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培训体会[1].docx

文庙培训体会[1]
培训心得
文庙街道南关小学朱烨
2013年3月16日、17日两天，我有幸到泰安参加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小学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两天的会议安排了三位著名特级教师的课。有江苏的魏星，还有北京的陈延军、窦桂梅两位著名教师的课及他们的说课。17号下午，窦校长做了以《改造我们的课堂》为题的专题讲座，窦校长的语言优美动听，讲座的内容更是深深打动了与会的每一位老师。
我聆听了三位著名特级教师的课，从而得出几点心得：
一、以最接近学生学习的起点开始，带领学生走向最远的终点。教学是以学生的学习状况作为起点的，教师只有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才能带领学生走向最远的终点。教师必须能掌握学生学习的兴趣、现状等，如果在课堂上学生表现的不感兴趣，无精打采，教师的教学方式就得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不能根据既定的设计固执地进行下去。
作为老师我们要站在儿童的角度，能引领他们站在高处放眼远处的风景。或者说，教师先在学生心中种下一粒能够有机会生长、发芽的种子，将来的某一天这粒种子碰到适合的温度、土壤就会发展得蓬蓬勃勃、郁郁葱葱。
二、以最轻松的方式让学生获得最有分量的收获。
在上课时，让学生不觉得累，在游戏中获得知识。如魏星老师在教给学生“剥、削”二字的运用时，将“剥花生”、“剥玉米”、“剥香蕉”、“削苹果”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联系起来，教学生在轻松的游戏中学到知识，明辨“剥”、“削”的多种读音。
再如。将当下热门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转移到课堂，教师尝试着将学生不合理的答案一一毙掉，而学生却在快乐、愉悦的气氛中输得心服口服，输得是非分明。
三、以最主要的问题拉动最丰富的感悟空间。
湖北版的六年级上册的《魅力》是一篇发人深思的小说。窦桂梅老师在设计这节课时却非常能够找准问题的核心、切入点。120分钟的课堂，学生在声情并茂的朗读、畅说阅读体验中进行和收束，整堂课酣畅淋漓。其实窦桂梅老师
的课堂设计是很朴素的。全课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预学，即预习单内容交流。她组织学生概括小说内容，初谈感受，质疑问难。第二部分：共学，即深入文本，共同探讨一些难点内容。初看并不奇崛，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是，课的美妙都在细节──在于老师高超的点拨技艺和纯熟的对话技巧。这些技巧，反复出现在窦桂梅老师的课堂当中，是完全可听可感可学的。第三部分：延学，即文本的延伸，感悟文本：“此时此刻，你不想说点什么吗。”让学生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整个课，底子都是诵读。所有的关于文本解读的过程和结果，几乎都以朗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课，因为读而洋溢着浓浓的语文味儿。是，读，就有这么神奇──它既展现了课堂上已经教出来的东西，更展现了课堂上还没有教出来但已经呼之欲出的东西。朗读让课堂走向了无限。
窦桂梅老师的点拨收放自如。她能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为跳板，把《魅力》引向小说的背景内容《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种“跳出”自然无痕。因为这样的“跳出”，卡佳为什么会“噙着泪说”，为什么“眼中的火光消失了”这些空白点全部变为了充实丰满的内容。就在自然的引进式诵读中，人物的思想和情怀展露无疑。学生就这样学懂了，在他们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学懂了。师生的教与学达到一种自然、完美的、水到渠成的融合。窦老师的《魅力》的魅力真是一言难尽。
窦桂梅老师在报告中说。手执语文课本，立足于学生中间，语文老师，你就是语文的化身。教师带着自己的知识、情感、体验穿行在文字编织的形形色色的世界里，在那里感动、悲伤、欢乐、陶醉""一并带着来的还有那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此时作为老师是何其幸福，我们在语文的世界里多活了千百回；而作为这样的学生是何其幸运，因为在这样的老师引领下他们的潜能将被发挥到极致，他们会亲身体验什么叫“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一次外出学习，值得汲取和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只是撷取了其中的几点来谈。教师的教与学是一个无止境的、生长的过程，我们只有朝着卓越和优秀而努力，才会不断取得进步。
第二篇：郑州文庙《穿透时空看文庙》
本期导视：
