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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律文的颁行年代谈《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初墓葬里，发现了1000多枚竹简，其中包括亡佚已久的汉律。由於首简背面有“二年律令”四字，因以名篇。但是有关《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即“二年”问题，学术界还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吕后二年。李学勤先生，原整理者主此说。其证据主要有三：一、与《二年律令》共存的历谱所记最後年号是吕后二年[1]。二、《二年律令·具律》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而吕宣王是吕后於吕后元年赠与其父的諡号，这种律文到诸吕被诛，文帝即位後一定要被废除。三、《二年律令·津关令》有优待“鲁侯”的规定。鲁侯为吕后外孙鲁王张偃。鲁国置於吕后元年，文帝元年废为侯。鲁王享受的种种特权只有在吕后执政时期才有可能。由於同出历谱只能用於判断《二年律令》的年代下限，有“吕宣王”和“鲁侯”字样的律文也有可能是吕后时所追加，所以“吕后二年”说引起部分学者的怀疑。张建国先生根据《史记•萧相国世家》 “汉二年， 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 《汉书•高帝纪》“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壬午，立太子，赦罪人。……兴关中卒乘边塞”等文献记载，认为汉王二年萧何曾经制定汉律，《二年律令》之“二年”当指汉高祖二年。曹旅宁先生在张文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张家山汉墓竹简共有二十九条有“盈”字，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二年律令·秩律》不见“安陵”若干石等记载，认为制定的时代一定是在汉惠帝元年之前。因而要廓清《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必须从律文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寻找新的年代证据。我们通过对《钱律》，《捕律》，《秩律》三种律文颁行年代的分析，认为此“二年”只能是吕后二年。一、《钱律》的颁行年代在高后二年七月以後《二年律令·钱律》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整理者注：“十分寸八，即十分之八寸。”说可从。秦汉衡制十分为一寸，“钱径十分寸八以上”指钱的直径在八分以上，此即是吕后二年七月币制改革所行用之“八铢钱”。《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於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 注引《索隐》顾氏按：“《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又“《集解》《汉书·食货志》曰：‘铸榆荚钱。’ 《索隐》《食货志》云‘铸荚钱’。按：《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铢，《钱谱》云文为‘汉兴’也。”高帝时由於物质匮乏，供币量不足，允许民间私铸钱。轻钱通行的结果，见《史记•平准书》：“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可见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汉初政权。高后时先後对币制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在高后二年七月，废“荚钱”，改行“八铢钱”，并禁止民间私铸。《汉书•高后纪》： “行八铢钱”。 注引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此实重八铢，钱文仍作“半两”。与《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比较，“钱径十分寸八”正重八铢。这说明《二年律令·钱律》所指的“钱”就是“八铢钱”，《二年律令·钱律》的颁行年代当在高后二年七月或稍後，但不得超过高后二年。高后六年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减轻了铸币重量，仍由政府掌控铸币权[10]。《汉书•高后纪》：“行五分钱”。五分钱即指钱径十分寸五，重五铢。这显然不符合《二年律令·钱律》的规定。所以我们认为《二年律令·钱律》的适用时间当为高后二年七月至高后六年六月。《二年律令·钱律》的完全废除在文帝五年[11]。《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五年“除《钱律》，民得铸钱。”《汉书·文帝纪》：“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注引应劭曰：“听民放铸也。”又“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也。”《汉书·食货志》有一大段同《二年律令·钱律》相关的文字，现摘抄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竒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懐，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相似的内容又可见贾谊《新书·铸钱》。我们再将《二年律令·钱律》的相关规定与上引文字作一比较《二年律令·钱律》《汉书·食货志》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 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 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为及买铸钱具者，与同罪。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盗铸钱及佐者，智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而能颇相捕，若先自告、告其与，吏捕，颇得之，除捕［告］者罪[12]。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由以上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文帝五年所除《钱律》显然就是高后二年所颁行的《二年律令·钱律》。《汉书·景帝纪》： “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注引应劭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也。”景帝中元六年的改革从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二年律令·钱律》的相关规定。