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序
本書所集的各篇評論，是我對布勞代爾史學概念與著作的見解。第一章是總論，析論他的五項主要概念；之後的三章分論他的三部專著；第五章評論一本他寫給高中學生閱讀的文明史；第六、七兩章分析他的兩本論文集；最後一章綜述他的寫作體裁。三篇附錄分別評論他兩本較次要的書，以及兩本他的傳記（這是瞭解他的生平、寫作經驗、學術行政的重要解說）。
布勞代爾所編寫的著作，不在本書的分析範圍內。(1)他與Ernest Labrousse合編的《法國社會經濟史》（1970-82，共四卷九冊）；(2)電視影片《地中海》(1977)12集的旁白解說（與其他六位合著）；(3)《歐洲》(1982)，是八集電視影片的旁白；(4)《威尼斯》(1984)，是圖片解說型的書；(5)《Jacques Cartier的世界》(1984)，敘述法國航海家Cartier (1491-1557)的故事。
在架構設計上，這本書是屬於「顯微鏡」式的寫法（可以稱為剖析），只限在布勞代爾的著作之內，分析他的論述邏輯與洞識，不旁及他和法國史學傳統或與歷史學界之間的互動關係，因為那是「廣角鏡」式的寫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他的兩本傳記內，或從本書引用的書目中找到許多相關文獻。
David Ricardo在1823年寫給Thomas Malthus的最後一封信上說：「現在，我親愛的馬爾薩斯，我的話都已說盡了。正如其他的好辯者一樣，在經過這麼多的辯論之後，你我皆可保留自己的看法。這些辯論並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情誼；事實上，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話，我也不見得會更喜歡你」。Ricardo的精神適用在本書上。從前有一位村莊裁縫，有幸私下見到教皇，而他的反應竟然是「右肩38吋」；希望在我私下會見布勞代爾的過程中，不會產生這種「裁縫效果」。
第1章曾刊在《當代》2000年11月號（159期）；第2章刊在《當代》1999年9月號（145期）；第3章刊在《國立編譯館館刊》1991年6-12月號（20卷1-2期），原文甚長，只摘述其中第1, 3, 4節的部份內容；第4章刊在《新史學》1997年6月號（8卷2期）；第5章刊在《新史學》1997年3月號（8卷1期）；第6章刊在《新史學》1992年6月號（3卷2期）；第7章刊在《新史學》1996年9月號（7卷3期）；第8章刊在《思與言》1998年3月號（36卷1期）；附錄1刊在《思與言》1996年12月號（34卷4期）；附錄2刊在《當代》2001年3月號（163期）；附錄3刊在《新史學》1998年3月號（9卷1期）。
上述諸篇都以英文在國外期刊發表過。第1章與第8章合刊為 “Braudel's concepts and methodology reconsidered”, The European Legacy, 2000, 5(1):65-86 (London: Taylor & Francis)。第2章 “Braudel's The Mediterranean after 50 years”,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Studies, 1996, 6(2):323-31 (Mediterrane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lta)。第3章 “Second thoughts on Braudel's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95, 24(1):177-93 (Banca di Roma)。第4章 “Braudel's Identity of Franc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002, 31(1):185-94 (Banca di Roma)。第5章 “Braudel's grammar of civilizations”, The European Legacy, 1998, 3(3):80-4 (MIT Press)。第6章 “Braudel's On History in retrospec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93, 22(1):113-20 (Banca di Roma)。第7章 “Braudel's Ecrits sur l'histoire II”, The European Legacy, 1998, 3(3):84-8 (MIT Press)。附錄1 “The Italian model”,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97, 25(3):748-51 (Banca di Roma)。 附錄2 “Braudel's mem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 European Legacy, 2002, 7(2):225-8 (Taylor & Francis)。附錄3 “Two biographies on Braudel”, The European Legacy, 1998, 3(3):89-92 ( MIT Press)。上述諸篇集成英文版專書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4.
