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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论文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内容摘要】自从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1879年提出“共生”概念，共生引起了生物学界的普遍关注。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物质组成，所以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系统中。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很快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借用。本文在回顾生物学中共生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如哲学、工业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共生现象的“普遍性”和“互惠性”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社会协同进化、和谐发展。 【关 键 词】共生；共生理论；社会科学；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杨玲丽，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生态社会学研究。 “共生”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提出，作为生物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现在生物学中研究种间关系都要用到共生概念。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马格里斯提出“细胞共生学”，“共生学说”由此更加盛极一时。目前，生物学中研究种间关系都要用到共生概念。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物质组成的，所以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系统中。因此，作为一种视野独特、方法简明地描述生物种间关系的方法论，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很快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借用。 一、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 对于共生的概念，生物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9）最早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生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这就对共生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为学者的争论埋下了种子。按照德贝里的定义，很多现象都可以被理解成共生，如寄生、腐生、共存等。1884年，德贝里又进一步论述了共生、寄生、腐生的关系，提出了生物间的多样共存方式，并分析了共生和非共生的区别、寄生与共生的区别等，从而使人们对共生的理解更加清晰。可见，德贝里最后对共生的定义是一种狭义共生，不包括寄生、腐生关系。斯格特认同德贝里的定义，明确地提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而不是一方依赖另一方的关系（Scott，196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学术界曾把共生的概念限于两个有机体互利的范围，因此将寄生与共生严格区别。但是，也有学者把共生概念广义化，格瑞德就把共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种间关系，如捕食（predation）、携播（phoresis）、互利共生（mutualism）、共栖（com-mensalism）、寄生（parasitism）统统归于共生之内（Gerald，1977）；原生动物学家戴维斯也把共生定义为几对合作者之间的稳定、持久、亲密的组合关系（Dale.S.Weis，1982）。较多的寄生虫学家倾向共生包括寄生、共栖。虽然不同学者对共生的定义不同，但是，在欧洲学术界，多数学者将共生的概念定义为限于两个或多个有机体在一起相互有利的范围，因此认为寄生与共生有着严格的区别。苏联大蠕虫学家斯克刊亚平（K. N. CKjJHGNH）就抨击了西方的寄生虫学家把寄生和共生的概念混为一谈，在修改寄生的定义时，特别强调“给宿主带来危害”这一点；而认为共生则不会给对方带来危害。随着共生学说的研究与发展，国际生物学界对“共生理论”越来越重视，国际共生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Society，ISS）于1997年4月在美国Woods Hole， Massachusetts成立，并已经在不同国家召开国际共生学术会议六次，促进了各国共生研究人员在各个共生子领域的交流，加强与其他领域（如生态学和一般生物科学）的联系与沟通。鉴于共生的广泛影响，Claire Ainsworth等（2005）将共生列为生命界最重大的十项顶级创造之一 。 从生物学的共生视角来看，现代生态学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生物圈内，各类生物间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通过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密切联系起来，形成共生系统。生物间的能量转换存在于食物链与食物网之中，它们在生态系统的关系表现为生产者、消耗者和分解者。能量总是来自太阳，自然无所谓循环，而物质则不是这样，物质是通过生态循环保持着生物圈的继往开来、生生不息。这是广义的共生，即自然界就是一个共生体，其中的动物、植物、人类之间需要相互和谐，才能共生共荣。而狭义的共生是指生物之间的组合状况和利害程度的关系，指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互相依存和相互作用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洪黎民，1996）。现代生态学者深刻体会到群落中生物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鲜明地揭示了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共生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 二、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自然科学影响社会科学的效应机制是类比和借用、联想和借鉴。社会科学中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等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类似于生物学的共生关系。因此，共生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同样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比如夫妻之间、雇主与雇员、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供应链上的企业、联盟企业之间均是一种共生关系。