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pdf

鄱陽湖學刊2023年第4期D01:10.3969/j.issn.1674-6848.2023.04.002JournalofPoyangLakeNo.42023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张文摘要“生态文明”一词有双重内涵，生态文明A指的是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生态文明B指的是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文明。当前学术界存在着将二者混同起来的错误认识，导致虽然生态文明B被设定为一种全新的文明，但对它的阐释却依旧立足于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生态文明B的真正内涵是以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代替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进而从整体上克服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主客对立问题，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性超越，是建立在共在式思维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文明，与生态文明B高度契合。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在式思维；共同体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能否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总体上来说，“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列的语境中谈生态，此时的生态文明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生态危机与环境破坏；另一种是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人类文明序列的语境中谈生态，此时的生态文明则是对工业文明的全方位超越，而非仅仅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显然,第一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更多地指向生态环境问题，而第二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已经完全溢出生态环境问题，更多地指向人类文明的整体。从逻辑上来讲，第二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必然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人类生存领域的各个部分，而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问题。但人们在第二种语境中使用“生态文明”一词时，第一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总会渗入其中，这就必然带来理论逻辑上的混乱，导致作为第四种文明的生态文明被理解为对现有生态危机与环境问题的全方位超越，而非对工业文明的全方位超越。由此，第二种语境中生态文明的内涵被严重窄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以生态文明为第四种文明的命题难以成立。因此，理清生态文明在两种语境中的不同用法及其根据，可以有效避免“生态文明”概念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混乱，防止两种语境内涵之间的互相干扰，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的新进展、新阶段。一、生态文明A与生态文明B的混用及其影响为了更好地辨析生态文明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本文将第一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称之为“生态文明A”，将第二种语境中的生态文明称之为“生态文明B”。所谓“生态文明A”,就是指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类在促进政作者简介 张文，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 0 7 2)【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宋代儒家生生美学思想研究”(2 0 2 1M702534)16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寻求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统一协调,其落脚点是“保护生态”；所谓“生态文明B”，就是指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达到的一种新的文明阶段,它是人类文明整体性的跃迁而非仅限于生态文明A，其落脚点是“超越文明”。在当前话语体系中，生态文明A的内涵是比较清晰的。生态文明A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全球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史中得到证明。早期工业文明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主要手段，造成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到2 0 世纪6 0 年代，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伴随着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文化思考也逐渐引发全人类的关注，如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2)与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的出版,以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环境会议等，都是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关注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生态(环境)哲学、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环境)美学等学术研究日益兴盛，各种环保团体、环保实践、环保法律法规的兴起与发展也如火如茶。虽然西方很少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从2 0 世纪中叶至今，西方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探索基本可以涵盖在生态文明A的内涵之下。中国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学者是叶谦吉，他在19 8 6 年下半年召开的三峡库区水土保持会议上作了题为论生态文明的大会报告，此后陆续有学者开始研究生态文明。直到2 0 0 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明在中国作为“五位一体”之重要组成部分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在十八大以来的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得到科学、全面、深刻的阐述与讨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生态文明获得了全球关注。2 0 15年6 月，在波莫纳学院举行了以“抓住另一种选择：走向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大型国际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约2 0 0 0 名与会者,其中包括比尔麦克基本(BillMckibben）、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Jr.）、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和谢里廖(Sheri Liao)等环境运动的领导者。此后，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和安德鲁施瓦茨(Andrew Schwartz)共同创立了生态文明研究所(EcoCiv),并合著了什么是生态文明：危机、希望和地球的未来（What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risis,Hope,and theFuture of thePlanet)一书，于2 0 19 年出版。