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中国经济出现的新挑战.doc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给我们留下了鲜明而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顺势而为。而这种促使中国经济发生变化的势能，不是市场造血功能的复苏所带来的内在活力，而是政府政策的变化、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和自然界的灾害所造成的外部影响。
首先，近来中国政府为了保证结构调整的计划能够健康有序的向前推进，对房地产市场、地方债问题和银行高风险的中间业务等进行了大力的整顿，由此带来了固定投资、工业增加值、经理人的信心指数PMI、银行信贷规模和进口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滑落。虽然，一直以来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很大程度都受到国外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但是，近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这一中国元素也是导致目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较为疲软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个月度PPI回落了，按理说，这对中国经济来讲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它至少缓解了一直以来我们担心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问题。
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却超过了人们心理的临界点3%的水平。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外力和自然力的变化带来的影响。CPI目前的上涨是被动的，不是中国消费者购买力提高而带来的消费增长所致，而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因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家俄罗斯的禁止粮食流出的政策所推高，再加上国际游资过分夸大中国政府最近玉米大量进口对未来价格走势的影响而采取了疯狂的投机行为所致。当然，我们国内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粮食供给，所以，外力和自然力的合力导致了本月度物价超越了警戒线。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增长强劲所带来的贸易顺差的扩大现象。很显然，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进入上升通道，而中国目前最终商品的价格水平也在上扬，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实际出口退税率又在降低，按理说，这些国内因素应该对出口都会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显然，这一次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外力造成的！它来自于国外企业和消费群体的两大变化。一是金融危机(具体而言，银行业去杠杆化行为)所导致的欧美消费者的财富效应依然在萎缩，所以，欧美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原来房地产靠财富效应进行大手笔信用透支的奢侈消费生活方式开始转变成现在追求价廉物美的消费方式。于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的变化。这里面也包括全球化环境下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价格因素并不能阻挡收入因素对出口的影响。而美国海外企业也不会因为价格因素改变了它的海外经营战略，从而打道回府去搞国内生产。这也是一种由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吧。二是美国企业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复苏的势头开始增加自己为增大未来的生产能力所需要的库存投资，一改以前控制成本的瘦身计划和无所作为的观望态度。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将目前库存投资转变为生产和出口，这还要看今后美国企业的战略变化。但现在至少因为美国库存投资的增加推动了对中国生产品的进口需求。
最后，谈一下近期公布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原因。这也不能认为是中国经济又回到了危机前靠企业的出口和投资这样旺盛的活力来提升财政收入增长的那种格局，而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和财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尤其这一轮复苏中，国企和央企的税收贡献较为突出。前一阶段房地产市场活跃也带来了增值税的显著增长，同时，伴随财富效应上升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启动所激活的民间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消费税的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7月份表现出来的顺势而为的发展特征会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可小视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处理好今天已经潜在的各种利益冲突，那么，中国经济的活力就一直只能靠中国政府政策的扶持，而肩负重大压力的中国政府又不得不增加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和范围来克服可能出现的一道道难关。于是，由此带来的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最近，产业资本开始出现向金融资本转变的倾向，甚至大量资金被企业家闲置下来、而且，有的还发展到流出国门的危险程度，就是一种市场机制还没有理顺的信号。
我这里要提出的第一类利益冲突可能是由于通胀率的抬头和财富效应的不对称性所导致的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因为今天中国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所导致的贫富分化扩大问题，所以，一旦通胀加剧，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就下降，而抵挡购买力下降对生活的影响，中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收入低，财富少，而且只能放在负利率现象日趋严重的银行体系。后者收入高，财富多，金融投资能力强，但需要解决的恰恰是前面人数多的低收入群体购买力问题。方法好像有不少，但在今天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效果总是不够理想。