是什么让它在近两千年里几经损毁又涅槃重生。是什么让历代官绅乡野、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又是什么将它重新推向现代郑州人关注的视野，引来争议不断。敬请关注《文化郑州》本期最新探索《穿透时空看文庙》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文化郑州》，我是吕雷，抖落1900多年的历史风尘，2006年，当郑州文庙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太多的郑州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在一番“笑问客从何处来”荒唐的疑问后，开始用诧异的目光探询这位“老郑州”的前生今世。虽说郑州文庙并不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部内涵，但作为古代读书人的聚集之地，郑州文庙却是这里文脉渊源的点睛之笔。历经风风雨雨，它来源何时。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在郑州这座城市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是什么让它引来争议不断。。解说：
说到文庙，那可不是什么希奇的地方，稍微有些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孔子庙，有的地方也叫夫子庙，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又称为“文宣王庙”。明朝以后，孔庙统称为“文庙”。旧时，全国许多地区在县一级城镇都会设文庙，所以国内文庙可以说数不胜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著名的四大文庙。有建于公元前478年的山东曲阜孔庙；有建于元代大德六年的北京文庙；有落成于宣统元年的吉林文庙和北宋景祐元年由东晋学宫扩建而成的南京夫子庙；而建于1900多年前汉代的郑州文庙，如果从建筑年代来说，真可以称为如今中国文庙中当之无愧的大哥级建筑了。
从郑州火车站往东，到东大街和紫荆山路交叉口向东不远处，坐落着一个修葺一新的古式院落，这里就是郑州文庙。眼前的这座郑州文庙，便是2004年到2006年由XX市人民政府拨款3000万元重新修建的。但如果在空中俯瞰：宽阔的广场，全木结构的牌坊，“棂星门”，“泮池”，“状元桥”，大成门，乡贤祠，名宦祠，大成殿、尊经阁，东西厢房等排列有序，规整庄严。
2006年以前，对许多住在这里的老郑州人来说，它只是个破旧的庙宇。只有极少数的郑州人，才知道这里曾经是在历史上几度辉煌的郑州文庙。现在让我们穿过这重重的院门，透过这层层地砖，去探索历史深处的郑州文庙。
说到郑州文庙的诞生，那可是1900年前的事了，咱们不得不说到东汉的汉明帝刘庄。
汉明帝刘庄，是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光武帝死后他继位，在位18年。
当时的东汉建都洛阳。据说这个汉明帝刘庄特别喜欢读书，他经常到当时的国子监，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立大学里巡视，并且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还隔三差五来国子监给学生们讲解经书，答疑解惑。皇上的行为自然得到了汉朝各级大臣们的效仿，一时间办校成风，各地纷纷办起了各式学校。
当时的郑州，还只是三川郡的一个小小管县，但是，由于距离汉代都城洛阳很近，自然近水楼台，很快就开办起了自己的学校，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郑州文庙前身。既然是学校，又为什么会被称做文庙呢。
据文献史籍《孔子》《孟子》等书记载。早在周王朝时期，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学校，天子办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王办的学校叫“泮宫”地方办的学校叫“痒序”，由于儒家学说体现了执政者的政治需求，所以在汉武帝的时候，宰相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奠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到了东汉，各地新建的官办学校如县学、州学、府学等都敬奉孔子，学校里一般都专门设有敬奉孔子的殿堂，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庙学合一的新模式，再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学校就渐渐将这些庙学合一的学校演变成了专门敬奉孔子的孔庙，相对于“武庙”，就是供奉关羽、岳飞的庙，这些敬奉孔子的孔庙便统称为文庙了，郑州文庙便也如是。
“学而优则仕”是一句在民间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名言，也成了历朝历代无数学子的共同梦想，尤其了隋代以后，科举制度的确立更进一步将儒家学说推崇到了一个新境界，一心想要鲤鱼跳龙门的万千学子更是无不对孔子顶礼膜拜。因而使得文庙香火不绝；据明朝嘉靖《郑州志》记载：郑州文庙规模人气最旺的时期是在元代，当时郑州文庙占地已达37亩，有200多间东西配房。文庙也是当时郑州屈指可数的建筑。每年的春秋两季，郑州文庙都会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大典，每逢此时，可以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地方文武官员及各界名流都要到此参拜，史料中这样形容祭祀场面：“钟鼓齐响，笙歌共鸣”，可见场面之热闹与隆重。也许你要问：
为什么在元朝这个蒙古族领导下的国家里，作为汉文化典型的文庙会有如此兴旺的景象呢。
