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doc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
浪漫主义（理想主义）1835以前
理性理想主义1835－1836
理性现实主义1837－1842
感性现实主义1843－1844
实践唯物主义1845以后

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章 1837－1843年

事件：
1835－1836波恩大学
1836－1841柏林大学
1841夏，波恩谋求教职，后放弃
1842头几个月，为《德意志年鉴》写稿：《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
1842年4月为《莱茵报》写稿；1842年10月，任《莱茵报》主编；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查封前马克思辞职。随后马克思与卢格商定到巴黎办《德法年鉴》
1843年6月至10月，克罗茨纳赫笔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笔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评论文章
1843年10月，去巴黎

著作：
《中学作文》1835
《给父亲的信》1837
《博士论文》1838－1841
《为〈莱茵报〉写的文章》184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

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笔记：
“有一条心理规律是这样的：一旦理论理性在自身内达到自由，就转变成实践能量，并任意从冥国的阴影里显现出来，面对世界的外部现实……但是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正是这种批判以其本质衡量个别的事物，以思想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实现，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中是充满矛盾的，而且正是其本质显现于现象中并在现象中留下印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75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基本批判是，正如在宗教中人创造了创造者上帝而人又依赖于他一样，黑格尔从国家观念出发，并让所有其他东西——家庭和各种社会群体——依赖于这种观念。马克思说：“思想被彻底主观化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它们的内在虚构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下下是积极的形式；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可是由于思想被主观化了，所以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等等——就变成思想的非现实客观环节，指的是别的东西。”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马克思手稿的其余部分讨论黑格尔的三个特定问题：民主、官僚政治和选举权。
在对民主的评论中，马克思所概述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社会的基本因素；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人被看作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被说成是一种公共的存在；最后，马克思通过预言国家的灭亡而超越了共和主义。马克思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的人；……最近，法国人以这样的方式构想了这一点：政治国家消失于真正的民主制。只有这样的政治国家，即作为制度的政治国家，不再适用于整体时，那么这一点才是真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黑格尔宣布，官僚政治拥有国家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调解功能。然而，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促进政治分裂（对于它自身的存在来说，这是基本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国家的目的变成了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反过来也一样。官僚政治是无人能逃脱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信息的等级制。上级认为下级洞察了详细情况，而下级认为上级洞察了普遍的东西，他们就这样互相欺骗。”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黑格尔过于重视进入官僚政治的竞争本质，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真正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7页。

在手稿的结尾处，马克思解释了他是如何思考关于克服社会分裂的问题的，答案在普遍选择权里可以发现：“这里并不涉及：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议员行使立法权，还是全体人员都应该单个地行使立法权。这里涉及的倒是：扩大选举并尽可能普及选举，即扩大并尽可能普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论在法国或在英国，这都是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焦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6页。
马克思继续用他复杂的语言，描述普遍选举权如何通过将人作为公共存在的社会本质带回到社会，来造成市民社会的改革。人的社会本质被窃取，而转交给制度领域，从而对人的真正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不受限制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市民社会才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政治存在，作为自己真正普遍的和基本的存在。但是，这种抽象之完成同时也就是抽象之扬弃。市民社会使自己的政治存在成为现实的存在，成为真正的存在，它也就使自己的市民存在成为非根本的存在，从而与自己的政治存在相对立。随着一方的分离，另一方，即它的对立面也就垮台了。在抽象的政治国家中，选举改革就是市民社会的瓦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第二章 1843－1844

事件：
1843年10月至1844年1月，《德法年鉴》出版，上面有马克思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是他带到巴黎的）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到达巴黎后写的）。
1844年2月至1844年7月，阅读法国大革命相关资料；研究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的法文版著作），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与蒲鲁东和巴枯宁通宵讨论黑格尔著作
1844年7月，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卢格关于德国不可能发生革命的观点
1844年9月，会见恩格斯，决定合作写《神圣家族》。约1845年春写完

《1843年通信》1843
《论犹太人问题》1843－184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
《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的批判性注释》1844

1843年通信：
杂志的未来投稿者之间的书信来往，在《德法年鉴》上作为第一项内容发表出来。它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早在1843年5月的信中，马克思就暗示了经济状况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系列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415页。

