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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XX年校庆上的发言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我不该以这种方式，与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教学、至亲至爱的历届男生女生们见面。我一再请求学院放弃这一安排。我毕竟太老了，没有20年前在50年校庆大会上作8分钟发言时的那种激情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如今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都在发生退行性改变。
比如，黑大这些年发展迅猛，不仅史无前例地变大，也史无前例地变强了。通常即正常的思维惯性应当是，欢呼那来之不易的累累硕果吧，可我的思维兴奋点却是那“来之不易”，是学校、学科发展进程中难以言说的辛酸。
想想看，黑大，没有天然的地域优势，也不享有国家政策倾斜性关照，不是东，不是西，不是南，不是中；而且，当下大学领域的门第观念重新复活而且日益猖獗。在这样的背景下，黑大，硬是凭借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一代又一代教师，一茬又一茬校系管理精英，呕心沥血，肝脑涂地，披荆斩棘，甚至忍辱负重，生生让黑龙江大学挤进全国高校排行榜百强之中。
一个非常美丽却又非常苦涩的传奇。
以上，是我掏心掏肺的第一句话。做黑大人，不容易。
第二句话，我，我们，始终不怨不悔。
从北京到黑龙江，53周年了。当年，是周恩来总理去学校动员的，他号召北大毕业生到工矿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于是，我选择了新疆，黑龙江，内蒙。新疆不要女生。凑巧，那年黑龙江把哈外院变成了黑龙江大学，新增设文、史、哲、数、理、化六个系。建校元老、年轻的周艾若到北京去要人，我和同班同学陶尔夫荣幸地被他招募到黑龙江来了。
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北大的派遣证上，压根没有“XX省”这种概念，竟赫然写着“黑龙江大学”五个字。我们下了火车，就直奔沙曼屯，直接进了矗着两根方形水泥柱子的简朴空旷的黑大的校门。不合手续吧。我们是最早的“直销”产品。黑大，北大，挺牛的。
53年过去了。陶尔夫已于14年前猝发心疾骤然辞世。墓碑上下都为我留下了空间。人老了，但当年投奔边疆的浪漫情怀和少年精神依然澎湃。我心疼黑大，眷恋黑龙江，我甘愿埋葬在这块富饶但不富裕的黑土地上。无怨无悔。
第三句话，永远心存感激。
当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我很幸运，我一直活在好人们中间。
首先，感激已经毕业或仍然在读的至亲至爱的同学们，弟子们。正是你们，无论任何岗位、任何职位、任何境遇、任何遭遇，都以独具个性、色彩斑斓、结结实实、不可替代的奉献和悄无声息的创造，让做老师的得到快乐，得到安慰，得到骄傲的感觉，得到做人的尊严。有了你们，生命才有了价值。
我的感激还来源于一种看似狭小但绝非琐碎的个人情绪。我不会忘记，到黑龙江的前20年间，在大环境的左右撞击下，特别是文革十年的红色恐怖中，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甚至激进的造反派的首领，出于同样的善良，采取不同的方式，关注我，保护我，温暖我，让一个承受着沉重精神压力的年轻女教师免遭凌辱，远离灾难，平安地走进阳光灿烂的1977。
我还不能忘记，近二三十年间，好人们对我的厚爱、期待和包容。新时期以来，我作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段历史，代表着安贫敬业的老师们，接受了来自学校、省委省政府、国家相关部委、国务院的许多鼓励。我清醒，我知道我是符号。但我又糊涂，我浪费了这些鼓励，没有把它们变成让自己更加优秀、让学科流畅发展的机遇和平台。而且，始终固守着一向的简单、认真、执着和死心眼儿，让自己陷入了旷日持久、难见成效、沼泽地般的基础性重大项目之中，还牵连着学科、学院一批年轻朋友，陪伴我旷日持久地经受煎熬。
幸运的是，如此不合时宜的人物，如此不合时宜的格调，也得到学科学院学校所有好人们的理解和宽容，并扶持我坚定地走出沼泽，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计划地完成了既定研究目标（五卷300万字）。
感激53年间所有温暖我、扶助我、牵挂我的老师、同学、校内外和省内外的老中青朋友。
你们已铭刻在我的精神隧道之中。只要我活着，就会永远送上至诚至善至美的祝福。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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