至此，“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获得广泛认同。这些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在生态文明A的意义上展开的。需要澄清的是，现在有一些西方学者反对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其理由是这一概念是中国创造的而非一种普遍性的概念。这种反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虽然西方社会并没有广泛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其次,从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来讲，西方在参见卢风：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与生态文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5期。文章提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交的提案题目由传统医药应符合生态文明思想 Adap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to Fulill theVision of Eco-civilization）改为传统医药需符合社会和环境可持续理念(Adap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to Achiev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最初提交的版本中的“生态文明”一词被删去。据卢风考证，“生态文明 一词最早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费切尔(IringFetscher)在19 7 8 年发表的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提出。参见卢风、曹小竹：论伊林费切尔的生态文明观念纪念提出“生态文明”观念40 周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 0 2 0 年第2 期。17鄱陽湖學刊利12023 年第 4 期生态环境方面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和生态文明A基本吻合。最后，生态文明是基于生态环境问题而非某种意识形态提出的,中西文化虽然存在各种差异，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时的解决思路和策略也有所差异，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其相关思想与实践是共性大于差异的。因此，无论人们是否反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围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思想及实践归根结底就属于生态文明A意义上的。真正造成理论混乱的是生态文明B。而导致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态文明B从其概念设定上来说是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性超越，但在现实语境中，它仍旧被视为建立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因此，生态文明B虽然意欲超越工业文明的全部内容，但因受制于这种理论“惯性”,其内涵往往又复归于“生态保护”这一基本问题之上。一方面,从概念的设定上来说，生态文明B被视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四种人类文明形态，其真正内涵早已超越了科学意义上的“生态”范畴。关于生态文明B的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展开的，如申曙光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杨通进也说：“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发展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述讨论正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总体视域中展开的，这也就意味着生态文明B在提出之时就被设定为从总体上对人类文明现阶段全部内容的超越。因此,生态文明B虽然以“生态”为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真正所指已经不限于自然意义上的生态，而是指一种正在生成的未来文明，这种未来文明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理论叙事中，对生态文明B的讨论却始终局限于生态环境问题之中,其内涵被大大窄化。如卢风就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学、非线性科学、系统科学、生态哲学为基本指南而谋求人类与地球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是自觉运用生态学知识、宏观系统观点和生态智慧指导人类之生产和生活的文明。”这一表述中的“生态文明”就是生态文明B，但其落脚点仍然是“人类与地球生物圈”,也就是说，作为未来文明的生态文明B只是生态文明A的扩大与延伸。这种建立在生态文明A基础上对人类未来文明的勾画基本上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比如徐春就认为：“从文明的一般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生态文明的特殊性看，它包括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他的观点与卢风基本一致，都是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建立在解决生态环境这一现实问题之上。但是，“文明”作为人类发展的总体性概念，包含着人类实践的全部成果，未来文明自然也应该包含人类实践的各个方面，而非仅仅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核心任务。概括地说，当前学术界对生态文明B的论证依旧是生态环境保护意义上的，它虽然被设定为一种全新的文明，但对它的阐释却依旧建基于生态文明A之上。这种以生态文明A阐释生态文明B的逻辑偏申曙光：生态文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明，学术月刊19 9 4年第9 期。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总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 0 0 7 年，“总序”第4页。卢风：“生态文明概念辨析，晋阳学刊2 0 17 年第5期。徐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0 10 年第2 期。18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将两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区别开来,且在当前学术研究中非常普遍。比如余谋昌在论述生态文明B的时候，就试图将其与生态文明A区别开来：“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在渔猎文化、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人类文明，新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意义上，生态文明比三个文明 高一个层次，它的次一级的层次是：制度层次的选择,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层次的选择，物质生态文明建设；精神层次的选择，建设精神生态文明。”在该论述中，处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序列中的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A，而高于“三个文明”的生态文明则是生态文明B，而所谓“政治生态文明”“物质生态文明”“精神生态文明”又均指向生态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旨归,而非对人类文明整体性的超越。这种论证思路至今仍是阐释生态文明B的主流模式,其带来的后果就是将生态文明B理解为一种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文明观。汪信砚对生态文明作为新的文明形态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这一语境之中，他认为：“生态文明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所谓生态文明,其实就是生态化的文明，或者说就是使我们现有的工业文明生态化。