在1843年9月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定义了他为杂志设想的政策：“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参与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改革人们的意识（不是通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而是通过“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418页。
。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的文章总的主题是，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进行对比。前者解放人类就像解放宗教一样无济于事，而后者只有通过国家和金钱的消失才能达到。
犹太人要求宗教的解放。鲍威尔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没有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不可能的。因为，为了不再歧视犹太人，国家必须不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回答不彻底：鲍威尔只是批判了基督教国家，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这样，他并没有看清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将宗教从政治领域剔除出去，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美国已实现了这一点，但仍以笃信宗教而臭名昭著。“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么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政治解放的限度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公民得不到解放的条件下国家可以摆脱宗教。的确，宗教的存在是预设的，正如为了废除私有财产作为选举的资格而预设了私有财产的存在一样。这类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分裂为双重人格：其本质的公共、社会方面，以一种不真实的形式，仅仅存在于制度和“公民身份”的言辞这一层面上，而在他真实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孤独的个体，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人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

然后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不能宣布人的普遍权利，因为他们将自己宣称为特殊和唯一的人类。然而，马克思拒斥整个人权观念，这种讨论包含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原理最晚理解的批评。他以引用美国《人权宣言》开始，来揭示这些权利不仅与宗教相容，而且实际上还保证其自由活动。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权是市民社会原子化的、相互敌对的个体的权利。在引用1793年法国大革命宪法之后，他说：“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马克思继续对比了中世纪和1789年之后的社会，前者的封建社会至少还包括了某些公共的因素，而后者则将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领域看成其中立的基础。在第一篇评论的结尾处，马克思概述了自己对问题的解答：“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还原为公民，还原为道德的人。”“现实的个人必须使抽象的公民回归自身，并且在自己的个人经验生活、个人劳动和个人关系中，必须成为类存在；人必须将自身的力量看做社会力量，并以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它们，因而不再将社会力量和自身相分离，只有实现了这一点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在对鲍威尔的第二篇文章所做的评论中，马克思讨论了鲍威尔的这一观点：为了实现解放，犹太人还必须把自己从基督教（它比犹太教离解放更近一步）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再次颠倒了鲍威尔对问题的理论表达，他问道：为了废除犹太教，需要克服什么样的特定社会因素？在德语中，犹太教的另一层意思是“商业”。马克思利用犹太教的双重意义，发现犹太教植根于商业精神中，尤其植根于对金钱的重视。这使得他第一次勾画出异化劳动理论。这个理论将成为他的思想核心。“金钱是一切事物普遍的、自我构成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异化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向它膜拜。”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在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从政治领域转入他后来认为最重要的领域，即经济领域。尽管他宣布了人类彻底解放的目标，但是他仍然不得不确认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这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真正的人类社会：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1版，第37页。

在1844年反对卢格的文章中，马克思继续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开始的有关政治国家的讨论。所需要的不是政治叛乱，而是社会革命，关于民主制度，任何值得做出的概念都必须超越政治国家。“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而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壳。”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页。此处引文在中译本中是不连续的。

第三章 1845－1847
1845年至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住了三年。

1845年1月，被驱逐，2月，至布鲁塞尔，临行前完成《神圣家族》。恩格斯募捐帮助马克思。签订出版合同，准备出版关于经济、政治、历史的巨著（见前面的笔记）
1845年夏天，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开始与马克思的终生合作
1845年10月，在二女儿劳拉出生后，马克思申请移民美国，未成行。同年底声明放弃普鲁士公民身份，但未申请新国籍。
1845年最后三个月：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6年初，利用去伦敦的机会，建立一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网络，使德、法、英社会主义者能够相互交流
1846年3月，在布鲁塞尔委员会，马克思与魏特林发生争论，反对工人暴动，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委员会做出有利于马克思的决议。
5月，蒲鲁东代表巴黎委员会发表捣浆糊的意见（宽容）。出版社催稿，但恩格斯从巴黎传来消息，说蒲鲁东新近出版了一本经济学著作，于是马克思放弃原来计划，转而准备与蒲鲁东商榷。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谈了对蒲鲁东著作的最初反应。
1847年初，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
1847年6月，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因为缺钱未能参加，他留在布鲁塞尔，为德国报纸写稿，并在布鲁塞尔宣传会议上发言。