20世纪中叶以来，共生理论开始被广泛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下面从发展的视角进行梳理。 1.共生现象的哲学抽象与升华。哲学层面的“共生”，概括起来，核心是“双赢”和“共存”，基本上属于互利共生现象的哲学抽象，个别时候也可以包括偏利共生。日本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黑川纪章1987年出版共生哲学一书，将共生思想应用到建筑领域，共生思想成为其城市设计哲学理念的主体。他预言，共生一词在 21 世纪，将会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他的共生哲学的含义涵盖了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是兼容并蓄的共存理念。1993年，哲学家花崎皋平出版了主体性与共生的哲学，阐述了生态学的共生思想与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思想的区别，探索在生活的具体场所实现共生而构建“共生的道德”“共生的哲学”的可能性。之后，尾关周二在共生的理想一书中，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共生”与“共同”概念的区别，认为“共同”意含当事者具有某些相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而“共生”则是以异质性为前提，正是由于当事者在价值、规范、目标方面有所差异才能够建立起“相互生存”的关系（尾关周二，1995；中译本1996）。近年来，久负盛名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也广泛关注“共生”问题的研究。在岩波书店推出的八卷本新哲学讲义中，第六卷就冠名为共生。东京大学还设立了共生哲学国际交流中心。“共生”一词在日本已经成为流行语，它不仅仅是学术用语，而且成为生活用语（卞崇道，2003）。“共生”思想正好迎合了日本企业的分包制生产模式（企业与其分包商建立起紧密的共生关系，在共生中共同繁荣、共同成长），这一模式曾经推动日本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带动了日本经济的腾飞，后来被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所学习。韩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学习日本模式，因此韩国学者对共生哲学也非常重视，李承律（2005）宣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时代，企业乃至国家之间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理论正逐渐被双赢的“正和比赛”理论一“共生”所替代，因此宣扬企业之间要从竞争走向共生。因此，韩国企业的经营模式是以大企业为核心，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网络、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从而有了韩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快速成长。 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共生哲学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关注（吴飞驰，2002； 李思强，2004； 李燕，2005； 唐远华，宋英俊，2008）。其中，最全面、详尽阐述共生哲学的是李思强（2004）从哲学意义上把“共生”看作一个宽泛的概念，泛指事物之间或单元之间形成的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命运关系。他还借用“太极图”（易经来注图解所附伏羲太极之图），引申出“泰慧图”（如图1）作为“共生构建说”的图徽。泰慧图以阿拉伯数字6和9叠合而成，9为阳，6为阴，首先喻示中华易理关于阴阳氤氲、万物化生的根本哲理，它吸纳阿拉伯文化，借鉴西方当代科学，展示了“共生”是融合人类古今一切成果的结晶；其次，泰慧图为我们表达了一种完美的和谐对称观，展示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更是人文层面中的重要规律，人类所有追求的最终收获并不是我们发出的直接作用力，而是强于原始作用力的反作用力。2000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首次在国内提出要以共生论来指导社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走向呼唤和谐的社会共生论（胡守钧，2000）。这些共生哲学理念对于我国协调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城乡对立、贫富差距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用重大。 图1 泰慧图 2.对生物学共生方法的直接借用：工业共生。正如生物共生是生物种群生态学种间关系分析的方法论工具一样，工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理论也成为工业生态学（industrial ecology）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对工业共生理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1989年的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Frosch and Gallopoulos（1989）首先提出了新的工业发展观“工业生态系统”（industrial ecosystems）的设想：一个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和物质可以在另一工业生产过程中被充分运用，从而减少消耗。另一个是，这一年丹麦的卡伦堡（Kalundborg）出现了几家当地重要企业如发电厂、炼油厂为了应对淡水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危机开展了相互利用废水、废气方面的合作（Knight，1990；Barnes，1992）。而Frosch and Gallopoulos（1989）的工业生态系统概念正好为卡伦堡出现的工业共生的迹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1989年以后，卡伦堡开始出现了多种方式的企业间的共生，成为第一个被成功发现的工业共生的案例，带动了工业共生的理论发展和工业实施（Chertow，2007）。卡伦堡公司出版的工业共生一书中所下的定义认为：“工业共生是以共生理论和工业生态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不同企业间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在这里该词被用来着重说明企业因相互利用副产品而发生的各种合作关系。” 自从卡伦堡工业共生被发现后，Boyle和Baetz（1997）对美国特立尼达（Trinidad）岛上企业的工业共生进行了规划和模拟，该案例成为经过精密计算而形成的工业共生的典范。Keckler和Allen（1999）运用线性规划模型来评价Texas州Houston市的一个大工业园的水资源再利用方案，通过在园区内企业相互利用各种纯度的水，形成水的循环利用，发现工业园中存在大量经济上可观的水资源再利用机会。目前，工业共生已经成为一种有效解决工业生产中企业间的资源和能源浪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工业策略（Allenby，1994； Hawkins et al，1999； Ehrenfeld，2000； Cohen-Rosenthal，2004），工业共生可以使物质的用途被优化，废物的排放量减少到最小，并且显著减少生产和消耗对环境的影响（Frosch and Gallopoulos，1992； Chertow，2000； Cohen-Rosenthal，2000； Boons and Berends，2001； Korhonen，2002）。