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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这样的生活
肖培东（人民教育2013/09）
请别奢望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学校、给了学生。
　　那不是教育。
　　至少不是我要的教育。
　　下课了，改完作业了，备好课了，走出校园，我就该走向教育工作时间以外的我。我很认真地工作，我很讲效率地教书，就是为了我能赢得更多的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阳光照耀在肩上，我会暖暖地走向原野，走向森林。我看着小鸟在空中轻捷地划过痕迹，我看着小草在土地的呓语声中悄悄萌芽，所有的小虫子都和我一起轻步飞扬，我就把春天留在我的眼睛里。雪花倏忽钻进我的脖子，我会伸出手接过下一朵菱形或花瓣形的晶莹，和孩子一起等待着空中的下一个柔软的飘落，把足迹留在雪白的大地上。当哈出的热气遁形于苍茫冷色的天宇间，我就把冬天融在我的希望里。
　　然后，我要阅读，读留在我枕边的智慧，与哲人对话，与思想碰撞。当然，我不一定必须读教育书籍，也不一定要写成读后感或抄成读书笔记，我也看看休闲的，一个笑话一个幽默都足以让我一天变得轻松愉快。
　　然后，我一定会听我的音乐。在如堆的唱片里，我会找出几张。或是尼古拉·安杰罗斯柔情浪漫舒爽甜蜜的吉他独奏《安娜小笺》及《人们的梦》，六弦音符在指尖划出一片惬意的天空，此时，震颤的不仅是琴弦，而是心。或者是KennyG优雅的萨克斯风在夜空飘扬，哀伤、寂寞，或者甜蜜、喜悦，浪漫极致的高音萨克斯风中我们都开始一段翱翔在深情旋律上的美好晴光……没有教学的繁杂，没有工作的疲惫，音乐似水，我裸浴其中。喧嚣的城镇也开始安静，与我一起寂寞又默契地感受一种浓郁芬芳的升华与密集的沉淀。
　　还有，我要带着我的亲人们一起吃饭唠家常，陪我的孩子一起蹲在地上看蚂蚁是怎样穿过一座小沙堆，看月光是怎样泛在青草尖上，看童年的风筝究竟可以飞上哪朵云彩……我要陪大家看一部也许我会觉得很无聊的电视，跟他们说些课堂上我永远说不上的笑话。一次远行，几声高唱，山水与我一起惬意。或者周末了，我也许整天上网，发几个帖，转几个段子，累了，洗洗脸，睡觉，如此等等。
　　我还可以想出很多的乐子，供我慢慢触摸，细细舔舐。
　　只是，别让我只扑在“教育”这个词上。谁都不可以夺走我自己的时间。
　　别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我，因为除了教师这个角色，我们还有其他的身份。
　　别要求我奉献得太多，尤其在我感到身体疲惫的时候。
　　我可以是蜡烛，但请允许我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添油剪花，我不愿意永远用微弱的光烛照我暗淡的前程。也请你别用孺子牛的缰绳捆缚我生命的步履，作为教师，我必须要有一亩幸福的田地耕耘，但，我不做赢弱却耕耘不辍的病牛，这样的姿态，我不接受。
　　我一直希望，站在语文讲台前的我健健康康，我声音洪亮，我精神焕发，我阳光生动，我耳聪目明。我不愿意用干涩的喉咙破坏美文的诵读，我不愿意以衰败的身躯支撑教学的天空，沧桑的表情无法激活学生的思维，灰暗的眼睛又怎能点燃他们心田热爱的明灯？一天的疲惫，我撑住了，那是我的敬业。长期积劳成疾下的如此敬业，又能有多少真实和效率可以送给我亲爱的孩子们？爱，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智，懂事的学生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老师，而不是拖着病体一味用感动来垫高的授课者。
　　病了，我就会休息。累了，我应该放松。看，休憩之后的奔流更有力量。听，调整之后的步伐更为坚实。懂得进退的人生才是真有意义的人生，深谙动静之理的工作才最能体现高效率。
　　负责，就是对教学效率的关注。嘶哑的喉咙里，永远唱不出清亮的高音。
　　教育的基石是真实，感动的背后其实是摧残，摧残自己，摧残学生，摧残课堂，摧残教育。病牛犁不出好田，荒土种不出茂盛。我干瘪的眼神，是上不好感动的语文课的。所以，累了，就歇歇吧，放手几节课，孩子依然在路上鲜亮地成长。
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并不要求我做太阳底下最无谓的牺牲。奉献教育，不是短暂的生命消耗，而是该有持久的动力支撑。

怎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笔会：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锺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锺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誉妻癖”，锺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笔会：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锺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锺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笔会：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笔会：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