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doc

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摘 要：谢肇淛是晚明福建文坛著名诗人、学者，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谢肇淛一生著述甚丰，尤其是他的很多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其中《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在作者去世后流传到东邻日本，并在日本一再刊刻，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梳理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刊刻流传过程，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谢肇淛；文言；日本；流传与刊刻
谢肇淛（1567—1624）是晚明时期福建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著述甚丰，有《小草斋集》三十卷，《续集》三卷，《小草斋文集》二十八卷，《小草斋诗话》五卷，此外还创作有笔记体小说《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谢肇淛去世后，他的很多作品流传到东邻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谢肇淛后人谢章铤（1820—1903）说：“先方伯公在杭著述极富，载家谱者二十余种，《滇略》、《北河纪》等悉登《四库》。《五杂俎》一书，作家尤多征引。近沪上重刻《文海披沙》，则来自海舶云。”①现代作家周作人也曾经说：“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②从谢章铤和周作人的记录可以看出，谢肇淛作品曾有很多流入日本，并为日人所“钦重”。本文拟就谢肇淛的《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文言小说在域外的传播作一简单梳理。
一、《五杂俎》、《麈馀》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五杂俎》传入日本最晚当在十七世纪中叶左右（即明末清初战乱之际），是谢肇淛较早流入日本的著作。明末清初，中国战乱不断。先是明政府在农民起义和满族铁骑的双重打击下趋于瓦解，后有南明小朝廷和各地义军与清军的战争，继以三藩之乱。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南方才在清政府的高压与怀柔政策下，逐渐回归平静。战乱期间，不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而且文物古迹、文化典籍等也遭受极大破坏。很多中国文化典籍在战乱过程中大量从宫廷、贵族的金匮秘阁中流落民间，其中一些优秀作品辗转流播海外，《五杂俎》即属此种。日本学者鱼目道人在宽延三年（1750）所作《〈文海披沙〉序》里直言：“谢在杭《五杂俎》脍炙于世，余早岁喜之不释手。”日本学者幡文华在宝历己卯（1759）的《〈文海披沙〉序》中亦云：“《五杂俎》业已行于世。”从上述二人的话可以看出，《五杂俎》自传入日本后不久即刊刻、流传开来，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已是畅销书了。另查上海图书馆藏《五杂俎》日刻本，该版本第十六卷尾有“宽文改元辛丑仲冬字样”，书中文字大部分用日文片假名注音。可知，此版本刻于宽文元年（1661），此时距明亡仅17年，那么在此之前《五杂俎》已在日本社会开始流传当属无疑。
为考索《五杂俎》流入日本的年限，有必要弄清其在明代的付梓年代。该书在明代有两种版本：一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潘膺祉如韦馆刻本，十六卷，八册；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该刻本卷首有李维桢的《〈五杂俎〉序》，但没有注明作序时间；序页下镌有“黄竹素刻”四字，卷端题“陈留谢肇淛著，荥阳潘膺祉校”③数字，后有潘方凯的《刻小跋》。潘氏于跋尾写得很明确，该书刻于“丙辰仲夏”，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轩刻本是《五杂俎》最早的存本。另一为明刻别本，行格与如韦馆刻本同，其卷首也有李维桢的序，但卷末没有潘方凯的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全本。据此推断，《五杂俎》传入日本当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也即明末清初战乱之际，这在谢肇淛诸多流入日本的著作中是较早的。
《五杂俎》多记掌故风物，内容所及，甚为广泛，明清乃至民国后人笔记多有征引之处，足见其魅力所在。谢肇淛在书中记叙了宋代女真人入侵带来的灾害（女真即是满族的祖先），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震邻可畏”的“夷狄诸国”，特别是日益强大的“建酋”，并在书中直呼努尔哈赤其名。这自然犯了清朝大忌，成为乾隆时期被列为禁书的直接原因。《五杂俎》虽在国内遭禁，但却于明末清初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其原貌得以保存下来。
