介检验，表示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和 分别表示村民网络类型的使用频率和政治效能感，其他控制变量、随机扰动项与基本模型保持一致，具体步骤如下：（）（）（）（，）（）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基准模型估计表 所示，本文共建立三个主效应模型验证村民不同的网络使用导向类型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统计结果如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及模型 所示，村民不管是使用网络的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得到验证。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政府构建的网络互动平台，如村务微信公众号等，促使高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村民不仅能及时了解乡村基层政府阶段性政务工作、相关政策等信息，并对政府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政府则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回应村民的诉求，加强了政府与村民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宽村民高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同时村民通过网络媒介互动平台如“抖音”等信息娱乐为一体的 ，使村民在进行线上娱乐活动的同时亦增加其关注政治信息的概率，提高其高制度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的海量和碎片化，村民接收的信息良莠不齐，高频的社会导向功能使用如长时间浏览碎片化的政治新闻等使其无法清晰辨别信息的真伪，同时过度使用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也易使村民产生政治极化行为，降低其对政府的信任，进而提升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概率；此外，高频使用网络的村民，其参与低制度化政治活动概率也比较高。例如，一些社区自组织如慈善组织等定期通过微信等网络媒介向村民传递如“垃圾分类、爱心募捐”等活动的信息，高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村民更容易接收到相关信息，进而提升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一些网络公司开发如“蚂蚁植树”等互动式娱乐媒介，在频繁的网络娱乐互动中能够提升村民关注如环保、敬老等公共问题讨论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而转化为村民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际行为。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根据模型 、模型 及模型 结果所示。从个体特征看，村民的年龄对其参与高制度化政治活动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年龄越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大的村民越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参与高制度化政治活动。男性村民在高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概率在 的显著水平上低于女性，可能因为村中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政治投票权通过家庭内部委托的形式转移给女性，提升了女性村民高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村民受教育水平对其低制度化政治活动参与行为在 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村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更愿意通过志愿服务等形式服务乡村。具有政治身份的村民在 的显著水平上对其制度化政治参与为正，说明具有政治身份的村民往往是乡村中的精英群体，其希望通过积极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与有配偶的村民相比，无配偶的村民低制度化政治活动参与行为的概率更为显著，而其参与高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概率则显著较低。从个体职业看，非职业和职业村民均比无业村民在制度化政治活动中具有显著且较高的参加概率，非职业和职业村民与无业村民相比拥有更高的学历背景、专业的技能知识以及丰富的人际网络，因而他们有较强政治参与动机以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从社会评价看，村民内部信任对高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分别在 和 显著水平上为正，而村民积极参加社会团体，则能在 和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阐释了在乡村生活中村民因“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社交网络影响着其政治参与行为。地方政府评价则在 显著水平正向影响村民高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说明村民对地方政府工作越满意，其有更高的概率响应政府号召。从区域视角看，本地村民比外地村民具有更高的高制度化政治参与概率，同时与汉族村民相比少数民族村民参与低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概率更高。表 基准回归结果变量制度化政治参与高低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家庭年收入 自评经济地位 年龄 政治面貌参与党派 婚姻无配偶 教育 性别男 居住地本地 职业非职业农民 职业农民 民族少数民族 内部信任 生活满意度 社会公平 社团参与是 地方政府评价 自变量网络使用（社会导向）网络使用（娱乐导向）年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项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二）异质性分析由于受访村民具有不同的个体特征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其在选择和使用网络具有个体差异。因此，本文根据样本个体特征和地区特征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所示。个体特征从性别视角，无论男性或女性村民高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政治参与行为，说明网络社会导向功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社会化角色差异而形成的刻板印象，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使用使女性村民有更多的渠道接触政治信息，进而提升其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而高频的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对男性和女性村民的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通过高频的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如观看“公益广告”等，能有效提升男性和女性村民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进而激励他们积极参与低制度化的政治活动。同时高频的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对男性高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男性村民偏好观看政治类的影视剧等网络娱乐活动，而获取更多参与高制度化政治活动的信息，进而促进其积极参与高制度化政治活动。从年龄视角，岁以下中青年村民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能够显著正向提升其政治参与行为，同时高频的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也可显著激励其低制度化政治参与，而对于 岁及以上的村民，网络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的功能均不能显著提升其政治参与行为。尽管政府大力发展乡村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但老年村民与青壮年村民间的“数字鸿沟”依旧存在，使其无法享受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红利，进而网络使用对村中老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并无有效正向激励 。从政治身份视角，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使用均能显著提升有政治身份和无政治身份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同时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越频繁对无政治身份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正向影响越强。