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管理的问题与改革.doc

中国学术管理的问题与改革
刘军宁：怎样才能得不到诺贝尔奖？ 1
郑永流：学术自由及其敌人 3
程星：学术自由的代价 9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16
许纪霖：计划学术何时休？ 17
许纪林：学术不端如何防范？ 18
刘文瑞：“学术垃圾”生产机制之一：政治体制强奸学术小媳妇 19
刘文瑞：评职称的八大好处——对职称问题的非学术研究 22
冼岩：是谁抬高了学术门槛？揭破中国知识界的潜规则 24
当今知识分子的耻辱：学院学术官僚形态与道德腐败 27
程实：学术期刊之十大怪现状 28
管逵：中国怵目惊心的学术腐败 31
资中筠：“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谈学术腐败 33
邓正来：谁有资格制定学术规范？ 36
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 37
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 39
顾海兵：中国的学术管理制度：问题与改革 43
顾海兵：中国院士制度批判——院士制度：中国学术界与工程界的神坛 55
肖斌：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废，中国学术无望 57
小鳟：要废的不仅是院士制度 58
赵诚：现行高校教职、学术和学位体制之评说 59
邢东田：评比是学术的鸦片 61
中国教育界黑幕：假论文假发表假职称 63
邓盛华：如何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64
杨曾宪：“高兴学”兴衰记略 69
杨曾宪：我们应怎样遏制“泡沫学术” 72
我们怎样遏制“泡沫学术”——杨曾宪访谈录 77
杨曾宪：从泡沫学术、人海学术到混沌学术 82
杨曾宪：学术大“裁军”，势在必行——再谈人海学术、泡沫学术的危害） 89
杨曾宪：略谈学术引用、学术道德、学术规范 90
杨曾宪：误国害民的泡沫学术何以泛滥 92
杨玉圣：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 95
卢麓人：中国学术怎样才能面向世界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98
袁时伟：过犹不及，名何以堪？ 102

刘军宁：怎样才能得不到诺贝尔奖？
最近，2004年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陆续公布。这次诺贝尔获奖名单像往年的一样，再次重复了两个由来已久的特征。一是获奖者中依然以美国人居多。二是在获奖者中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略低于百分之五，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却占全部获奖者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3名美国科学家获得；此前公布的医学或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也是2名美国科学家；两位经济学获奖者中有一人是美国人，另一位虽不是美国人，但却是在美国受的教育，现在还在美国教书。据有人初步统计，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27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于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人能够获奖，这个问题，国人问得不多。为什么中国人始终未能出现在诺贝尔获奖名单上，我们却一再追问。也许，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会得到一些新的线索。我们要问：怎样才能得到诺贝尔奖？或者问，怎样才能得不到诺贝尔奖？我发现以下的一些做法与得不到诺贝尔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限制和歧视私立大学及民间研究机构肯定消除了产生诺贝尔获奖者的温床。如果把美国私立大学和民间科研机构全部国有化，那么，美国的诺贝尔获奖人数就可能减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美国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八成以上来自私立大学。没有私立大学，就没有那么多的诺贝尔奖候选人；没有顶尖的私立大学，就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是世界上私立大学最发达的地方。美国可能是唯一没有国立大学的国家。美国顶尖的前20个大学，几乎是清一色是私立的。美国的大学，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不需要与任何政府机构协商办学方针。治理大学的权力和对校长的任命来自于独立的校董事会，这样的董事会既独立于大学，也独立于执政党与政府。学校管理层仅向独立的基金会董事负责。私立学校也有来自政府的经费，但是这些学校对独立的经费托管人负责，而不是对教育当局负责。中国有多少私立大学，中国顶尖大学中有多少是私立的？中国的公立大学对谁负责？对这三个问题有了答案，对怎样才能得不到诺贝尔奖就增加了不少把握。
