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摘 要:谢肇淛是晚明福建文坛著名诗人、学者,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谢肇淛一生著述甚丰,尤其是他的很多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其中《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在作者去世后流传到东邻日本,并在日本一再刊刻,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梳理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刊刻流传过程,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谢肇淛;文言;日本;流传与刊刻
谢肇淛(1567—1624)是晚明时期福建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著述甚丰,有《小草斋集》三十卷,《续集》三卷,《小草斋文集》二十八卷,《小草斋诗话》五卷,此外还创作有笔记体小说《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谢肇淛去世后,他的很多作品流传到东邻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谢肇淛后人谢章铤(1820—1903)说:“先方伯公在杭著述极富,载家谱者二十余种,《滇略》、《北河纪》等悉登《四库》。《五杂俎》一书,作家尤多征引。近沪上重刻《文海披沙》,则来自海舶云。”①现代作家周作人也曾经说:“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②从谢章铤和周作人的记录可以看出,谢肇淛作品曾有很多流入日本,并为日人所“钦重”。本文拟就谢肇淛的《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文言小说在域外的传播作一简单梳理。
一、《五杂俎》、《麈馀》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五杂俎》传入日本最晚当在十七世纪中叶左右(即明末清初战乱之际),是谢肇淛较早流入日本的著作。明末清初,中国战乱不断。先是明政府在农民起义和满族铁骑的双重打击下趋于瓦解,后有南明小朝廷和各地义军与清军的战争,继以三藩之乱。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南方才在清政府的高压与怀柔政策下,逐渐回归平静。战乱期间,不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而且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也遭受极大破坏。很多中国文化典籍在战乱过程中大量从宫廷、贵族的金匮秘阁中流落民间,其中一些优秀作品辗转流播海外,《五杂俎》即属此种。日本学者鱼目道人在宽延三年(1750)所作《〈文海披沙〉序》里直言:“谢在杭《五杂俎》脍炙于世,余早岁喜之不释手。”日本学者幡文华在宝历己卯(1759)的《〈文海披沙〉序》中亦云:“《五杂俎》业已行于世。”从上述二人的话可以看出,《五杂俎》自传入日本后不久即刊刻、流传开来,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已是畅销书了。另查上海图书馆藏《五杂俎》日刻本,该版本第十六卷尾有“宽文改元辛丑仲冬字样”,书中文字大部分用日文片假名注音。可知,此版本刻于宽文元年(1661),此时距明亡仅17年,那么在此之前《五杂俎》已在日本社会开始流传当属无疑。
为考索《五杂俎》流入日本的年限,有必要弄清其在明代的付梓年代。该书在明代有两种版本:一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潘膺祉如韦馆刻本,十六卷,八册;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该刻本卷首有李维桢的《〈五杂俎〉序》,但没有注明作序时间;序页下镌有“黄竹素刻”四字,卷端题“陈留谢肇淛著,荥阳潘膺祉校”③数字,后有潘方凯的《刻小跋》。潘氏于跋尾写得很明确,该书刻于“丙辰仲夏”,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轩刻本是《五杂俎》最早的存本。另一为明刻别本,行格与如韦馆刻本同,其卷首也有李维桢的序,但卷末没有潘方凯的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全本。据此推断,《五杂俎》传入日本当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也即明末清初战乱之际,这在谢肇淛诸多流入日本的著作中是较早的。
