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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笛福小说金钱对人性的扭曲
     享有“英国与欧洲小说之父”美誉的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因成功地创作了《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而家喻户晓。在那个时代，由于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财富的增长及市民阶级的兴起导致了一系列的利益及权益的冲突或调整，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与此相关的人的自然本质即“人性”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和争论的热门话题。笛福的小说在关于“人性”的大讨论中做出了充满洞见的发言：他把人性的出发点定位于对人的生活状况的特殊把握和认定上，力图用批判手法对金钱追逐背后扭曲的、窒息的人性进行分析和思考。
    一、物质财富的贪求
     （一）在最初的生存意识中，展露对金钱的渴求
笛福的众多小说，多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自已的人生经历，以及自我的心灵感受。之所以这样极力营造小说的逼真感，显然作者是深入到了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思考上。在笛福一生中，经历过种种命运变化，经商多年，数次濒临破产且进过监狱，他曾把自己一生遭遇概括为这么两行诗句：“谁也没有受过这么多命运的拨弄，我曾经十三回穷了又富、富了又穷。”[1]因受过贫困的压力，那种处于不利境遇之中毫无防御、必须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他。因此在每部重要小说的开头几页，他总是把男女主人公放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况中，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摩尔弗兰德斯是她那犯了罪的母亲在新门监狱里生下来的；辛格顿船长小时候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生在绅士之家”，却做了一个扒手的小徒弟；罗克珊娜一开始处境还好，但出嫁之后，丈夫破了产，给她撇下了五个孩子，从此“处于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极其可悲的状况之中”。[2]这些少男少女，每个人都是这样开始自己的生活道路，为生存而奋斗。笛福似乎擅长于从最贴近生活的粗俗人群中寻找人性中生存的本质，寻觅一种原始的生命力。而小说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命运，同作者笛福的经历很相似，从这个角度讲，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由社会环境造就的人物的生存特点。在他的小说中，顶顶有名的摩尔弗兰德斯出身低微，一天仅有“四便士的收入”。因此她把目光投向婚姻市场，频繁交易，不怕失败。为了达到目的，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撒谎；不多花时间去考虑自己的感情；洒一滴眼泪，仅是瞬间的灰心丧气，然后，“一切照常进行”。[3]她不怕面对狂风暴雨，而且还为自已的才能在其中得到发挥而感到得意。她做人精明而实际：婚姻是得到保障的手段，真心的交付不过是一场无聊做作的人性游戏。因而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具有“鲁滨孙式的冒险精神的妇女”。笛福曾在《评论报》上发表“贫困使人们全然不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感情、正义感以及一切可以使人们和睦相处的道德和宗教上的义务，这是人性的普遍力量经受不住的考验。”[4]因此，在笛福的每部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体现账单的重要性，“算账”不仅是小说的又一重要母题，更是主人公的精神本质的载体。
    （二）对金钱的无尽追逐中，形成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形象