第二、靠增加政府经费投入是错失诺贝尔奖的有效办法。中国很多人士人为，美国人获奖多，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投入多，如果中国像设立奥运“夺金”工程一样，倾举国之力办诺贝尔“夺奖”工程，中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零的突破。有人测算，奥运金牌每块背后有七亿元的投入，一个诺贝尔奖还不知道需要投入多少钱。但是，这样的工程违背了诺贝尔设奖的初衷。诺贝尔要把奖颁给那些能造福于人类的人，而不是那些能花钱的人。如果以造福于人类为宗旨，不得奖又何妨？如果不能造福于人类，得了奖又如何？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而已！就像在特定的制度下勤劳很可能不致富一样，在特定的制度下经费投入与得奖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何况，这几年学术风气的败坏与前几年各高校得到数额不等的行政拨款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其结果是，对经费的追求代替对学问的追求，对博导的追求代替了对博学的追求，权术的探险取代了学术的探险。当教育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并为之设置无休止的课程时，当学术期刊的价值大小是按照该期刊所属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时候，当研究课题指南是掌握权力的人来制订并受理项目申请的时候，当每个研究人员被强制按照先红后专的次序定期向党政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诺贝尔奖的苗子就被连根拔断了，除非他能用脚投票。
第三，用国家选拔人才重点培养的办法来取代为科学家的成长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是扼杀获奖者幼苗的不二法门。诺贝尔的获奖者是自由成长、自由追求而来的，不是国家机器上锻造出来的。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获奖者，是因为国家从不拿纳税人的钱去专门培养诺贝尔的获奖者。获奖是个人的事业，不应该是国家的事业。获奖是个人追求的副产品，而不是主业。如果美国常设教育部和科技部，美国的教育和科技一定会迅速落后。现在有的高校办起旨在“夺诺”重点速成班，真是南辕北辙。获得诺贝尔奖不能靠培养，尤其不能靠重点培养。政府越重视诺贝尔奖，得到诺贝尔奖的可能性越小。国家对大学的资助与管制，不是导致大学的独立，而是导致大学的政治依附，使得学校和科研机构成为权力的附庸。行政官僚，与科学天才从来就不可能水乳交融。现在，中国的博士数量已在超短的时间内超过德国和美国。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博士导师最多的国家，也是官员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最多的国家。博士与博导数量和科研经费的窜升，以及博导收入和经费的窜升丝毫没有缩短中国与诺贝尔奖的距离。
第四，不容忍另类和异端学者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可能产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个从根本制度上最大限度容忍自由与独立思考、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的国度，离获取诺贝尔奖就为期不远了。有创见的科学家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有关怀的作家不同于常人的视角。对各种人物的制度性宽容程度与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可能性呈正比。一个谔谔之士没有立锥之地的地方，不会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影。非主流的文学作品有多大的自由发表的空间？有多少民间实验室和独立研究机构？有多少不需要挂靠的绝对独立民间基金会来扶持学术研究？这些问题有了答案，诺贝尔奖与中国人的相关性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总之，政治权力对学术与科研控制的越多，造就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可能性越小，除非把诺贝尔奖变成通过政府出题统一考试的方法来评选。通常，一个社会的诺贝尔获奖者的数量与社会的自由度成正比，与不自由度呈反比。中国若能改掉上述那些导致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的东西，该奖离国人就不远了。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培育诺贝尔的获奖苗子能够自由生长的环境，而不是置大环境于不顾，去重点在个别人身上下赌注。我以为，造就能够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环境比得到诺贝尔奖本身重要得多。有了这样的环境，诺贝尔奖的潜在获得者和所有其他人都能受益。
中国经营报2004年10月17日

作者：简单即美　回复日期：2004-10-18　16:46:21　
最简单也是最蒙人的解释：评选诺贝尔奖的那个委员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服务的组织，他们故意歧视社会主义中国。

作者：张伴仙　回复日期：2004-10-18　16:53:38　
在中国特色的学术体制下，搞中国特色的研究，就可以。

作者：吉四六　回复日期：2004-10-18　16:53:28　
悲哀啊，这样的常识要讲NNNNNN遍。

作者：枨　回复日期：2004-10-18　16:55:23　
最复杂也最诚实的解释：评选诺贝尔奖的那个委员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服务的组织，他们从来没有故意歧视社会主义中国。

作者：不败的杨威利　回复日期：2004-10-18　16:56:43　
目前的趋势.问题不但改不了,而且还再继续加重和产生新的问题.诺贝尔奖,中国现在还是别妄想了.

