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河南经济探赜.pdf

第4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42023年7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Edition）Jul.2023doi：10.3969/j.issn.2096-2991.2023.04.005金末河南经济探赜宋卿姜雨（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摘要金末卫绍王时期，河南经济已处于衰败状态。贞祐二年宣宗迁都河南，河南之地的南京遂成为金朝国家政权的经济中心。相比于宣宗、哀宗时期的河北诸地，河南凭借黄淮防线使其在金末战乱局势之下能够拥有相对安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正处于衰败状态的河南经济也因大量人口迁入而得到快速恢复，并在很多方面与北宋时期相比有较大发展。但这一时期河南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并非属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其在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河南之地内外恶劣军政形势和频繁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河南经济逐渐走向更深层次的衰败。关键词金末；河南；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23）04-0041-09收稿日期 2023-04-16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ZS041）；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L20CZS002）；吉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JJKH20231116SK）；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JJKH20231117SK）作者简介 宋卿（1976-），女，辽宁大石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辽金史；姜雨（1993-），男，河南上蔡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辽金史。河南之地在金中前期一直是河北诸地发展经济的重要军事屏障，金末宣宗迁都河南后，其地经济发展才为金朝统治者所重视。目前学界关于金末河南经济的发展已有所研究，但仍然存在研究不够深入、视角比较单一等问题，未能展现出金末河南经济发展的真实面貌。基于此，本文在嬗变的视角之下对金末河南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分别加以研究考察，以期对金末河南经济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金末卫绍王朝河南经济的衰败金末河南农业经济的衰败并非始于卫绍王时期，早在章宗泰和三年（1203）即已出现衰败之势。是年金蒙兵端再启，河南壮者“悉驱以北”，同年河南还发生了大规模饥荒，“饥民流徙在唐、邓、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博泉：金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租佃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4期；韩茂莉：金代南京路人口与农业，历史地理，2001年第1期；程民生：河南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德朋：金代商业经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等。（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卷41 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江南图书馆藏明正德刊本。-41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蔡、寿、亳间者数十万人”。大规模签军与大量流民的存在使得河南农业经济开始出现衰败。泰和五年（1205），饥荒又造成金国各地“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1284。是年除了“盗贼公行，充斥道路”1289外，河南所在的金朝南境之地亦是频频“多事，兵连祸结矣”1289。首先是南宋方面不断对河南沿边诸州进行小规模军事袭扰，打破了金宋边境四十余年相安无事的和平状态。而后泰和六年（1206），金宋之间又爆发了大规模军事战争，河南沿边诸州再度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同时，章宗“起民兵于河南，十七万入淮，十万入荆襄。又起河北十万戍居庸关及韩水大鸡川，以防北边”1286，河南再次被卷入大规模战争之中，河南农业经济的衰败不断加剧。泰和八年（1208），金宋停战议和，是年十一月章宗驾崩，“柔弱鲜智能”2316的卫绍王继任皇位。针对章宗末年河南等地日益衰败的农业经济，卫绍王在位时期先后颁布了一些利于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和诏令。如泰和八年，卫绍王继位之初即“诏北边连年用兵，肝脑涂地，贫人困悴，言之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问赈恤”3295；大安二年（1210）三月，卫绍王又诏“去岁荒歉，所在流民失业，在处闲田旷土甚多，官给其种粮，贷以牛力，候岁有成，官司量与收入”3296；大安三年（1211）春，卫绍王又依秘书监邵文虎所奏，于河南等地“州县立力田科，初 秋 遣使行诸路，观田之垦废，以为守令殿最”3296。由于卫绍王在位时间较短，仅仅不到五年，而且其在位期间金政权已是“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其灭亡已有征矣”2324，所以上述诏令和政策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有效实施，对恢复河南农业经济自然也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同时，卫绍王在位之时，河南地区灾害频发和金政权对河南频繁征发赋役之举都进一步阻碍了河南农业经济的恢复。