《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内容所及,甚为广泛,明清乃至民国后人笔记多有征引之处,足见其魅力所在。谢肇淛在书中记叙了宋代女真人入侵带来的灾害(女真即是满族的祖先),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震邻可畏”的“夷狄诸国”,特别是日益强大的“建酋”,并在书中直呼努尔哈赤其名。这自然犯了清朝大忌,成为乾隆时期被列为禁书的直接原因。《五杂俎》虽在国内遭禁,但却于明末清初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其原貌得以保存下来。
现知《五杂俎》在日本的版本有:
(1)宽文元年(1661)刊本,十六卷,此版本在日本有两印,④现存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辽宁、南京、浙江、四川等图书馆。周作人家中即藏有此本:“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俎》刻于宽文辛丑(1661)。”(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朱一玄先生在1985年首版的《〈聊斋志异〉资科汇编》中节录了《五杂俎》卷八《人部四》部分内容,在节录文后注曰:“据日本宽文元年辛丑岁仲冬京都书林小林庄兵卫刊本。”⑤可知,此版本刻于宽文元年(1661)。
(2)宽政七年(1795)松梅轩中川藤四郎补刻本,现存清华大学、辽宁、大连等图书馆。朱一玄先生在《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上册)中曾节录《五杂俎》部分有关小说内容。节录文后注曰:“据日本宽政七年乙卯岁仲夏京都书林小林庄兵卫等补刻本。”⑥宽政七年即大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
(3)文政五年(1822)大阪前川源七郎印本。李秉干先生《福建文献书目》载此版本在日本两印,现存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图书馆。⑦
(4)日本汲古书院1972年刻本,现存杭州大学、天一阁。潘树广、黄镇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语言学文献指南》中指出:“五杂俎,(明)谢肇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日本汲古书院1972年版(《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一辑》本),新兴书局(台北)1971年影印。”⑧
《麈馀》在日本传播与刊刻。《麈馀》四卷,成书在谢肇淛丁艰之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卷前为谢肇淛好友赵世显写于“万历丁未仲秋望日”的序,后为作者自己的《〈麈馀〉引》,文末仅署“陈留谢肇淛志”,没有写作此引的时间。但谢肇淛《麈馀引》曰:“鸡骨支床,百念灰废,惟是名根词障未尽蠲除,宾友过从,下榻相对,时征僻事,各记新闻,不能言者,强之说思,退则稍为删润,上之侧厘,久乃成帙,命曰《麈馀》。”谢氏丁艰在1606—1609年,据此推断,此书当写成于丁艰前期。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这应该就是此书的初刻本,也是唯一的一次明刻本。此本曾传入日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⑨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一章《江户时代汉籍输入概况》载:
由于江浙一带多有古书收藏,所以有部分藏书流入日本。……在这些古书中,还有不少藏书家的旧藏。例如,神田喜一郎氏就曾提到《五杂俎》作者谢在杭的旧藏和著有《红雨楼题跋》、《红雨楼书目》的明末藏书家徐火勃(1570—1642)旧藏曾传入日本。……神田氏在调查宫内厅图书寮(现宫内厅图书部)所藏汉籍珍本时,还发现钤有谢在杭的图书二十六种。⑩
江户时代(1603—1867)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大庭修先生指出,在日本正德(1711—1715)、享保(1716—1735)年间,曾出现过中国典籍输日的高潮。联系上文推断,《麈馀》传入日本当不会晚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其与《五杂俎》一同于十七世纪中叶左右传入日本也是有可能的。
现知所存和刻本《麈馀》均为两卷,版本如下:
(1)日本宽政十年(1798)平安书肆之五车楼与文锦堂——博厚堂刻本(简称文-博本),现存辽宁、大连图书馆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周作人先生在《夜读抄》中记载:“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麈馀》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该刻本有宽政戊午仲冬廿七日平安皆川愿和宽政八年三宅芳隆(啸山)的序。平安皆川愿序和三宅芳隆(啸山)序后有原明刻本赵世显序和谢肇淛自序。该刻本由平安书肆之五车楼与文锦堂—博厚堂分别翻刻出版,遗憾的是它们都仅仅刻印了该书的前二卷。“文—博本”的封面右署“明谢肇淛著”,中为“新刻麈馀”,左书“平安书肆文锦堂博厚堂”;书后的版权页刻有“宽政八年丙辰季冬”字样,可见此本即为宽政八年的初次翻刻本。该本每页九行,每行十八字,每卷第一行为“麈馀卷之○”,第二行为“陈留谢肇淛辑”,正文文字多用日文片假名注音。王宝平先生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和李秉乾先生的《福建文献书目》中都说有“日本宽政元年(1789)刻本,上图”,此处当是二位先生所误,查上海图书馆,并没有宽政元年(1789)刻本,只有宽政八年丙辰(1796)和宽政十年戊午(1798)二序合一的刻本,或即指李秉乾先生所说的“日本宽政十年(1798)刻本,辽宁、大连”的刻本。
(2)日本文政元年(1818)刻本。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记载,弘化三年(1846)皇都书林印本《麈馀》两卷,现存天津图书馆。另据王宝平先生《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有1846年印本二卷,藏天津图书馆,此或与长泽氏所指为同一刻本。
(3)1972年翻刻本,两卷。“五车楼本”封面右侧则作“啸山三宅先生校点”,中为“谢肇淛麈馀”,左侧是“平安书肆五车楼”;书后的版权页标明它被收入《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四集,“昭和四十七年(1972)十一月第一刷发行昭和四十九年(1974)十二月第二刷发行”。因此,此本当为宽政八年本的后来翻刻本。
(4)日本抄本,大连。王宝平先生《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记载有日本抄本,现存大连,卷数不详。(11)
二、《文海披沙》在日本的传播与刊印
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中叶这二百多年,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刊刻的繁荣时期,也是其向周围汉文化圈传播的黄金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逐利本性一度冲决了明、清两个封建王朝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导致我国与日本、琉球及东南亚诸国贸易较为发达,有相当一部分书籍也成了商品,流落到了异域;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记载,日本正德元年(1711)进入长崎的船只总数为54艘,载书船即为6艘,占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这一比例呈递增之势。日本宽延年间的书商平安书林向荣堂主人即感叹说:“尤近年运至长崎港的明清书籍,其部数比恒沙还难数!”([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143页)《文海披沙》即属此种流播方式。
《文海披沙》传入日本最晚应在正德(1711—1715)、享保(1716—1735)年间,即我国清康熙末年、雍正(1723—1735)初年。
《文海披沙》有日本鱼目道人之序,此序作于“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为考索其流入日本时限,今择片断如下:
谢在杭《五杂俎》脍炙于世,余早岁喜之不释手,中曰尝著《文海披沙》,思一睹其书而不得。一日见揥水先生谈次及之,先生曰:“何諏之不早?往年西京书贾携一本来视,我师父取而观之,遂命小子誊写。贾曰:‘方鬻某藩,既成贾矣,递送有期,不得迟缓。’时某以捷笔自负,限以一昼一夜,草草毕业。书贾凌晨来促,未暇考订,束诸高阁,二十有余年矣。幸有吾子之需,方欲以校正之任,试吾子之技如何?”余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及阅其书,言简意长,大惬素闻。只以当时迅笔写故,字画多缺误,至其甚,则有不可下句读者,仅仅点定以眎先生,先生颇称善焉……先生曰:“此书固海舶不多,赍来本邦,未有刻者,今梓以与同志,不亦善乎?吾子已躬校正之劳,宜冠一辞于卷端。”余曰:“诺哉!”