比如，给低收入阶层涨薪，谁拿钱来涨，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外向度高，利润薄，业务附加价值低，而恰恰是这类企业在大量解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于是，工资一涨，老板就扛不下去，失业就会增加，产业资本就会转向快进快出的金融市场，增加金融体系的市场风险。而目前企业能够承担涨工资负担的往往都是大型企业，它们利润较为丰厚，资产底子扎实，但是，这些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往往本来就在社会平均水平以上，更何况一些垄断企业靠垄断利润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给员工带来实际收入增长的福利。它们不是扶贫的对象。这种格局更加会导致低附加价值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因为最关键的人才不会愿意去低收入的地方。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自己目前的财力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提高工资的有效方法，比如，通过退税鼓励民间资本创业，吸收大量失业人员，同时，进一步扶持这类企业升级，通过利润增长打开加工资的空间，从而形成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和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的效应。更应该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纠正对这类群体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的严重问题。因为给子女交不起高学费，所以他们的子女也进不了好学校，将来寻找高收入的竞争能力也会大打折扣。而这样不仅继续会影响到这些人老后的生活，也会影响到这个群体给社会所带来无法扭转的贫富差距问题。
另外，加息也被市场认为是缓解贫富分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不能够让我们轻易妄为。一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升息就意味着对外释放了退市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来自海外更多的负起大国责任的诉求，比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开放中国金融市场，我们今天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来应对外部大量资金入场对中国实体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处于对存款人同情的加息，会导致银行负债比例的增加，再加上近期对银行业务的大力整顿，会更加影响到银行业的生存空间。如果同时加息，那么，中国中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又会在人民币升值和涨工资的压力上再加一码，这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中国产业空洞化问题的恶化。所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为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的活力复苏创造良好的环境。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只有企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存舞台才会得以维持，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才会不断加强。
依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来降低物价水平也是一种理论上能够提高老百姓实际收入的一种办法。但是，今天当中国市场的消费水平还是目前这种温和的状态，当政府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支撑中国市场繁荣的时候，中国大量对外依存度高的中小企业就会出现像加息一样的境遇。于是，老百姓就会逐渐意识到人民币升值给自己带来的只是一种暂时的货币错觉感到手中的钱很管用，但是，未来的收入因为企业的消亡而没有着陆，于是，大家今天即使感到手中有钱也不会大量购买外国品，相反更加节约增加预防性的储蓄，以应对失业后的生活需求。
总之，通胀压力下政府更应该创造能为老百姓带来可持续收入增长的就业机会和生存环境。不注意就业条件的恶化、产业升级不到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缺失等状况，而去大谈特谈加息、涨工资和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都是一种不了解国情，不负责任的、给老百姓吃药的表现。
第二类利益冲突是因为贸易顺差扩大可能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问题。最近美国经济局势的不明朗，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跳水以及美股不稳定的表现都使得国际金融市市场波动加大。于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担自然而然就会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地区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中。要求中国带头多花钱、多花钱就需要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就要求开放市场让欧美投资者来赚钱的这类呼声会日益增大，如果中国方面无法接受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蛮横要求，那么，刚刚抬头的中国贸易顺差现象就会引来更为强大的贸易制裁声音。直面对抗虽然是一种中国大国形象维护所需要的手段，但是，如何顺势而为也是需要我们拿出智慧的地方。比如，利用人民币升值的购买力条件，在不会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前提下，让中国的部分企业走出去，或者在不会造成后方失火的条件下让中国金融机构带着人民币走出去，推动其国际化的进程等。最近，银监会要求银行将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来，提高银行的稳健性指标，虽然看上去给银行增添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银行业一旦达标(国际银行业稳健性标准)，政府是否会去推动让我们的银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开展人民币国际业务的工作，从而提升中国银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的堵是出于为了明天的疏的目的，那么这轮银行业整顿的意义就非同小可！千万不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去冒然地赌一把运气，而历史上的经验表明，这种侥幸行为最后一定是以输的结局告终。当然，还有就是增加政府组织的海外采购行为以替代风险较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做法。但这就要求美方能够给与我们企业以很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而不能设置种种政治壁垒。再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置换到非美元高收益的资产中，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后美元资产缩水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外储资产管理工作。
本文编辑：太岁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