如大安元年（1209），“是岁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内出宝器及图书、文画付杂（买）卖 场卖。又谕民纳粟补官，时州郡无富室，迄无应命。薄闻西夏及北方稻麦皆熟，时陕西差稔，河南高田种不入土，独齐鲁之间田差有秋”3296；大安三年十二月二日，宋使于河南途中听本地车夫言：“被官司科敛频仍，民间贫乏，父子兄弟因佥军久不见面，词语怨嗟。”4446崇庆元年（1212）正月二十五日，宋使于归德府会亭镇夜宿时称：“自此以北，往来皆缺雨，麦苗如针，绝无秀润”4455。二月一日宋使一行至河南金宋边界之地时仍称“向北俱久旱”4455，可见崇庆元年初河南旱灾的严重程度，河南等地已经出现了“田之荒者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盗贼纵横”5310的衰败景象。与农业经济相同，金末商业经济的衰败也是始于章宗泰和年间，这主要表现为交钞阻滞。如泰和二年（1202），金朝“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61154；泰和六年，章宗“复许诸路各行小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61155；泰和七年（1207），章宗又复议更钞法，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61158。虽然章宗不断采取措施来缓解大钞和小钞之间的矛盾，但“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61159，并未能改变河南等地交钞阻滞现状。卫绍王继位后，金朝内忧外患甚于章宗朝，其对交钞问题更是无暇顾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61159。除此之外，卫绍王在位期间河南商业经济的衰败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河南城镇经济的衰败。大安三年，有南宋使臣至南京城后称其“市井差盛”4447，作为河南经济中心的南京在城镇经济方面都不够繁盛，那么河南其余府州的城镇经济可能会更加萧条，这与世宗时期河南宿州城“人物颇繁庶”7367和归德府城“市井益繁”7367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是河南对外贸易的衰败。泰和八年金宋议和之后，金朝方面即重开榷场并“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81195。与战争之前相比，河南之地的榷场数量有所减少。加之卫绍王统治时的金朝河北诸地已经成为四战之地，河南沿边榷场的对外贸易规模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而有所缩减。由于卫绍王在位时间较短且其“身弑国蹙，记注亡失，南迁后不复纪载”2324，所以关于卫绍王时（南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卷41 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42期河南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暂不可详知。根据卫绍王时期河南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都处于衰败状态的情况，笔者推测与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关系紧密的手工业经济也可能处于衰败状态。总而言之，金末卫绍王时期河南经济的衰败是持续了章宗末年的经济衰败走势，且其衰败程度比章宗末年更加严重。与河北诸地不同之处在于，金末卫绍王时期河南经济的衰退并未受到金蒙战争的直接破坏，当时蒙军的攻击范围是“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2320，金蒙交战之地距离河南之地尚有一段距离。二、金末宣哀两朝河南农业经济在快速恢复与发展中走向衰败贞祐二年（1214），衰败状态的河南农业经济因宣宗迁都南京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具体而言，河南农业经济相比北宋时期得到发展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扩大、水田大兴和粮食亩产量提高三个方面。河南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主要受人口因素的影响。在南京成为金朝新的政治与经济中心后，河南就开始吸引河北诸地大量人口持续迁入，河南人口数量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快速的非自然增长。如贞祐年间，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91129，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102516，河南也由此成为此后近二十年金朝人口的主要迁入地。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河南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农业劳动力，对于原先无人耕种的“荒闲之田及牧马地，其始耕垦”112659，河南原有官田与己业田之外的大片荒地也开始被大面积垦殖。贞祐三年（1215），宣宗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91129。贞祐四年（1216），宣宗在遣官检括完河南牧马地后又下诏令，“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91130。是年宣宗又诏令统兵“不啻百万”的各地帅府，使“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91130。在大量农民与军士的不断垦殖下，河南田地被尽数开发，于是尚书右丞高汝砺于兴定元年（1217）十月之前进言道：“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122494据 金史 食货志 记载，兴定三年（1219）之前“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91130，由此我们可知，宣宗朝河南有不低于197万顷的耕地。