张建国先生以“萧规曹随”的典故为据，认为“萧何制定律令之後，孝惠吕后时期承平无事，制定个别令的情况会有，而对律令作大规模的整理修订恐怕不太可能”[13]。根据我们的分析，事实并非如此。高后之所以改变高祖时的货币政策，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治国方针决定的。此时虽说还在推行黄老之治，但也在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尝试。翦伯赞先生云：“执政凡八年，在这八年中，她的政治方向，完全集中于对诸侯王的打击，企图以使西汉的政权走向中央集权制。”[14]由国家掌控铸币权正是这一体现[15]。二、《捕律》的颁行年代也在高后二年七月以後《张家山汉墓竹简》一书所收《捕律》内容包括简138－155。王伟先生根据竹简出土位置所提供的线索，认为原《钱律》的简204、205应当归入《捕律》[16]，结论可信。彭浩先生在王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简206、207也应当从《钱律》改归《捕律》。彭浩先生云：“律文是有关犯有盗铸钱及佐者等罪的人若捕得同案或因其自首、举告而‘吏捕颇得之’便可获免罪的规定，并非对盗铸钱等罪的量刑、处罚。《钱律》简201－203则是专门对‘盗铸钱及佐者’、‘智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及知情不举告者的处罪规定，与简206、207的内容并不相同，故後者应归入《捕律》”[17]。彭说可从。以上四条律文都有“盗铸钱及佐者”字样。上文已经说道，高帝时允许民间私铸钱，因而是不可能有“盗铸钱及佐者”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作出此规定应当是高后二年七月币制改革的体现。这说明《捕律》的颁布年代应当也在高后二年七月或稍後，不得超过高后二年。
　　三、《秩律》的颁行年代在高后元年四月以後关於《秩律》的颁行年代，高敏先生云：“应制定于惠帝即位的五月诏时”。其证据是律文中有高祖“长陵”，秩八百石。《汉书·高后纪》六年条云：夏四月……秩长陵令二千石。”又因《秩律》有“卫将军”之名，而《汉书·文帝纪》前元二年十一月诏曰“其罢卫将军军”，认为文帝之初是改易《秩律》之始[18]。我们不同意其看法。其实《秩律》律文中隐含着相当多的年代信息，有些更是相当精确的传达出了《秩律》的颁行年代。我们来看以下律文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雍、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𧗿 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长子、江州、上邽、阳翟、西成、江陵、高奴、平阳、降(绦)、酇、赞、城父……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司空、田、乡部二百石。 “沛”， “酇” “城父”，整理者注均 “属沛郡”。周振鹤先生云：“表面上属於《汉志》沛郡的县有四个，即丰、沛、酂、城父，似其时已置有沛郡，并为中央所属，实恐不然。既汉初侯国属中央直辖，不归所在郡领属。酂其时为萧何夫人之封国，不应属郡或诸侯王国所有。丰、沛则汉高帝故乡，亦有特殊地位，恐怕不是所在地之楚国所能管辖。 且沛先为吴濞封国，後濞为吴王，吕后元年又以之封兄子，故应为楚国境内属中央的一个侯国[19]。”汉初无沛郡。 沛郡当是景帝三年复置楚国时分彭城郡所置，其地汉初属楚元王之楚国[20]。这从《秩律》可以得到证明。“沛”，侯国名，故城在今江苏沛县，时在楚国境内而属汉朝廷。高帝十一年十二月封兄子刘濞为沛侯，十二年十月国除为县。高后元年四月又封吕种为沛侯，七年迁为不其侯，国除为县[21]。“赞”，《汉志》作“酂” 。侯国名，故城在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西汉属南阳郡。高帝六年封萧何为酂侯，食邑于此。律文“酇”， 侯国名，故城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酇城。相家巷秦封泥有“酇丞之印”[22]。知秦已置县，属砀郡。吕后二年封萧何夫人同为酇侯，孝文元年罢，更封萧何少子延为酂侯[23]。“城父”，整理者认为“属沛郡”。 周振鹤先生云：“此县《志》在沛郡，时属楚国，又非侯国，不应属汉，也许是父城之倒？父城属颍川郡 。”[24] 按此“城父”即《汉志》沛郡下之“城父”。 侯国名，故城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时在楚国境内而属汉朝廷。高帝六年封尹恢为城父侯，食邑于此，高后三年，夺爵为关内侯，国除为县[25]。至於“酆”，即《汉志》沛郡之丰县，故城在今江苏丰县。原为秦四川郡沛县之丰邑[26]，高帝刘邦即丰邑人。《史记·高祖本纪》：“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又“乃并复丰，比沛。”可见高帝十二年将丰升为县。《秩律》“酆”，“沛”出现在同一条律文中，秩皆为千石，也证实了《史记·高祖本纪》“比沛”的说法。“酆”不为侯国，时又在楚国境内，其出现只能说明汉初一直是作为高祖或吕后的汤沐邑存在的，因而归属於汉朝廷。《汉志》属“沛郡”的县名，《秩律》仅见丰、沛、酂、城父四个地名。而这几个地名不是具有特殊地位就是侯国名，得以在楚境内而属汉朝廷， 这也正从一侧面说明沛郡在汉初其实并不存在。从以上侯国的废置可知，《秩律》的颁布年代当在高后元年四月以後。因从高帝十二年十月至高后元年四月之前，“沛”为县名，属楚国，只到高后元年四月以後复为侯国才得以属汉朝廷。而到高后三年，就有不符合《秩律》律文规定的情况出现了。因为高后三年“城父”国除为县，就要属楚国，不得属汉朝廷，这也与律文名“二年律令”是相合的，所以《秩律》颁布年代的下限不得超过吕后二年。曹建国先生云：“如果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真是吕后二年律令，那麽何以不见安陵令若干石的记载。”实际上《秩律》有“安陵”。原注释云：“安陵，属平原郡。《地理志》记平原郡为高帝时设。”周振鹤先生则谓此安陵当属内史[27]。《汉志》“平原郡”有“安”，故城在今河北省吴桥县东北，与“安陵”非一地。此“安陵”即惠帝陵，汉初当属奉常[28]。《汉书·惠帝纪》：“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宫。九月辛丑， 葬安陵。”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云：“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除去上述几个特定的时间区限，《秩律》律文还传达有另外一些年代证据。“长安”，《汉志》：“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史记·高祖本纪》：“ 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索隐》：“《汉仪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阳曰长安。”“新丰”，《史记·高祖本纪》：“更命郦邑曰新丰。” 《汉志》：“京兆尹，故秦内史……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长陵”，高帝陵，汉初属奉常。