史料记载。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还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也就是说，在元代，只要愿意学习，知识分子是可以不干活的。
纵观历史，元代的普及教育远远超过了前代，据记载，当时全国的书院就达到400多所，州县级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这样评价：“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州文庙鼎盛于元代的原因了。
对教育的重视自然带来丰厚的汇报，今天郑州地区仍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观星台、工程庞大的贾鲁河两大工程，都是元朝时修建的。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无论统治中原的是汉族、蒙古族还是满族，对孔子的尊敬却始终不变。文庙的幸存，也许正是得益与此。
历史上郑州文庙的几次破毁都与大火有关：史书记载：元朝时一场大火，使文庙建筑遭到巨大破坏。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官署按照原来的样式重建，明、清两代亦多次重修，但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文庙再遭大火，建筑毁废殆尽。
采访：[几经大火和修复]本期导视：
是什么让它在近两千年里几经损毁又涅槃重生。是什么让历代官绅乡野、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又是什么将它重新推向现代郑州人关注的视野，引来争议不断。敬请关注《文化郑州》本期最新探索《穿透时空看文庙》[现场读书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文解说：
[电视画面：国学教育班]
2006年郑州文庙修建后，在这里开设了国学班。
据史料记载：历代，文庙都是要么前庙后学、要么左庙右学、或者右庙左学。按照古例，郑州文庙修复后也以前庙后学的形式开设了国学班，郑州文庙目前是国内恢复文庙的传统教育功能，从而实现“有庙有学”的第一家文庙。[电视画面：文庙仪式]对于着汉服、行成童礼、祭孔、读经…这种模式，目前有赞美者，有质疑者，更有反对者。
有人认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是穿上汉服在文庙行几个礼就能学到的，需要深入到中华文化的内部学习，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有的表示，他曾看到过行成童礼的过程，感觉在现代的外衣下套上一层汉服行礼的形式非常别扭，只要能让人领略礼仪的精髓，穿什么样的衣服并不重要。
与此不同的是，有人认为，国学是中国几前年来的文化精华，再说反复的诵读可以有效地唤醒右脑强大的记忆力，还可以使孩子变得很有礼貌。
采访专家：（谈恢复国学的个人看法）主持人：
今天，在这琅琅的书声中，当我们穿过重重的院门，透过层层地砖，我们也许就能找到历史深处文庙的内涵，我们知道，孔儒思想还将继续传承，文庙还将继续活在我们身边，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文化郑州》，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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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大同府文庙大同府文庙
（2012-01-3116：53：13）转载▼标签：
杂谈
大同府文庙，即大同府学，是大同传承儒学文化的符号。唐、宋以来，遍布中国境内的各级官学多以儒学和孔庙相结合的形式存在，祭祀先圣孔子，培养儒学人才，故称为庙学，又称学宫、文庙。孔庙是学宫的信仰中心，儒学是学宫的存在依据。地方庙学（文庙）一般位于各地的府、州、县城中，其建筑规模和标准在当地都是很高的，各地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庙学的记载，并且附有学宫图。可见，庙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对庙学已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很少涉及大同地区的庙学。为此，本文拟对大同地区庙学的渊源及明代大同府文庙作初步考述。
一、大同府文庙的渊源
大同府文庙源远流长。清乾隆《大同府志》卷十四《学校》“大同府儒学”条记载[1]：“大同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XX县区学也。明洪武八年（1375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我们就顺着这一线索，对大同府文庙的渊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探讨。
1北魏平城已有庙学“雏形”《魏书儒林传序》曰[2]：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