鱼目道人在宽延三年(1750)的序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此书流入日本较早,文中说到揥水先生早年誊写此书,后“束诸高阁,二十有余年”的事,此序作于“宽延三年”,即清乾隆十五年(1750),则此书刚“束诸高阁”时应在清雍正(1723—1735)年间,即在此前,《文海披沙》已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了;第二,此书在日本有抄本流传;第三,《文海披沙》在日本最早的刻本即为宽延三年(1750)之版本,鱼目道人和揥水先生均认为“此书固海舶不多,赍来本邦,未有刻者”。后鱼目道人在揥水先生有意“梓以与同志”的提议下为之作序付刻;第四,此书在日本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此书另有日人幡文华序,幡序作于宝历己卯,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周作人认为:“《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缕馨仙史即清末著名的报业人士蔡尔康,蔡的判断是错的,此不赘述。蔡尔康所说“近始重返中华”当在清光绪丁丑(1877)年前,因为丁丑季春申报馆印的《五杂俎》题下有“丁丑秋八月平江茅老署”字样,书中有焦竑、太室幡文华、洞津鱼目道人所作之序;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根据沈世荣的标点出版了铅印本,同样也有这三人的序,则申报馆本和沈世荣标点本都以日人刻本为底本,此即周作人所说“《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
今总览各类文献可知,《文海披沙》在明代曾有两种刻本,即万历己酉(1609)刻本和万历辛亥(1611)刻本。万历己酉刻本分别有福唐陈五昌的序和吴兴沈儆炌的刻序。陈五昌《文海披沙》序作于万历己酉岁暮,即公元1609年12月。陈五昌,字伯全,闽中福唐(今江阴镇)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进士,翰林院检讨。沈儆炌有《刻〈文海披沙〉序》,序尾注:“吴兴叔永甫沈儆炌书于鹅湖传舍,时万历己酉天中节前一日。”天中节是端阳节的别称,即刻该序作于1604年5月4日。另焦竑序中称:“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12)根据焦竑序及陈五昌、沈儆炌二人序可知,万历己酉确曾刻过无疑。另一本则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焦竑作序的万历辛亥刻本,六卷,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见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注引),且这两种刻本都曾传到日本。另有清刻本(清光绪丁丑季春申报馆印)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这两个本子都是以和刻本为底本而重刻。现把《文海披沙》的和刻本情况略述如下。
(1)有鱼目道人和焦竑序的宽延三年(1750)刻本,八卷,八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
鱼目道人序尾所注写作日期、地点很明确:“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书于乙浦听潮蓭中。”宽延三年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此本以焦竑序本为底本,鱼目道人附序后刊刻而成,即刘海燕女士所说“和刻本八册,无幡序,依次有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的本子。
(2)有幡文华序和焦竑序的宝历九年(1759)皇都书林唐本屋吉右卫门灯刻本,八卷,四册,每页9行18字,现存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图书馆。
日人幡文华在序中云:“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已。……《五杂俎》业已行于世,特斯书未梓行,是以不释然于怀云。顷书林某来告其绣梓,且请之序。余向往谢氏,淫僻斯书也久之,今宝历己卯孟秋太室幡文华撰。”宝历己卯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本为日本宝历九年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都書林刊本。幡文华在序文中没有提到鱼目道人的序,他似乎没有看到宽延三年的鱼目道人和焦竑序刻本,故幡氏认为,自中国传日的《文海披沙》在日本并无出版。据此推断,《文海披沙》在宽延三年(1750)付梓后,于宝历九年(1759)第二次付刻。
(3)有幡文华、鱼目道人及焦竑序的版本,八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海燕女士在《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中指出:“福建图书馆藏和刻本四册,依次有幡序、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13)即指此本。清光绪丁丑季春申报馆印刻本(即周作人在《文海披沙》中说“今尚易得”的本子)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均以此和刻本为底本重刻而成。
(4)只有焦竑和陈五昌序的和刻残本,存卷一至卷三,一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周作人在《文海披沙》中说:“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38页)或即指此本。天明丙午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5)前有鱼目道人、焦竑、陈五昌的序,后有幡文华序的版本,八卷,四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此本为玉树堂、文全堂仝梓,该本前有腾朴识语称“初图刊用福唐陈氏本,后得幡家藏书,有焦氏序,系南中刻”字样,可见,此刻本曾参照两种明刻本汇刻而成。据此推断,这两种明刻本应为明万历己酉陈五昌序刻本和万历辛亥焦竑序刻本。书前依次有宽延庚午即乾隆十五年(1750)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和陈五昌序,书后有幡文华宝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文海披沙后序》。