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态文明B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而王凤才却认为：“从理论逻辑上看，按四分法，文明可以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按五分法，文明可以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上述两种划分法已经给予生态文明 在人类文明构成中以重要地位，相对于三分法（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从历史逻辑上看，生态文明 在人类文明史 上的地位，似乎还应该再提高一些一一即将生态文明 视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新的文明形态。”他对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划分表明，他确实意识到存在着两种不同意义的“生态文明”概念,且后者更为重要。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在此，只有将生态文明B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正内涵展示出来，摆脱生态文明A对生态文明B的束缚，才能完全呈现出生态文明B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实价值。综上所述，当前理论界虽然将生态文明B设定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并未真正从文明跃迁的层面上去理解这个问题，而是将生态文明A推广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落脚点仍旧是生态环境。这就导致生态文明B名义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却只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化，并未从根本上摆脱生态文明A的约束。二、前提批判：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方式要真正理解生态文明B的内涵，就必须将其放在人类文明更替跃迁的语境中进行反思。生态文明B是在超越工业文明的语境中提出的，随着工业文明端的日渐显露，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某个具体领域而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文明来指引人类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生存方式，以避免更加严峻的问题出现。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提出诸种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模式，譬如“生态文明”“信息文明”“智能文明”等均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想模式。但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构想因其所指涉的领域过于狭窄而无法承担起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要从根本上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对构成过去文明余谋昌：生态文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长白学刊2 0 0 7 年第2 期。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0 年第3期。王凤才：生态文明：人类文明4.0，而非“工业文明的生态化 一兼评汪信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审思，东岳论丛2 0 2 0 年第8 期。19鄱陽湖學利2023 年第 4 期的思想前提的超越之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过去文明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对过去文明某个领域的超越而是整体性的超越，这种整体性的超越又是建立在对构成过去文明思想前提的超越之上。所谓“构成过去文明的思想前提”,是指人类文明的每个阶段都有构成其自身文明成果的独特的基本原则和根据，这个原则和根据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前提决定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促使人类文明形成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根源上来讲，这个前提就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如何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人类如何开展自已的实践活动，也决定了人类所创造出的文明具有何种阶段性特征。简单地说，人类文明的每个阶段都有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认识，这种认识就构成该阶段人类文明的思想前提。如果按照“四分法”，可以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分为原始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可以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种分类法的四个阶段实际上是相互对应的。原始文明建立在“世界决定人类”这一思想前提之下，古代文明建立在“人类顺应世界”这一思想前提之下，现代文明建立在“人类决定世界”这一思想前提之下。因此，要真正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须首先超越“人类决定世界”这一思想前提，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基于对现代文明(工业文明)思想前提的超越之上，才能从根本上、总体上超越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文明A仅仅以生态为切入点显然不符合“根本性”与“总体性”的要求，这也就再次说明生态文明A不能承担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超越并不意味着抛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也并不意味着对现有文明成果的否定；超越意味着矫正,即对现有文明之弊端的矫正。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层累式的，新文明总是在继承旧文明的基础之上生成并构成对旧文明的超越，现代文明不是对古代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中肯定；同样，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是对现代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否定中肯定。文明超越的根本在于对人与世界关系认识的超越，而非局限于对具体生产、生活方式的超越。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的超越，决定着人类以新的观念面对世界、面对生活、面对人生，只有以此作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发点，才能正确对待现代文明的成果。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现代性批判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现代性批判早在现代文明诞生之初就已展开，但其兴盛于2 0 世纪，直到今天仍旧是哲学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现代性批判虽然纷繁复杂、盘根错节，但其根基仍旧是对构成现代文明思想前提的反思，即对“人类决定世界”这一思想前提的反思。所谓“人类决定世界”，指的是人类以逻辑理性构建起世界的总体性图景，并将这种总体性图景看作世界的自在规律。具体来说，现代文明坚信人类强大的理性能力足以构建一个关于世界的可靠的、正确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既是逻辑理性也是自在世界的规律，因而是无可置疑的真理。这就构成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规定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指导着人类的全部行动,其现实表现就是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而现代性批判则对这种“人类决定世界”的思想前提展开猛烈击。