絳帳秋濃人已遠——回憶從學朱雷先生的經歷.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387394 頁絳帳秋濃人已遠 回憶從學朱雷先生的經歷魏斌不知不覺間，朱雷先生已經去世快三個多月了。由於先生走得過於突然，完全没有心理準備，我總覺得他并没有離開我們，也許只是像近些年所習慣的那樣，每年都會去新疆住一段時間整理文書，過陣子就會回來。正因爲如此，先生去世後好幾家報刊雜誌約我撰寫回憶性的文章，我都婉言推辭了。在預想中，寫這樣的回憶性文字，起碼應該是十年以後的事吧。之後答應了劉進寶老師的組稿，也一直在逃避，遲遲没有動筆。直到最近有一天在夢中見到了先生。他坐在沙發上，跟我談著什麽事情，不知怎的我突然蹲在沙發邊大哭起來。醒來恍惚好久，與先生相處的點滴過往，一下子湧上心頭。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 1997 年春夏間。當時我是武大圖書館學系大三的學生，經過一兩年的彷徨選擇後，决定跨專業報考本校歷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向的研究生。由於從未在歷史系旁聽過課，也不認識歷史系的老師，不太清楚該如何準備專業課入學考試，想來想去，有一天就冒冒失失地跑去了位於人文館的歷史系系辦，想找人請教一下考研需要的參考書。結果很巧，見到了時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的王秀華老師。她之前曾在圖書情報學院工作，聽説我是圖書館學系的學生，很熱情，説朱雷先生正好在系裏，就帶我去見他。先生很有耐心地給我開了一個參考書單，記得除了唐長孺先生的書和王仲犖、韓國磐等先生的斷代史著作外，還特别提到了陳高華、陳智超先生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 和胡如雷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這些書有的我此前看過，兩位陳先生和胡先生的書則是第一次聽説，後來在學校附近的舊書店買到，很認真地研讀了。這次見面完全是意外。先生當時剛好 60 歲，我猜想像他這樣資歷和地位的教授，可能已經不會再招收碩士研究生，因此雖然很意外的得到了他的指導，却并未想過要跟783他讀研究生。年底正式報名之前，大概是 11 月下旬左右，一位輾轉認識的歷史系研究生，建議我報考牟發松老師或凍國棟老師，還進一步建議説，凍老師似乎比較忙，牟發松老師可能更合適一些。我按照這個建議，就很冒昧地給牟老師打電話，他很客氣地説當年不招生，并提到朱雷先生當年招生，建議我聯繫諮詢。這個信息超出我原來的預想。我就再打電話給先生，結果他很爽快地約我去家裏見一次面。當時先生家剛剛搬進北三區五棟的新居不久，將面積最大的客廳用作書房，北面的窗户對著珞珈山，林木蔥蘢，窗下是一張有些年歲的雜亂書桌，兩壁都是很高的書櫃。我去的時候，看到地上還堆著不少捆紮起來的書，應該是搬家之後還没有來得及全部上架。我是第一次見到這麽多的學者個人藏書，很震撼，也由此對書齋中的學術生活有了直觀印象，心生嚮往之情。至於談了什麽，反而已經記不清楚了。可能跟先生的指導有關，第二年春天考研成績公佈之後，順利過綫。特别是先生出題的歷史文獻學一門，考了 96 分，完全超出我自己的預計。後來想，可能是先生覺得我作爲圖書館學系的本科生，理應受過比較好的文獻學教育，在這樣先入爲主的印象之下給了高分。但實際上我只是把他推薦的 中國古代史史料學 背得比較熟而已，有些投機取巧。面試録取之後，6 月份左右我又去先生家裏拜訪過一次。當時剛剛答辯完本科論文，就帶著去了，但他翻了一下就放在一旁，没有再理會。這個場景在之後讀研究生的幾年裏也反復出現過。後來我慢慢體會到，哪怕學生論文寫得再不好，他也一般不會當面直接批評，採取的就是這種不理會的態度，以免學生難堪。如果隔一段時間他還會主動提起某篇論文，就説明尚有可取之處。這麽多年，印象中他只批評過我兩次。一次是考博成績不太好，他覺得原因是我自以爲是，備考態度不認真。一次是留校工作之後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他認爲我開會態度不認真，還有就是會場發言氣勢太盛，回來後很嚴厲地批評了我。至於當面的表揚，20 多年間則僅僅只有一次。