作者：咋这么难　回复日期：2004-10-18　18:00:54　
怎样才能不获诺贝尔奖？很简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互视专业教育，以行政干预一切，这样肯定不能获得！！！

作者：本不重要　回复日期：2004-10-18　18:25:18　
这个角度好！比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得诺贝尔奖更有意义。

郑永流：学术自由及其敌人
编者按：新学年刚刚开始，大学校园里的学习和研究，真是一片净土吗？人们对坊间流传的学术外衣下隐藏的疑惑越来越关注。“大学排行榜”背后有什么问题？为了拿到博士点、硕士点，大学校长们被迫干了哪些不便示人的事情？国家的教育和科研经费流向何方？为什么会产生经费的垄断局面？这一个个问题，既牵动着无数公民的心，也敲打着很多学者的良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永流先生在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后，写下了此文。这篇文章以大量的数据引用，对当前流行的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制度进行了分析。

学术自由何为
作为一项学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学术自由的形成历经数百年，中世纪中后期学术逐步走出宗教的阴影，1670年斯宾洛莎提出“探讨的自由”，认为人“根据最高的自然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他的这一主张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经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的宣扬和诠释，日渐成为十九世纪初以后德国大学的核心大学观之一，其他的三个为“修养、科学、寂寞”。由于德国在当时引领着大学的潮流，美国有大批学生赴德国求学，并按德国模式建立和改造大学，学术自由随之输入。在中国，传播学术自由思想的主将当推蔡元培，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后被概括成“兼容并包”原则，至今还为人大书特书。
在法律上，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法令，以保证学者不因学术活动而招致惩罚。学术自由首先由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42条所明确肯定，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载明：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思想自由，第19条关于主张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规定。中国宪法第47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构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宪法基础。据马尔赛文等，至1975年有34部宪法规定了学术自由。
由于学术主要由大学承担，学术自由在十九世纪一是指教授的自由，一是指学习的自由，达尔曼说过：对教师，意味着在其职业范围内有权讲授他所认为正确和好的内容，因为科学的真理非法律所裁决的对象；对大学生，意味着根据自己或得自他人的观点选择课程和教师的权利。蒙罗的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名之恐惧的自由。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基本精神环境，如同他必备的基本物质工作条件，这是因为大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精神家园，学术自由并非学人的什么特权，而是实现其知识创新、光大精神之使命的途径，最终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学术自由的正面意义，常常可从学术不自由的负面作用中来加深体会和珍惜。
学术自由的敌人
学术自由有许多敌人。中世纪宗教弥天盖地，有大学而学术仅为神学的婢女，自由更无以安身。借助世俗政治战胜神学教权之力，学术摆脱宗教的束缚，自由隐约闪现，但很快为政治的利维坦巨兽所掌握。二十世纪东西方甚至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学术屈从于政治、向权势献媚最不光彩的几页：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倒向纳粹政权，李森科的科学专制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冯友兰、周一良“书生意气”为反文化运动加冕……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国内某著名大学的简介：
“目前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2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推广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推广中心8个；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专业74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硕士点155个，并拥有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口腔医学硕士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这基本上是中国各大学简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学引为骄傲的“亮点”，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而比这一组组“数字化”的“亮点”更值得介绍的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反倒不得而知。也许我们还能体会到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博导、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在中国的意义，却不知道如果去进行国际比较，这些诸如“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指标，是否就是原创性成果的代称呢?
