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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求变
美国次贷和欧债两大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尚未平息，全球经济疲弱的挑战已接踵而至。面对增长放缓、通胀高企、资金外逃、汇率大幅贬值等风险，许多国家在负重中艰难前行，政策求变和更为密切的全球协作也愈发凸显其重要性。
2012年年初以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陆续推动政策宽松；欧洲央行通过降息和长期再融资操作，美联储则通过“扭曲操作”向市场中持续注入大量流动性。然而，效果却并不显著。新兴经济体则在“保增长”和“抗通胀”的政策悖论中徘徊，多数新兴货币相对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以往风光无限并被市场寄予厚望的“金砖四国”也开始黯淡无光。
面对挑战，全球经济将如何恢复增长动力？投资者失落的信心又将如何重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监管角色将如何重新定位？欧债危机尘埃落定后，全球经济格局又会发生怎样微妙的变化？诸多问题，人们寄望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继续寻找答案。
9月11日到13日，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将于天津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在这场被称为“夏季达沃斯”的盛会上，来自近百个国家超过千名的参会代表将围绕全球增长、欧债危机、政策变革和风险应对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求变之路
“欧债危机，中东地缘性政治冲突加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预示着这个世界进入一个更加复杂、震荡和相互关联的时代，因此，寻求突破性的解决方法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GAC）负责人玛蒂娜?古墨（Martina Gmür）称。
全球议程理事会（GAC）由世界经济论坛设立，其下设数十个单独理事会，并就财政危机、食品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其近600名理事会成员均为来自商界、学术界、公民社会、政界和其他行业的领导者。
在其发布的2011年到2012年年度报告中，GAC对银行、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并对时下的热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GAC认为，目前政策求变的关键之处在于，各国政府应通力合作，恢复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在监管方面，应该重新设计行业监管标准。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增强自身“造血机能”也至关重要。
近来，伴随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欧洲政治决策的步伐有所加快。6月底的欧盟峰会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然而，在银行监管联盟、财政一体化等问题上，欧洲的政治博弈仍在激烈进行。
“要解决当前困境并避免未来更大的风险出现，深刻的变革迫在眉睫，”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高级研究员维纶（Nicolas Veron）称，银行、财政、竞争力和政治联盟的结构性变革需要同时着手，仅仅对某个部分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当然，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政策制定者也不能期望仅仅依靠长期的愿景就重获投资者信任，因此，短期的救急之策仍然是必须的。”
在他看来，建立一个暂时性的欧元区银行管理机构十分必要。目前，欧元区并无这样的机构，当问题银行出现后，银行业及监管者无法有效率地判断其风险，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并付诸行动，这极大损害了市场的信心。要重塑市场信心，监管职责的统一、系统且有效的危机应对流程和和存款保险是前提条件。
但是，对欧元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坐在“驾驶员”位子上的德国在紧缩和调整等前提条件上毫不松口，这使得很多政策的推进都遇到阻碍。
“如果欧元区南北差异的问题不解决，那北方向南方源源不断提供财政转移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称。
在他看来，欧元区整合的理想途径是建立“转移联盟”，即德国通过某种途径的转移支付来帮助问题国家，但对德国而言，此种“最佳方案”反而是“最差方案”。
黄海洲认为，加大欧洲稳定机制（ESM）预付资本、建立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并统一存款保险制度和推出欧元债券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治本之策，但是，激烈政治博弈仍将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
和发达国家相似，新兴经济体改革的任务也同样沉重。黄海洲指出，以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期，多数与政策变革息息相关。比如，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三次明显上升周期，分别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有关，但是，目前中国高增长之路正面临分岔口。“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慢下来。而对民营资本开放市场、加快城镇化步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仍是改革的重要方向。”
然而，很多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和发达经济体类似的尴尬处境。基建不足和制造业竞争力的欠缺让印度经济开始显露疲态。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政治家在改革和选票之间却显得左右摇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帕里特（Amitendu Palit）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印度通胀更多由于供给不足推动，因此，货币政策难以根除。政府要推动改革阻力重重，这种阻力不仅在党派之间，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
在全球议程理事会（GAC）看来，如何扩大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新兴经济体当前的重要任务，因为这可以在资本剧烈流动时为经济提供缓冲器，同时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途径。对于那些发展缓慢的国家而言，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着融资渠道匮乏，并进而让就业受到压制的状况。
“监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对不同的国家而言，很难说哪种监管模式就是最好的，因此学习成功者的历史经验十分重要。不过，对于任何市场而言，透明都是至关重要的。”全球议程理事会在报告中指出。
政策挑战