《汉书·高帝纪》：“五月丙寅，葬长陵。”“万年邑”[29]，刘邦为其父所立之陵邑，汉初属奉常。《汉书·高帝纪》：“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注：“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史记·秦本纪》：“城栎阳”，《正义》引《括地志》云：“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以上是高祖六年至十二年的年代证据。 “宜成”，即 “宜城”[30]，属南郡。《汉志》：“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池阳”，《汉志》：“惠帝四年置。” “长安西市” ，《汉书·惠帝纪》：“六年，……起长安西市”。 “灵州”，《汉志》：“惠帝四年置。” “圜阴”，《汉志》：“惠帝五年置。”以上是惠帝三年至六年的年代证据。 由此可见“汉王二年”说或“惠帝即位的五月诏时” 说对於《秩律》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曹旅宁先生将张家山汉墓竹简有 “盈”字，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作为主要的年代判断标准，看来失之武断。从我们分析得出的结论，至少在高后二年以前所颁行的法律律文中，是不避惠帝之讳的，其原因我们不敢妄论。结论以上《钱律》、《捕律》、《秩律》三种律文，根据我们的分析，应当都是吕后时期所制定，颁行的年代均不得晚于二年。再联系历谱，《具律》，《津关令》所传达的“二年”信息，我们只能将《二年律令》之“二年”理解为是“吕后二年”。《二年律令》中其它部分律令，其主体部分可能并非都是吕后时期所定[31]，但《钱律》、《捕律》、《秩律》与其他律令都属《二年律令》，彼此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整个《二年律令》应当也是吕后二年所颁行的。
　　 [1]参《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整理者“说明”。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伟先生云：“颇疑高后元年鲁元公主卒，偃封鲁侯。高后六年张敖卒，偃晋封鲁王。”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文书格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参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又王树金：《二年律令法律内容制定年代考—— 兼谈“二年”的时间问题》，简帛研究网站，2005年4月24日。参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王树金先生认为更准确的定义当作“汉王二年”。曹旅宁：《《张家山247号墓汉律制作时代新考》，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我们所指的“以後”将前面的时间包括在内，下同。参高良荃、赵光怀：《汉初货币政策与汉初政治》，《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 [10]参高良荃、赵光怀：《汉初货币政策与汉初政治》，《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 [11]参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12]简206－207实归《捕律》，此为说明方便，暂置此。[13]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4]翦伯赞：《秦汉史》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15]参高良荃、赵光怀：《汉初货币政策与汉初政治》，《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16]王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编联初探——以竹简出土位置为线索》，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2月22日。[17]彭浩：《谈二年律令中几种律的分类与编连》，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8]参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9]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20]参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8，2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21]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22]参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文史》2002年第3辑。[23]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24]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25]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26]“四川郡”，《汉志》作“ 泗水郡”，《史记·高祖本纪》、《绦侯周勃世家》等篇作“泗川”。目前发现的秦汉出土资料均作“四川”。如西安相家巷出土有“四川太守”、“四川尉印”、“四川水丞”秦封泥，日本菅原石庐藏有“四川轻车”印，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27]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28]《汉表》“奉常”条：“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汉书·元帝纪》：“冬十月乙丑，……诸陵分属三辅”，颜师古注：“先是诸陵总属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属三辅”。 知诸陵县汉初当属奉常，至元帝时才分属三辅。[29] 原文作“万年邑长”，与上文“黄乡长”分别为高帝父母之陵邑。关於“黄乡”的考证参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校读劄记》，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2月1日。[30]原释文认为“宜成”属济南郡，当误。参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31]参高敏：《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