文献通考 记载北宋时期包含金代河南之地在内的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陕府西路与淮南路的耕地面积总计才1 991 225.23顷，1359-60且诸路政区面积总和是金代河南政区面积的4倍还要多。由此可知，宣宗贞祐南迁后的河南耕地面积远超北宋时期。大量土地的开垦也使得兴定三年河南出现“颇丰稔，民间多积粟”122497的景象。河南由于气候湿润、水系发达以及有前代“所开水田之地”81203的历史基础，在金中前期就已种植水稻，但规模较小。宣宗南迁河南后，河南的水田开始受到重视并被大规模开发。如兴定五年（1221）十一月，金朝开始“议兴水田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81203；元光元年（1222）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81203。在上述政策影响下，元光二年（1223）河南出现了“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91139的现象。宣宗朝之所以重视水田的开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水田亩产量“收获多于陆地数倍”81203。如南阳之地的水田每“亩可收五石”142353，与旱地“上田可收一石二斗”91130相比，水田的开发可以为当时一直缺粮的金政权提供更多粮食。其二是水田可以作为旱地作物遭受水灾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如兴定三年七月，邓州南阳县五百余顷禾麦因长时间降雨而受到损失，且其地“土性宜稻”142353，因此，其地五百余顷禾麦皆改种水稻。虽然河南水田面积总数不详，但可以对金与北宋时期河南小范围地区内的水田面积进行对比。如宣宗兴定四年（1220），归德府砀山、下邑两县有“无主稻田且万顷”152430，合100万亩左右，而北宋时砀山、下邑两县所属京东西路仅有水田1 709 176亩，16401京东西路下属43县，平均每县不足4万亩，由此可见宣宗时期河南水田开发力度之大。宋卿等金末河南经济探赜-43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除了耕地面积扩大、水田大兴外，河南粮食亩产量也比北宋时期有所提高。就旱地作物来讲，北宋时是“岁亩收一石”174269，金末河南是“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91130，两者亩产基本相同。在水稻亩产方面，北宋时“亩约收三斛”174264，即亩产三石，而宣宗兴定三年，南阳稻田则“亩可收五石”142353，比北宋水稻亩产要高出许多。虽然宣宗南迁后的河南农业经济在耕地面积、水田开发与粮食亩产量三个方面都比北宋时期有所发展，但其在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以下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一，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金末河南外来移民浪潮持续时间较长，贞祐南渡前即已存在，至哀宗正大末年才止。长时间的大量移民迁入很快就使河南由之前的地旷人稀变为地狭人稠的状态，但不管是地旷人稀抑或地狭人稠都不利于河南农业经济发展，甚至这种非良性的移民造成的地狭人稠还给河南带来一系列影响本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是河南需要赡养由河北迁入的数十万不事农耕之军户。据贞祐三年十月高汝砺所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的一百万人口需“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122493。可见诸军户每年所需粮食“皆坐食民租”181131，这对河南有限的官田产生了巨大压力，以至于“竭一路终岁之敛”尚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192544，于是朝廷便“倍益官租，以给军食”91128，将赡养军户的压力转移给河南民户。虽然贞祐四年朝廷革去一部分冗滥军户，但所存者“犹四十二万有奇”192544，每年亦需“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192544，长期如此只能会坐困民食。同时，迁入军户一直未有耕地耕种，军户的贫困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91131。其次是人口大量迁入严重扰乱了河南地方治安。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102516。贞祐四年，朝廷打算将河北军户迁至河南的黄河沿岸之地从事农业生产，但这些军户早已成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192545，甚至他们“群饮赌博习以成风”192545，已成为扰乱河南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即使给予他们耕地也会出现耕地荒芜现象，更加不利于河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二，土地兼并与土地租佃矛盾。贞祐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81199。兴定五年六月，蒙古纲上奏：“宿州连年饥馑，加之重敛，百姓离散。镇防军遽征逋课，窘迫陵辱有甚于官，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户，佃户愤怒，执羊哥等投之井中”202393-2394。据此可知，宣宗朝土地兼并现象和土地租佃矛盾已经愈演愈烈，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经济发展。其三，繁重的赋税和劳役。自宣宗南迁后，南京便成为金政权经济中心所在，“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192544。迁都次年，河南民户被征发的赋役即已“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91129。至兴定元年五月，朝廷除对河南所征税租率仍“常三倍于旧”122496外，还以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为由对河南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122496，是年十一月又因通宝稍滞而对桑皮故纸钱的征收“又加两倍”122496。