能否将它们作这样的等同姑且不论，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还有名目繁多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院系级研究项目的产生过程就值得认真反思。“审批经济”己成过街老鼠，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却愈演愈烈。究其根本，在于大学缺乏自治、行政机关垄断资源、审批方式分配资源的体制。
谁来审批学术
规则很简单，谁掌握资源谁就有权审批学术。请看各类项目、工程、计划、奖励掌握在谁手中：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又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青年自选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高校青年教师奖；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高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名师等。还有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东教育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科技部：863计划(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础研究计划，如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共五大类，各类又有若干子项。
人事部：博士后流动站；留学回国人员各类资助计划；专业人员资助计划，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原“百千万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贴共四大类。
除各部外，各省、区、市也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直至各级各类协会、学会、大学、院系，层层设立，级级评审，形成审批网络。
这些部门到底共掌握学术研究的资源，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从下述数字略见一般：
如973计划资助额度分A类：3000万元以上；B类：1000万元—3000万元；C类：500万元—1000万元。自1998年启动至2002年，共立项133个，投入数百亿元。
211工程在九五期间共投入183亿。985工程从1999-2001年各给清华北大18亿，将给中国人民大学12亿。
连同上述各项目，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学术研究的国内公共资源。
再来看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如果他们没有项目，可以准确地说，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对人、财、物概无支配权，绝大多数人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是精神生产的“无产阶级”。
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自由的学术环境的依赖甚于有形的生产资料，一些传世之作并非“资助”出来的。但既然国家和社会有能力投入，那就要使学术成果的生产者通过其职务自动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无需再行申请。由于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跑“部”前进一直是大学校长的必修课。
不错，与审批经济相比，在审批学术中学者的参与度要深一些，甚至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者的参与度，而在于审批的广度，尤其是资源支配者通过行政的程序与非程序的掌控。如国家对高校的经费配置模式是综合定额+专项补贴，后者基本属于非程序性配置，配置与否和数额是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博奕的结果。
学术也有等级
审批学术的孪生兄弟是等级学术。等级学术的形成一是由于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的审批权最终握在行政机关手中，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科层制，项目的等级取决于审批机关的级别；二是由于泛行政化思维，一些非行政机关如大学、学会也把项目、学术成果定级。等级学术演变至今也尉为大观：
之一：大学等级，清华北大、985工程大学(10所左右)、211工程大学(共99所)、教育部直属大学、各专业部属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大学、地市属大学。大学行政级别从副部级到处级。还有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一般大学之分。
之二：项目等级，国家级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字号项目)、省部级项目、地厅级项目、院系级项目(习惯上不称县团级项目)。
之三：学科等级，国家重点学科(现有964个，其中法学15个，分布在9个二级学科8所大学)、省部级重点学科、大学重点学科、一般学科。
之四：学位授权等级，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授予学位的权限不同，权限内容分为：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学位(专业学位)、学士学位(双学士)，还有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
之五：人才等级，这不是指职称等级，而是指各级政府和大学选定的人才级别，如“百千万人才工程”中百千万分别代表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和优秀人才。还有不同计划、奖励入选者也分为不同级别。在教授中，有院士教授和学科评议组成员教授、博导教授、硕导教授、一般教授。还有近年来各大学自己实行的与职务津贴相连的一、二、三级教授制度。