和刻诸本板式相同,每页9行18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夹行有片假名讯点,书内眉批校记稍异。从《文海披沙》在日本的刊刻推断,有陈序和焦序的两种明刻本传入日本后,沿着不同的路径传播、刊印。鱼目道人序焦竑序本而梓行,幡文华后再序此本而付刻,后人更将幡序、鱼序和焦序放置卷端一同付梓。有此三人序的版本传回中国后也一再被刊刻,这或许因焦竑是帝师、甚有才名之故。但陈序本也没有湮没无闻,好事者将其与焦序共置卷首,此即为后来之和刻残本。为保存文献故,后来学者将鱼序、焦序、陈序和幡序分置首尾一同付刻。
三、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影响
日人对谢肇淛及其小说评价甚高,其小说在日本的一版再版即是明证。为彰此见,今将鱼目道人之《〈文海披沙〉序》后半部分数语摘录如下:
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尔。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理,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矣。非夫喜养浩然,常使胸府间至大至刚,绰绰有余者,安能至于此境耶?然是可以智识看,不可以言说解,具眼者自知焉。严沧浪曰:“诗有三味。”在杭所云云,殆得其三味者耶?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书于乙浦听潮蓭中,洞津鱼目道人。(14)
鱼目道人从“人”与“文”两方面给予《文海披沙》很高评价。谢肇淛是晚明性近东林党的正直士大夫,所谓“喜养浩然,常使胸府间至大至刚,绰绰有余者”,鱼目道人引为知己:“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尔”。周作人深以为然:“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俎》、《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38页)日人幡文华对《五杂俎》、《文海披沙》评价也很高,其序文较短,今摘录如下:
尝购《文海披沙》读之,乃明谢在杭氏之所著也。扬古榷今,包括乾坤,索隐探颐,而文辞流丽,奇而不僻,简而不沆,乃事物之奥见焉。实观《文海》以澜之渐也。而诚见高迈,议论精确,乃趣操睹焉。故读者如披沙见金也。《文海披沙》之目称焉。乌乎!三代尚矣,汉魏以来,各伸其所见,成一家言,列诸艺文者,汗牛充栋,虽各有所长哉!然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已。每一读之,手不能释,辄至忘病忘食,而《五杂俎》业已行于世,特斯书未梓行,是以不释然于怀云。顷书林某来告其绣梓,且请之序。余向往谢氏,淫僻斯书也久之,今宝历己卯孟秋太室幡文华撰。(15)
日本学者鱼目道人对《文海披沙》很是推崇:“独拳拳於此书”;幡文华也说:“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指《文海披沙》)”。在日本,《麈馀》也是广受读者喜爱的一部小说,京都重刻本的序文作者皆川愿在《〈麈馀〉序》中指出:“其事与文,多奇隽可喜。闲时一读,令人思涉奇境,目悦于华藻,则未必不可把玩也。”总之,《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文言小说在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们或以内容的广博奇隽,或以文辞的华丽流畅,或以风格的奇而不僻、简而不沆,深为日本人所钟爱。全面梳理并深入分析这几部文学作品传播日本的详情,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注释:
①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清光绪十年刻本。
②周作人:《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③支运亭主编:《清前历史文化:清前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④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昭和51年10月第一刷发行,第136页。
⑤朱一玄:《〈聊斋志异〉资科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
⑥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⑦李秉干:《福建文献书目》,厦门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⑧潘树广、黄镇伟编:《中国文学语言学文献指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页。
⑨王枝忠:《谢肇淛文言小说〈麈馀〉考论》,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第38—41页。
⑩[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1)王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
(12)焦竑:《〈文海披沙〉序》,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二十四年,序页1。
(13)刘海燕:《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95—100页。
(14)[日]鱼目道人:《〈文海披沙〉序》,见《文海披沙》卷首,丁丑季春申报馆印。
展开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