据此可知，北魏时官学发达。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始都平城（今XX市），即兴立太学。历史上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这是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北魏立国之初就兴立太学，说明其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天兴二年（399年）又兴建了国子学，“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始建国子学，是专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设置的官学，并与太学并立，最先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的格局。北魏兴建国子学，且与太学并立，是沿袭了晋武帝开创的教育规制。太宗明元帝出于政治考虑，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世祖太武帝在平城之东“别起太学”，即在城东另外再建太学。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开创了太学建在城外之先河。太武帝在平城外建立太学，迎合了国子在内，太学在外的礼制。显祖献文帝天安初（466年）“诏立乡学”，即建立地方官学，实施郡国学制，并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学生人数。北魏地方学制的公布和实施，在中国古代尚属首次，正如《魏书高允传》所言：“郡国立学，自此始也”[3]。高祖孝文帝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同时又专为皇室子弟开办了皇宗学。
北魏中书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独具特色的中央官学，北魏初拓跋鲜卑政权急需汉人士族精英的参与，于是中书学应运而生。明元帝改国子学为中书学，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办学性质的变化，它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北魏早期吸收、控制汉人士族的机构。北魏中书学隶属于中书省，而非太常管辖。中书学博士、学生多为汉人士族成员。中书学虽以五经教授，而中书博士多不专主授经。中书学生亦有品阶，入学即按七品官员待遇，无需经过明经策试即可入仕。不少汉人士族成员多由中书学起家，仕至显贵。因此入中书学也成为汉人士族参与北魏政权、保持政治地位的的一条重要途径。到孝文帝太和年间，汉族士人在朝廷中的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影响不断扩大，如“显祖末，为中书学生”的李冲[5]，其时已成为帮助孝文帝汉化及迁都洛阳的代表人物。另外，那些累世为官的汉人士族在北魏政权中已可与鲜卑贵族并驾齐驱。这样，中书学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孝文帝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至于中书学设立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可据相关文献作一推测。《魏书李
[6]顺传》载其“神瑞中，中书博士，转中书侍郞”。据此，国子学改中书学至迟在明元帝神瑞年间（414～416年）。又据学者姚宏杰研究[4]，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把中书学又改为国子学。北魏中书学存在了70多年。
在官学中兴建孔庙始于北魏平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下诏“祀孔子于[7]国学，与颜渊配”。《魏书世祖纪上》记载，世祖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8]。是为中国历史上在学校立孔庙之始。如此有庙有学，二者在建置的空间上和进行的尊孔崇儒的教育上密切相联，当时虽未见“庙学”之名，但实已开始形成“庙学”的雏形。
北魏不仅在京师官学中修建孔庙，而且至迟在孝文帝时各州郡学校亦立孔庙奉祀。《魏书刘道斌传》曰：“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
[9]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刘道斌是孝文帝时人，出任恒农太守后，修立郡学，在学馆内兴建孔庙。他去职后，恒农人民为纪念他，画其像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也开启了在地方庙学中设置名宦祠之先河。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到后晋天福初（936年）石敬塘将幽、云十六州割予契丹期间，中国古代庙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29年）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10]。《文献通考》亦载：“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
[4]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1]。在此期间，大同长期为州府治所，虽有陷废，但时间较短。按郡国学制，理应设置府学，可惜史载阙如，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2辽、金、元时大同庙学的发展