现知《五杂俎》在日本的版本有：
(1)宽文元年(1661)刊本，十六卷，此版本在日本有两印，④现存北京师范大学、上海、辽宁、南京、浙江、四川等图书馆。周作人家中即藏有此本：“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五杂俎》刻于宽文辛丑(1661)。”（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朱一玄先生在1985年首版的《〈聊斋志异〉资科汇编》中节录了《五杂俎》卷八《人部四》部分内容，在节录文后注曰：“据日本宽文元年辛丑岁仲冬京都书林小林庄兵卫刊本。”⑤可知，此版本刻于宽文元年（1661）。
(2)宽政七年(1795)松梅轩中川藤四郎补刻本，现存清华大学、辽宁、大连等图书馆。朱一玄先生在《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上册）中曾节录《五杂俎》部分有关小说内容。节录文后注曰：“据日本宽政七年乙卯岁仲夏京都书林小林庄兵卫等补刻本。”⑥宽政七年即大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
(3)文政五年(1822)大阪前川源七郎印本。李秉干先生《福建文献书目》载此版本在日本两印，现存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图书馆。⑦
(4)日本汲古书院1972年刻本，现存杭州大学、天一阁。潘树广、黄镇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语言学文献指南》中指出：“五杂俎，(明)谢肇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日本汲古书院1972年版(《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一辑》本)，新兴书局(台北)1971年影印。”⑧
《麈馀》在日本传播与刊刻。《麈馀》四卷，成书在谢肇淛丁艰之第二年，即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卷前为谢肇淛好友赵世显写于“万历丁未仲秋望日”的序，后为作者自己的《〈麈馀〉引》，文末仅署“陈留谢肇淛志”，没有写作此引的时间。但谢肇淛《麈馀引》曰：“鸡骨支床，百念灰废，惟是名根词障未尽蠲除，宾友过从，下榻相对，时征僻事，各记新闻，不能言者，强之说思，退则稍为删润，上之侧厘，久乃成帙，命曰《麈馀》。”谢氏丁艰在1606—1609年，据此推断，此书当写成于丁艰前期。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这应该就是此书的初刻本，也是唯一的一次明刻本。此本曾传入日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⑨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一章《江户时代汉籍输入概况》载：
由于江浙一带多有古书收藏，所以有部分藏书流入日本。……在这些古书中，还有不少藏书家的旧藏。例如，神田喜一郎氏就曾提到《五杂俎》作者谢在杭的旧藏和著有《红雨楼题跋》、《红雨楼书目》的明末藏书家徐火勃（1570—1642）旧藏曾传入日本。……神田氏在调查宫内厅图书寮（现宫内厅图书部）所藏汉籍珍本时，还发现钤有谢在杭的图书二十六种。⑩
江户时代（1603—1867）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大庭修先生指出，在日本正德（1711—1715）、享保（1716—1735）年间，曾出现过中国典籍输日的高潮。联系上文推断，《麈馀》传入日本当不会晚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其与《五杂俎》一同于十七世纪中叶左右传入日本也是有可能的。
现知所存和刻本《麈馀》均为两卷，版本如下：
（1）日本宽政十年（1798）平安书肆之五车楼与文锦堂——博厚堂刻本（简称文-博本），现存辽宁、大连图书馆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周作人先生在《夜读抄》中记载：“谢在杭的著作除《史觽》外我所见的都是日本翻刻本，如……《麈馀》在宽政戊午（一七九八)。”（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该刻本有宽政戊午仲冬廿七日平安皆川愿和宽政八年三宅芳隆（啸山）的序。平安皆川愿序和三宅芳隆（啸山）序后有原明刻本赵世显序和谢肇淛自序。该刻本由平安书肆之五车楼与文锦堂—博厚堂分别翻刻出版，遗憾的是它们都仅仅刻印了该书的前二卷。“文—博本”的封面右署“明谢肇淛著”，中为“新刻麈馀”，左书“平安书肆文锦堂博厚堂”；书后的版权页刻有“宽政八年丙辰季冬”字样，可见此本即为宽政八年的初次翻刻本。该本每页九行，每行十八字，每卷第一行为“麈馀卷之○”，第二行为“陈留谢肇淛辑”，正文文字多用日文片假名注音。王宝平先生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和李秉乾先生的《福建文献书目》中都说有“日本宽政元年（1789）刻本，上图”，此处当是二位先生所误，查上海图书馆，并没有宽政元年（1789）刻本，只有宽政八年丙辰（1796）和宽政十年戊午（1798）二序合一的刻本，或即指李秉乾先生所说的“日本宽政十年（1798）刻本，辽宁、大连”的刻本。