目前，面对资源枯竭与工业持续发展矛盾的日益激化，工业共生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等地都规划了一批生态工业园，而我国也已经批准了二十六个国家生态工业园，如广西贵糖集团、浙江衢州、山东鲁北企业集团（鲁北化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8）。 随着生态工业园建设热潮的兴起，生态工业园的规划设计与运行成为生态工业园研究的主要方向。Ernest Lowe以及Hall J.等对生态工业园的设计与操作的研究颇有建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Audra J. Potts Carr则是结合Choctaw工业园的改造问题，对生态工业园的土地使用和景观设计进行实际探索，为生态工业园区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Chertow（2000，2007）深入剖析了工业共生的起源、定义、条件、可能性、动机、共生的好处、共生的障碍、共生成功的原因、共生失败的原因、政府及中介组织在工业共生中的作用等，为工业共生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工业共生的好处很多，但是现实中工业共生却很难呢？会存在技术障碍、信息障碍、经济障碍、管理障碍、激励障碍等（Gibbs，2002），这就需要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部门共同合作，来促进生态工业园内工业共生的形成与发展，这其中，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政策及财政资源。吉伯斯研究了六十三个生态工业园（其中：美国三十个，欧洲三十三个），他发现美国的生态工业园成功的较少，而欧洲的成功的较多，就是因为政府介入的时期比较合适，政府的政策引导得当（Gibbs，2003）。还有学者对工业共生发展的障碍、共生的稳定性、共生模式、共生对环境的作用等方面展开研究（Chertow and Ehrenfeld， 2001，2002；Chertow and Portlock，2002； Brings Jacobsen and Anderberg，2004； Brings Jacobsen，2006；Van Beers，2004，2005，2006，2007； Van Berkel，2004，2006）。美国久富盛名的耶鲁大学还出版一本在学术界影响力较大工业生态学杂志（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专门介绍工业生态学及工业共生方面的学术进展。工业共生在西方社会也得到了政府及环境组织的普遍关注，共同推动工业生态学近年来的研究与实践。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工业共生的关注较少，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工业共生，主要是从共生网络和共生模式等方面研究，提出了两种共生模式：自主实体共生（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和复合实体共生（贵糖集团生态工业园）（王兆华，2002），四种共生网络模式：依托型、平等型、嵌套型、虚拟型（王兆华，2005），并对其网络的运作进行了稳定性分析（张萌等，2008）。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也没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因此还没有形成工业共生研究的学术氛围。 3.对生物学共生思想的借用商业生态系统。将生物中的共生思想引入企业管理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成为研究的热点。起初，学者将共生思想运用在企业共生环境中。1977年，汉南和弗里曼论述了组织与环境关系的“适应性理论”（Adaptation Theories），初步提出了组织种群的生态模型，对“组织小生境理论”（Niche Theory）等也做了阐述（Hannan&Freeman，1977）。该论文是组织生态理论产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90年代开始，商业生态学的研究成为热点，将消费者、企业、环境看成互动的共生系统，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1994年哈尔肯的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Paul Hawken，1994）、1996年苏恩和泰斯的企业生态学（Enterprise Ecology）（Suan&Tan Sen，1996）专著中，都是利用共生思想探讨了商业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出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肯巴斯克提出了“市场生态”概念，强调公司与市场要在共生中协同进化（KenBaskin，1998）。而詹姆斯则直接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概念，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个体、组织和子系统组成，以组织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组织和个体是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有机体，其中，个体是指消费者个人，组织是指各类企业，子系统是指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等（詹姆斯， James F. Moore，1999）。这些都是源于对企业之间过度竞争反思的结果，使共生理念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学者在商业生态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管理范式，即“企业生态管理”。企业生态管理的特点有：一是强调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将传统的直线型管理转向一种渐进式管理；三是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认知到所有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及企业生态系统内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复杂影响，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谋求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四是强调更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参与，它是一种民主的而非保守的管理方式（郑晓军，2007）。总之，“企业生态管理”强调企业在商业系统中的“共生”和“共同进化（co-evolve）”，并有学者建立了数学模型对此进行了论证（赵红，2004）。 从共生的角度研究企业联盟也成为国内学者的热点，提出了企业联盟的“共生管理”模式，并从共生条件、企业对共生模式的选择、共生机制等方面展开研究。如周柏翔等（2005）从供应链联盟企业的共生角度，分析了联盟企业共生的内在动因是联盟使共生系统能量不断增加，联盟可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并从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均衡条件等分析了联盟企业共生的外部条件。