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语言转向”、“现象学思潮”“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对现代文明之形而上学的拒斥，而拒斥形而上学的根基在于拒斥“人类决定世界”这一思想前提。在现代性批判中，中国哲学和生态学理论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哲学以天人关系为基本点，对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思想进行批判，其实质就是以“天人共在”作为思想前提，对西方哲学以“人类决定世界”作为思想前提进行反思。生态学及其相关理论则以科学为基础揭示了世界的整体性、有机性、系统性，宣告了将世界看作逻辑产物这一观点的破产。可以说，现代性批判的最大成果就是揭示了构20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成现代文明的思想前提，即“人类决定世界”这一思想前提,并指出这一思想前提的错误所在。现代性批判总体上认为，“人类决定世界”的实质是理性决定世界，但这并非对世界的真实理解。具体来说，现代文明以逻辑理性为根基建构的世界图景并非自在世界的真实图景，而是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之中建构起来的“属人的世界”。现代文明错误地将这一“属人的世界图景”作为“自在的世界图景”，赋予其绝对的真理性，并依此建立起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现代文明的自负必然导致理性的霸权，其具体表现就是技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等，而奥斯维辛大屠杀、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后殖民主义等等社会现象就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构成现代文明的思想前提已经遭到哲学家的批判：马克思以实践论指出，知识只是“人化的自然”而绝非“自在的世界”的真实情况；尼采以“酒神精神”指出，人类文化乃日神精神建构的成果，不同的文明成果只是对世界的一种透视；胡塞尔通过“意向性”理论证明，对象是在某种关联性背景中显现给人类的，人类无法获得关于对象的纯粹客观的知识；海德格尔则将对物之物性的探索，放置于“天、地、神、人”的关联性整体中，使“物是什么”这个问题得到了存在论的阐释。这些论述从根本上指向现代文明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误解。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就应该首先超越构成现代文明的思想前提，即必须重新建构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基在于建构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认识。作为构成现代文明的思想前提，“人类决定世界”的观念建基于一种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之上，即：人与世界是一种认识论的关系，人类将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加以对待。这就奠定了逻辑理性在现代文明中的绝对地位，因为知识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理性基础之上的。问题在于，现实世界不仅有其逻辑上的规定性，更有其自身的规定性。然而，现代文明一直忽略了这种自身的规定性，仅以知识为唯一的规定性来理解人与自然，由此造成对人与自然的双重灾难：一方面,现代文明表面上将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却以理性的人遮蔽了自然的人，对人的感性生命造成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将自然界作为可资人类利用的资源加以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见，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是现代文明弊端的根源，要改变“人类决定世界”的基本观念，就要改变那种将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对象式关系的基本观念。在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之外，一种更加本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逐渐被重视，这就是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就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能动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一一在世界中。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的，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以“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以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为依据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在世界中”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揭示了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一方面揭示了存在的属人性(即此在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存在是在“天、地、神、人”四元结构之中开自身的,这种四元结构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因此，存在绝非逻辑理性可以规定，而是在四元结构这一关联性整体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共同揭示了现实世界相对于个体的先在性,这种先在性揭示的事实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并非一种对象式关系，而是一种共在式关系。这种共在式关系又并非一种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一种事实，因此相比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更具源始性。人类正是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于世界的知识，进而建立起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现代文明以这种对象式关系为根基建构起“人类决定世界”的基本信念，并以这种信念为前提发展出现代文明的种种成果。当现代文明弊21鄱陽湖學利12023 年第 4 期端重重的时候，突破现代文明的基本出发点就在于突破这种对人与世界对象式关系的理解,建构起一种以共在为根基的文明形态。以上述三个原则为基础，就可以理解生态文明B的真实内涵：以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代替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进而从整体上化解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主体性危机，树立一种以共在、共生、共荣为基本取向的共同体文明。之所以选中生态文明而非其他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突破口,是因为“生态”一词恰恰蕴含着“共在、共生、共荣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生态文明B是建立在生态文明A基础之上的，它吸收了生态文明A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克服了生态文明A只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局限性，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扩展为人与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关系。