著作
《神圣家族》1844－184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
《给安年科夫的信》1846
《哲学的贫困》1847

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信》（1846）：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第四章 1848－1850
传记：
1847年11月，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委托起草纲领。
1848年1月底，《共产党宣言》被送到伦敦，2月出版。
1848年2月22日，巴黎起义。起义政府邀请受比利时政府驱逐的马克思回巴黎，马克思接受邀请。
3月，革命延伸到德国。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同盟的其他人到达科隆。
6月，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并任主编。8月，到柏林，遇见巴枯宁。
1849年5月马克思被德国驱逐，报纸被迫停办。5月19日，《新莱茵报》以红色油墨出最后一期（第301期）。法国允许居留，但必须到布列塔尼的沼泽地区莫尔比昂居住。马克思决定去伦敦。拉萨尔在莱茵兰帮助募捐。8月24日，马克思离开法国到达伦敦
9月15日，怀有身孕的燕妮带领三个孩子到达伦敦。从此一直到马克思去世，一直住在伦敦

著作：
《共产党宣言》1848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马克思：在反革命成功以后，“只有一个手段，可以缩短旧社会死亡的痛苦和新社会的血腥诞生，只有一个手段——革命恐怖主义”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中文第1版，第543页。
。
如何实现这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任务。这篇文章写于1850年，确定了无产阶级斗争应遵循的策略。所要实现的是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以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人政党的创立；他们倡导以城镇议会、俱乐部和武装委员会等形式，重新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革命的工人将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一起去反对他们共同所要推翻的派别，但是那个派别只要产生自己的利益，就会来反对革命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页。

在小资产阶级有限的要求实现以后，在两党之间产生公开的分歧：“民主小资产阶级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使革命永远持续，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被迫退出他们的统治地位，直至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手中。”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文第1版，第292页。

无产阶级面临的可能是长久的斗争，但是成功的第一条件就是独立的组织。《告同盟书》这样来结尾：“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文第1版，第299页。

第五章 1850－1852
著作：
《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传记：
1849年9月到1850年，马克思一家住在坎伯韦尔，其间第四个孩子降生。
1850年，由于没有能力支付租金，马克思一家被从住处赶出。他们被迫到莱斯特广场的德国饭店栖身一周。然后搬到索候的迪恩大街找到两个小房间，以后6年都住在那里。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评论》（11月停刊）。
1850年4月，组建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到秋天，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加剧，马克思设法把同盟总部迁到科隆，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
1851年，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家庭纠葛：第四个孩子1850年夭折；第五个孩子1851年出生，1852年夭折。马克思的私生子（活到20世纪）。另两件事：马克思为同盟会员辩护（后写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1848年当选总统）发动政变，保证他在下十年中连任总统。1852年成立第二帝国。马克思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这次政变的社会经济背景。