说明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高频使用能够有效使村民获取与政治相关的信息，进而激励村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但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与海量化，使不具有政治身份的村民往往无法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其区分谣言和虚假政治信息的能力较弱，易导致其“跟风”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而高频网络娱乐导向功能的使用则能显著提升非政治身份村民的制度化政治活动参与的概率，诠释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越频繁越能激发非政治身份村民在投票、选举以及志愿服务等具有的权利意识和情感共鸣，提升其制度化政治活动参与行为；而对于具有政治身份的村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工作任务 ，因而网络娱乐导向功能并不能显著提升其实际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从社会组织参与视角，高频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使用对于已加入社会组织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加入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村民往往拥有多元的社会网络关系，微信等网络社交工具已成为联结社团成员的重要载体，使其能够从互动网络中获取更多的政治参与信息，进一步地提升其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而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频率越高对已加入社会组织的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越频繁往往能够增强村民的政治极化态度，尤其是村民加入以兴趣爱好等构成具有同质性的网络圈子，易形成群体规范如“饭圈文化”等，提升其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概率 。区域特征从民族视角，高频网络社会导向功能和网络娱乐导向功能的使用均能显著提升汉族和非汉族村民的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揭示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村落都保留着以“血缘”、“宗族”等社会情感联结的“熟人社会”，通过网络的高频利用和互动可以有效唤醒村民社会归属感，以激励他们的低政治参与行为。从户口类型视角，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功能和娱乐导向功能使用对本地和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外地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对外地村民具有更高的显著性正向影响，说明为网络成为外地村民拓展人际关系和信息资源获取的重要工具，从而提升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对本地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显著为正。本地村民“主人翁”意识更强，同时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当从网络中获取不利于村庄发展或损害自身利益的相关信息，会降低本地村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进而提升其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的概率。表 异质性分析结果样本类型制度化高低非制度化政治身份是否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性别男女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民族汉族少数民族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户口本地外地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年龄 岁以下 岁及以上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团参与是否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值（三）稳健性检验由于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匹配得分法和调整因变量的方法检验网络使用类型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显著正向影响结果的稳定性。工具变量法基于表 的模型外生性检验结果，基准模型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取“家庭通讯费支出”这一变量作为村民网络使用的工具变量 。从内生性角度，家庭通讯费支出越高说明其每月使用电子通讯设备的频率越高，进而村民使用网络的频率也越高。从外生性视角，家庭通讯费支出很难直接对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弱工具变量 检验和 检验分别在 和 的水平上显著。本文使用 估计模型和 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其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的情形下，网络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假设 再次得到验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表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模型 高制度化低制度化非制度化高制度化低制度化非制度化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年份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项 外生检验 检验 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倾向匹配得分首先，为了对村民使用网络频率进行有效匹配，本文将年龄、自评经济地位等变量作为混淆变量，计算倾向匹配得分，以估算村民高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的概率。其次，匹配之后的混淆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值均小于 ，表明匹配后样本总体偏误减少，低频率网络使用村民与高频网络使用村民之间各特征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其倾向匹配后所得到的“净效应”近似于随机试验的结果。最后，本文分别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及核匹配三种倾向匹配得分方法对结果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所示。三种倾向匹配得分结果均具有一致性，并在 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同时其结果也表明村民的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的功能使用均能正向显著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行为，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因此，再次得到验证。表 倾向匹配估计结果变量匹配方法差值标准误值非制度化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 制度化高低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社会导向娱乐导向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变量调整本文进一步转换因变量的形式对样本进行重新估计，将被解释变量村民政治参与行为，从原有二分变量转变为连续变量，即，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数量进行加总，分值越高则代表公众政治活动参与行为越积极，并运用 回归和原模型改为 模型估计，如表所示，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不管是 估计模型还是 模型均显示村民网络社会导向和娱乐导向的使用均能显著提升其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证明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健。表 回归结果 模型 模型高制度化低制度化非制度化高制度化低制度化非制度化社会导向 （）（）（）（）（）（）娱乐导向 （）（）（）（）（）（）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年份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常数项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四）中介机制分析为了进一步探讨村民网络使用频率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作用机理与传导路径，本文采用 中介检验的方法衡量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所示。具体而言，从高制度化政治参与维度，政治效能感分别承担了 、的完全中介路径；从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维度，村民网络社会导向功能的使用对其低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总效应有 是以提升村民自身政治效能感而得以实现，类似地，政治效能感能解释 的“网络娱乐导向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总路径；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维度，政治效能感部分中介 和 两条解释路径。