具体而言，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生态文明B以共在论哲学代替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现了哲学观的超越；从人的生存来讲，生态文明B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代替了被理性化、逻辑化、技术化的“单向度的人”,肯定了个体的内在价值；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生态文明B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代替了人对自然的无限度利用，承认了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而从社会、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生态文明B以为全人类谋利益代替了狭隘的个体主义、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等思想，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可见，生态文明B是对工业文明时代世界观、价值观、自然观、发展观的整体性超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三、生态文明B：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成果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B是人类文明的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在当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现，这一点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得到证明。第一，从理论层面来讲，生态文明B是对现代性批判的否定性答案做出的肯定性回应。所谓“否定性答案”,是指现代性批判否定了构成现代文明思想前提的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却没有给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判断。西方现代哲学基本上采取一种激进的、解构的方式应对现代文明的弊端,其立场是批判性的,其答案是否定性的，其终极目标虽然指向对人与世界对象式关系的批判,但却没有指明人类将以何种方式超越对象式关系的束缚。这一点具体表现为，西方现代哲学虽然高扬拒斥形而上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至上主义、反对传统等旗帜，却为了避免自身陷人形而上学的案白之中，始终因其否定性立场而不愿给出指导人类文明的新观念。也正是因此，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试图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提供一种肯定性的回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具有整体性、共生性、多元性、开放性、相关性、关怀性等特征的思想体系，对现代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危机有着良好的应对效果。不过，由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没有将其思想建立在人与世界关系这一根本前提之上，所以往往局限于某些领域，而无法承担起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总之,现代性批判指出了人与世界对象式关系的问题所在,却没有指出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形式究竞是什么。生态文明B则以肯定性的方式回应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即：不仅批判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而且试图以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替代对象式关系，并以共在式关系建构起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生态文明B承认世界先在于人类的基本事实，这就使得人类全部观念的诞生必须以世界的先在性为条件，人类正是在世界中劳作、探索、理解，从而逐渐形成关于世界及自身的各种各样的认识。于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呈现为一种开而非被规定的状态。这是实践论哲学、存在论哲学的基本立场，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致命一击，直接否定了逻辑理性作为绝对权威的根本依据。其次，生态文明B肯定“物自身”的内在价值。既然人类的认识是一22生态文明的概念辨析与哲学反思个开的过程，那么“他者是什么”或者“物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不再由理性全盘负责，由此，“物自身”的独立性得以凸显。即使人类无法把握“物自身”是什么，但这种对“物自身”的觉悟足以让人类意识到知识的有限性与他者的自在性,于是他人或者自然就可以逃离被理性规定的命运。最后，生态文明B致力于建构全新的共在秩序。现代文明以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为前提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主义”，如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些“中心主义”必然造成主体对客体、自我对他者的侵犯，于是理性对感性、西方对东方、男性对女性、人类对自然的强权始终挥之不去。而共在式关系则以构建和谐的共在秩序为目标，力图使原子式的主体性进化为共在式的主体性，使围绕某种“中心”建构起来的秩序进化为尊重多元主体的共在秩序,从而化解现代文明带来的冲突与对抗。第二，从实践层面来讲，生态文明B以全新的思想原则指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实践活动的深入改变着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生态文明B是人类实践深化的必然结果。“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究竟是什么并不存在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中不断深化和开的。原始文明、古代文明、现代文明的更替均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改变了人类对“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与他者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立等问题给世界造成严重危害，这些问题不断促使人类思考现代文明赖以成立的思想前提一一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一一的正当性。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同时因为现代文明而出现各种危机的时候，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必将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而一种寻求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则必然建立在一种新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这就是生态文明B的实践根基。另一方面，生态文明B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前提，将从总体上、根本上指导人类文明开启全新的实践征程。从历史来看，文明之所以具有阶段性特征或者时代性特征,就是因为某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在某个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理解决定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取向，从而也就决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取向。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其全部内容建立在对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的理解之上；生态文明B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全部内容亦建立在对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的理解之上。就现实来说，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前提，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虽然涉及面极广，但均以共在秩序的建构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由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建立在对人与世界关系这一根本前提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可以涵盖人类文明各个方面而非专注于某一方面。