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Unit1
The Splendor of the Lake District
坐落于英格兰西部一角的湖区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个仅有30里的角落里,英格兰最高耸险峻的山与最广阔幽深的湖紧紧依偎在一起,构成了最壮观美丽的风景。
令人敬畏的山峰和连绵起伏的丘陵耸立于绿意盎然的山谷中。羊儿在不满苔藓的干石墙边闲适地啃食青草。现在这个风景秀丽的乡村一角作为国家湖区公园成为英国景区的典范。这里的风景布局完美紧凑,所以当人们大步流星地走在布满青草的山坡上时,可以观赏到脚下群山倒映于水中的壮丽平和的景象。
湖区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由火山、地震和冰河世纪形成的壮观景象留下了险峻的火山岩山峰、美丽的褶皱景象以及其妙的冰川时代之谷。
高耸于凯斯维克之上的克斯尔里格怪石圈能够唤起人们对早期定居者以及它们被巍峨群山包围着的聚居地的回忆。
很多人被湖区独特的魅力所吸引,但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最一流的作家都热爱并居住在这里。在格拉斯米尔的鸽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与她的妹妹多萝西、妻子玛丽和最大的三个孩子生活在这儿。当布谷鸟的钟声敲出和谐的乐音时,来访者轻叩了前门,然后坐在深窗边沿的座椅上,或者坐在壁炉旁,细细读起了多萝西那周的日记。
1802年的一个宜人的春天,多萝茜一次漫步时细数Ullwater边随风摇曳的场景,激发了他最著名诗歌的创作灵感。小小的鸽舍里,那布满黑斑的墙壁见证了华兹华斯在狭小的厨房里自制蜡烛的熏烟。“它们燃烧时发出刺鼻的烟味是由于羊肉里含有丰富的油脂。”导游Ester Rutter若有所思地解释道:“因此蜡烛的光微弱,也让他们的视力变差。华兹华斯漫步于山间田园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相较于由华兹华斯勾勒出的山间上那极美的四英亩海德山花园,这个鸽舍后小而陡的花园也是简单中不失雅致。透过那依然陈列在达芙鸽舍里厚厚的镜片细看鸽舍里陈列着的家具,古董还有肖像画,只要你一点想象就能看到华兹华斯在其间创作。
湖区的天然美景也吸引了其他的文学巨匠们,像毕翠克丝~波特,她像个孩子一样热爱着这片土地,在1905年买下了如田园诗般的农屋,名为Hill Top. 她把这个房子留给了国民托管组织,并且要求这里的家具,图书室和美丽的花园应该保持原样,所以,今天参观者们可以在这个唤起回忆的房子里,轻手轻脚地拿着曾经给予作者灵感的插图画如《母鸭杰米玛的故事》的副本进行实物对比。
湖区的魔力之一在于每一个山谷都是不同的,所以英国最深的湖wast water 被高耸的山峰环绕,它的壮观和Borrowdale山谷的柔美是完全不一样的。爬到山峰高处,向下看去,另一个恬静的山谷自有它的魅力。
所以游客可以从格拉斯米尔的鸽舍很快地上山,并在通往目的地——圣德奥斯沃德教堂路上的碑林处小憩,那些碑林是一代又一代的立碑人为那些逝去的安息者所立的石碑组成的。在通往山中小湖的路上,沿途可以欣赏格拉斯米尔的宏伟风光。然后愉快地下山,并在富有16世纪风格的长途驿站——旅行者休息室喝上一品脱啤酒,然后漫步到小村庄中。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 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与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小时候的家坐落在科克茅斯,现在已经被国民托管组织重建还原到那个时代的样貌了,并有工作人员在那打理日常琐事使这里变得更加完整了。正如新鲜的空气一样,美味健康的食物也是湖区的一部分,让旅行者很有食欲,在山中或湖畔呆了一整天之后,浓汤,脆皮面包,美味的自制蛋糕,还有冰淇淋,对他们来说实在难以抗拒。
“从这里步行到黑悬崖大约要一个小时,在崖顶游客们会看到极好的兰代尔和温德米尔湖全景,而那时游客们早已迫不及待饱餐一顿、开怀畅饮了”史蒂芬•多德如是说。他在近处的安布尔赛德开了一家广受赞誉的“醉鸭”酒吧。他拥有自己的啤酒厂,和以他们家已故的宠物命名的啤酒。“醉鸭”酒吧得名于前身维多利亚酒吧老板娘的故事。一天她发现她的鸭子直直地躺在路上,所以开始拔毛作为食材,并没有意识到一桶啤酒全部流到了鸭食槽。当鸭子醒后,她十分后悔。所以,她为那些被拔了毛的鸭子做了一些针织衫直到它们的羽毛重新长出。
那些田园诗般的湖畔风景和那千变万化的全景,使湖区那引人入胜的田园风光成为让人们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
Unit 3
别再为迟到找借口
哈里·贝地
每个办公室总有那么几个人习惯上班迟到。管理者该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环境里的这一问题呢?文化背景不同,时间观念也大不相同,作为老板,应持何种态度,是忍气吞声还是采取惩罚措施呢?