（1）辽西京国子监。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辽太宗改契丹国为大辽国。辽初大同为云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为辽陪都。同年在西京设立了西京国子监，这是继北魏之后，在大同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元代张起岩《祟文堂记》曰：“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故国子监，宏敞靖深冠他所”[12]。除国子监外，辽在西京尚设西京学及各州学、县学。西京学可能是西京太学。《辽史圣宗纪》记载，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辽史拾遗》亦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13]。除前述各州外，西京所管辖的应州也建有州学。《山西通志》记载：“应州学就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元李冲略《应州重修学记》亦载：“学之兴始于辽之清宁，迄于天庆间”[14]。辽据西京78年，设置了西京国子监、西京太学和府学，各类教育机构齐全，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和官员，如应州邢抱朴、邢抱质兄弟皆以儒术闻名当世。邢抱朴位至宰相，撰《统和实录》二十卷；邢抱质亦官至侍中。一门二相，时人荣之。辽代西京人在科举考试中亦成绩斐然，如朔州宁氏出进士4人，堪称进士之家。边贯道为状元。其他较有名者尚有孟唐牧、虞仲文、宁鉴、康公弼、苏京和魏鉴等，在为数不多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2）金西京女真太学。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攻占西京，辽亡。金仍以西京为陪都。金立国之初，忙于征战，几无官学可言，但就很重视女真子弟的女真文字教育。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女真学者完颜希尹创造女真大字。金太宗天会（1123～1135）年间，在上京、
[15]北京、西京设置了女真字学，教授女真大字。当时，西京大同设置的女真字学是金初仅有的三处女真字学之一。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又颁布了女真小字，为女真官学奠定了基础。
金世宗、章宗时期，崇儒尚文，各级官学得到较大的发展。金代赵秉文（1159～1232年）曰：“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脩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脩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16]兴起”。金代中央官学设置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节镇学、防御州学等。《金史选举志》记载，章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始设府学，“府学二十有四，节镇学三十九，防御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人”[17]。《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泰和四年（1204年），“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18]。据这些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在大同设置了府学无疑。为了培养女真族人才，金朝专门设置女真国子学及女真太学，以女真语言、文字教学。学生以女真子弟为主，也有少数汉人子弟。大定二十八年（1198年），在诸府州建女真太学二十二处，设在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等地[17]。据此，当时在西京大同设置了女真太学。乾隆《大同府志》称其为“金时之太学”，不够确切。明张钦《大同府志重建大同府县学记》曰：“府县学旧在府治东南，即魏之中书学、金之女真太学、辽之国子监也”[19]。这一记载可信，且金女真太学就在辽之国子监的基础上设置。金拥有西京91年，设置了女真字学、女真太学和府学，为西京大同的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元大同庙学。元成吉思汗八年（金崇庆二年，1213年），金西京大同为蒙古人占有。元初，大同为西京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金末兵乱，“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者，十不
一、二”[20]。耶律楚材（1190～1244年）作诗《云中重修宣圣庙》云：“槐宫悉混玉石焚，庙貌依依惟古云。须仗吾侪更修葺，休教风世丧斯文”[21]。按耶律楚材年龄推断，《云中重修宣圣庙》应创作于灭金前后。据此，在元初就开始重修西京（大同）庙学。
另据李谦《大元故大中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赠正奉大夫大司农上护军追封神川郡公谥文庄孙公神道碑铭》记载，元贞二年（1296年），浑源人工部侍郎孙拱担任西京路总管，兼府大尹后，在故辽国子监中兴修恢复西京大同府学。修建“殿堂、门庑、斋庐、厨库，修旧起废，为屋凡七十余楹。圣贤像设，绘事严肃。别建崇文堂，储书万余卷，一新学者耳目”[22]。崇文堂建在大