这就显示出“思想前提”在文明建构过程中的“总体性”与“根本性”,也就突破了以“生态文明A”“智能文明”“信息文明”来命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缺陷。可以说，以共在式关系为前提而展开的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将会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改变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重新塑造人类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理解，进而建构一种以“共在秩序”而非“对立秩序”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文明形态。就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是生态文明B建设的领导者。首先，中国共产党自觉提出并阐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 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 0 2 1年7 月2 日，第0 0 2 版。23鄱陽湖學利2023 年第 4 期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些论述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某个方面而是全部内容。这就凸显出文明更替的“总体性”与“根本性”，显然是合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的。其次，中国共产党肯定并发展了一种基于共在式关系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为有利资源建构起来的，其中包含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对大同世界的向往，对全世界和平发展的憧憬，这些思想都是对人与世界共在式关系的认同、肯定和发展。最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起以共在式关系为前提的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倡导建构一种以合作共赢为基本指向的国际关系，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观念，并将之付诸实践。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工业文明的整体性超越，是建立在共在式思维基础之上的新型文明，这一点与生态文明B高度契合。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突破了以人与世界的对象式关系为基本前提的工业文明,致力于建构以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为基本前提的共同体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生态文明B的最新成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一,生态文明B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其二，生态文明B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以人与世界的共在式关系为思想前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倡导的共同体思想就是共在式思维的现实表现，而共同体思想之所以能获得全世界有识之士的认可，正是因为其以“民心所向”展示出生态文明B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越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生态文明B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理念与现实的关系。生态文明B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形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形式。生态文明B的理念内核是以共在式思维代替对象式思维，并以此重塑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B在理念形式上是一致的,在现实形式上是多样的。因此,生态文明B并非一种以某个民族或国家的模式为唯一模式的文明形态，而是一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化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新成果，但绝不会像西方现代文明一样试图为其他民族和国家树立唯一的样板，而是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差异性需求，寻求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由此建构起兼具民族风格和全球价值的共在秩序。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是生态文明B的基本立场和内在要求。综上所述,生态文明B是以共在式思维形成的共同体文明，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生态文明B建立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认识基础之上，以共在式关系代替对象式关系，从而形成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性、根本性的超越。当然，新旧文明的交替总是充满斗争的，旧文明力图维护自身的利益格局，而新文明则致力于革除旧文明的弊端，双方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但走向生态文明B终究是历史的必然。责任编辑：王俊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 0 2 1年11月17 日，第0 0 1版。24ABSTRACTSABSTRACTSCritical Climate Education:Studying Climate Justice in Time and SpaceOHanne Svarstad,trans.,Liu Kui&Chen PingpingAs the climate crisis has become a current concern,children and youth should be offered educationabout climate mitigation choices.Drawing on critical pedagogy,political ecology,and environmentaljustice,I here suggest the elaboration of a critical climate education that would provide citizens withknowledge and skills to respond to the climate crisis with responsible action.I argue that students need tolearn to critically examine optio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emissions and to discusswhether or not each of these measures may contribute to climate justice in time and space.A criticalclimate education should also offer insight into reasons why some climate mitigation alternatives have beenembraced instead of options that could provide more climate justice in time and space.The need for acritical climate education is illustrated with a case study about climate mitigation choices that have beenmade in Norway without concern for climate justice.Conceptual Analysis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term“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double connotation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refers to th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