大概是剛上研三的時候，一次單獨去家裏，先生説最近的幾篇劄記寫得還不錯，讓我要有繼續做學術的信心。讀博和工作以後，哪怕是我呈上自己感覺有些“得意”的“代表性論文”，他也從未再當面説過表揚的話。1998 年秋季入學的碩士生，先生招收了兩人，除了我之外，還有本校人文班保送的鐘鳴兄。博士生也有兩人，劉進寶老師和張宇師姐，都是在職的。四個人有時會一起見面，但大部分時候是我和鐘鳴兄兩個人去先生家。先生給我們倆人開魏晋南北朝史籍介紹課，還有每周的讀書答疑，都是在家中。上課時介紹到某一本書，就直接從書架上88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取出，觀摩翻看，非常直觀。天氣慢慢冷了之後，有段時間還乾脆搬幾個小板凳和一摞書到陽臺上，一邊曬太陽，一邊講課或答疑，一邊翻書。像隸釋 金石萃編 八瓊室金石補正 等金石書，記得就是在冬日午後温暖的陽光裏和昏昏欲睡中接觸到的。先生很喜歡聊天，每次講一陣子課之後中間休息，經常談到專業以外的内容，而且一旦開始就很難再收回來，因此每次上課的下半場，往往成爲海闊天空的閑談時間。先生喜歡抽煙。有一次上課的時候，他本來坐在書桌前侃侃而談，突然毫無徵兆地站起來衝向書架，手伸進去急切地上下翻找。正當我們一頭霧水的時候，却見他終於從一排書的後面翻出了一盒香煙，抽出一支悠然地吸了起來。原來是師母擔心抽煙太多影響健康，對他頗加限制，他只好將香煙藏在書的後面，但左藏一點右藏一點，時間長了其實自己也不太清楚具體位置在哪兒，只好每次都要急切地翻找一陣子。研究生期間，平常的學習就是自己讀書，具體來説就是每天課讀正史和相關史籍。先生讓我和鐘鳴兄從 晋書 開始往下讀，讀的過程中覺得有價值的史料，就摘抄做卡片。我們通過各種途徑弄了很多卡片屯著用，日積月累，摘抄的史料居然也頗爲可觀。可惜隨著電腦檢索的普及，後來基本上没用過。先生還借給我們一套影印版的四庫全書總目，讓我們買幾個筆記本，根據總目 自己動手編魏晋南北朝文獻目録，同時補充現代版本情况。這些卡片和目録作業我一直保存著，先生去世後曾找出來翻看，恍如昨日。除了課讀史籍、編文獻目録，先生還“要求”我們讀 南方周末。從此每周(印象中好像是周四出刊)去報亭買一份 南方周末 細讀，成了我此後很多年一直保持的習慣。最開始感覺，先生可能是想讓我們多瞭解時事。但慢慢讀多了，才發現深度的新聞報導跟歷史學研究之間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和互鑒性，像圍繞某一事件的歧異信息比勘和“真相”探索，事件的細節和社會機制、結構秩序之間的關係，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新聞報導關涉的是我們親身正在經歷的生活世界，更具有鮮活性，其中所呈現的人和秩序“活著”的狀態，較之 1000 多年前的晋唐史事，更具有共情之感和可理解性。正因爲這一點，我自己感覺讀 南方周末 給我的啓發和史學“感覺”訓練，較之冷冰冰的專業著作似乎更爲有效。後來 南方周末 慢慢不太好看了，就看 三聯生活周刊 比較多。我從小喜歡地理，也很喜歡讀田餘慶先生的政治史論著，受這些影響，讀史料時關注的問題，就主要集中於政治、士族、地域等方面。二年級的時候，我寫了讀晋書王敦傳 的幾條劄記給先生看，他認爲可以進一步修改合併爲一篇論文，并建議題爲王敦三考。這篇論文後來刊登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上，成爲我發表的第一篇學983絳帳秋濃人已遠術文字。先生對這篇論文指導比較多，包括如何具體分析其中的幾條關鍵史料，啓發尤其大。之後我選擇東晋南朝時期贛水、鄱陽湖流域的地方大族作爲碩士論文題目，順利通過了答辯。當初選擇跨考到歷史系讀研究生，主要是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化素養，是不是繼續做學術研究，并無長遠想法。由於先生和幾位老師的鼓勵，研三時我選擇了繼續考博。但不知道什麽原因，我們那一年的博士生入學考試，很多人的英語成績都比預期要低，劃定的及格綫好像是四十多分，我大概差了兩三分没有達到。成績出來後，想著既然如此，就不如趕緊去找工作。跑去跟先生商量，他顯然很不滿意，沉著臉讓我再等等看。一直等到 7 月中旬公佈録取結果，先生多方奔走，爲我争取到了一個破格名額。