兴定四年，河南赋役的调发又“数倍于旧”152430，即使河南之地发生了饥荒仍然“赋役不息”211111。哀宗即位后也发生过“征夏税二倍”22410-411的情况。如此经年累月的增加赋役对河南农业经济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人口外流，如兴定四年，亳州六万旧户由于南迁以来“不胜调发”211111，加之当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211111，遂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211111。元光二年，民间租税仍“征之不绝”91139，贫民多以“无所输而逋亡”91139。在民户大量外逃后，金朝廷又将“逋赋皆抑配见户”91138，如此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河南民户外逃。为了使外逃民户回乡恢复农业生产，朝廷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赋役繁重，外逃民户皆不愿回乡。兴定四年，宣宗即有“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91138之语。兴定五年，河-44南饥民“流离者太半”91131，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91131。其四，战争的威胁与破坏。兴定元年，宣宗在迁都南京还未满三年之时即发动对宋战争。环视当时形势，河北诸地仍处于金蒙两军拉锯争夺之中，陕州以西的陕西之地也处于金与西夏长期交战状态，同时河南东边的山东之地红袄军肆虐，山东红袄军也经常侵袭河南与山东交界地带，如贞祐四年四月，红袄军“陷滕、兖、单诸州”23345。在如此恶劣的外部形势下，金宣宗又错误地发动对宋作战，战争一直持续至哀宗即位。由此可见，河南四周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南边的金宋边界以及东侧与山东交界之地所受战争影响尤甚，这一形势也进一步加剧了河南农业经济衰退。兴定元年，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242483，同时河南其余各地士兵在蒙军攻破潼关后，皆撤至各府州“入城自守”252809，进而造成河南“百姓耕稼失所”252809。兴定二年（1218），“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刍粮调度，仰给河南，赋役频繁，民力疲弊”152434。除此之外，在河南内部还存在着盗贼危害农业生产的现象。如兴定五年六月，“迩来群盗扰攘，侵及内地，陈、颍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阔，农事半废，蔡、息之间十去八九。甫经大赦，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所在屯兵率无骑士，比报至而贼已遁，丛薄深恶复难追袭，则徒形迹而已”102530。其五，自然灾害频繁与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河南在宣宗、哀宗时期水灾、旱灾和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进而引起河南饥荒的发生，给河南耕地、人口等造成严重影响，破坏了河南农业经济。如贞祐四年，河南“连年蝗旱，百姓荐饥”192544，泗州受灾之处，“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91137；兴定四年，河南遭受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91131，归德府砀山、下邑两县甚至出现“野无居民”152430的景象，河南的东部地区也发生饥荒，“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152430。在灾害发生后，河南中央与地方官员在救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不作为现象。如兴定四年，亳州因水灾“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9113；兴定五年，哀宗令河南所在官“贷易麦种”91138，地方官员则是“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91138。除此之外，河南官员还经常会有急征赋税的乱作为情况。如贞祐三年，“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91137。如此不作为和乱作为的为政之举使得本就处于残破状态的河南农业经济变得更加凋敝。受以上诸因素影响，河南农业经济在快速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在走向衰败。贞祐三年，南京“谷价腾踊”122491；兴定三年，河南原有的一百九十万余顷农田至此只有“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91130；兴定四年，河南地区已经开始需要“陕西岁运粮以助”102529。为了缓解河南农业经济的衰退，金朝统治者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颁布诏令或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为促使外逃农户回乡复业，朝廷多次实施减免赋役的政策。如贞祐三年，“诏免逃户租税”91137；兴定元年二月，朝廷先是“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91137，后又“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211111，是年十二月对“已免债逋，更招一月”211111；兴定三年，金廷又下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91138。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是为了促使外逃民户能够返回河南复业。对于河南土地兼并中出现的“不期月而息三倍”81199的高利贷现象，宣宗则是“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81199-1200。在自然灾害发生后，金廷也会采取减免租税或宽民输租的政策。如兴定四年七月，河南水灾过后，宣宗“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91137-1138，十月，宣宗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91138。