专家告诉我们,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不同的。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人更多地生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而亚洲人却更多地生活在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亚洲人尽力避免成为时间的神经质的奴隶。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是永恒中的匆匆一瞬。他们喜欢旅游所带来的那种“失重”感,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紧急任务。
对许多亚洲人来说,生活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幸福绝对不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喜欢按部就班,不愿来去匆匆。静观季节的变化、儿女的成长也不认为是在虚度光阴。
西方人相信幸福就在不远的前方。多花点时间,多费点金钱,多下点工夫就能达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就靠时间紧迫的日程安排和最后期限而生存。
但是学究们深思熟虑悟出的这一见解又是如何与上班守时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的呢?是否我们应该从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得出结论,一些雇员上班拖拖拉拉就是合情合理的?还是说这意味着一个管理者应该忽略守时这一工作守则呢?
表面上看来,管理者会不得不对一些文化群体比对另一些文化群体在守时方面更宽容一些,但是这在城市文明中是站不住脚的,它将使人相信此种文化的时间观念比西方的时间观念逊色这一学术论调。
这便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遵守时间和对时间的哲学观。
一个人认为时间是以百年来度量的,并非以秒来计算,这与他每天能够按时到办公室上班并无关系。没有哪一个亚洲雇员会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文化背景方面的借口。他可能会寻找一些更现代化的借口,如交通堵塞、表慢了以及停车麻烦等。这些措辞与西方办公室人员所用的藉口并无区别。为什么在亚洲经常以这些借口迟到可以被接受,而在西方这样一个人却被认为是不可依靠、不可信赖的呢?
问题可能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会生活中,对于那些让我们在市区约会的地点等候半小时的亲友们,我们往往比较宽容。我们不会认为他们不把我们的友谊和亲情当回事儿。我们也不会认为他们失礼。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容许他们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可是,如何对待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迟到者却是个人问题。而在现代商业领域,我们不容许有这种灵活性。
如果一个人偶尔一次上班迟到,谁也不会在意。遵守时间不应成为一时的风尚。而在一个办公环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纪律约束的氛围来使人们遵守时间。
即使那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也会规定哪些时间雇员必须在办公室,否则就无法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
一些公司可能会主动改变他们的上下班时间,以使雇员能够避开交通高峰期。但那并不是说就不再需要守时。
一般来说,迟到这一问题只和少数雇员有关。管理者应该试图通过劝告——必要的话可反复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坏习惯。这并非易事,而且有时还颇需要些耐心。
但是,我们也应摆脱那种认为期望别人守时就是不能容忍某种文化的迂腐观点。这种陈词滥调应当立即摒弃。
Unit 5
如果来自好名声的自豪感可使家人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好名声的威力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夏季的一天,为了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农庄,父亲让我去买金属丝和建栅栏用的材料。那时我16岁,最喜欢的事莫过于驾驶我们的雪佛兰牌小皮卡车去做事。可是这次我却打不起精神来,因为爸爸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我不得不去商店赊欠购物。
16岁是傲慢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施舍。1976年的时候,可恶的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存在。我曾见过我的朋友想通过赊欠购物,当俨然以恩人自居而傲慢的店主问到他们是否能按时偿还时,他们低下了头,无精打采地站在那儿。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黑人青年每次走进杂货店时,都会被店员像盯小偷一样盯着。
我的家人都很本分,总能及时偿还债务。可是庄稼收获之前,现金总是短缺。店主能信任我们吗?