[12]成殿西北，此堂“祟广壮丽，视旧制有加”。孙拱还解决了西京大同府学的供给问题，“授田二千亩，募民耕种，以赡给生徒”[22]。修复后的大同府学“衿佩云集，
[12]执经受业者，户外之屦常满，弦诵之声洋溢四远邻郡，迨今是则是效”。清乾隆《大同府志》称其为“元之XX县区学”，是不确切的，西京路总管、大同府大尹孙拱修复的应是大同府学。
元西京（大同）路所属浑源州、应州两地庙学兴修重建亦有记载。浑源州学在州治城西，历及辽、金，仅存一殿。元初，知州田治重建州学，“缔构讲堂”，号曰“明善”。名士刘祁北渡回乡以后还参加过“释菜于先圣”的祭祀典礼[22]。皇庆初年（1312年），浑源州同知刘世忠增建两庑、六楹，又立御赞碑亭一宇。泰定三年（1326年），知州赵墀“捐己资俸，润饰儒风”，倡议修缮，遂使“庶事雍容，不逾月而告成”[1]。应州庙学始兴于辽，后曾经过多次营缮[1]。泰定元年（1324年），应州知州王居礼“承流教化，宜畅风俗”，遂召乡士议事倡修。经过鸿工、量地度材，重修殿庑、碑亭，“阶砌凌霄讲堂，补绘贤像”，“增具祭器，图像十儒，左右幕位六间，东斋二间，备庖厨之具”，且“整置垣，区方列”。经营之际，“四民云集而助，刻日而成”[24]。各州属县
[1].的一些庙学亦有修建活动。如至正年间，重修灵XX县区庙学、马邑县庙学等。
二、明清时的大同府文庙1.明代大同府文庙的始建
明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攻克大同，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治XX县区。如前文所述[1]，明洪武八年（1375年），在原辽、金、元庙学的基础上建置了大同府学。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同府学改建为代王府邸，又在当时的云中驿（原大同六中所在地）另建大同府学，即大同府文庙。
1.大同府文庙的修葺和增建
明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至宣德二年五月，山东参政沈固（后任大同巡抚）、武安侯郑亨和参将曹俭等人“悉撤其旧”，重修大同府文庙。大学士杨荣作《大同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统七年（1443年）三月至正统八年六月，巡抚罗亨信、总兵朱冕和知府霍瑄等人对大同府文庙进一步续修。大学士陈循作《大同府重修庙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八年（1529年），诏建敬一亭，内立御制《敬一箴》及注释宋儒《五箴》石刻[25]。明嘉靖九年（1530年），诏建启圣祠。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冬，大同发生兵变。大同府文庙在兵火中遭破坏，“毁无寸遗”。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秋至嘉靖十四年夏，大同巡抚樊继祖、知府王诰等人重建了大同府文庙，留存于后世。该府文庙“大改旧观。中立孔庙，前戟门，前泮，前棂星门""崇文峻阁，壁立于背。左府学，右县学。堂比庙咸差于后，旁各有斋，有舍，有廨。署后各建亭，别其名为“春风”、为“时雨”。府学堂前，建敬一亭。县学堂前，建启圣祠。遵时制也。至神库、庖厨、乡贤、名宦、靡事不周，悉有方向”[19]。左通政杜楠作《重建大同府县学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史道接替樊继祖巡抚大同。史道与督学郭时叙等人对樊继祖重建的府文庙，“复修饰而润色之，开云路，建云表、殿庑、堂斋、亭阁、祠舍、门楣之属，无废不举”[1]。史道自撰《重修大同府县庙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正德六年（1511年），大同巡抚石玠和山西分守参议陈邦器等人建名宦祠。礼部尚书刘春作《大同名宦祠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明正德《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隆庆三年（1569年），大同知府程鸣伊于府学外东西街建重文昌楼、魁星楼[25]。明隆庆六年（1573年），大同知府聂守中、XX县区知县双凤鸣、教授樊思成等人对府文庙增修[1]。
[1]明万历三年（1575年），巡道冯子履把XX县区学由府文庙中迁至城西北隅（现大同妇幼医院所在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巡抚贾应元新建文昌祠，贾应元作《新建文昌祠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等《大同府志》等府县志中。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府黄善于府学内重建魁星楼[25]。明天启四年（1624年），大同知府陈元清重修云路，建造雁塔。雁塔是一座八角七级空心砖塔，塔基座内刻大同历代举人姓名。塔高约17m，建在南城墙上。该塔尚存。
明祟桢十一年（1636年），大同知府屈钟岳依在湖南常德府学所得之拓片，摹刻了朱熹《易经系辞》碑，镶在府学明伦堂正壁上。碑为一组4通，共14行，每行8字，共112字，字径12～14cm。原碑为朱熹所书大字行书，蔡元定刻存。上世纪50年代初，将此四碑镶嵌在上华严寺大雄宝殿正面墙上，1984年迁至大同博物馆碑廊下。