此外，为了缓解河南农业劳动力的流失，金廷也会招民以耕种。如兴定三年七月，朝廷以“河南闲田多”142353，遂“招河东、河北移民耕种。被灾及沿边郡县租税全免，内地半之”142353。但是，这些诏令和宋卿等金末河南经济探赜-4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顶多能在小范围内起到推动农业生产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河南农业经济持续衰败的走势。三、金末宣哀两朝河南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发展概况同农业经济一样，河南手工业和商业经济也因宣宗南迁得到快速恢复与发展，且其在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走向衰败，这在金代诸路经济发展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经济现象。（一）手工业经济金末宣宗南迁后，河南官营和私营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具体如下：矿冶业。兴定三年，汝州鲁山、宝丰两县及邓州南阳县因“皆产铁”142352，朝廷“募工置冶”142352，河南冶铁业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麻九畴 许方邨即事 中的“烟长见新冶，风远闻清锻。濯衣女在溪，贩铁人栖馆”26379，形象描绘了河南民间冶铁业的繁忙画面，从中我们还可以知悉金末河南地区冶炼出来的铁可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在冶炼金属过程中，煤炭发挥着重要作用，麻九畴诗中“墙危垒破石，路黑沾遗炭”26379即是对这一重要冶炼物资的介绍。河南历来就有使用煤炭的习惯，北宋时开封即“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2777，金朝河南煤炭当是在北宋基础上进行开采的。续夷坚志 记载河南府渑池县“出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炽燃”2882。火器制造业。在南京成为金政权政治中心后，金朝中央掌“修治邦国戎器之事”291362的军器监也随之迁入南京，负责河南火器制造。在火器制造方面，金朝“完全是继北宋而发展起来的，其技术发展水平不及当时的南宋，但胜于北方的蒙古”3052。金末金蒙两军在河南交战期间，金朝火器更是得到广泛应用。这一时期河南的火器主要有飞火枪和铁火炮，其中飞火枪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312690。在天兴元年（1232）的汴京守城战期间，守城金军即有持飞火枪者，“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322639。关于金军铁火炮的记载首次见于兴定五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的战斗，时金军攻击蕲州城楼，“横流炮十有三座，每一炮继一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其日对炮，市兵贾用，因拽炮被金贼以铁火炮所伤，头目面霹碎，不见一半”3321，可见金末河南生产的铁火炮杀伤力之大。据宋人赵与衮 辛巳泣蕲录 的记载，金军铁火炮“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震动城壁”3323。在天兴元年的汴京守卫战中，守城金军又使用了名为“震天雷”的火炮，其以“铁礶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322639。制瓷业。关于金末河南地区制瓷业，禹州志 记载：“所居之民皆以烧造磁器为业，乃所谓凝土以为器者，其所由来远矣。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几有万室，市井骈阗，不减城邑，逮壬辰兵烬之馀，百不存一。”由此可见，盛产钧瓷的钧州之地在宣哀两朝发展到鼎盛，这主要是由于瓷器为“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随着大量人口迁入，河南生产的瓷器需求量陡增，进一步刺激了金末河南制瓷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制瓷业，钧州之民也能够“不耕不商而衣食自足”。但随着天兴元年蒙军攻入河南，河南之地的制瓷业顷刻间被摧毁殆尽。纺织业。发展纺织业的基础是桑树的种植，正大五年（1228）四月，“郑州大雨雹，桑柘皆枯”34585，据此可知，河南郑州种植了大面积养蚕用的桑树和柘树，其地纺织业应具有一定规模。由于纺织业在古代社会长期作为农业经济的副业，且金朝也有“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 禹县志 卷3 山志，1937年刊本。禹县志 卷3 山志。禹县志 卷3 山志。-46三”91119的规定，所以金末河南应存在规模不等的纺织业。金末诗人麻九畴 许方邨即事 一诗中的“缲馀残茧挂，钓罢么系贯”26379即是对纺织流程中的缫丝画面的描绘。此外，据 元史 镇海传 载：蒙军灭金后得“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352964，由此可知，金末河南地区的纺织业中也有毛纺织。制盐业。随着金朝主要产盐地的丧失，南迁后的金朝统治者遂把制盐业转移至河南地区。贞祐二年，宣宗以“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碱卤，民私煎不能禁”361182，遂下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361182，由此将河南之地的制盐业发展为官营产业。兴定三年，朝廷又于“阳武设卖盐官以佐军用”142352，随后还诏令“禁止沧、滨盐”142352过河，以使“河南食阳武、解盐，河北食沧、滨盐，南北俱济”142352，河南制盐业由此发展起来。刻书业。金末河南刻书业在原有基础上也得到发展，如 经史证类大观本草 于“贞祐二年嵩州福昌孙夏氏书籍铺印行”37360；孔子51代孙孔元措将祖上刊印的 祖庭 与 广记 两本家谱之书“合为一，复增益门类，冠以图像，并载旧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称广记，书成于金正大四年丁亥，张左丞相为之序，镌版南京”3868。除了医书、家谱外，金末河南还因其地文学与儒学的繁盛，刊印有大量文人儒士著作。