2004年？？？月
新竹清華大學經濟系
lai@mx.nthu.edu.tw
www.nthu.edu.tw
《布勞代爾的史學解析》
序
1 主要概念
1 前言 1
2 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 4
3 經濟世界 10
4 總體史 16
5 結論 20
2 地中海 (1966)
1 架構 23
2 體裁 24
3 學界評價 26
4 經濟詮釋 27
5 結論 29
3 資本主義 (1979)
1 架構與內容 32
2 綜合評論 37
3 總結 40
4 法國史 (1986)
1 設定 41
2 架構 42
3 困惑 45
4 啟發 49
5 評價 51
5 文明的文法 (1963)
1 內容 52
2 文明史有文法嗎？ 53
3 文明史與時勢解說 55
4 高中程度的文明史？ 56
5 對中國文明的理解 57
6 結論 58
6 歷史論文集I (1969)
1 個別評論 59
2 綜述 66
3 對中譯本的觀察 66
7 歷史論文集II (1990)
1 內容 68
2 七十自述 69
3 歐洲物價史 70
4 兩篇西班牙國王的傳記 72
5 托克維爾的《回憶錄》序言 73
6 結論 74
8 寫作風格
1 史觀與架構 75
2 文體與風格 77
3 批評 79
附錄
1 義大利模式 (1974) 81
2 地中海的回憶 (1996-8) 85
3 兩本傳記 (1995) 89
延伸閱讀 94
參考書目 96
1
主要概念
本章分析布勞代爾史學著作中的五項主要概念：長時段、趨勢變動、事件史、經濟世界、總體史。在運用這些概念時，他的手法並不是先有明確的概念定義，然後用相關的史料來檢驗；而是用一種活性、可變、不下邏輯式定義的做法，這種手法相當獨特。我從時間和空間這兩個面向，來界定這五個史學概念的相對意義，說明這一組概念之間的有機結構，以及他把這組概念運用在《地中海》、《資本主義》、《法國史》這三本主要著作時，所得到的不同成果。我認為《地》是彰顯這一組概念最成功的著作，《資》較不成功，《法》則是失敗之作。
1 前言
布勞代爾史學概念的一項特色，是把時間和空間這兩項要素融合在一起。傳統的歷史分析，或是著重於時間過程的事實析述，或是著重不同地理空間的歷史變化，很少有歷史學家能像他一樣，用一組概念把時間和空間這兩個面向整合在一起，應用在史料上得出新的歷史洞視。在時間方面，他提出具有長中短三種層次的歷史時段說（詳見第2節）；在空間方面他提出「經濟世界」的概念，性質上打破了過去以政治和文化為藩籬的界定方式，而以一個經濟交換體系為分析的單位。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四個概念（三種時段和經濟世界）之上，再提出一個具有統攝整合功能的概念：總體史。布勞代爾根據這一組具有五項概念的分析工具，對歷史現象作出立體式的三度面向剖析（時間、空間、總體性）。
換個角度來說，總體史是布勞代爾史學寫作的指導原則：要能總體性地析述研究對象，才是有意義的歷史理解。而要確切地掌握這項精神，則必須同時顧及空間與時間這兩個面向；這兩個面向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下列的方式來交互理解。以經濟世界為例，它所涵蓋的地理區域超過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在這個經濟世界內還可以再區分出核心區、半邊陲地帶、邊陲地帶。這三個地帶之間在政治和經濟上是相互關聯的，而且主從關係也是變化的。然而這些變化非常地緩慢，若以一般歷史著作的時間觀來分析，就不足以掌握它的特質，所以必須要用長時段的觀點來理解，才能顯示出這一層緩慢變動的歷史面向。再往下解析，布勞代爾告訴我們說，還有一種屬於趨勢性的中時段時間，也還有一種眾所熟知的事件性短時段。這三種歷史時間之間的關係，可以單獨地來觀察，也可以從交互運作的觀點，來理解從不同時段所觀察到的不同歷史脈動。簡言之，這五項概念之間是有機的互動關聯，不能把各個概念單獨孤立地析述。
〔圖1約在此處〕
圖1是表達這一組史學概念的簡化形式，因為從這個二度空間的圖看來，事件性的短時間在屬性上好像是居於中長時段之下。其實圖1內的四項概念，各自有獨立的生命與功能，沒有臣屬或優劣的意義。另一項缺陷，是圖1無法表達出總體史的位置，只能以抽象的方式，說明總體史是布勞代爾用來統攝其他四個概念的整合性觀念。