清顺治十二年（1656年），总督马之先重修大同府文庙，给事中魏象枢撰《重修庙学赞》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1]清康熙九年（1671年），大同知府林本元、教授李际昌重修府文庙，郎中李宗孔记之，记文不存。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3年），大同知府叶九思重修府文庙[1]。记文不存。清雍正三年（1726年），奉诏将启圣祠改名为崇圣祠。
清乾隆七年（1743年），大同知府通安布重修府文庙[1]。记文不存。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大同知府史奕瑰重修府文庙，史亦瑰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大同知府文光重修府文庙，文光自撰《重修大同府学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乾隆《大同府志》中。
清嘉庆二十年（1816年）三月，大同知府长白富重修府文庙，提督学正陈嵩庆撰《重修大
[26]同府文庙碑记》记之，该文尚存，收录于清道光《XX县区志》中。
[1]嘉庆之后，对大同府文庙又进行过多次修缮，但尚未收集到具体资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制，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大同府学遂告结束。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府文庙内曾办过大同师范学校[27]。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创办的大同医专，最初就设置在府文庙内。1971～2008年，大同六中设置在府文庙内。3清代大同府文庙的结构布局
大同府文庙经明代和清前期多次修建，到乾隆时成为规模宏大的标准庙学建筑群，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左庙右学。
[27]
孔庙：最南是云路牌坊、大成坊，迤东是“道冠古今坊”（义路坊）：迤西是“德配天地坊”（礼门坊）。大成坊正北是棂星门，由三个牌坊组成，前有10个石狮一字排开，左右立“下马碑”。过门是泮池，池上有石砌环桥。泮池东有斋明厅，西有洁清厅相对称。过桥是大成门（戟门），门东为名宦祠，门西为乡贤祠。过戟门是大成殿，殿东有东庑，西有西庑，左掖有神库，右掖有神厨。大成殿后是尊经阁，殿西北是崇圣祠。
儒学。在孔庙之东，从南至北为儒学门、东西斋、明伦堂、府学教授署；再东则是奎星楼、文昌祠、敬一亭、朱衣阁等建筑。
清末民初，虽然儒学停办，但府文庙建筑完整。1907年，法国人沙畹拍下来不少府文庙的珍贵照片。
民国以来，大同府文庙多数建筑失修，加上人为拆改，已失原貌。大同六中占据府文庙期间，仅大成殿得以保存，结构完好。殿面宽五间（30.5m），进深三间（18.5m）。单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斗拱六铺作，每间两朵。转角斗栱繁缛复杂，柱网排列为减柱做法。月台栏杆有石刻音乐舞蹈，花草禽兽，千姿百态，意趣横生。
1983年，XX市对府文庙进行了整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余论
2008年，XX市启动府文庙保护修复工程。历时两年，依原样重建了尊经阁、东西配殿、东西廊庑、碑亭、碑廊、泮池、棂星门、仪门，修复了大成殿、神厨、神库、乡贤祠、名宦祠、戟门等古建筑，而孔子像复位于大成殿与尊经阁之间。棂星门前还修建了有2个牌楼的云路街。
修复后的府文庙规制严谨，殿宇壮丽，建筑优美，布局匀称，造型独特，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成为山西，乃至全国较大的府文庙之一。
第四篇：参观天津文庙《文庙——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文庙，还叫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至圣庙等，是尊崇和纪念孔子的庙宇，因与祭祀历代名将的武庙相对，故称文庙。孔庙的功能是祭祀孔子，这是对孔子家庙而言。其他各地的孔庙则既具有祭祀孔子的功能，又具有推崇文人政教的作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融合中，孔庙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性建筑的本身含义，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象征。孔庙的存在，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中国历史上曾有文庙的确切数目由于历史的原因，统计较为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只要是国家设立的县以上行政区域均设有孔庙。按照目前较为公认的说法，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设立的孔庙数量曾经达1560多处。除山东曲阜的孔庙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庙，比如以下的这些：
北京孔庙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建于元代大德六年，明清两代多次修葺和扩建，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工程直至民国5年才完工，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又称先师庙，现为首都博物馆所在地。