对欧洲而言，危机的对策空间越发逼仄。欧洲央行试图恢复融资渠道的种种努力往往事倍功半，究其原因，市场信心的匮乏是关键。因此，如何恢复市场信心，就成为政策制定者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全球议程理事会（GAC）认为，虽然全球流动性整体状况十分充裕，但是，局部短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在当前多极货币的格局下，各国政府和央行密切配合是应对危机必要的一环。“全球主要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配合起来，确保全球流动性状况的安全。”GAC认为，确保资金供应以及各种主要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至关重要，只有这样，2008年全球美国头寸匮乏的危险场景才不会重现。
亦有分析人士指出，相比较美国的“去杠杆”速度，欧洲的表现让人失望，尽管也有公共和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调整的些许迹象，但力度并不明显，这可能会让市场信心难以重塑。不过，针对这种说法，反对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认为欧洲现今处境过于危险，过度追求“去杠杆”目标，欲速反而不达。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债务负担削减，希腊能实现持续且明显的复苏。但是，对欧元区的政治家而言，妥协的决定十分艰难，可一旦坚持原则，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压力又会逐渐增加，这又会让欧元区的基础被动摇。”巴克莱资本首席欧洲经济学家卡罗（Julian Callow）这样描述欧洲面临的困境。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政治上突破不易，因此，欧洲央行或可能成为阻挡市场信心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高盛欧洲首席经济学家皮尔(Huw Pill)认为，应对欧债危机，欧洲央行仍存在很多选择。不仅可以进一步下调再融资利率，将存款利率降至负值区间，或运用所谓的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指引。也可以采用其它非常规性手段包括拓宽抵押品范围或开展新一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而更为激进的政策选择包括重启证券市场计划（SMP）直接购买国债或者批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或欧洲稳定机制（ESM）能够通过欧洲央行再融资。不过，这两个选项也同“财政联盟”或“政治联盟”一样，承受着来自北欧的政治压力。
尽管欧洲一直试图自救，但政治上的种种努力却往往徒劳无功。究其原因，任何有效的金融或财政改革，均很难摆脱财政转移支付的本质，这使得欧洲的改革之路，经常出现前进和后退并存的艰难处境。而今，欧洲央行虽开始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救助态度，但是，欧洲“去杠杆”的大趋势仍会延续，而这，不仅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让欧洲银行、家庭和政府部门承受巨大的痛苦。
在全球议程理事会（GAC）看来，当前低利率的环境更是给政策制定带来了新挑战。市场剧烈波动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让很多长期投资者开始过度关注短期目标，这使短线投机行为兴盛，资本市场原有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出现偏离。
GAC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监管者而言，希望看到金融行业“去杠杆”进程能持续下去；对于股东而言，则希望看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对于金融行业的客户而言，则希望获取廉价的信贷资源。诸多预期混合在一起，实际上也给政策制定带来很多麻烦。如何去平衡种种预期，将成为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重要命题。
监管新体系
面对危机，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分化走势，欧美经济受制于高负债和“去杠杆化”进程，经济萎靡不振，而新兴经济体则陷身于高通胀和经济减速的泥潭，货币政策的腾挪空间更加有限。在当前情况下，全球经济体系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出现深刻变革。
“对欧洲而言，可能要经历十年痛苦的调整，最好的结果，就是像日本一样。”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对记者称，从目前趋势看，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出现在发达经济体间，新兴经济体以往的领军国家，也同样面临挑战。
在他看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或仍将落于美国身上。一些基本面因素的改善，正在逐渐增加美国的竞争力。除既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外，美国未来低能源价格趋势影响深远。同时，劳动力成本降低的趋势以及低利率环境带来的诸多益处，也将逐渐显现。
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出现的分化走势，对全球金融体系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名为《欧元、美元、人民币的不确定性：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情景》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在未来20年里均可能成为领军货币，但前提条件在于，这些国家能否实现各自的改革目标。
“当前过度复杂的危机让全球处于‘生存模式’。新兴市场资金流入速度明显下降，更多资金开始流向美国。”全球议程理事会（GAC）认为，中期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该制定更为规范的标准，并敦促成员国更多遵循规则行事。
“由于纪律的缺失，给全球流动性管理、汇率波动、确认特别提款权（SDR）的地位和全球监管等方面造成很多困难。但是，现在复杂的政策环境让我们很难在今年看到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全球议程理事会指出，增强IMF的地位和监管职能，并让SDR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应是改革的中期目标。
与此同时，GAC也对监管模式提出建议。在GAC看来，监管模式的转变关键是，应该由“规则”主导向“原则”主导转变。前者关注点放在结果如何实现，而后者则更关注结果本身，而非对实现过程施加过度干预。而一旦实现此种转变，可以使市场参与者不用再围绕“规则”打擦边球，“影子银行”、监管规则冲突以及因为严苛规则限制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均可得到解决。
不过，GAC也指出，“原则”主导模式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监管。同时，国际间的协同合作也需要更加密切，以确保设定的各种原则在各个国家或区域能被有效执行。此外，为了保证监管能被有效执行，如何吸引更多富有才干的金融人才进入监管部门，也是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由于金融行业工资薪金水平普遍偏高，但监管部门提供的薪资水平并不够诱人，这使得很多金融人才仅仅将其视为备选岗位。GAC建议，应该为监管者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更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借此使这些工作岗位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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