在戴维斯兄弟的百货店里,培克戴维斯站在收款机后面。他正跟一个中年农场主说话。培克个子高高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红色打猎衫和卡其布牛仔裤。当我去往五金制品销售区从培克身旁走过时,我朝他点了点头。当我把要买的东西放在收款台上时,小心翼翼地说:“这些东西我得先赊账。”
那个农场主以一种调侃、讥讽的眼神看着我。可是培克的神情始终没变。“没问题”,他爽快地说,“你父亲信誉很好,总能按时偿还”,他转身对另外那个人说,“这是詹姆斯• 威廉斯的儿子。”
那个农场主朝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顿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这三言两语为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打开了一扇大门。
就在那天,我发现好名声能产生巨大价值的精神财富。父母亲获得的好名声使邻居对我们家充满了敬意,每个人都知道威廉斯家的人具有怎样的品质:体面本分,信守诺言,自尊自重,不做坏事。
我们孩子们------八个兄弟、两个姐妹------都能享有那个不应该享有的好名声, 除非我们做了什么事毁掉它。损害这个好名声意味着受损害的不仅是破坏它的人,还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我们彼此息息相关。
好名声和由此带来的责任感,促使我们这些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一直按照好公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了非常好的公民。
在渴望让人尊重的愿望的激励下,我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最终,它给了我动力,使我能够在华盛顿(即哥伦比亚特区)成功地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
在听说克林•鲍威尔陆军上将声称美国需要在街坊邻居间重建羞耻感的时候,我想到了好名声的威力。他说得对。若以好名声为荣,能让家庭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吸毒、酗酒、盗窃,让年轻女子未婚先孕----今天,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像它原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尴尬。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新生儿的妈妈均属未婚。许多这样的婴儿将在无安全感、无庇护的环境下成长。而这种安全感和庇护正是具有爱心的父母所应负的责任。,
一旦一个家庭的社会束缚和彼此义务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瓦解了。政客们也许鼓吹犯罪率下降了,但是从1960年人口仅以40%的比率增长时,美国的暴力犯罪却增长了5.5倍,但是我们已习惯了这一切。青少年吸毒的数量再次增长,没有哪一个街区幸免。在南卡罗来纳一个镇子里,警察从12所中学里抓了73名小额交易毒品的学生,其中一些恰恰发生在教室里。
文化影响,诸如电视和电影,经常推崇的是一个极端暴力的世界。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不被珍惜。
同时,象征文明的小标语牌和蕴涵文明的互相尊重的行为从学校、商店、街道渐渐消失。诸如“是的,夫人”,“不,先生”,“谢谢”,“请”等象征尊重自我、尊重他人的礼貌用语也消失了。然而,受电视上、音乐里亵渎语言的鼓动,一些孩子对挑衅性粗俗的语言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
今天的许多孩子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了羞耻感。他们出生在名声不好的家庭里,对如何维护好名声毫不在乎。
今天,当我回到家,受到了尊重,只因为由父亲相传、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共同维护到今天的好名声。像培克•戴维斯这样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我的成功,这是家庭的好名声为我今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维护好名声不仅会受外人尊重,而且那些最熟悉你的人也会对你充满信心。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按他一贯的做法,父亲担心母亲胜过担心自己的病情。他想减轻母亲在家里看着他死去时的悲伤,于是他来到我这儿。
那时,我居住和工作在华盛顿,当父亲从南卡罗来那州来到这儿时,我把他送到一家附近的医院。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床前陪他。我们都知道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当他不是痛得不能讲话时,他问的都是家里的事。他想确认一下他是否已经履行了他应承担的责任。最后一天,父亲临终时,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父亲从未富足也未显赫过,可是在他临终时,他送给我最后一份礼物:他坚信我就是他所希望成就的男子汉,凭着对我会照顾他到最后一刻的信念,他给我的不仅是爱,还有他对我的自豪和信任。
毕竟,我是詹姆斯•威廉姆的儿子-----一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威廉姆-----一个正直诚信的威廉姆。
Unit 6
中国饮食
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食物这样真切实在,或者说那么彻底地为个人接纳吸收。一个人可能在听音乐,但是音乐可以从一只耳朵进去再从另一只耳朵出来;一个人可以在听讲座或别人的谈话时胡思乱想些其它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专心料理生意而他的心思和兴趣另有所属……。而在吃饭就餐时,一个人几乎不可能长时间地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完全无动于衷。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进入身体并成为身体一部分的东西保持绝对的无动于衷呢?一个人怎么能对即将决定自己体力以及最终决定自己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及幸福安康的东西一直无动于衷呢?