如元光元年，王若虚 扬子法言微旨 序 载，赵秉文 扬子法言微旨 为“古泽陈氏者，将购工板行，以广其传”39535。赵秉文晚年又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 滏水集”40106，为佛老“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 闲闲外集”40106，并将其书交给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40106。此外，归潜志 载李纯甫南渡后，“文字多杂禅语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镂板者甚众”4111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河南刻书业的发达。酿酒业。有金一代，饮酒比较盛行，酿酒业也比较发达。即使在金亡之前的天兴二年（1233）九月，蔡州仍有“禁公私酿酒”42435的禁令，另据元好问 蒲桃酒赋 载：“刘邓州光甫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贞祐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4321由此可知，河南邓州于金末时已能酿造葡萄酒，进而促进了河南酿酒业的发展。（二）商业经济河南商业经济在宣宗南迁后的发展程度如何，暂不可知。但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宣、哀两朝的河南商业经济也应有过短暂繁盛时期。据 金史 粘葛奴申传 载：天兴元年，陈州“军民皆避迁他郡，奴申为之择官吏，明号令，完城郭，立庐舍，实仓廪，备器械。未几，聚流亡数十万口市肆喧哄如汴之阛阓，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不绝，遂指以为东南生路”442737。同样，受各方面因素影响，河南商业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在衰退。在币制改革方面，金朝于宣哀两朝先后发行交钞、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绫制）元光珍货和天兴宝会6种纸币，每一次发行纸币都意味着金政权“剥削的加重，人民苦难的加深和商品经济衰败的加速”45369。如贞祐三年四月，河南之地“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61159。是年九月，因“贞祐宝券”的使用导致“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61160南京，南京城一度“市肆尽闭”61160。在对外贸易方面，河南邓、唐、息、寿、泗五州榷场在兴定年间金宋战事爆发前还有对外贸易存在。如息州榷场在兵兴前，“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242483，经济收益相对可观。但兴定元年，金朝于“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242483，河南沿边诸州因此变得人烟稀少，各州原先于互市中所得之利自兵兴以来“俱失之矣”242483。河南乃至整个金朝的对外贸易体系自此完全瓦解，河南商业经济也遭到重创。在移民方面，元光末年有官员进言称“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202389。据此可知，河北诸路移民中不守法度的豪民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既不利于河南经济良性发展和金朝财政收入的增加，又不断侵夺着河南本地在籍商人的利益，进而使得河南商业经济不断走向衰败。宋卿等金末河南经济探赜-47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四、结语金代河南经济自章宗末年即已出现衰败迹象，卫绍王继位后，河南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衰败程度反而进一步加剧。而后宣宗于贞祐二年迁都南京，河南之地即开始取代河北诸地成为金朝新的经济重心。与此同时，金政权在迁都伊始即积极营建潼关黄河防线，关河防线和河南南部一直存在的淮河防线不仅在较长时间内保障了金末中央政权的安全，而且也为金末河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大量人口迁入，使得金末宣、哀两朝河南经济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在农业经济方面，河南在耕地面积、水田规模和粮食亩产量上都比北宋时期有所发展；在手工业经济方面，河南地区的矿冶业、火器制造业、制瓷业、纺织业、制盐业、刻书业、酿酒业等官营和私营手工业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其中某些行业相比北宋时期还有所发展；在商业经济方面，河南也出现过短暂的商业繁盛局面。虽然宣、哀两朝的河南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但这一时期河南之地也存在着大规模移民涌入引发的经济负担加重和社会治安紊乱等移民问题。除此之外，河南之地还存在土地兼并加剧、租佃矛盾激化、赋役日益繁重、战争威胁破坏、灾害频繁发生和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等大量扰乱经济发展的现象。基于此，金末宣、哀两朝的河南经济在快速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在逐渐走向更深层次的衰败。参考文献1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21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2脱脱，等.金史：卷13M.北京：中华书局，2020.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22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4程卓.使金录M/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23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6脱脱，等.金史：卷48M.北京：中华书局，2020.7楼钥.北行日录M/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8脱脱，等.金史：卷50M.北京：中华书局，2020.9脱脱，等.