讀博之後，先生有些想讓我往下走，選擇唐史方面的題目作爲博士論文方向。我開始不太情願，覺得要重新熟悉體量龐大的唐代史料，時間精力上有些吃緊，不如留在已經有一定基礎的魏晋南北朝。正在猶豫之際，秋季閻步克老師應邀來校講學，何德章老師讓我侍陪雜務，期間我就向閻老師談到自己的困惑。閻老師建議，不如趁著年輕先去熟悉唐史。這讓我最終下定决心。但唐代史料確實體量大，讀博前兩年基本上就是在讀兩 唐書、兩 五代史 、通鑑、通典、會要、疏議 等基本文獻，幾乎耗費了全部精力。二年級開始，慢慢考慮了幾個博士論文選題跟先生商量，我自己比較傾向於繼續做政治史，尤其是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如何走向“中興”的政治過程，還有就是藩鎮問題。但幾次商量和反復之後，先生覺得我寫博士論文的時間已經很緊張，而我提出的選題不大容易在短期内有效完成，而他又不想讓我延期畢業，就建議我選擇唐代大赦文作爲選題。唐代中後期的大赦詔令内容極其龐雜，很多實際上跟大赦無關。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個問題主要涉及文書行政和法律制度等問題，較之我之前考慮的選題，確實容易把控一些。但即便如此，由於寫作時間很短，當然主要還是由於我在唐史領域積累很不足，博士論文寫得不太成功。因此，幾乎是通過答辯之後不久，我就在考慮放棄唐史領域的進一步學習和研究，轉回魏晋南北朝。工作多年以後，有次跟先生聊天，才知道他讓我選擇這個題目，是有考慮的。武大自唐長孺先生以來，魏晋南北朝隋唐一直被作爲一個連貫的學術時段。先生希望我碩士階段先學習魏晋南北朝史，博士階段學習唐史，打下兩個斷代的文獻基礎，爲之後進入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這一“終極目標”做好準備。他自己就是如此，碩士論文寫的是五胡十六國，留校後做 全唐文 資料卡片，學習和研究重心逐漸轉到唐史，後來長期跟隨唐長孺先生整理吐魯番文書，并最終以此名家。他希望我通過研究唐代大赦文這個09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題目，在文書行政和典章制度方面打下一些基礎，而這些正是從事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所需要的基本學術素養。可惜的是，我因爲對博士論文寫作不滿意，連帶著對繼續從事唐史研究也暫時失去興趣，自作主張地選擇新的學術方向，打亂了他的期望。先生對此應當是有一些遺憾的。大概四五年前，有一次去家裏看他，他還鄭重地跟我説:“敦煌吐魯番文書值得研究的問題還很多。你還是應該研究文書。”説完特意去書架上翻出一本書，找到他早年做的密密麻麻的批注給我看，説像這個問題，現在就還没有很好的研究，如果我有興趣，可以考慮寫一下。我一面哼哼哈哈地答應著，一面却也感覺有些難過。如果當初按照先生的計劃，繼續做唐代文書和制度方面的研究，先生晚年在新疆整理文書時就可以幫上一些忙，不至於讓他最後的學術工作如此孤獨。這種學術上的“逃離”和“不肖”，成爲我自己的一塊心病，也頗感内疚。説起來慚愧，雖然先生是敦煌吐魯番文書領域的名家，視敦煌特别是吐魯番爲學術上的“精神故鄉”，一生無數次踏足，我却至今從未去過新疆，敦煌也只是今年春天才因爲公務而第一次去。“不跟老師做相近的學術方向”，在這種叛逆心理下，多年來我一直在刻意回避先生最爲熟悉的這個學術領域。這種叛逆也許很難説是對或者錯，只能理解爲一種基於個人性格的選擇。可是由此帶來的師生之間學術領域的距離感和隔閡感，却是實實在在的。由於從未進入過先生最爲熟悉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學術圈子，有很多這一領域的師長我雖然經常聽先生提起名字，可謂“耳熟”，却從未謀面，人和事都很陌生。先生在敦煌吐魯番文書領域的論著，我都認真讀過。他治學以北齊書 記載的斛律光兄弟射獵故事自况，重品質不重數量。大概是在我們讀研究生之後不久，在劉進寶老師推動下，先生同意編輯出版自己的論文集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收入論文 23篇。付印前的引文校對工作，是劉進寶老師召集張宇師姐、鐘鳴兄和我一起，在先生書房裏做的。