当时，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强国，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重商主义和经济个人主义是当时社会的主潮。作为这个时代的荒岛文学作品，笛福的小说也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不断进取、顽强向上的资产者形象的化身，他（她）们追求财富，同时也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罗克姗娜最初走上卖淫道路是被贫困这个“必然”所迫，似乎是不可逃脱的命运，她也曾为自己辩护说：“贫穷是我的陷阱”，[5]但在有了温饱之后她仍不能住手，相反变本加厉地设法捞钱。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虚荣”，公然以女强人的姿态经营她的姿色，从可怜的受害者脱胎换骨转变为以攫取为目的的新经济世界的主人翁。如果说这个人物身上有什么东西有力地吸引了笛福同时又让他惶惶不得安宁，那便是她的这种异常明朗而彻底的“商人本质”。她在拒绝荷兰商人的求婚时，再三强调了对“自由”的珍重，振振有辞地说：“我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生来是自由的；然而婚姻法却规定女人一结婚就得放弃一切”，[6]她声称自己要当个“男—女人”。异常坦率自信、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大胆而明晰的思想令人不由要生出几分敬意。不过，从罗克珊娜口中道出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应读作“财产”。她明白地讲述，她拒绝荷兰商人的原因是她怀疑他贪图的是她的钱。被人“包养”对方要掏钱，嫁人则失去自己原有的钱，一里一外，结婚显然是下下策。她用“现任”男人的钱维持生活，让自己的钱不断生利增值，一切从收益出发，并不为其他原则所囿。青年鲁滨孙，不安于中产阶级家庭悠闲平庸的小康生活，擅自离家去航海经商。只身到了伦敦，随即跨海去非洲做买卖，又航海到巴西经营种植园，成为一个庄园主。但他仍不满足，再次出海到非洲贩卖黑奴。那些有利可图的地方像磁铁一般地吸引着他，为了金钱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往前冲”。[7]与鲁滨孙有一切关系的人也好，物也好，全部从属于一个前提：即能否为鲁滨孙带来利益的最大化，能否实现他个人的野心。这种金钱狂热的思想，正是资产阶级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利欲熏心地积累财富的本性的集中体现，因而，恩格斯称鲁滨孙就像在他之前的哥伦布和西班牙殖民者一样，没有同情心，上帝给他带来的星期五，仅  仅只是被他看作一个奴隶，帮他实现扩大再生产，而他可以任意处置星期五的生死。
      笛福曾把《鲁滨孙漂流记》解释成是他自已一生的寓言，不论这种说法是当真还是戏言，鲁滨孙身上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实干精神确实是他热忱歌颂的时代精神。而且在笛福的笔下，鲁滨孙并非唯一的海外英雄；辛格顿船长横贯非洲，纵横太平洋，既当探险家，又当海盗，最后劫掠致富，安享天年；杰克上校被卖美洲，沦为白奴，但他拼力奋斗，走出绝境，而且自己当上了殖民者，发家致富；就连风尘中的失身女子摩尔弗兰德斯也最终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找到了安身之地，获得财产，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所有这些都说明，笛福把殖民探险、海外贸易置于何等重要的位置。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这种“赚钱”手段完全看作是合法的、天经地义的。用他的一段话可以给他笔下的人物作一个很好的注脚：“我们的工作是经商，我们的目的是赚钱。只要是达到目的，只要对买卖有利，?商业上崇拜的唯一偶像是赚钱。”[8]
    无论是鲁滨孙、罗克珊娜，还是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他们都是无需论证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都狂热地追求金钱，金钱在笛福的笔下被独特地称为“世界通用的徽章”。
      二、情感本能的空缺
     （一）原始情欲的冲动在物欲横流的大潮中被忽略如果说笛福对现实物质的关注赋予主人公以现实主义的形式，那么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本能的空缺更值得读者思索。
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除了劳动、创造经济利益外，似乎从未有过其它感情或与别人有过其他的关系，获取利润是鲁滨孙的唯一使命。爱情在鲁滨孙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位置，甚至在他获得最大胜利的场面中，性的诱惑仍然被排斥在外。鲁滨孙过了一段荒岛上离群索居的生活后，当他开始注意到荒岛缺乏“社会”时，他为求得“同伴”的安慰而祈祷，然而读者们发现他所渴望的竟是一个男奴隶。当鲁滨孙最终返回到文明生活中时，性依然严格地屈从于生意事务，只有当他的经济状况由于一次又一次更远的航海得到了充分保证时，他才结了婚。对此他告诉我们的一切只是，“那对我来说既不算利，也没什么不满意”。[9]三个孩子的降生，妻子的去世，对他似乎都无所谓，而且所有这些只构成了小说中一个句子的前一部分，这个句子的结尾却仍是一次更远的航行计划。不知是作者有意回避人的原始性欲的冲动，还是想逃脱情感对行为的支配，在他另外的几部作品中也几乎没有提到原欲的影响。仅仅只在《摩尔弗兰德斯》中借摩尔的口谈到：“结婚是为了互相利用，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做生意，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是根本没有关系的。”[10]众所周知，性的健康自然及其满足，是人性中必不可少的，而笛福笔下人物的生存发展却是以失去这种人性为条件。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都是为获取财产，以性作手段，同一个又一个男人结合。在摩尔偷窃生涯中，为了把对方的钱袋弄到手，甚至可以把自已的肉体交给一位醉酒的绅士。在他们的意识中，性爱仅仅是女人向男人发动进攻或反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的最大武器。