大家最熟知的是他的三種歷史時間觀，其實這只是他對歷史時間的簡化區分，好處是容易把概念傳達給讀者，也比較能把複雜的現象作大略的區隔。然而歷史時間的性質絕對不是能俐落三切等分的，相互交接模糊的灰色地帶很多，布勞代爾很明白這個現象，所以他在《地》全書結論的第二段(II:515)就說：「然而，困難在於並不只有兩種或三種〔歷史〕時間，而是有好幾十種，每一種都在顯示一種特殊的歷史。」舉這個例子的用意是說，布勞代爾著作中所提到和運用到的概念，遠超過本章所解析的這五項，例如他對結構這個概念就另有獨特的見解，強調他的看法和1950-60年代流行的「結構主義」很不相同（見《地》全書最後一頁）。另一個例子是他常舉德國經濟學者von Th¸nen的地理區位理論，當作他地理史學的一個重要面向，只要在他各本著作中的索引內找von Th¸nen，就可以看出他對這項區位理論的重視。然而這兩個例子，以及一些未舉出的例子，都不屬於他的創見，是從別處借用來的，或是對某項眾所週知的概念提出自己的見解。在篇幅限制的情況下，本章只挑出五個和他密切相關、他最常用、也最有見解的概念，一方面是要較有系統地展示他的史學思想，二方面也可以透過這個切入點來理解他的寫作方法。
歷史學界對布勞代爾的三種歷史時間觀相當熟知，經濟世界這個概念也因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而為人所熟知。較少有系統解說，同時也最被誤解的是總體史這個概念，希望本章的解說能表達出布勞代爾的本意。以下分別析述這五個概念的起源，說明布勞代爾在《地》、《資》、《法》三本著作中如何應用這些概念，得到哪些新的洞見。我認為《地》最能彰顯這一組史學概念，《資》在運用這組概念時並不很成功，《法》則是失敗之作（運用得雜亂無章）。
2 長時段、中時段（趨勢變動）、短時段（事件）
熟習《地》的讀者，都知道它的第一篇是從地理史學的觀點出發，「所探討的是一種幾乎不會變動的歷史，那就是人與其週遭環境之間的關係。這種歷史移動得很緩慢，變動得也遲緩，週而復始地似乎看不出個頭尾」。第二篇所分析的是：「在這種不變遷的歷史之上，存在著一種韻律緩慢的歷史，可以稱之為社會史，...我在本書第二部份，...依續研究不同的經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與文明...」。「最後的第三部份是傳統的歷史，所處理的面向不是群體性的人，而是以個別人物為對象，...是事件性的歷史。那種歷史是處理表面的波動，...這種歷史的特性是：短暫的循環、快速而且緊張」（初版序言I:13）。
對應於這三種歷史觀的，是三種歷史時間的概念：以世紀或幾世紀為單位的長時段(longue durÈe)，對應於第一篇的環境地理史；以10-50年為單位的變動趨勢(conjoncture)對應於第二篇的社會史；以年月日為單位的短暫性日曆時間，對應於第三篇的事件史。這三種歷史中，事件史是傳統史學的專長；「變動趨勢」這個概念，是從經濟學借來應用在社會與政治現象上，並非他的創見；真正屬於他較原創性的概念，是用長時段的觀點來研究結構穩定、變化緩慢的歷史面向，longue durÈe這個詞也是他創用的。
2.1 長時段
1944年4月20日布勞代爾寫信給他的老師Lucien Febvre說：「您知道我那個三分法的計劃：不動的歷史（用地理史學架構）、深度的歷史（也就是整體的變動）、事件史。...」我們大概可以說這幾個概念在1944年就形成了（Gemelli 1995:78註1，另見同書頁94的進一步解說）。1977年布勞代爾75歲時的自述是：「因此，在建構我的《地》時，我的方法是依照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時期性質，來區分歷史的時間。我認為時間中有較快速的，有較長的，也有幾乎是不動的。但那是到了探索的尾期，我才構思出這種歷史的時間概念，而不是一開始就用這個方法去寫。同樣地，我所提出的『長時段』，是我碰到幾項大困難之後才構思出來的。我在寫《地》之前，沒想到過長時段這個概念」(Braudel 1978:244-5)。
為什麼他對長時段這麼有興趣呢？「我個人在相當沮喪的戰俘期間，曾努力地想避開這困難的幾年(1940-5)當中所發生過的事情。棄絕事件和事件性的時間，等於是自處於事件之邊緣、躲避事件，以求能看得更遠，能判斷得更好，不要過度相信事件。從短的時間觀轉到較不短的時間觀，再轉到很長的時間觀（如果它存在的話，最後這一項必然是智者的時間觀）；達到這種長時間觀之後，停頓下來，把一切都重新思考、重新建構，就可以看到一切都環繞著自己在運轉：這是最誘惑一位歷史學者的事（On History, pp. 47-8; p. 77也有類似的說法）。