之六：刊物等级，分法不一，多称权威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法学研究)、核心期刊(如各综合性大学学报)、一般期刊。还有所谓国家级、省部级、一般刊物；所谓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刊物。
之七：论文等级，大体与刊物等级对应，有特类、一类、二类、其他类论文。
之八：课程等级，如教育部精品课程、优秀课程、重点课程、合格课程。
之九：教材等级，教育部组编教材(如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各专业部如司法部组编教材(如“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其他教材。
之十：奖励等级，国家级(如国家自然科学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省部级、校级、院系级。
几乎与学术活动相关的东西都被划定等级，从意识形态上看，这在一个把社会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数十年的国家的确难以想像，从学术活动的内在性质上看，也是前所未闻。
成因与利弊
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背景深厚，就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具有高度社会动员力的行政体系，但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规模化并非由来已久，其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今天还大有加剧之势。在90年代前，因为人们对科学教育于兴国的意义体会不深，国家财力有限，对学术活动的投入较少。之后，在这两方面都有较大积极的改观，尤其是211工程、973计划、985工程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资源有限、事域广阔的国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成尽量多的事情，如何建一流大学、如何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一直考验着各类决策者尤其是政府的集体智力。但决策者并未形成一套合适的管理和组织模式，而是主要沿袭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工作思路：垄断资源、重点建设、层层报批，这一思路是建立在“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之上，加上决策者受“无政绩不升迁”官场规则的硬约束和政绩冲动，因此，大量“计划”、“工程”涌现，便有了从重点大学到211工程、985工程的等级之分。
重点建设思路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在某些经济、科技、教育、军事领域也的确办成了一些大事。但由于这一思路也对社会公平造成巨大损害，如“三农”问题便是社会不公的集中体现，现已逐渐让位于通过市场来平等竞争。
与这一主流倾向相反，在学术领域，重点建设思路仍居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强化的趋势，如前述，近十几年科教的增加投入大部分垄断在各级政府和半官方单位手中，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又严重地倾向于少数大学、研究机构和少数人。少数大学不仅得到国家资金的重点支持，还通过国家特别授权如网络远程教育获取更多的利润。国家重点投资和特别授权又增加了这些大学吸纳社会资金的本钱，出于广告效应，企业、其他民间团体对它们厚爱有加，纷纷慷慨捐赠，并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励基金，国家、企业、个人都争着要“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久而久之形成科教领域的收入、研究经费、工作条件严重的分配不公。
比如，同为大学教授，因在不同的教育部直属大学任职，收入却相差一、二倍；极少数教授将官方半官方所有重大奖项尽收名下；有的一流大学用于种草种树的资金就达上亿元。这是弊端之一。
弊端之二是审批项目、为学术定级的成本巨大。一方面可投入学术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为获取这些有限资源的各种投入又是惊人的大。在“程序正义”原则指导下，各种审批定级活动都有较为严格的形式化程序，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每年评审一次，大体程序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大学在院系评审基础上筛选上报，省、区、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签署意见，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有时一个二、三万元的项目耗去的项目论证费、各级评审费、通讯费、旅差费、纸张及打印费、攻关费差不多占去资助的一半。
在国家级项目申请中，申请人及所在单位不计成本几成通例，大家争的是一个名，单位要达标、上台阶、创一流，个人要评职称、评奖或保位子，少有人去关注成果水平本身是否为“国家级”。还有专司科研管理的机构，如全国和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各部科研司局、大学科研处，其专职人员每年的工资福利、办公开支，恐与国家每年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相差无几。另外，审批的时间成本更是无法计算，一些名家评了东家审西家，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天知道他们一天半天如何读完十几份每份逾万字的申请书，并划上百个勾。一些主管科研的大学负责人更是常常终日泡在“计划”、“工程”的组织申请、论证、评审、攻关之中。
弊端之三是腐蚀学术风气，降低学者人格。以今年博士点评审为例，以往是两年评审一次，大体的程序为：各基层申请，大学评审排序，同行通讯评审，学科评议组评审，国务院学位办审批。