（2）日本文政元年（1818）刻本。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记载，弘化三年（1846）皇都书林印本《麈馀》两卷，现存天津图书馆。另据王宝平先生《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有1846年印本二卷，藏天津图书馆，此或与长泽氏所指为同一刻本。
（3）1972年翻刻本，两卷。“五车楼本”封面右侧则作“啸山三宅先生校点”，中为“谢肇淛麈馀”，左侧是“平安书肆五车楼”；书后的版权页标明它被收入《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四集，“昭和四十七年（1972）十一月第一刷发行昭和四十九年（1974）十二月第二刷发行”。因此，此本当为宽政八年本的后来翻刻本。
（4）日本抄本，大连。王宝平先生《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记载有日本抄本，现存大连，卷数不详。(11)
二、《文海披沙》在日本的传播与刊印
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中叶这二百多年，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刊刻的繁荣时期，也是其向周围汉文化圈传播的黄金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逐利本性一度冲决了明、清两个封建王朝较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导致我国与日本、琉球及东南亚诸国贸易较为发达，有相当一部分书籍也成了商品，流落到了异域；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记载，日本正德元年（1711）进入长崎的船只总数为54艘，载书船即为6艘，占总数的九分之一，而且这一比例呈递增之势。日本宽延年间的书商平安书林向荣堂主人即感叹说：“尤近年运至长崎港的明清书籍，其部数比恒沙还难数！”（［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143页）《文海披沙》即属此种流播方式。
《文海披沙》传入日本最晚应在正德（1711—1715）、享保（1716—1735）年间，即我国清康熙末年、雍正（1723—1735）初年。
《文海披沙》有日本鱼目道人之序，此序作于“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为考索其流入日本时限，今择片断如下：
谢在杭《五杂俎》脍炙于世，余早岁喜之不释手，中曰尝著《文海披沙》，思一睹其书而不得。一日见揥水先生谈次及之，先生曰：“何諏之不早？往年西京书贾携一本来视，我师父取而观之，遂命小子誊写。贾曰：‘方鬻某藩，既成贾矣，递送有期，不得迟缓。’时某以捷笔自负，限以一昼一夜，草草毕业。书贾凌晨来促，未暇考订，束诸高阁，二十有余年矣。幸有吾子之需，方欲以校正之任，试吾子之技如何？”余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及阅其书，言简意长，大惬素闻。只以当时迅笔写故，字画多缺误，至其甚，则有不可下句读者，仅仅点定以眎先生，先生颇称善焉……先生曰：“此书固海舶不多，赍来本邦，未有刻者，今梓以与同志，不亦善乎？吾子已躬校正之劳，宜冠一辞于卷端。”余曰：“诺哉！”
鱼目道人在宽延三年（1750）的序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此书流入日本较早，文中说到揥水先生早年誊写此书，后“束诸高阁，二十有余年”的事，此序作于“宽延三年”，即清乾隆十五年（1750），则此书刚“束诸高阁”时应在清雍正（1723—1735）年间，即在此前，《文海披沙》已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了；第二，此书在日本有抄本流传；第三，《文海披沙》在日本最早的刻本即为宽延三年（1750）之版本，鱼目道人和揥水先生均认为“此书固海舶不多，赍来本邦，未有刻者”。后鱼目道人在揥水先生有意“梓以与同志”的提议下为之作序付刻；第四，此书在日本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此书另有日人幡文华序，幡序作于宝历己卯，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周作人认为：“《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其《续书目》中缕馨仙史提要云：‘唯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然则鸡林贾人之购《长庆集》不得专美于前矣。’恐或有误。”（周作人《知堂书话》第542页）缕馨仙史即清末著名的报业人士蔡尔康，蔡的判断是错的，此不赘述。蔡尔康所说“近始重返中华”当在清光绪丁丑（1877）年前，因为丁丑季春申报馆印的《五杂俎》题下有“丁丑秋八月平江茅老署”字样，书中有焦竑、太室幡文华、洞津鱼目道人所作之序；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根据沈世荣的标点出版了铅印本，同样也有这三人的序，则申报馆本和沈世荣标点本都以日人刻本为底本，此即周作人所说“《郑堂读书记》卷五十七所举亦根据写本，清季《申报》馆重印则即用日本刻为底本”。