在《地》和《資》的索引內，竟然都找不到這個最具原創性的重要概念，在《法》的索引內也只在第一冊見到四處。一方面這是索引做得不夠好，二方面是在這三本書內，其實只有很少數應用此概念的例子，比想像中少了許多。我們可以意識到：長時段不是一種技術性的工具，也不是一項運作性的觀念，它是布勞代爾史學的基石，已融入作品的架構內，不一定要在具體的文字上明白顯示。雖然有這項理解，但我對他應用這項概念時有一些個別的看法，以下選出兩個例子來評論。
在《地》I:249-52的「補充說明」內，他重申氣候改變的重要性，強調十六世紀後地中海地區變得更冷、更溼、更多雨。他同意jet stream（噴射氣流）的假說，認為十六世紀末時噴射氣流的步調加快，把雨水和寒氣帶往南方，引起大雨和水患。他認為我們現在（廿世紀）仍處於十六世紀就開始的氣候變化（長時段）裡。氣候型態的變遷和地理環境的遷動一樣，都是屬於長期緩慢型的，所以氣候史當然是屬於長時段史觀。在這個例子裡，他只提出說法而沒有支持性的證據，我想這是一項有趣的假說，氣候史學者必定已有更深入的研究。布勞代爾在此只是提醒我們：氣候史是長時段史觀的好題材，可惜這不是他的研究路線。
長時段這個概念在《資》內用得相當奇特，並不是應用在地理與氣候這類變動緩慢的環境現象上。《資》I:90-2的主題是1400-1800年間的長時段生物性特色，旨在說明這四百年間人類的生命期短、嬰兒夭折率高、飲食與衛生條件差，等等；這些情形和1800年之後的狀況有很大差別。若以這四百年為一個單位來看，這段期間內這些事情的變化或許相當緩慢，或甚至比氣候上的變化還慢，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視之為長時段的特徵。但就這個主題（生理條件的變化）而言，廿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後的差異就很大（對比嬰兒死亡率和平均壽命即可知），恐怕就不能用長時段的史觀來看了。
另一個用法是在《資》III:620-3所解說的「資本主義與長時段」。這種用法更令人困惑。西歐的資本主義從16世紀起，就從未有過穩定的結構，不知發生過幾次大起伏與危機，單是本世紀就有過1929年的大恐慌和1972-4的石油大危機；資本主義史幾乎等於是歐美的近代經濟史，和景氣的變動趨勢有密切關係，當然是一種經濟性的時間，怎麼會和長時段史觀有關？
簡言之，上述這幾個與長時段相關的例子，和《地》序言中所指示的概念（見本節首段），之間有很大的差距。這是由於他的定義不夠明確？或是他的應用不夠嚴謹？
2.2 趨勢變動
Conjoncture這個詞在英文裡沒有適切的對應詞，法文辭典Petit Robert的解釋是：「週遭環境事物所造成的情境，同時也可視為一項演變或一項行動的起點」。在法文裡這個詞的用法包括「有利的趨勢」、「困難的趨勢」(conjoncture favorable, difficile)，「趨勢研究」的意思就是「研究偶發性的（非結構性的）情況，以便預測」。這種說法較符合布勞代爾把conjoncture運用在歷史寫作的手法，因為他不只把這個概念用在經濟性的趨勢變動（例如物價、人口、工業生產），也把它擴大用在農民情勢(conjoncture paysanne)、領主情勢(conjoncture seigneuriale)、革命情勢等等非經濟面向上。
德文Konjonktur和法文conjoncture是對等的，Konjonktur Institut就是研究經濟景氣變動的機構，法國的經濟學界也都用conjoncture這個名詞。英語系的經濟學界用business cycle 這個名詞，然而cycle會讓人以為是有週期性的起伏，事實上經濟的波動也不全然是週期性的。所以在經濟現象內，conjoncture或konjonktur都比business cycle更符合實況：它沒有必然是週期性的觀念（或許碰巧有週期），主要是研究整體性的變動趨勢。布勞代爾在運用此詞時，是屬於法德文的原意，他的意思其實很簡單：研究某個時期某些事情面向的大致起伏趨勢，所以我把conjoncture譯為「趨勢變動」。