這次校對也成爲鐘鳴兄和我熟悉敦煌吐魯番文獻的一次“實戰”機會，猶如一次特殊的史源學課程。印象中連續校對了好幾天。先生在敦煌吐魯番文書領域的精華論文，大部分均收入了這本論文集中。特别是吐魯番出土北凉貲簿考釋 論麴氏高昌時期的“作人”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 考 敦煌兩種寫本燕子賦 中所見唐代浮逃户處置的變化及其他 東晋十六國時期姑臧、長安、襄陽的互市 等篇，尤爲學界所稱讚，允爲精品。王素先生在給這本論文集寫的書評中提到，“學界師友常言:唐長孺先生門下，論文風格與唐先生最爲接近者，莫過於朱雷先生。讀罷本書，深信此言非虚”。這個評語應當是深得先生之心的。我想，這種“像”，其中之一或許就是基於史料敏鋭感和想像力的“巧思”。先生讀書多，據説連唐先生都稱讚193絳帳秋濃人已遠過這一點。這種廣泛閲讀、博聞强記，再加上秉性聰慧，使得先生的史學考證有一種靈氣，巧妙處往往令人讚嘆。一直到先生晚年，敦煌吐魯番文書始終是他的學術摯愛。退休前後的幾年間，他因爲一些事情心情很不好，後來去新疆整理文書幾個月，回來後我明顯感覺到他的精神狀態變好了很多。當我把這種感覺跟他説的時候，他笑著説:“一到新疆，一看到文書，就好像忘記了所有煩惱。”師母後來也跟我説，先生在新疆看到文書，“兩眼冒光”。2020年疫情之後住院時，他還在盤算著休養一陣子後，就再去新疆。從這一點來説，先生能够在文書整理中安度晚年，也算是對他最大的慰藉。我看過他這些年在新疆整理文書的最終稿本，手寫的録文字體娟秀，書寫工整，非常漂亮。而我自從跟隨先生讀書以來，見過無數次他寫字填表，無不字迹潦草，甚至有些歪歪扭扭。看了稿本之後，才知道先生的字原來如此秀氣。大概人只有對自己最鍾愛的東西，才會表現出最認真專注的一面吧。先生早先寫過六朝佛教等方面的論文，但後來長期關注敦煌吐魯番文書，晚年對於我從事的六朝社會文化史研究，應該是有些陌生的。不過，每次我送去發表論文的複印本，都會隱約感覺到他的欣慰之情，也都會認真閲讀，之後有時還會談到其中的内容。2016 年左右，我準備將關於六朝山嶽研究的論文修改結集，書的題目如何取，一度頗爲猶豫。初步决定用的 “山中”的六朝史，有些同行私下表示不太接受，認爲學術著作很少見到這種類型的題目，有些花哨，不够嚴謹。這些意見讓我一度有些摇擺，就想諮詢一些長輩的意見，再做定奪。首先自然是先生。我原以爲以他的年齡，會有些保守，反對這個有些花哨的題目。結果大出意外，他聽我介紹後，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就支持使用 “山中”的六朝史 作爲書題。由此也讓我對先生的學術“感覺”有了新的認識。2019 年秋季小書出版之後，先生又赴新疆整理文書，没有來得及送給他。原本打算春節假期去看他，送書，也從容地陪他好好聊聊天。結果放假之後風聲日緊，最終春節前夕突然“封城”，大家雖在咫尺，形同天涯，無法見面。即便是4月份解封之後，也還是不太敢走動。緊接著就聽到先生中風住到醫院的消息。我一個人去醫院看望，感覺他精神還不錯，只是由於中風，説話不大容易聽得懂。先生靠在床上，大概翻看了一下我帶來的書後，問了兩個問題，反復説了好幾遍，我才聽明白，一個是:“有没有書評?”一個是:“北大(的老師們)覺得(書)怎麽樣?”大概在他心目中，周一良、田餘慶等先生延續下來的北大中古史學者群體，代表著中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評判標準吧。房間裏只有我們兩個人，也是爲了哄他開心，我就大概介紹了書出版之後的學術反響和評價情29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况。看得出來，他非常高興。書裏收的都是專題考證文章，對他這時的身體狀况來説，閲讀已經有點吃力。後來馬志立師弟告訴我，先生把書放在病房床邊，一篇篇的翻看了很久。聽黄樓兄説，他在此前後也給住在醫院的先生送去了新書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研究。先生讀過之後，特别讓師母打電話，要黄樓兄去醫院見他，在病床前討論了其中關於“城扃”等問題的看法，成爲讓黄樓兄感動的記憶。