上述中介实证结果证实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政治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得表 中介作用结果变量社会导向娱乐导向高制度化总效应（）（）（）直接效应（）（）（）政治效能感间接效应（）（）（）中介比值 变量社会导向娱乐导向低制度化总效应（）（）（）直接效应（）（）（）政治效能感间接效应（）（）（）中介比值 变量社会导向娱乐导向非制度化总效应（）（）（）直接效应（）（）（）政治效能感间接效应（）（）（）中介比值 注：、分别表示在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到验证。说明在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的推动下，通过以网络数字媒介平台嵌入乡村，一方面，拓展了村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降低其学习政治知识的成本，从而降低村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值”；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平台的运用也促使基层政府的工作变得更为透明和公开并积极回应村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期诉求，进而在网络平台互动中增强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即村民认为自己具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并使基层政府做出具有回应性的决策，从而进一步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五、结论与讨论（一）研究结论基于“数字乡村”建设大背景，本文结合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探究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微观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村民无论使用网络的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政治参与行为；二是从异质性视角，高频的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对男性村民的高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网络使用对村中老年人的政治参与行为并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越频繁，不具有政治身份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概率更高，同时网络娱乐导向功能显著提升不具有政治身份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社会组织成员使用网络社会导向功能越频繁，其政治活动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同时社会组织成员网络娱乐导向功能使用越频繁，其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也越大；高频的网络使用对外地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高频的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对本地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三是中介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村民数字网络使用频率越高，能增强村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信心和心理认知，进而转化为其政治参与的行为。研究结论拓展和丰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运作机理和因果机制。（二）实践策略数字网络平台已成为乡村社会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助推器”，因此，如何将数字网络构建成为村民与政府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发挥网络平台的“正能量”功效，引导村民有序政治参与，故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重视村民数字化素养能力的培训与提升。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处于较低水平，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其信息甄别能力有限，因而可能导致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因此，重视对村民的数字化能力的培养，并构建完善的村民数字化培训体系，联合社会组织定期开展线上和线下培训，积极向当地村民科普网络知识技能，提高其信息甄别等数字网络使用能力，培养其政治参与意识，进而促进其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从而引导他们利用网络数字平台有序的进行政治参与活动。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村民进行数字化培训，如对于老年村民而言，开发和设计符合老年村民特点和认知的网络界面，提升其数字网络使用的便利性，从而激发其内在政治参与动机。此外，基层政府大力推进公共信息网络互动平台的建设，激活政民双向互动，并根据网络平台所产生的大数据进行舆情分析，针对性的回应村民诉求，不仅有效提升村民政治效能感，也进一步提升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第二，加强党员等乡村政治精英的引领示范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网络社会导向功能使用对党员等村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正向作用，同时数字网络使用类型对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无显著作用。由于“熟人”关系依旧是我国乡村社会中村民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村民重感性、易接收非正式社交关系的感化 ，通过党员等乡村精英的带动与示范效应，激活村民对于数字网络技术使用的行为模仿，并通过村中非正式网络形成群体性认同，引导普通村民合理利用网络技术，激活他们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潜能，进而构建“党员示范村民有效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第 期张新文，陆渊：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加强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制保障。因为网络信息具有多元性，村民通过网络数字平台分享和讨论观点时会产生“回音室”效应，进而形成政治极化，最终演变为非理性行为。因此，强化村民在网络空间的道德引领，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品质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向村民传递，同时积极利用网络互动平台开展“文明网络使用倡导”等网络活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以此增强和培育村民在网络空间的公共理性和政治素养。此外，网络的匿名性及虚拟性赋予了“谣言”等违法行为的生存空间，政府以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形式明确网络“禁区”，强化村民网络法制意识，使村民意识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需要为其言行举止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规范村民网络参与行为，由此，从“软性”道德和“硬性”法制两个方面为村民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进而引导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参考文献：丁波 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沈费伟 数字乡村的内生发展模式：实践逻辑、运作机理与优化策略 电子政务，（）：苏岚岚，彭艳玲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农业技术经济，（）：李天龙，姜春云 信息素养对高素质农民乡村数字治理参与的影响机制 来自西北地区 位高素质农民的经验证据 电子政务，（）：马琪，杨薇，廖舫仪 数字治理时代老年人数字融入困境形成机理研究 北大政治学评论，（）：王建武 互联网使用、在线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 青年研究，（）：王浦劬，李锋 试析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基于六个地级市问卷结果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政治学研究，（）：郭君平，曲颂，夏英，等 经济学视角下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选择偏差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张凌 公共信息接触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 国际新闻界，（）：，（）：，（）：王薪喜，孟天广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 社会，（）：沈永东，毕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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