——肯尼斯·卢
这是一个中国人要问的简单问题,但是西方人可能感到难以回答。在西方,许多人是美食家,而一些则是贪吃者。但是在他们中间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似乎对进入他们胃里的东西并不在意,也不认为食物会最终对他们的品性产生影响。他们可能会问,吃个汉堡堡或喝点可口可乐,对你成为一个圣人还是一个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他们来说,食物纯粹就是一种燃料。
然而,肯尼斯·卢却表达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的中国化的观点。这一观点源自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例如说到食物的重要性,伦敦餐馆经理付东引用了一位如同孔子(中国人称这位古代圣人为孔夫子)一样权威人士的话。这位圣人说:“食物是第一需要(人以食为天)。”付东又补充说:“食物对国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需要事先考虑,需要精心焖煮,还要肯花时间享受最后的美味佳肴。”
卢发现西方人走进餐馆,通常要点一张好桌子,也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别人,别人也可看到你的好位子。他们去那里的目的通常只是为了社交娱乐——顺便吃点东西。而中国人则不同。走进餐馆后,他们要一个有普通墙壁相隔的小房间,在这里,除了自己人,别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可以脱掉上衣,开始这一严肃认真的事情——吃饭,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目的。中国人的意图即是高尚的,又是全心全意的,即“吃要认真、正式”。
尽管在对待饮食的态度上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但是毫无疑问,西方人已经开始承认中国烹饪的与众不同。事实上,可以公正地断言,中国饮食是当今唯一真正国际化的饮食。它无处不在。装饰着龙及精美风景画的餐馆——经营各种异国风味的美食如糖醋鸡、绍兴汤、烧酒和锅贴(北方风味),还有清蒸茄子——已经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香港到火奴鲁鲁,从霍博肯又到哈德斯菲尔德。
这是怎么回事呢?确实,在十九世纪,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到北美做些为美国修建铁路之类的事时,一种中国食物便进入到了北美。他们定居于西部海岸或靠近西部海岸的地方。在那里各种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炒杂烩馆”发展起来,经营的都是些档次比较低的中国菜肴。在美国,这些餐馆的标准在稳步提高,可卢却认为促使这种食物在西方世界推广开来的关键的因素是(前)英殖民地香港的人口压力,特别是1950年以后,许多家庭因此移民到世界各地,靠开餐馆赚钱致富。他还说,假如社会对香港的华人出于无奈而烹饪和销售的那些东西不感兴趣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发现在西方人们越来越重视感官享受:色泽、质地、运动、食物、饮料,还有摇滚乐——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西方这种与日俱增的感官享乐主义以及摆脱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束缚的愿望,再加上中国饮食所固有的感知理念,即可满足人的味觉,才可使得中国饮食能够以快速遍布西方世界各个角落。
勿庸置疑,传统的高品质中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制作考究,品味上乘。事实上,原材料的初加工、拼摆及搭配约占实际准备过程的90%,烹调本身只占10%。然而这10%却并非易事。有各种方式可供选择,肯尼斯·卢列出了食物烹饪的40种方法,从煮或者说煮沸的艺术到其他方法如酱,一种炒加炖的烹调方法;塌,将食物沾上面糊后在油里炸;还有煨,就是把食物埋在滚烫的木炭、或烧热的石块、沙子、盐和石灰里面煨熟。
既然准备过程是复杂的,那么美餐的享用自然也应当与之相配。因此一顿传统的中餐会持续几个小时,其进行过程就像一次宗教仪式。它需要参与者共同分享,而非 个人能为,因为有一系列经认真策划、精心设计的菜肴,其中一些成分是用于调味,另一些则用于衬托。肉类、鱼类、炒菜、汤菜、酸汤甜汁、脆生生滑溜溜之物、鲜菜和干菜——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他们各具特色,都在吊我们的胃口。
在一次未受西方饮食思潮影响的中餐中,所有食品摆在餐桌上,犹如一种自助餐。宾客可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单人份饭是不会提供的。搭配合理的一餐应至少包括一道鸡、一道鱼和一道肉,而他们与适当的蔬菜搭配摆出也并非仅是味道问题,也是色泽搭配问题,味觉要满足,视觉也如此(色香味具佳),否则,一种本质上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就是使中华美食与那典型而令人难以捉摸的道家观念相联系的因素就消失了。艾米莉·哈恩,一个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烹饪以及体现道德与和谐的“方式”颇为欣赏。她坚持认为好的烹饪融汇了道德的精髓。她还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上,行为、生活以及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整体。他们可以被切割开来,分成部分,贴上标签,如“烹饪”、“健康”、“性格”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没有一种能与其相分离。中国饮食中的这种水乳交融和令人垂涎的相互映衬并不只是烹调食谱和个人生意的产物。他们是对生活基本学说的一种诠释。
Unit 7
他 们 不 会 被 忘 记
拉尔夫·金尼·贝内特
当她第一次从被迫离乡的父母那里听到这些可怕的故事时,她还只是伊利诺伊州俄伯那中西部大学城里的一个小姑娘。那些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恐惧、死亡和红色的河流。有时她想象着这样一幅画面———时光倒转,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她不停地跑着,藏着,仿佛在极力逃脱一种恐惧。她说不清是什么使她害怕,但有一幕是最清晰的,那就是一个拿刀的人在不停地砍着…..