《法兰西阶级斗争》：
对于《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说，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唯物主义概念，根据一定的经济条件，来解释一部分当前历史”。马克思把1848年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分析了七月君主政体下的法国阶级结构，尤其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自从七月革命以后，在皇位之后真正掌权的是由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土地所有者所组成的金融贵族。工人零星的反抗容易被镇压，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意味着唯一真正的对立面就是工业资产阶级。结果则是，七月君主政体不过是一个股份公司，国家不断处于破产的边缘，以便金融贵族利用小投资者的破产做投机买卖。
马克思继续写道，普遍不满发展成革命，是因为1845年和1846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庄稼歉收，以及英国工商业的总危机。尤其是第二个原因意味着资产阶级被抛回本国市场，随后的竞争和大量的破产充分鼓舞着人们起来革命。在二月街垒战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离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相互敌对的……”
在这个临时政府内，如果希望工人代表拥有真正的权力，事实证明那是幻想。尽管有关口头的甚至组织上的让步，但是他们仍然处于完全边缘的地位。
五月选举通过恢复议会（它只是创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结束了临时政府的矛盾立场。令人绝望的工人六月起义从一开始就是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了无产阶级要失败。直接的、公开的要求并没有驱使无产阶级去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没有能力担当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那些形式丰富而内容琐碎甚至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要求，无产阶级想使二月共和国做出的那些让步，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1848年6月唯一不同的集团。在帮助镇压了工人之后，小资产阶级怀着恐惧发现，他们将自己送到了自己的债权人手中。当秋天颁布的新宪法并没有提供持续的解决办法时，这个宪法就被仍然赋予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力和保留给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弄得残废了：“这个宪法要使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却通过普选权使他们拥有了政治权力。而它批准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拥有旧的社会权力，却又剥夺了其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受到威胁。它向一些人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些人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退回到政治的复辟。”
在马克思看来，12月总统大选中路易·拿破仑的绝对胜利，表明农民对富人共和国的反叛。因为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但是拿破仑对于其他阶级也有吸引力。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拒绝资产阶级共和主义以及为自己六月失败复仇；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而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自己摆脱了联盟，他们曾经是迫于潜在的进步因素而加入这个联盟的。马克思做出结论说：这样，“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
然后，马克思描述了1849年上半年议会和波拿巴的部署导致议会中较激进的派别以宪法来责难波拿巴的经过。当似乎只有波拿巴和议会中的保皇派大多数是宪法的权威解释者时，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走上街头，但是他们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了。然后，马克思问，为什么工业资产阶级在1848－1849年没能推演他们在英国推演的那种进步角度。马克思的回答是“……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马克思继续分析了反对党，即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并发现它跟秩序党一样是利益的联合。马克思特别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前者要求实行信贷制度、累进税制和对继承权的限制等，它是空论的社会主义，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成自身的自由历史运动，它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达。“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和阶级要求，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领导人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假装坚持社会革命的一个过渡点而反对另一个过渡点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共产主义周围，对此资产阶级自己发明了一个名字，把它叫做布朗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点，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1850年秋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马克思在前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加上第四篇，语气更加沉静。这篇文章以评论未来的革命来结束了这一系列文章。革命并没有在某个时期发生，因为法国随着英国（这就像规律性一样）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有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现在，大陆秩序党的各派代表既纵情争吵又相互妥协，远远不能提供新的革命契机；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并且十分资产阶级化（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 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钉子。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像新的危机一样是确实无疑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在第二版前言中，马克思拿自己的方法与雨果和蒲鲁东就同一主题所写的另两部著名著作作了对比：雨果将自己局限于痛苦和智慧的谩骂，而蒲鲁东试图将政变说成是以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以为政变的主人公作历史辩护而结尾。“相反，”马克思写道，“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一开始论证就提到黑格尔的评论，即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了两次，并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的。两个波拿巴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继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变革自己和各种事物并创造某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然后，马克思将这种思考运用于1848年革命，并区分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前者的速度和光辉使它们是短命的，后者由于不断的打扰和自我批评而具有缓慢的彻底性。转向最近的政变时，马克思发现这个民族用来解释浑然不知的借口是不可接受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然后，马克思概括了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讨论的时期。波拿巴的成功在于他在“慈善会”的伪装下组织了巴黎流氓无产阶级，并担任他们的领袖。然而，这股临时力量还不得不与有利于波拿巴的长期因素作对照。第一个因素就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其中的原因是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工业资产阶级也把拿破仑看作能够结束近期骚乱的人。对于这个阶级来说，“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贸易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政治争论，生怕贸易受到打扰；当贸易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责怪政治五十的不稳定。1851年，法国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的贸易危机，这场危机再加上不断的政治动荡，使商业资产阶级大喊“宁要以恐怖告终，而不要没完没了的恐怖”——波拿巴很理解这种叫喊。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深入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第六章 1853－1859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著作：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1852－1862
《经济学手稿（1857－1858）》1857－1858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

传记：

1853－1856艰难的生活：衣食住行。孩子的死亡。
马克思的收入来源：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马克思的政治活动：1853《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1851年计划出版多卷本《经济学》，因科隆案件，出版遭遇困难，1852年之后的三年不再从事经济学研究