金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2020.10脱脱，等.金史：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2020.11脱脱，等.金史：卷114M.北京：中华书局，2020.12脱脱，等.金史：卷107M.北京：中华书局，2020.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脱脱，等.金史：卷100M.北京：中华书局，2020.15脱脱，等.金史：卷104M.北京：中华书局，2020.1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脱脱，等.宋史：卷176M.北京：中华书局，1977.18脱脱，等.金史：卷44M.北京：中华书局，2020.19脱脱，等.金史：卷109M.北京：中华书局，2020.20脱脱，等.金史：卷102M.北京：中华书局，2020.21脱脱，等.金史：卷46M.北京：中华书局，2020.22脱脱，等.金史：卷17M.北京：中华书局，2020.23脱脱，等.金史：卷14M.北京：中华书局，2020.24脱脱，等.金史：卷106M.北京：中华书局，2020.25脱脱，等.金史：卷122M.北京：中华书局，2020.-4826元好问.中州集：卷6M.萧和陶，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7庄绰.鸡肋编：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元好问.续夷坚志：卷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脱脱，等.金史：卷56M.北京：中华书局，2020.30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31脱脱，等.金史：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2020.32脱脱，等.金史：卷113M.北京：中华书局，2020.33赵与衮.辛巳泣蕲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脱脱，等.金史：卷23M.北京：中华书局，2020.35宋濂，等.元史：卷120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脱脱，等.金史：卷49M.北京：中华书局，2020.37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M.瞿果行，标点.瞿凤起，复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9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校注：卷44M.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沈阳：辽海书社，2005.40刘祁.归潜志：卷9M.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41刘祁.归潜志：卷10M.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42脱脱，等.金史：卷18M.北京：中华书局，2020.43张金吾.金文最：卷2M.北京：中华书局，2020.44脱脱，等.金史：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2020.45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特约编辑龙 晟】The Analysis of Henan s Economy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SONG Qing，JIANG Yu（College of Literatur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Wei Shao in the late Jin Dynasty,the economy of Henan was already in a state of decline.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enyou reign,Emperor Xuanzong moved the capital toHenan,and Nanjing,the land of Henan,became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Jin Dynasty s state power.Compared to the Hebei provinc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and Emperor Aizong,Henan,on theother hand,had a relatively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anks to the Huanghuai defenseline during the war and turmoil of the late Jin Dynasty.The economy of Henan,which is currently in a declining state,has also rapidly recovered due to the influx of a large population,and in many aspects,it hasdevelop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However,the rapid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Henan s economy during this period did not belong to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While recovering and developing,it was also affected and damag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hars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Henan,as w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