今总览各类文献可知，《文海披沙》在明代曾有两种刻本，即万历己酉（1609）刻本和万历辛亥（1611）刻本。万历己酉刻本分别有福唐陈五昌的序和吴兴沈儆炌的刻序。陈五昌《文海披沙》序作于万历己酉岁暮，即公元1609年12月。陈五昌，字伯全，闽中福唐（今江阴镇）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进士，翰林院检讨。沈儆炌有《刻〈文海披沙〉序》，序尾注：“吴兴叔永甫沈儆炌书于鹅湖传舍，时万历己酉天中节前一日。”天中节是端阳节的别称，即刻该序作于1604年5月4日。另焦竑序中称：“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属余为序。”(12)根据焦竑序及陈五昌、沈儆炌二人序可知，万历己酉确曾刻过无疑。另一本则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焦竑作序的万历辛亥刻本，六卷，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见福建师范大学刘海燕《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注引），且这两种刻本都曾传到日本。另有清刻本（清光绪丁丑季春申报馆印）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这两个本子都是以和刻本为底本而重刻。现把《文海披沙》的和刻本情况略述如下。
（1）有鱼目道人和焦竑序的宽延三年（1750）刻本，八卷，八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
鱼目道人序尾所注写作日期、地点很明确：“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书于乙浦听潮蓭中。”宽延三年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此本以焦竑序本为底本，鱼目道人附序后刊刻而成，即刘海燕女士所说“和刻本八册，无幡序，依次有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的本子。
（2）有幡文华序和焦竑序的宝历九年（1759）皇都书林唐本屋吉右卫门灯刻本，八卷，四册，每页9行18字，现存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图书馆。
日人幡文华在序中云：“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已。……《五杂俎》业已行于世，特斯书未梓行，是以不释然于怀云。顷书林某来告其绣梓，且请之序。余向往谢氏，淫僻斯书也久之，今宝历己卯孟秋太室幡文华撰。”宝历己卯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本为日本宝历九年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都書林刊本。幡文华在序文中没有提到鱼目道人的序，他似乎没有看到宽延三年的鱼目道人和焦竑序刻本，故幡氏认为，自中国传日的《文海披沙》在日本并无出版。据此推断，《文海披沙》在宽延三年（1750）付梓后，于宝历九年（1759）第二次付刻。

（3）有幡文华、鱼目道人及焦竑序的版本，八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海燕女士在《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中指出：“福建图书馆藏和刻本四册，依次有幡序、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13)即指此本。清光绪丁丑季春申报馆印刻本（即周作人在《文海披沙》中说“今尚易得”的本子）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均以此和刻本为底本重刻而成。
（4）只有焦竑和陈五昌序的和刻残本，存卷一至卷三，一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周作人在《文海披沙》中说：“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38页）或即指此本。天明丙午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5）前有鱼目道人、焦竑、陈五昌的序，后有幡文华序的版本，八卷，四册，现藏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此本为玉树堂、文全堂仝梓，该本前有腾朴识语称“初图刊用福唐陈氏本，后得幡家藏书，有焦氏序，系南中刻”字样，可见，此刻本曾参照两种明刻本汇刻而成。据此推断，这两种明刻本应为明万历己酉陈五昌序刻本和万历辛亥焦竑序刻本。书前依次有宽延庚午即乾隆十五年（1750）洞津鱼目道人序、焦竑序和陈五昌序，书后有幡文华宝历己卯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文海披沙后序》。
和刻诸本板式相同，每页9行18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夹行有片假名讯点，书内眉批校记稍异。从《文海披沙》在日本的刊刻推断，有陈序和焦序的两种明刻本传入日本后，沿着不同的路径传播、刊印。鱼目道人序焦竑序本而梓行，幡文华后再序此本而付刻，后人更将幡序、鱼序和焦序放置卷端一同付梓。有此三人序的版本传回中国后也一再被刊刻，这或许因焦竑是帝师、甚有才名之故。但陈序本也没有湮没无闻，好事者将其与焦序共置卷首，此即为后来之和刻残本。为保存文献故，后来学者将鱼序、焦序、陈序和幡序分置首尾一同付刻。