天津文庙在天津旧城东门里，是XX省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群，大殿始建于明正统元年，后经各朝代不断修缮而形成现在的规模。
山西平遥文庙在平遥城内云路街北侧，由三级建筑组合而成，中轴为文庙，左为东学，右为西学。
甘肃武威文庙在XX县区区东南，建于明企统二年，南北长170米，东西宽90米，面积1.53万平方米，由东西两组古建筑组成。
乌鲁木齐文庙于清朝后期兴建，面积1千平方米，庙门座北朝南，正北是前后大殿，东西两侧方配殿和钟鼓楼。
哈尔滨文庙建于1926年，是中国最年轻的文庙，也是XX省现存最完整的仿古建筑群。
江苏苏州文庙北宋景佑元年所建，现在建筑除大成殿为原建筑外，真余大部分为清朝时重建，现为苏州碑刻博物馆。
河南襄城文庙建于明代，后多次修葺，现存大成殿，面阔5间，进深3间，整个建筑端庄大方，气势恢宏。
江西奔乡文庙始建于唐武德年间，南宋后曾8次重建，1941年全部翻修，系按我国传统宫殿结构建成，分前后两殿和左右长廊。
福建安溪文庙南北长164米，东西宽36.3米，建于北宋咸平四年，整座庙宇的石雕、木刻和彩绘都相当精彩，有“安溪文庙冠八闽”之美称。
湖南宁远文庙始建于北宋，现在建筑物为清朝同治十二年所建，主要建筑物有大成殿、后殿、戟门、棂星门户，面积7千多平方米。
四川资中文庙清道光九年建，占地面积5千多平方米，建筑布局严谨，疏密有致，左右对称，内外呼应。
云南建水文庙建于元泰定二年，经明清两代仿山东曲阜孔庙的格局扩建成现在的规模，共占地114亩。
贵州安顺文庙是XX省现存文庙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占地6千平方米，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清朝时曾多次维修。
众所周知，文庙是伴随着儒学的兴盛而兴盛的。孔庙之始，儒学的传播尚处于萌芽状态。汉初虽然已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由于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争战，以及其后三国、魏晋、南北朝绵延数百年社会分裂动荡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使儒家学术很难取得“独尊”的地位。但在这一时期，儒学吸收其他学派的成分，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至隋唐时期，天下一统的局面形成，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家学派所阐发的精神与学术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使大规模兴建孔庙与长期传播儒家文化成为可能。宋元明清各朝沿袭“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不断以尊崇的谥号封赠孔子，对孔庙建筑的规格一再提高，都表明了对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肯定。
其次，我们万万不可忽略文庙的教育作用。除曲阜孔庙外，自北朝开始在全国有关郡县设立文庙学宫，文庙学宫从此有了“学校”的功能。这一重要功能对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从唐代至清末，庙学不分，规制有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左学右庙，还有中庙左右学、中庙周学等。庙学合一的体制使历代儒士文人在这里接受了儒学的熏陶，尊经读经即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各个时期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学人。在当前传统文化重回人们视野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环境下，“读经回潮”、“国学复兴”等都已成为流行的趋势和口号，孔子和儒学也得以重回人们的记忆之中，使文庙作为儒学重要载体的文化价值再度彰显出来，能够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理想场所。借着“国学热”的潮流，各地许多文庙也积极行动，以文庙这个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极为丰厚的地点作为依托的场所，举办了各种“国学讲堂”、“国学班”、“国学交流基地”等等。不管称谓如何，其目的都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更好地发挥文庙所具有的传承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总之，文庙的发展历程凝聚了各个历史时期上层统治者对于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认同、推崇和褒扬，同时又浓缩地体现了文庙发展之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体现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是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第五篇：文庙巷与贵阳府文庙文庙巷与贵阳府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