這種能展現出經濟起伏變化的研究，引起了布勞代爾的注意，甚至還要進一步擴大應用：「到目前為止，這個概念只應在經濟生活上，但我也願意把它推廣運用在文化生活上，提出文化『變動趨勢』的說法」(On History, 1980:207)。為什麼這個以經濟現象為研究主體的概念，會給布勞代爾這麼大的啟發？趨勢變動真的能「開啟一條新道路，以及一些新的解釋」（《地》II:213）嗎？布勞代爾的解說是：那是因為「傳統史學較專注於短暫時間、個人、事件，長久以來我們習於那種匆促、戲劇性、喘不過氣來的敘述。新的社會經濟史，它主要的關懷是在找尋週期性的起伏波動，著重它的持續時間...今日，在傳統的敘述史之旁，還有一種對變動趨勢的描述，用較大塊的段落來呈現歷史：10年、20年或50年」（On History, 1980:27，同書頁29也有類似的說法）。
在他的著作中，《地》的第二篇最廣泛運用這項概念。第二篇的內容是經濟（第6-8章）、帝國（第9章）、文明（第10章）、社會（第11章）、戰爭（第12章），這五個面向的變化都屬於「社會史」的時間，可以用為期10-40年的「變動趨勢」來當作歷史的單位時間。它和第一篇的地理史（以世紀為單位的長時段歷史時間），和第三篇的事件史（以年月日為單位的泡沫式歷史時間），既相互區隔又相互呼應。《地》第二篇的13章，一方面是對這個概念提出較理論性的整理，二方面再舉一些史例來驗證他的理論。這一章的篇幅是全書最少的（II:213-20，八頁不到），也是他對此概念最有系統的解說。有趣的是，第6-8章是純經濟性的題材，而他卻很少應用這項觀念來解說，反而較應用在第10-12章（論社會、文明、戰爭）。這可能是因為在經濟方面已有許多專家研究，他的優勢是在非經濟面向上。以下舉例說明他如何把這項概念應用在歷史解說上。
在《地》裡他提出一個大略性的地中海景氣變動趨勢：1470年開始上昇，1590-1600年間物價達到最高點，然後持續到1650年，這條曲線是以穀物價格的變動為基礎；若以薪資、生產曲線為基礎的話，就會得到不同的起伏點與曲線形狀。不論怎麼計算，基本上16世紀的經濟是上升的、健康的、恢復能力強。但各國的情況不一，體質不同，例如西班牙的農業在1582年就發生過嚴重的危機(II:214-6)。可是，我們很自然地會懷疑：地中海東西岸和北非真的是在同步變動嗎？他是否會用西岸的情況作過度地一般化？以地中海域之大，各國體質差異性之高，有必要或有可能做出這種全盤性的描述嗎？這種寫法對經濟史學界的說服力不夠強，因為他停留在判斷經濟起伏時點的層次上，並未深入分析背後興衰轉折的因素，而這才是更重要的謎底。
在《義大利模式》（頁52）裡，他說義大利在1460-83年間景氣上升（23年），1483-1509年間下滑（26年）；1509-29上升（20年），1529-39下降（10年），1539-59上升（20年），1559-75下降（25年）；1575-95上升（20年），1595-1621下降（25年）；1621-50上升（30年）。問題是：(1)作者未說明這些年份是根據什麼資料判斷出來的；(2)有不少段的持續期間幾乎都是整數10年、15年、20年、25年、30年，為什麼會有這麼巧合整齊的切點；(3)透過這樣的判斷能得出哪些歷史意義？這種表層切定時點的做法毫無說服力。在《法》(II:120)他說：「我認為它〔經濟景氣〕受到一個長期運動的影響，大約從第七世紀末持續到大約西元840-50年，這是一個上升而且是有益的階段；接著是往下走的趨勢，從西元850到大約950年，下降的速度通常比上升的速度快」。對於這種簡易的判斷（雖然他引了Michel Rouche1982的文章為證），我們也只能視之為大略性的假說而沒有解釋的力量。
變動趨勢這項概念，在歷史的解釋上到底有什麼功用呢？在《資》(III:618)他提供了自己的省思：「在1972-4年間〔國際石油危機，物價急劇上漲，國民生產額停滯〕我常自問：這是個Kondratieff〔40-50年為一週期的循環〕週期的下坡階段嗎？或者我們真的是處在一個更長波段的反面？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些短期的復甦方案豈不都只是虛幻的作為而已？...我們只能辨認過去景氣的起伏點與持續期，而無法去解釋它們，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布勞代爾的確只停留在辨認的層次上，他從未解釋為何會有景氣的起伏，其背景原因何在，以及為何會有長短強弱的差異（其他學者對conjoncture這個概念的解說與評價，可參見Kinser 1981a:676註11和1981b:92-4; Hexter 1972:498-504）。