前面提到，先生晚年最關心、最鍾愛的仍然是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而黄樓兄著作討論的問題，很多可能正是他曾經思考過的。這是一個令我無比羡慕甚至有些嫉妒的師生學術切磋交流的場景。而由於我自己在學術方向上的叛逆，没有機會這麽幸運地得到先生病床前的指導。稍微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在另一件事情上我一直遵從了先生的教誨。留校工作之後不久，先生特意跟我談過一次話，内容主要是作爲新教師教學科研如何開展，以及如何處理單位人際關係，其中特别强調了一點:“以後專心教學和讀書研究，不要做任何行政工作。”這也正是我自己的本意，自然很爽快地做了承諾。後來果然幾次面臨過相關問題，雖然我内心裏已有主張，但都會打電話問先生的意見，而得到的回答每次都是一樣的:“不要做。”不知不覺間，留校工作已經 18 年，我一直遵照先生要求，心無旁騖地專心教學和讀書、寫作，與單位同事相處融洽，先生對此應該會感到欣慰吧。跟很多師友一樣，我最後一次見到先生，也是在 2021 年 7 月 18 日學院召開的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 110 周年的紀念會上。當時先生已經住到漢口的一家養老院，行走也不太方便，但聽説後執意要趕來參加，并且從早到晚，坐在輪椅上完完整整地旁聽了一天的會。自從 1959 年跟隨唐長孺先生讀研究生開始，先生的學術生涯就跟唐先生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特别是當年長期在外地整理吐魯番文書，先生不僅是唐先生的學術助手，也要負責照顧唐先生日常的生活起居，朝夕相處，無微不至，情猶父子。先生祖籍浙江海鹽，父親朱宗彬(筆名劉群)，19351937 年間曾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出版 告彷徨中的中國青年 等書，頗有影響。母親朱涵珠，祖籍四川江安，是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中犧牲的朱山先生的女兒。1937 年 5 月先生在上海出生，僅僅幾個月後，父親就在蘇南一帶的抗戰宣傳途中不幸得病去世，由母親和外婆帶到武漢生活，并得到在漢口的姑母、姑父照顧。母親在抗戰期間曾參與創辦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是主要籌備委員之一，并擔任過武漢孤兒院院長，武漢解放後曾任武漢市婦聯福利部部長、武昌區副區長。先生 50 年代初就讀於武昌曇華林的湖北省立第一中學(今武漢市第十四中學)，1955 年考入武大歷史系，原本打算學習甲骨金文和先秦史，後來因393絳帳秋濃人已遠爲閲讀唐長孺先生論著而喜歡上魏晋南北朝史，1959 年本科畢業後就跟隨唐先生讀研究生，後留校任教，在唐先生身邊學習、工作 30 多年。唐先生的年齡長於先生父親兩歲，對於自幼没有機會感受父愛的先生而言，唐先生大概兼有老師和父親兩種角色吧。可能正是這種情感，使得先生不顧身體疲勞，執意要完整參加唐先生誕辰 110 周年紀念會。不知道他是否已經有某種預感，晚宴時坐在輪椅上跟大家依依告别，20 天后，就平静地逝去了。7 月 18 日會議中午，按照之前我們商量的安排，讓先生來我的研究室午休。先生躺下後，馬志立師弟在旁守護，我洗了一個玻璃杯，倒了杯白開水，放在桌子上，就掩上門出來。原本希望他能在沙發上多躺一會兒，可他還是想聽大家的紀念發言，一到下午會議開始的時間，就堅持要起來去會場。自從 2018 年學院搬進振華樓後，有了獨立的教師研究室，先生這是第一次來，當然也已經成爲唯一的一次。不管如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裏，來過了這個我現在幾乎每天都要來的房間，留下了他的氣息。如今珞珈山秋意正濃，北三區五棟先生書房的窗外，正呈現著一年中最好的風景，而絳帳猶在，師者已遠，空餘生徒，徘徊山側，慢慢回憶著這些往昔與先生相處的情景，温暖而又感傷。2021 年 11 月 5 日(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493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