卜华白（2005）认为在外界环境日趋动荡、企业竞争日趋残酷的今天，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已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在战略层次上追求企业的共生已是大势所趋。他运用共生进化理论，从联盟模式、联盟边界与界面、联盟动力能量系统三个方面研究了群簇企业共生进化的构筑。冯德连（2000）研究发现企业对共生模式的选择受企业家能力、产业的技术含量、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产业的地理集中性、市场结构等影响。 4.社会科学领域“共生理论”框架的形成。袁纯清（1998）和吴飞驰（2002）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拓展为经济学中的“共生理论”，建立了经济学领域共生分析的理论框架。袁纯清（1998）最早借鉴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运用数理分析，构建了经济学分析的“共生理论”框架：以共生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描述共生的本质，以共生密度、共生界面、共生组织模式（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共生行为模式（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分析共生关系状态。他也应用共生理论对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韩国和印度的小型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来，袁纯清（2002）又将共生理论引入金融领域，研究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学界前辈萧灼基对袁纯清所提出的共生理论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作者把共生理论研究与解决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运用共生理论研究我国小型经济，为我国小型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同时认为他在共生分析中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诸如共生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共生的本质是协同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对称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等，将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自然、社会现象认识的新的境界、新的思维和的新的方法。南开大学吴飞驰（2002）把共生律看作是人类社会演化所遵循的基本生存规律，阐明了在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本质就是共生律，从而解开了斯密悖论（即当人们尽量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并且这样做不受阻碍时，他们最终共同使社会受益，即便那不是他们目的）。这是对经济学竞争理论的进一步挑战，认为共生才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规律。此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袁纯清和吴飞驰的共生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推进了共生模式和共生系统稳定性的研究。冯德连（2000）引入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企业选择何种共生模式，取决于资产专用性水平、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主要因素；但是，影响企业对共生模式选择的种种因素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多变的。曹玉贵（2005）的研究则表明企业集群体现了企业共同生存和协同进化的本质特征，其实质是一个互利共存和协同进化的共生系统，他根据生物种群共生的Logistic过程，建立了经济学的企业集群共生模型，并分析了其稳定性。至此，经济学领域“共生理论”的框架已经形成。 社会学领域，共生思想早在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就有体现。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费孝通，2006）中的“共生与契洽”一节，就谈到“共生”。吉丁斯（Giddings）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同类意识。所谓同类意识，也就是指有相同人格承认，是推己及人的结果。帕克更明白地说明在人类中可以有两种人和人的关系：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也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前者关系他称作Symbiosis（共生），后者关系他称作Consensus（契洽）。但是，共生理论在中国社会学领域正式拉开序幕，是2000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的“社会共生论”思想的明确提出（胡守钧，2000），认为共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要以共生论来指导社会，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走向呼唤和谐的社会共生论，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胡守钧教授2002年又出版了走向共生（胡守钧，2002），推进了共生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在这期间，“和谐社会”的提出（2004年），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使共生理念进一步被学术界及社会界所重视。2006年，胡守钧又出版了社会共生论（胡守钧，2006），进一步完善了共生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分析的框架，确定了“社会共生论”分析的三十六条定律，把社会共生论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目前，胡守钧教授还在复旦大学开设了社会共生论一门课程，专门讲授社会共生，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关注社会共生。胡守钧认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互补性和利益冲突，而人的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与他人合作，这导致了共生的可能；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等；他的“社会共生论”思想也借鉴了“太极图”，认为社会主体之间经过斗争（阳）与妥协（阴）的互动（冲气），才能形成双方满意的共生关系（以为和），如图2。胡守钧是在共生哲学谈讨的基础，提出社会发展要从“斗争哲学”走向“共生哲学”。