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疫苗争议的法律因应.pdf

56 服务外包 2023年7月专题pecial TopicsS 文/中国政法大学法理杂志社编辑 赵若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陇西疫苗虽然代表着人类战胜传染病的科技成就，但在美国，反疫苗的团体规模扩大节奏与疫苗科技的发展同频共振。美国司法实践变化表明：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等基本法治原则的要求，并基于情势变更及时解除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疫苗争议的法律因应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被人们奉为信条，尤其是美国，完全建立在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基础之上。疫苗虽然代表着人类战胜传染病的科技成就，但在美国，反疫苗的团体规模扩大节奏与疫苗科技的发展同频共振，对法律服务和司法实践带来长远的挑战和影响。两个结果不同的诉讼19世纪末，在天花疫苗被“发现”的百年之后，出于对国民健康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法律强制接种天花疫苗。而马萨诸塞州的牧师雅各布森（Jacobson）因拒绝接种并拒不缴纳罚款，被诉至法院。他辩称，“我在移民美国前，小时候在瑞士接种过疫苗，接种之后我的身体曾经非常不舒服，并且我的孩子在接种后也有过不良反应。”由于雅各布森并不属于儿童这一豁免主体范围，陪审团做出被告人有责的裁定，法庭最终判处雅各布森5美元的罚款。雅各布森将该案上诉至历史悠久的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州最高司法法院仍然做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判定雅各布森有罪，但是法官诺尔顿在判词中对接种立法作出了一定限制，即反对“暴力接种”，极大地增添了反接种主义团体的反抗决心。雅各布森也没有放弃，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7比2的结果维持了马萨诸塞州强制疫苗接种法律的合宪性。2021年11月，拜登政府劳工部所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署发布了一项紧急临时标准，要求所有拥有100名以上雇员的雇主必须“确保他们的雇员全面接种疫苗或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许多州、企业和非营利组织诉至全国各地的上诉法院，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合并了来自美国独立企业联合会与各州联盟的两份申诉，于2022年1月13日以6比3的结果否决了上述强制疫苗令，其认为该法令因超出国会授予职业安全与健康署的职权范围而违宪。社会公众对于疫苗效用和危害的认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公共卫生权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张力是公共卫生法治与宪法发展不可逃避的重要议题。阿瑟艾伦曾指出，作为公共卫生举措的疫苗接种活动要想获得成功，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的支持，即“第一，公众必须相信疫苗的研制与接种都是安全且有价值的，第二，制造商能够从疫苗生产中获利，第三，政府与公共卫生专家等要进行多方协商，以确保更好地实现全民健康目标。”显然，上述三项内容并未实现。雅各布森案中的司法故事故事的展开还得回到1905年的五美元案即雅各布森案。从本质上看，该案的核心争议内容在于强制接种疫苗立法的合宪性。而上述争议又缘起于州强制公民接种疫苗的警察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权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即警察权的行使是否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其限制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基于此，雅各布森方诉称：第一，州政府就拒绝接种疫苗进行罚款的规定Jul.2023 CHINA OUTSOURCING 57 CHINA OUTSOURCING Issue 7 2023服务外包侵犯了他自由的个人权利。每一个自由的人以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照护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是一种人所固有的权利，即所谓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论。而强制接种疫苗的法律是对这种固有人权的侵犯，因此，执行这样的法律无异于是对其人身的攻击与健康的损害。第二，马萨诸塞州强制疫苗接种法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违反正当程序条款:一是未满21岁的未成年人豁免不具有合理性，违背了平等保护原则而构成违宪；二是剑桥市卫生委员会发布的强制接种疫苗规定未经听证程序，违背了程序正当性原则；三是该法律只规定了强制接种疫苗，而未涉及因接种而受损的赔偿问题，违背了基本的法理原则和法治精神；第三，强制疫苗接种立法对于抵抗天花的必要性不足。截至1904年，本国只有11个州制定了强制疫苗接种法律，有34个州即四分之三的州(当时美国只有45个州)尚未制定强制疫苗接种的法律，甚至明尼苏达州在1903年还废除了疫苗接种法律。实践经验与感染数据表明，没有立法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州相较于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州而言，并不具备更高的被感染几率。并且，政府可以采取隔离等措施而非接种疫苗对抗天花病毒。即使是制定了强制疫苗接种法的11个州，也主要是针对儿童入学的规定，与强制成年公民接种疫苗的法律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从审查标准看，法院在判断和论证马萨诸塞州疫苗强制接种的法律是否违宪时，采用的是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审查标准。法院对于公共卫生法律司法审查标准的选择，代表了其对于政府机构的公共卫生管制权力（警察权）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平衡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法院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审慎度。在雅各布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对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所制定的强制疫苗接种法律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司法尊重，恪守了司法谦抑的原则，肯定了州对公共安全和健康维护的天然权力、个人的自由权要让渡于公共安全等法理规则。在雅各布森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强制疫苗接种案，基本都采取合理性审查的标准，从而对州立法或者州政府警察权的行使予以最大程度的遵从，其实质是法院选择支持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在公共安全和健康领域的优先性。雅各布森案确立的法理规则与司法审查标准，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开展公共卫生治理创造了冷静、合理、有序的法治氛围，对公共卫生法治与宪法发展而言具有极高的法治价值。疫苗争议的法治镜鉴从前已述及的雅各布森案与强制疫苗令违宪案来看，三权分立下的美国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积攒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当然，上述两个案件并不构成同案或类案，强制疫苗令违宪案从本质上看只是宪法解释的问题，并不涉及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等问题。在雅各布森案中，法院采用所谓的合理性司法审查标准，借助目的合法性与手段合理性以及两者的匹配关系的判断方法，肯定了州所固有的警察权在公共卫生与安全维护方面的正当性，为强制疫苗接种立法提供了长达百余年的合宪性支持。退一步讲，即使雅各布森案及其合理性审查标准被挑战，司法机关对州强制疫苗接种立法或者政策进行严格审查，也只是追求正义与正当性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对州施加更多的理由说明义务，保护个人对于身体与健康基本权利的处分权。但拜登政府的疫苗令，同样“败”在了司法手里，正可谓成也司法、败也司法。美国法治故事的司法叙事，实在让人深思又唏嘘。鉴于美国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经验与教训，在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发展过程中，要坚决贯彻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的基本规定，特别关注公共权力行使与个人基本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能为了倾斜保护某一方而阻碍另一方的实现。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若确有必要对公民个体的基本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等基本法治原则的要求，并基于情势变更及时解除对公民权利的不当限制。同时，有必要在规范创制、行政执法、司法运行和守法机制等环节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构建公共权力规范行使、公民健康权利充分实现的公共卫生治理格局。未来，这对我国律师和法院提出法律服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