三、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影响
日人对谢肇淛及其小说评价甚高，其小说在日本的一版再版即是明证。为彰此见，今将鱼目道人之《〈文海披沙〉序》后半部分数语摘录如下：
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尔。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理，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矣。非夫喜养浩然，常使胸府间至大至刚，绰绰有余者，安能至于此境耶？然是可以智识看，不可以言说解，具眼者自知焉。严沧浪曰：“诗有三味。”在杭所云云，殆得其三味者耶？宽延三年岁次庚午中秋后二日，书于乙浦听潮蓭中，洞津鱼目道人。(14)
鱼目道人从“人”与“文”两方面给予《文海披沙》很高评价。谢肇淛是晚明性近东林党的正直士大夫，所谓“喜养浩然，常使胸府间至大至刚，绰绰有余者”，鱼目道人引为知己：“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尔”。周作人深以为然：“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馀》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俎》、《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38页）日人幡文华对《五杂俎》、《文海披沙》评价也很高，其序文较短，今摘录如下：
尝购《文海披沙》读之，乃明谢在杭氏之所著也。扬古榷今，包括乾坤，索隐探颐，而文辞流丽，奇而不僻，简而不沆，乃事物之奥见焉。实观《文海》以澜之渐也。而诚见高迈，议论精确，乃趣操睹焉。故读者如披沙见金也。《文海披沙》之目称焉。乌乎！三代尚矣，汉魏以来，各伸其所见，成一家言，列诸艺文者，汗牛充栋，虽各有所长哉！然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已。每一读之，手不能释，辄至忘病忘食，而《五杂俎》业已行于世，特斯书未梓行，是以不释然于怀云。顷书林某来告其绣梓，且请之序。余向往谢氏，淫僻斯书也久之，今宝历己卯孟秋太室幡文华撰。(15)
日本学者鱼目道人对《文海披沙》很是推崇：“独拳拳於此书”；幡文华也说：“余所嗜，惟《五杂俎》与斯书（指《文海披沙》）”。在日本，《麈馀》也是广受读者喜爱的一部小说，京都重刻本的序文作者皆川愿在《〈麈馀〉序》中指出：“其事与文，多奇隽可喜。闲时一读，令人思涉奇境，目悦于华藻，则未必不可把玩也。”总之，《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文言小说在日本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们或以内容的广博奇隽，或以文辞的华丽流畅，或以风格的奇而不僻、简而不沆，深为日本人所钟爱。全面梳理并深入分析这几部文学作品传播日本的详情，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注释：
①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清光绪十年刻本。
②周作人：《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
③支运亭主编：《清前历史文化：清前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④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昭和51年10月第一刷发行，第136页。
⑤朱一玄：《〈聊斋志异〉资科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
⑥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0页。
⑦李秉干：《福建文献书目》，厦门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⑧潘树广、黄镇伟编：《中国文学语言学文献指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页。
⑨王枝忠：《谢肇淛文言小说〈麈馀〉考论》，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第38—41页。
⑩［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1)王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9页。
(12)焦竑：《〈文海披沙〉序》，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二十四年，序页1。
(13)刘海燕：《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95—100页。
(14)［日］鱼目道人：《〈文海披沙〉序》，见《文海披沙》卷首，丁丑季春申报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