张纯如女士听到的故事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最残酷的有计划的暴行之一。1937年12月到1938年年初几个月,中国南京的被俘人民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强暴和屠杀。
当张女士的父母第一次向她讲述南京大屠杀时,他们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但童年的她到图书馆翻阅了百科全书和历史书,却未曾发现有关此次大屠杀的记载。
直到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南京大屠杀仍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
公众为何对如此可怕的事件漠不关心呢?在西方,报纸的头条新闻总是报道发生在欧洲的不祥事件。不久,卷入战争的整个世界成了媒体每天要报道的全部内容。随之战后的欧洲又卷入了与苏联的一场新的战争,同时并极力地将日本变成一个友好的经济壁垒。一个将短暂注意力投向南京的战事法庭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人忘却了。1994年,婚后的张女士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她潜心于自己的写作,并在其间出版了一本传记。
在加利福尼亚康珀蒂诺出席关于二战史的会议时,她无意间见到了展览的一些来自南京的照片和海报。看着那些即将被杀害的人失去生存的希望时无助和惊骇的表情,看着那成堆的尸体,看着日本兵杀人或观望时得意窃喜的神情,她仿佛觉得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在此之前她对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她站在那里,阵阵愤怒和厌恶使她几乎昏倒。在一张照片上,一个日本军官举着一把武士刀,正要向一名跪在地上的被缚的中国俘虏头上砍去。这不就是她儿时记忆中那梦魇般的一幕吗?
张女士没有流泪。当时,她下定决心,“我要将这一切公之于众。”
有计划的谋杀 张女士本以为搜集点资料都会很困难,但实际上她却找到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从位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耶鲁神学院的图书馆到哥伦比亚区的国家档案馆,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从秘密电报、传教士的信笺和日记、战事审判证词和与受害者及日本军人的谈话中,张女士悉心整理着拿到手的材料。她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漫长而艰苦的中日战争中期的三个月上,这段时期在人类屠杀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1937年攻占上海后,日军在12月份的第二周便攻到了南京城外。评论起中国军队的撤退所带来的恐慌,南京的一位德国外交家这样说道:“我们期望日本人会带回和平、安宁和繁荣。”
他们错了。
日本人没有同成千上万名妥协的中国士兵交涉,相反决定采取计划将他们全部杀害。在发往66兵团的一份令人发指的命令书上写着:马上处决所有战俘。
其中有一次,为了将14,777名中国士兵的双手绑在背后,日军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当战俘行进到一条河流附近时遭到了机枪部队的围攻。当夜幕降临,日军开火扫射并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日军又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尸体一个一个用刺刀刺过以确保无人幸免。
在日本的新闻界,报道正在进行的斩首竞赛如同报道体育赛事。不久就有日本官员抱怨找不到足够的沟渠来掩埋尸体。目击者报道说有些池塘因堆满了尸首而消失了,水已不见踪影。成千上万的尸体被倾入长江。这便是张女士童年听到的那条流血的红色的河流。
战俘被杀的同时,强暴和屠杀也在被占的城内进行着。日军将人们驱赶到屋顶然后放火焚烧。把人半埋后放出了饿狗。老人和小孩儿被杀后尸体被扔在路边。当年的日本军人回忆说:“妇女的遭遇最悲惨,无论是稚气未脱的幼女还是年愈花甲的老妪,都逃脱不了被日军强暴的厄运。”
这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幕时常使张女士震撼。有时她甚至会在文字处理机前停下抽泣。但是,有些事情使她如此震惊,欲哭无泪。
安全区南京城即将沦陷的时候,15名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及商人创设了一块明净的小岛。他们在城市中心划出了2.5平方英里的区域,用白旗和红十字棋标记界限并宣称为国际安全区域。
他们的领导是最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人——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南京纳粹党成员之一。约翰·雷伯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自从1908定居中国以来,他靠向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由于一年前日本与德国结成盟国, 雷伯希望他的抗议会给日本政府施加一些压力,他向日本大使馆写信发电报,但无人理睬.