Arthur Lewis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在1978年出版的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用詳細的統計數字，對好幾項主要農作物、工業產品、貿易量、薪資等等，都提出了新的統計估算，然後用各種景氣循環學說來檢驗，這樣才是能觀察到歷史脈絡變動的服人之作。相形之下，布勞代爾是只是提出一個「變動趨勢」的說法，粗略地應用在歷史趨勢變動的觀察；他的conjoncture對經濟史學者而言，無法產生深邃的歷史洞識。
2.3 事件史（短時段）
在布勞代爾的史學觀念裡，事件性的歷史處於最邊緣的地位，例如政治、人物、戰爭、革命等等，而這些正是傳統史學的核心。他棄絕用精確年月日、人名地名、事件始末、遠因近因、結果影響、前後一貫的敘述方式來寫作歷史；他不把人和事作為歷史的中心議題，而是以大環境、結構變遷作為歷史的主角，強調非人身的、集體性的的歷史面向。這是一般人對布勞代爾「事件史觀」的印象。布勞代爾在1940年代寫作《地》之前和1949年第一版時，他對事件史的態度或許如此，但在1966年第二版時，這項看法已有相當大的修正，到了晚年寫作《法》時，他對具體的事件表現了高度的興趣。
Gemelli (1955:84)引述一段布勞代爾對事件史的頓悟過程，資料出處是從尚未開放的布勞代爾個人檔案裡，找到一本筆記本（編號23），標題是〈歷史，時間的度量〉，未記載年月日，文中提到的地點是巴西的Bahia省。我們知道1935-7年間他在巴西聖保羅大學教書，所以大致能推測他對事件史的態度，在寫作《地》之前就形成了：「有天晚上，在Bahia省，突然出現一大群螢火蟲。它們到處閃個不停，位置還算高，多到不可勝數，...好像是一大把過度短暫的煙火，把景觀照亮得相當清晰。事件就像這個樣子」。這是個好比喻，事件就像閃爍的螢火蟲光，短暫微弱，只能照到表面狀況。他那時已經在構想《地》的內容，但尚未悟出歷史的三種時間概念（那是1940年代初期在戰俘營動筆寫《地》時才頓悟的，參見Gemelli 1995:79, 94; On History, 1980:10也有類似的說法）。
他把事件史放在《地》的最後一篇，內容以軍事和外交為主，篇幅約三百頁。以1950年代初期的眼光來看，他寫得非常好，檔案資料豐富，故事完整，細節明確。專家或許有不同的意見（如Harsgor 1986），但對非專業的讀者而言，他真是事件史的高手，年月日、人物、事情弄得一清二楚，寫得密不通風，文獻充實、觀察精確。讀了這第三篇之後，我們就比較能理解他對事件史的態度：這些具體的事件，綜合地看來並不容易產生歷史理解的啟蒙意義。
他把這種迅速起伏、來去皆快、緊湊刺激的事件，視如歷史表層的泡沫。這在《地》第二版(1966)第三篇的前言裡表達得很明白：「我很遲疑是否要出版以事件史為主的第三篇，這只是傳統的歷史而已。...事件是〔歷史的〕塵埃：它們就像是穿透過歷史的短暫亮光，一出現就立刻沒入黑暗裡被忘卻了。然而，事件雖然短暫，卻也是歷史的見證，照亮整個大景觀的某個角落，有時甚至能顯示出一些深層歷史的一大塊。而且不只是在政治史裡，在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或甚至地理史裡，也都充滿了事件，這種間斷性的亮光。...我不是事件的死敵。...如果能把這些亮光結合在一起，如果能把這些訊息相互結合起來，編織出有意義的歷史...。...但先決條件是要清楚地意識到，這種歷史是要在事件之間作選擇，而這又有兩項要件。首先是必須只選用具有『重要性』的事件，而且必須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之上，或是能以這種形式呈現。...也就是Taine所說的，小而顯著的事實。...或正如Henri Pirenne所常說的，是一些能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事件。...」(II:233)