虽然胡守钧建构了社会共生分析的三十六条定律，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但是，胡守钧却没有阐述自然科学中的共生现象与社会科学领域共生现象的本质区别，使我们应用共生理论时很容易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社会科学中的人是有思想、有文化影响、有法律道德等约束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共生现象远比自然科学中的共生现象复杂。社会既是一种人个体群落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的生存方式，文化生存与人的生存终将会走向理性化的共生时代。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思想提出后，我国已经有一批学者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和谐社会”的研究。刘荣增（2006）运用共生理论构建了和谐社会应该注意处理好五大共生关系，即人与自然共生、城乡共生、区域间共生、社会各阶层之间共生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共生。张永缜和张晓霞（2007）构建了和谐社会的共生价值观，既保障人的个性发展，又可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学者用共生进化观阐述和谐社会（张永缜，2007），用共生观念研究和谐消费文化（陈晓春，谭娟，2008）、市民社会（张海夫，段学品，2008）。而且，在“和谐社会”的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共生理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的关注。 三、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前景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因此共生已经变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定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管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正从斗争哲学向共生哲学发生转变。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正是斗争哲学向共生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推广也是一种共生哲学，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再微观到具体的生活领域，夫妻之间、雇主与雇员、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均是一种共生关系。而在经济生活领域，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方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再到“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的转变，是从“斗争哲学”（单个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规模经济）向“共生哲学”（企业与价值链上的企业结成共生网络，通过外包制实现网络的规模经济）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帮助犹太人建国，使犹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园，从而使犹太人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漂泊生活，是共生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应用。中美苏冷战的结束体现了共生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需求。由此可见，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前景是很广泛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不仅使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境界，也使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达到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理念，同时使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正如著名的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宣称的“社会学和生物学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呢？”（Heuveline，2004）一样，生物学的理论为什么不能被社会科学广泛应用呢？我相信，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必将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我们要从“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以“共生哲学”为指导，推广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运用共生现象的“普遍性”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中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关系，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按照共生原理不断推进社会的共生进化。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06jzd0031） 参考文献： 1.冯德连：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生模式的分析，载财经研究2000年第6期。 2.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载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8期。 3.胡守钧：社会共生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李承律：共生时代东北亚区域发展新路线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5.李思强：共生构建说：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现代交往与共生、共同的理想，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7.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詹姆斯弗穆尔：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9.Chertow，M.R.2007.“uncovering”industrial symbiosi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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