在绝望和厌恶中,雷伯不顾一切地穿梭于城市,企图用自己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他走过强暴、殴打、杀戮进行的地方,有时将迷惑不解的士兵从受害者身上推开。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乔冶先生解释说当时日本士兵企图反抗,但当眼前划过雷伯的纳粹臂章时,他们退开了。
1938年2月雷伯被公司召回德国,他开始向希特勒呼吁停止屠杀,但却得到了盖世太保的审问。
到1938年3月底,强暴和屠杀基本结束,日本“教训”完了控制下的中国。
中国的辛德勒 怀着对约翰·雷伯近况的好奇,张女士找到了他的孙女厄姆拉,虽然雷伯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但他在柏林的公寓被炸毁,从此以后他的生活陷入了困窘。
1948年雷伯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当地的幸存者筹资(在当时可以称巨资的2000美元)为他准备了食品包裹。南京市市长亲自安排将包裹寄往雷伯的家中。这些食品对他们来说等于雪中送炭。
雷伯1950年死于中风,但据张女士了解,他留下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2000页的惊人记载,而且经过了细心打印和翻译。它包括亲眼目击的报道、电报、照片、报纸文章甚至于广播稿。在张女士和其他人的要求下,赖恩哈特在1996年将复印件公之于众。
由于雷伯的组织成员身份(他声称居住在亚洲期间对纳粹暴行一无所知),张女士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作为一个身份复杂而模糊的人物,他值得进一步关注。
虽然有些书也引证了南京发生的暴行,但张女士1997年出版的书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后人遗忘的受害者。«南京大屠杀»首先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团引起了共鸣,
随后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应,作为一本畅销书在日本和中国它引起了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回应。通过书籍和随后的报告及公众演讲,张女士在努力使全世界都记住在南京曾发生的一切。
张女士从自己的研究中了解到“文明本身就很脆弱”,她说,只要我们远离邪恶,人性会有一种怪异的东西,使我们尽快对无比邪恶的东西习以为常。
她时常回想起那些夜晚,她坐在文字处理机前,双手托着下巴,泪如泉涌。她在心中仿佛又看到了那一个个被折磨杀害的中国人。
或许现在,他们不会被忘记。
Unit 9
不 妨 这 么 讲
比尔·布雷森
对于第一次到英国的许多美国人而言,最让他们惊讶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生在他们尽心使用了多年的母语语言上的变化。面对在大不列颠岛上使用的英国语言的纷繁复杂,他们却突然变得难以应对。
到了英国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所发出的口头噪音(或许使用语言这一词过于强烈了些)在任何地方,往好处讲被看作是优雅而又精确的,往坏处讲成了骗人的鬼话和噪音。即使最平淡无常的遭遇也会顿时使人迷惑不解。
当我初到这个国家时,记得有一次,午饭时间我到了一家乡村酒吧,我问他们有什么样的三明治,“我这儿有烧牛肉。”吧台后的人一边回答,一边弯着腰去看一个盛满各式各样三明治的玻璃盒子,“还有火腿和奶酪”。
“我就要火腿和奶酪”我说。
那个人看着我,好像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我们有烧牛肉、火腿和奶酪”他用更慢的速度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回答,他的话我都能理解。
“那么你要点什么?”
“我就要火腿和奶酪。”我预感到我们之间有些误解。
他盯着我,好像在思量我是不是在故意找麻烦,“你一样要一个?”
“不,只要一个。”
“好的,但是哪一个呢?”我发现他的脸颊开始泛红。
“我说的那个。”我不自在地回答。
最后,他给我端上了一盘午餐,包括两个三明治,一只火腿和一片奶酪,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把火腿和奶酪放在一个简单的英式三明治里(或许尝起来味道会很好)。
奥斯卡·王尔德说过:“除了语言,英国人实际上与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话没错。在我看来,错误完全在于他们。