這是他對事件史表達得最完整的態度，他寫這段前言時是64歲，史學概念已相當穩定。他的要點很清楚：事件雖是短暫泡沫性的，但並非完全無意義，只要會運用，還是能照出歷史景觀的部份，他對事件史的敵視態度，比他給讀者和評論者的印象輕微多了（例如Hexter 1972:507-8, 512以下；Kinser 1981b:94-8）。他在60歲之後甚至還賦與它較正面的意，例如他在《地》全書最後兩頁(II:519-20)，又以不同的說法重申事件史與個別人物在歷史上的意義。整體而言，他在中年(1950)之前對事件史的態度比較負面，60歲之後漸趨緩和，所以《地》的第三篇在第二版之後還是保留了下來。
這種態度在1960年代末期更加明顯。他寫了兩篇西班牙國王的傳記，一是Charles 五世 (1500-58)，一是他兒子Philippe二世(1527-98)，先以義大利文出版(1966, 1969)，法文版是在1990年（他在1985年底去世）才收入他的《歷史論文集II》。這兩位正是《地》的主要人物（此書的全名是《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與這兩位有關的資料，他在寫作《地》時已掌握得相當豐富。1960年代中期他對事件史的態度已稍改變，再加上他原本就擅長寫傳統史，所以就不覺技癢地寫出這兩篇傳記。可是或許他擔心在法國出版會引人譏諷（年鑑學派不是反對以人物為中心的政治軍事外交史嗎？），所以在世時只以義大利文出版。他對事件史的愛好，在晚年的《法》(1986)裡表現得相當明顯，全書有大量篇幅在敘述具體的人事物，尤其在第一冊第十章談Metz和Toulon這兩個城鎮時，更表現出他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高度興趣：「這一次我沒有避開令人興奮的事件」（《法》I:351）。
3 經濟世界
華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 1980, 1989)的三冊名著《現代世界體系》，歷史和人文社會學界早已熟知，這三冊的副標題有一個共同的詞「世界─經濟」(world-economy)。長久以來大家都把這個詞和華勒斯坦聯想在一起，其實他是深受布勞代爾「經濟世界」概念的啟發。可是為什麼較少人注意到布勞代爾對這個觀念的闡述呢？一方面可能是他的三種歷史時間說名氣太大，蓋過了這個表面看來較無衝擊力的概念；二方面是布勞代爾在華勒斯坦的第一冊出版前(1974)，對這個概念較少深入發揮。
3.1 根源
其實他在《地》第一版內(1949)就解說過這個概念，在第二版(1966)時並無多大修正，只以簡要的形式出現（《地》I:354, 383），讀者大都未注意到，甚至連英法文本的索引裡都沒有它。這個概念在1970年代初期經過華勒斯坦的展示之後，得到了相當的注意與反響。然而，布勞代爾覺得這和自己的原意有所出入，所以在《資》(1979)第三冊第一章以大量篇幅(III:21-88)詳述他對此概念的見解，一方面完整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二方面也對比了他和華勒斯坦之間的差異。在後來的《法》(1986)第二冊內，他在好幾個地方應用這個概念，但基本想法都相同，甚至還更簡化。
1930年代初期布勞代爾對這個概念就有了初步的構思，這和他受地理史學的影響有密切關係。他除了受到法國地理學派（例如Vidal de la Blache和Emmannel de Mantonne）的影響外，也很受到德國地理學者（例如Frobenius和Fried）著作的影響。這必須先提到另一位德國經濟學者Johann von Th¸nen (1783-1850)的Der isolierte Staat (Isolated State, 1826)，這位用數學工具分析經濟現象的先鋒，在空間經濟學（區位理論）方面最主要的貢獻，是以嚴密的數學來推理出距離（產地與市場之間）對經濟活動與要素價格的影響，他用同心圓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主要概念：城市位於最內圈的中心點，隨著產品的特性（手工藝品或農產品），產地的地理區位就會分佈在同心圓的不同位置上（另見《資》III:38-9的簡要解說）。