由于多种原因，本应去年进行的第九次博士点评审推至今年，又因SARS之故，学科评议组也采取网上评审。申请单位深谙“功夫在诗外”之硬道理，互联网外的攻关和争夺早就展开：某些地方大学领导班子集体赴京，行走于京城各评委要人之间；有的大学以学校名义慷慨为重要评委的基金会捐款；在大型学术会议上一些学者偃旗息鼓，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能影响评审结果的人……
笔者相信这多非出自申请者的本意，实属无奈，大家都这样做，你不遵循这类潜规则，可能会遭封杀、或没人和你玩了。况且作为知识人，都有些清高，如此求人，正如有的当事人私下坦言的，颜面人格已降几等，苦涩不堪。但无论作何辩解，如此行为的各申请单位终究丧失了堂堂学府应有的尊严。
如何繁荣学术
“集中财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事实上已被证伪，至少在决策者不能拿出详尽的评估报告证实所推行的重大计划、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被证伪，在这里也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现在许多工程缺乏科学性、计划性，未有组织深入论证，如211工程尚未完成，985工程就上马，高校青年教师奖本来就是高校最高教师奖，现又有了教育部名师工程，它们是何关系，恐怕决策者也说不清。据悉，教育部已决定，从今年开始启动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包括六项计划、十项举措。
这六项计划是：“重大课题攻关计划；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人才培养和奖励计划；学术精品奖励计划；文科教育改革计划；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计划。”
十项举措包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继续实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实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新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新人培养和培训计划；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特聘教授岗位，增加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中所占的比例，将高校文科教师列入“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精品奖励计划；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改革计划；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计划，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图书资料、基础研究资料库、应用研究数据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以及外文原版图书期刊中心书库建设，重点支持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大刊工程；设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专项基金。
从这六项计划、十项举措中不难看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的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我以为，这将再一次使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良好初衷大部落空。
繁荣学术，根本不在于庞大的政府计划，而在于创造学术自由的条件，只要略为翻检一下那些经典的、为人广泛引征的学术著作，回首一下那些思想家、理论家的成长史，有几多是计划、工程的产物?
姑且不说“屈原放逐，乃作离骚”，我们毕竟不能为了弄出传世之作而有意置学人于苦难之中，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意义世界，意义世界是个人的世界，事情是否有意义、有何意义，在于个人的内心感受、情绪体验和心灵直觉，它更需要个人心灵的自由。
仅从与社会、政治相关甚紧的法学看，20世纪的名作，如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法律的帝国》、哈贝马斯的《事实与规范》，产生的原因各异，但大概不能说与如此庞大的“繁荣计划”有直接关联。
如何繁荣学术而不是“繁荣”“计划”，我以为，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1. 政府能干什么与不能干什么。这的确没有一条公理可循，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规则不一。学术归根是学者的事情，政府能干的主要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这包括设定建立学术机构和选任学术人员的标准，处理有关这方面的纠纷；其次是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最后是设立尽可能少而精尖的奖励。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
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与使用、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等，统统应交由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自主处理。