你知道,英国人总是在迷惑外国人的过程中暗自取乐----有时是无意的。就像一个人试图要听懂板球比赛的讲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荒诞的诗文和疯颠的幽默中找乐,为什么他们有立宪制政府却没有成文的宪法。为什么他们在六月庆祝女王生日,而实际上她是在四月出生。总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像英语一样毫无逻辑的怪僻的语言的原因。我要提醒你的是,在这种语言中,ough 可以有下列六种发音(如在bough, thought, through, trough, though, and hiccough)。God—be—with—you发成了good-bye , colonel这个词会被自然而然添入了“r”的发音。
现在你会认为作为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在解释英英语言方面我们会有优势,这你就错了。当英国人惊恐地发现他们在大洋彼岸开辟的土地上,当地人也说英语,他们便立即尽可能从语言上远离他们殖民地的祖先,他们开始将“lieutenant”发成“lefftenant”,“tomato”发成“tomahto”,“waistcoat”发成“weskit”,等等。(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他们的这种说话方式会永久不变,但实际上许多甚至大多数英式英语中的杰出人物只是出现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假使你让乔治国王复活,他说话的语调一定会更美式化了。)
他们开始称底层的楼上为一楼而不是二楼,如此保证了北美来的游客迷迷糊糊花上长时间才会找到饭店房间。当我们用“fall”指秋天或用其他的单词如:gotten、skillet和restroom时,他们假装不明白我们的意思,当我们在服装店要看裤子或背心时,他们一定会拿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即内衣),就像你点了一块甜面包或柠檬汁后,他们会分别给你上一份饼干和一种发出嘶嘶声的热糖浆,好像他们从没有听说过柠檬似的(全世界只有英国人表达好客的方式让人感到新鲜)。
将我们搞得迷惑不解之后,他们便开始用奇怪的方式来发元音和辅音,比如:把“library”和“necessary”的整个音节砍去(发成“libree”和“nessasree”),或者莫名其妙地发出“r”的音,或者根本不动嘴唇而只用鼻腔发音。于是,即使最专注、最有经验的外国人在听对方谈话中时都会觉得慢了半拍。只有最近我才终于和生活了20年的英国妻子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她认定我是在讲“黄卡其布”,而在我听来她是在指汽车钥匙。我告诉她,如果当年我娶了个皮奥里亚女孩,这些语言麻烦就不会有的。
一本曾经流行的名为“一位英裔美国翻译”的指导书上讲道“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去往伦敦的途中,突然病倒,他或许会因语言不通而死在大街上,”我经常怀疑这一点,英国人毕竟不愿我们死去,只是迷惑罢了,但由于词汇的不同不断给我们的理解带来的挑战却是客观存在的。根据一语言机构努力得出的计算结果,英式英语中大约有100个常用单词有着不同于美式英语的含义。这或许算不了什么,但这足以不断引起困惑。我一位熟人的美国太太在伦敦海德公园问一过路人附近有没有厕所,那位行人关切地回答:“对不起,我想没有,但那边儿有一长椅,你可以在那儿多休息一会儿,”她热心地向老妇人解释。
所有这些可以说明,只要两个国家存在意义上的不同,美式的表达往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定的自我解释,即使你从未到过美国,你也会像玩游戏一样地知道sidewalk, doghouse, ground beef, bedspread, eggplant, baby carriage和garbage truck是什么意思。而同样的词相应的也就是pavement, kennel, mince, counterpane, aubergine, pram和dust cart,在英国你将无法看出其中的涵义。
另外一点就是英国人习惯上不指明他们所说的意思,本杰明曾经纪念性地展示英国人的这一典型天赋,当他收到一位胸怀大志的作者自发寄来的手稿时,他注释到:谢谢你的手稿,我会不惜时间来阅读。这种刻意的模棱两可,或者可称为文字上的飞跃,至今仍是英式语言文字的一大特点。
假如你的一位英国熟人告诉你:“一定来度周末哦,顺便带上孩子们,他们太可爱了!”但如果你真的出现,他们会很惊讶。英式语言充满了“没什么”或“当然不介意”或“不,说实话,我正要起来呢”之类的词组,而实际含义却恰恰相反。
遭遇如此的陷阱,难怪美国人会时常感到困窘或把握不了细微的差异。就拿简单的“茶”这个词来说吧,在英国,它被描绘成一种热饮,下午小吃或者是晚餐,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来喝茶吧”,你根本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去了能得到什么样的款待。但是不要紧,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你去。知道有多复杂了吗?