1857年至1859年：“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

原著评论：
从1857年到1859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写了四篇稿子，都各有特色：一篇是他为想要写的六卷本《经济学》所写的《总导言》，一篇是后来命名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草稿，一篇是序言，以及一部著作的前几篇——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总导言》：
这篇文章是想作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的，但是并没有发表，“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三个之中的第一部分题目为“一般生产”。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将自己探索的主题定义为“社会决定的个人生产”。他拒绝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那样以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人作为出发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然后，马克思指出，重要的是，将一切生产所共有的一般因素孤立出来，以便不忽视时代之间的基本区别。像J.S.穆勒这样的现代经济学家在试图将现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描述为不变的社会规律时，他们都忽视了这一点。马克思引用了两个例子：像穆勒这样的思想家由没有所有制就没有生产这样的同义反复出发，草率地将一种特殊形式的所有制即私有制预设为基本的，而历史则将公有制指示为基本的。第二，有人倾向于假设，当前生产所赖以发生的法律体系是以永恒的原则为基础的，而没有意识到“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马克思这样概括第一部分的内容：“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第二部分的题目是“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此，马克思意在驳斥这样的观点，即可以彼此孤立地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种经济活动。马克思首先宣布，在某种意义上说，生产与消费是一致的，因为人们谈论消费时要说生产性消费，而谈论生产时要说消费性生产；每一方事实上是产生另一方的手段；进一步来说，每一方都包含着对方的存在形式。马克思以类似的方式拒斥了这一观点，即分配形成一种与生产并列且外在于生产的独立领域。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领域——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民族征服或革命，以其财产分配，似乎也是先于和决定生产的。与此相似的是交换，在马克思看来，交换看起来是生产的构成部分。“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的不同方面。”
第三部分的题目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且非常抽象。马克思希望树立这样的观点：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是，从价值或劳动这样的简单抽象概念出发，并由此扩大到人口或阶级这样的更大的经济观察实体。相反的情况是17世纪的特征；但是下一个世纪的思想家则遵循了“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然后，马克思将货币和劳动作为简单抽象概念的例子，他希望以此展开自己的分析。他宣布，这两者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语境下思考的人才有望理解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继续写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然后，马克思以五个部分概括了自己的《经济学》的尝试性计划，在结尾时讨论了这一问题，即在与产生希腊艺术的社会经济背景迥然不同的19世纪，希腊艺术为什么大受赞赏。

《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开始是对凯里和巴师夏的批判。
特征。首先，与1844年手稿保持一种风格和思想的连续性，两部著作最明显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如果1844年手稿是黑格尔主义的，那么《手稿》恰恰也是如此。异化、对象化、占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本质或社会本质等概念，都同样出现在1858年。在《手稿》开始的部分，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以下评论，这种评论让人完全想到他在1844年对货币具体化（物化？）的评论：“经济学家们自己说，人们信任对象（货币），而作为人并不互相信任……货币只能拥有社会属性，因为个人已经异化了自己与一件东西的社会关系。”
或者在以后的部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但是，如果资本这样表现为劳动产品，那么劳动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简单的产品，不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对象化的劳动变成主人，对活劳动发号施令。它同样表现为劳动的结果，它的产品表现为相异的财产，一种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方式，一种等量的价值；劳动产品，即对象化的劳动，作为一种相异的力量从活动劳动中获得自己的灵魂。如果从劳动的立场来考察的话，那么劳动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其方式是：它将客观条件下自身的实现作为相异的事实而加以拒斥，并且它将自己置于非物化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是由于反对这一事实的需要而获得的，而这一事实是与它相异的，并且不属于它而是属于别的东西）的地位上；它将自己的事实不是树立为它自己的实体，而是为别的东西将自己存在的事实树立为实体，这样也就将自己存在的事实树立为别的东西的实体，或者树立为与自己相对立的其他实体。”
在这方面，《手稿》中最显著的一页就是为《经济学》草拟的计划，它所用的语言可能就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
但是，还存在显著的不同。1844年，马克思就已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是，还没有时间将这些知识融入对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