2. 据此，大量越俎代疱的政府计划、“工程”应当停止。首先应放弃各种重点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百千万人才工程”，公平竞争是人才成长、重大学术成果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我并不否认各学术机构、学者之间有水平高低之分，但这应是公平竞争所致，而不应是人为评审的结果。现在重点大学的终身制问题严重，我们搞重点建设已有几十年，却未闻哪一所重点大学被取消重点资格。已是重点的尤其是重中之重的大学应当有底气，从现在开始，不要特殊照顾，与其他大学展开公平竞争，何况事实上自己已跑在前面，有别人所不及的各种积累，这样才能服众，不然，纵是你取得比别人多一些的成果，并不能说明你就真正比别人强多少。作为政府，应公平分配资源，更不应垄断资源，政府靠审批来约束大学，大学靠校长的谈判能力去从部长那里获取资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3. 学术机构“组织程度最小化”。与企业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学术机构应重自由，自由是学者的工作条件和知识创新的保障。因而在内部管理上，学术机构不应无限追循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组织化、程序化、形式化、数字化的程度，给学者以较大的支配空间，使自己能沉浸于学术创造之中，特别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内在使命感的人，觉得从事学术是外部程序压迫的结果。
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构：科研处、校级院级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各学科组、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等内部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各部科研司局、省级相关机构，显得过度组织化，学术不能承受如此组织程度之重。
4. 建立符合学术活动性质的学术评价机制。现行的以给人才、成果评定级别为中心的评价制度，错误地套用了物质生产中产品质量定级的标准，没有反映精神活动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放宽评价的时间尺度和数量标准，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都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两年一评的奖，时间尺度太短，难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奖的成果至少应是十年前创作的。对教师的年审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学术能力。学者出成果有相对长的周期，且不确定，一个人的创作高峰只有那么几个(年)，一个人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几篇，大部分时间处在积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几篇、几年一本书的规定来进行创作，既便做到了，多数年份是在“写字”。
二是多采取民间评价、同行评价，尽量减少官方评价，所有评价不要分出国家级、省部级，权威级、核心级，不以刊物身份定论文水平。学在民间，民间认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好的作品没有级别同样会流芳百世。一时找不到公认的评价标准也不要紧，学者也不要为学界未给自己进行学术排位而焦虑，以学术为志业、为学术而学术应被学者引以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三是适当分别不同学科的性质，应用有所不同的标准。尽管学科统合的趋势在加大，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对界线仍存在，三大科学内部也有差别，每一学科也可大体分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样评价标准在时间、数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破解一字甲骨文恐毕生不能，写出一条立法建议并进行论证，几月几周即可，采用一个标准，如以论文见高低，难以衡量。
四是要特别鼓励，至少不能歧视那些无项目、没有耗费公共资源却产出成果的学者，他们比那些耗费了公共资源才写出文章的人更应受到敬重，而现行的制度把有项目，甚至有什么等级的项目，作为评职、评奖或评岗位的硬条件，而使没有项目的人不能或难于得以晋升，极不合理。
18世纪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伽渥曾有言：良知的声音是轻微的声音，它在尘嚣之中难以被听到。在我看来，学术也是轻微良声，它需要我们忘却世间的激越，在寂静中倾听。
宁静致自由，自由成学术。
(XYS20030910)

程星：学术自由的代价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难以自拔。这时，政府要求所有大学保证不将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提供给那些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对美国卷入越战的学生。包括哈佛在内的几乎所有名校都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政府的命令，惟独耶鲁大学拒不从命，坚持其学术独立的一贯立场。耶鲁因此失去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财政上陷入困境。为此，当时的耶鲁校长布鲁斯特（Ｋｉｎｇｍａ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作了这样的解释：
最终社会上的人士将会了解：只有在学校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授和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会有完全的自由与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真正完整精神之所在。