在我嫁到这一奇特的岛国后,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了解他们的语言。我了解到英国人table a motion的意思是把这件事搁置一边而不是提出来讨论。courgette是一种绿皮胡瓜,aubergine是茄子,布丁是一种甜点,momentarily意为“短暂地”而不是“一会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航空飞行员宣布飞机过会儿要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时所有的英国乘客都神情紧张忙着收拾随身物品)。我了解到当有人告诉我“比尔,你是块砖头”时他们并不指我像一块无生命的建筑材料,反而是在夸我坚定可靠的行为表现,“Bob是你叔叔”说起来像一段急板乐曲,我花了很多年来了解这一切,但我还是迷惑不解。
也许你正打算到英国旅游,我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到这儿来好了,我们很想认识你,记得一定带上孩子们。
Unit 10
短 暂 的 梦 幻
凯特·肖邦
人们知道麦拉德夫人患有心脏病,因此采取了极为谨慎、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向她透露了她丈夫的死讯。
她的姐姐约瑟芬吞吞吐吐、半遮半掩地给她使眼色。她丈夫的朋友理查德也在场,就在她身边。火车失事的消息传来时他就在报社,遇难者名单头一个就是布伦特利·麦拉德的名字。他又发了一封电报来确证这一事实,紧接着就匆忙赶来传达这一悲伤的消息,以免被哪个不够谨慎、不太温和的朋友抢了先。
她没有像许多女人听到同样的消息那样,无法接受而呆若木鸡。她立刻在姐姐的怀中哭了起来, 哭得一发不可收拾。从强烈的悲痛中平静下来后,她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不愿让任何人跟着。
对着敞开的窗子有一只舒适宽敞的单座沙发,一种生理上的疲惫使她一下子坐了下去,这疲惫充斥在她体内,并且似乎已深及她的内心。
房前空旷的广场上可以看得到树梢洋溢着春的生机,空气中弥漫着雨的芳香,街上一个小商贩正在叫卖商品,远处隐隐约约听得到有人唱歌的声音,无数的麻雀在房檐下唧唧喳喳的叫着。
透过西面的窗子,层层叠叠的云间露出片片的蓝天。
她坐在那儿,头向后靠在沙发靠垫上,一动不动,只是有时身体随着喉咙间一声抽噎而颤动,就像个哭泣着入睡的孩子在梦里仍然啜泣一样。
她非常的年轻,娇美文静的脸上透露出一种坚强的自制力。但是现在她凝视着远处的一片蓝天,眼神茫然。这不是一种沉思着的眼神,而是显示出思维的停止。
有什么在向她走近,她害怕地等待着。是什么?她不知道,太微妙、太难以琢磨了,她也说不清楚。但是她感觉到它正悄悄地从天空中渗出,透过空气中的各种声响、气味和颜色向她袭来。
现在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她开始意识到是什么在靠近并要控制她,她试图用意志将其击退——她的意志却像她纤巧的双手一样苍白无力。
她绝望地屈服了,从那微微张开的嘴中轻轻吐出了一个词。她一遍又一遍地低语:“自由,自由,自由!”那茫然的眼神和随后出现的惧怕的神情从她眼中消失了,那双眼睛热切而明亮。她的脉搏快速跳动着,体内流动的血使她全身温暖而放松。
她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占据内心的是否是一种巨大的快乐:清楚而兴奋的感受使她对这一微不足道的念头不予理会。
她知道,见到那双曾经慈爱温柔的手如今在死亡中合拢时,见到那张曾对她充满爱意的脸如今却木然、死灰、毫无生气时,她还会哭泣。但在悲痛的一刻外,她还看得到那将完全属于自己的未来许多年,她伸开了双臂来迎接它们。
在未来的那些年中,不再有人为她而活,她会为自己而活。人们总是执意认为他们有权将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人,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强大的意志那样固执地让她屈从。豁然明了的一霎那,在她看来,善意也好,恶意也好,都使这种行为看起来不亚于犯罪。
然而她爱过他——有时是这样。虽然大多数时间她并不爱他。那有什么要紧!爱情这一人类不解的奥秘比起她此刻拥有的自信又算得了什么!她忽然意识到这种自信正是她生命最强大的动力。
“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她不停地低喊。
约瑟芬跪在紧闭的门前,嘴冲着锁孔,恳求让她进去。“路易斯,把门打开!求你了,把门打开——你会生病的。你在做什么,路易斯?看在老天的份上开开门吧。”
“走开,我不会生病的。”不会的,她正透过敞开的窗子吸取着琼汁玉液呢。
她开始随着未来的日子想入非非。春日、夏日以及所有将属于她自己的日子。她迅速地低语,祈祷着生命能够长久,仅仅在昨天当她想到生命会很漫长时还会发抖呢。
在姐姐的一再恳求下她终于站了起来打开了门。她眼中有一股胜利的狂热,不知不觉中姿态就像一位胜利女神。她搂住姐姐的腰,一起走下楼梯。里查德站在楼下等着她们。
有人在用碰簧锁钥匙开前门,走进来的是布伦特利·麦拉德。他有点风尘仆仆,平静地提着旅行袋和伞。他当时离事故现场很远,甚至都不知道曾发生过事故。他站在那儿惊讶地看着约瑟芬惊声尖叫,而里查德飞快地想挡住他以免让他妻子看见。
但里查德太迟了。
医生赶到时人们说她已死于心脏病——因快乐至极而死。
Unit 11
诗人与农妇
从前,一个夏日,两位诗人“关店打烊”,到乡下采集“素材”,因为他们这种商品的供应已经耗尽了。
他们特意穿着邋遢,一个穿一件黑色上衣和一条黑白相间的格子裤,一个打着条猩红的领带,因为他们认为(尽管没有说出口)“我们的打扮必须符合我们诗人的身份。”他们的帽子戴得很随意,帽沿也很宽,帽子下的头发就像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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