這項解說模式給了Fried相當大的啟發，他應用這種同心圓的概念來說明：歐洲有一個完整的經濟世界，圓心是英國（工業國家），其外一圈是德法諸國（農業圈），再外一圈最西葡義諸國（貿易交換圈）。這種概念後來在Friz Rˆtig (1933): Mittelalterliche Weltwirtschaft: Bl¸te und Ende einer Weltwirtschaftsperiode（中世紀的經濟世界：一個經濟世界時代的興衰）內再度應用。布勞代爾在1930年代受到此書的影響（Gemelli 1995:125，《資》III:634註4），但他對這個概念還沒有形成清楚的架構，這可從他在1930-40年代的筆記中看到：「許多德國作者認為經濟生活是組織在較為寬廣的空間之下，以經濟世界的形式存在〔...〕─從前，這個古老的世界就是地中海...─而目前整個世界的經濟大致可說是由一些經濟世界所組合成的〔...〕。在這段演變的過程中，在經濟面向與社會面向之間，有過各種經濟上的均衡」(Gemelli 1995:95)。
這是個人筆記，語意不夠清晰，尤其不太明白最後一句的意思。但這段簡略的筆記透露了幾項訊息：(1)此概念源自德國，德文是Weltwirtschaft；(2)他那時正在構思《地》，認為地中海應屬於這一種經濟世界（見《地》I:383）；(3)他很清楚地區分了全世界的經濟(Èconomie mondiale, world economy)和經濟世界(Èconomie-monde, economic-world)是兩種不同的概念。華勒斯坦其實應該用economic-world，而不要用帶有誤導性的world-economy，因為一般讀者弄不清楚它和world economy的區別。
3.2 實例
「我們是否擁有所需的各項要素，來衡量整個地中海，並據以建構出一個具有一般性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裡，要把一切都包括在內，去計算（如果可能的話）出整體的概況。所得出的結果，可用來和其他在空間上接近地中海或和取代地中海的『經濟世界』相對比？」(I:383)。《地》第六章第三節這段開場白的訊息很清楚：布勞代爾希望能建立出一個地中海的「經濟世界」模式，再用類似的方法建構出其他地區的「經濟世界」模式，然後再相互比較。
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也是一項重要的命題。他以17個小節來分論各項題材：(1)農業產值的估算；(2)工業產值；(3)外包制與都市工業的興起；(4)勞工的流動性；(5)長程貿易與地方性商業額的估算；(6)海陸運輸量與利潤率；(7)國家介入成為經濟要角；(8)美洲的貴重金屬流入地中海，改變了經濟與社會結構；(9)有相當部份的人口生活在貧苦中；(10)地中海的人口有缺糧問題；(11)本節各項數值的估算可能偏高。我認為全節中最大的問題，是所舉的例證都是地中海北岸西歐國家的情形，完全忽略北非、地中海東岸、巴爾幹的例子，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具普遍代表意義。對這個命題，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地中海域太大，各地分歧性高，無法用有說服力的方式建立一個地中海的經濟模式。我很難理解如何能把這麼龐雜分歧的海域，納入一個可接受的「經濟模式」內。布勞代爾沒有說清楚：在性質上，一個經濟世界是由哪些要素所構成的？它是如何運作的？如何拿地中海這個經濟世界來和其他的經濟世界相對照？
在一個經濟世界裡面應該會有一個中心，就像一個國家或帝國會有一個首都一樣，我們也想知道中心（首都）的特質和它的功能。可是作者在此節中完全沒提到，而是到了第六章第一節最後一小節(I:354)才有解說：「這個〔行程〕六十天的世界〔即地中海域〕，大致說來是一個Weltwirtschaft，是一個經濟世界(Èconomie-monde)，本身就是一個完整體(un univers en soi)。所有的經濟世界都有一個中心，它是一個關鍵性的地區，對其他地區給予刺激力，...在15-16世紀期間，地中海〔經濟世界〕的中心是由一個狹窄的四邊形構成的：威尼斯、米蘭、熱內亞、佛羅倫斯四大城之間的區域。這四大城之間有相敵對衝突的情形，但情勢也隨著各城市的相對重要性而異。這個中心的重心在16世紀初時，從威尼斯移轉到了熱內亞，熱內亞在1550-1575年間大放異彩」。布勞代爾說明了中心對經濟世界的一般性意義，在地中海的例子裡，最特殊的是這個中心是由四個城市所組成，而且這個中心的重心還是會移動的！
他在《資》(III:21-24)以及在《對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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