布鲁斯特的立场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大学，特别是大学教授们所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即不受来自任何方面限制的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而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背后其实包涵着大学及其教授们对于社会自由、公正和开放所承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有意思的是，公众对于大学教授的这种自命不凡几乎完全不能理解。在一般人看来，在美国言论自由已经受到宪法保护，而大学教授的言论和学术研究的自由更是受到教职终身制的保护。在这样的双重保护之下，教授们还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不能自由表达呢？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言论的自由在任何社会中都不是天赋的、自来的。在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墙上，那句让人回味不已的名言无时不在昭示着这个自由的国家所面临的自由的困境：“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ｓ　ｎｏｔ　ｆｒｅｅ”（自由不是无代价的）。人们必须为他们所享受的每一项自由付出相应的代价。
九十年代后期，我在纽约市立大学任职期间，亲历了一场涉及教授言论自由的风波，深感学术自由，代价不菲。
在美国大学，每一个学期学生注册时都要缴纳一笔学生活动费。学校一般将这笔费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笔经费中很大的一部分拨给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会，让他们来组织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而且理论上说不必得到校方的批准。校方只是通过学生事务处为学生干部提供帮助或指导，包括培训学生干部的管理和领导能力。这一年学生会在安排活动时，决定请纽约市立大学另一个分校的一位赫赫有名的黑人教授雷诺德·杰佛里斯来校作讲座。具体费用当然由学生活动经费中开支。
雷诺德·杰佛里斯教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１９６９年他来到纽约市立大学最具盛名的纽约城市学院任教，三年后就成为该校黑人研究专业的主任，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年。杰佛里斯以积极倡导“非洲中心论”而闻名遐迩。多年来在课堂上，他不倦地宣讲自己关于人种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欧洲白人及其后裔是“冰雪人种”，而非洲黑人及其后裔是“阳光人种”；前者拜物、贪婪、专横，而后者则善良、仁慈、合群。黑人富有的黑色素使得他们在智力和体力上都天生优于白人，而艾兹病毒是由白人发明并用来绝灭黑人的武器。杰佛里斯教授还特别仇视犹太人。１９９１年在纽约首府奥巴尼的黑人文化节上，他公开指称犹太人是当年贩卖黑奴的罪魁祸首。纽约城市学院里虽然有很多人反感杰佛里斯教授，但校方把他当作一家之言，从学术自由的角度默许了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宣讲其理论的自由。
但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听说学生要请杰佛里斯来讲演，就感到很不自在了。校长自己是白人，对于杰佛里斯理论的种族主义倾向本来就反感，再加上学生中白人和犹太人到她那里告状，反对学生会用他们的钱请他们不喜欢的人，于是校长决定对这件事加以干预。她先把学生会干部叫到办公室，动员他们改弦易辙、另请高明。谁知学生干部本来没有把这当回事，只是冲着杰佛里斯的大名而去；现在校长亲自出面对他们作工作，反倒让他们觉得有坚持到底的必要了。学生们不但没有听从校长，反而将校长和他们的谈话公之于众，宣称要坚决捍卫言论自由。校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给全校师生来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杰佛里斯的种族主义理论，并呼吁大家抵制讲演活动。这下好像往滚沸的油锅里加水，学校上下一片沸腾，赞同与反对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随着预定的讲演日期一天天迫近，校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召集手下各方面开会，商量对策。
我当时对校长的这一系列行动颇为不满，只是碍于面子，加上还想继续在她手下混饭吃，不便多言，只是建议她对此进行“冷处理”。校长显然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很快，有人将学校关于杰佛里斯的争议捅到媒体去了，纽约报纸开始对此进行跟踪。杰佛里斯当然更加来劲，到时候租了一辆加长豪华轿车，带了一大帮随从，浩浩荡荡地向学校杀将而来。车到了校门口，被门卫拦下。司机大摇大摆地出来，还没等开口，就被告知他们的车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分钟，学校有关人员已经下班，恕不接待。任杰佛里斯如何解释，门卫就是不肯松口，还威胁要叫警察。无奈，杰佛里斯只得打道回府。他的第二次闯关亦因为类似的技术性问题而告失败。
这时学校已被杰佛里斯事件搅得天翻地覆：一方为校长的“高招”大唱赞歌，另一方则声色俱厉地指责校长扼杀学术自由，媒体更是揪住不放，穷追猛打。校长终于抵挡不住了，暗地里指示放行。尽管如此，校方还是悄悄做了一点手脚，借口场地时间冲突，将原来预定的大阶梯教室换成只能容纳三十人左右的小教室。
杰佛里斯果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带了起码二十多人，前呼后拥地进了校园。一行人个个盛装，不是西装革履，而是色彩鲜艳的非洲原始部落裙袍，穿过校园就像在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但令人失望的是，经过一场折腾，学校从教授到学生都已经对这件事失去兴趣，小小的教室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半！一场大是大非的正剧被演成闹剧，最后竟然以喜剧收场。
事后我自问：假如我是校长，对这样的事会采取什么态度呢？我能够从一开始就保持冷静，像我对校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