   （二）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冷漠与功利
    小说中主人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功利主义的，在他们看来，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非经济的联系和活动相对而言是次要的。因而，他们的感情总是伴随着清醒的经济利益的考虑，对待他人的态度也完全根据他们的商品价值而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鲁滨孙对待摩尔少年佐利的态度，佐利曾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帮鲁滨孙从奴隶主手中逃脱出来，而且还尽一切可能来照顾他、保护他，对他可谓忠心耿耿。鲁滨孙在激动之下曾决定“从那以后一直爱他”，并许诺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大人物”。[11]
但遇到葡萄牙船长出高价购买时，便不能抵御好买卖的诱惑，随手把佐利卖做了奴隶。虽然懊悔在后来也曾出现过，但那只是岛上的生活任务使劳动力比金钱更有价值的时候。罗克珊娜最亲密的仆人——艾米，是罗在困境中的伙伴，而罗克珊娜自从跟定珠宝商，就从容地谋划，在最初阶段里便做出了强迫艾米和珠宝商同床的惊人举动。尽管这种行为让人鄙夷和愤怒，但这的确是她的生意生涯开局时极其精明的一着棋，她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使两人的关系永久性地巩固，使艾米成为她的左膀右臂，成为她的合伙人。这种资产阶级的理性精神，曾被批评家称为资产者的“簿记良心”和对契约法的“天生敬畏”，同时它也成为主宰鲁滨孙思想行为的一种本能。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导致了各种传统形式的关系和感情的削弱，这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资本家的人格，就是人格了的资本。”
   （三）母爱情怀在金钱魔力前的迷失、错位
    这种人情的淡漠还表现在女性与生俱来的母爱情怀之中，罗克珊娜对待孩子的态度就极能说明问题。她曾生养了不下12个孩子，但是好算账的她从没有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数字，而且对于其中多数仅仅顺带提过一次，即他们作为她的经营活动（给有钱人当外室）的副产品诞生。“不过第二年我给了他补偿，为他生了个儿子，令他很开心；那是个可爱的孩子，长得也很好”。[12]
     她这样寥寥数语交代了她和珠宝商的儿子，从此把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她与荷兰商人所生的孩子，“四年里我只见过他两次，还暗自打定主意，孩子长大后可不能叫我妈妈。”[13]
在罗克珊娜狂热追求富贵的奋斗中，孩子是最早的和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说起初抛弃五个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她长期旅居巴黎，对子女完全不闻不问，致使两人夭亡，三个活下来的也多受磨难，就是她耽于发财梦想而泯灭了做母亲的天性和起码的责任心。她似乎认为，给他们备下一笔钱就算安排妥帖了。尽管见到女儿也怦然心动，但从根本上说她不相信存在超功利的亲情。罗克珊娜把一切人际关系都换算成钱或物，每个举措都经过慎密的计算，蓄及自己采取的每个步骤时，总不忘首先交代财务安排。算账对于孤岛上的鲁滨孙主要体现为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于罗克珊娜来说却是生活的核心内容。
     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博爱”，以及人文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大力倡导的感情自由，在这些人身上，都无一不是思想单一、感情枯竭，所有温情、亲情、爱情的关系都成为了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被扭曲、变异和沦落是必然而又无可奈何的。在那种生活状态下，道德评价没能取代社会评价，社会常常就是如此残酷地践踏着“崇高”、“道义”等庄严的字眼而径自向前走去。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价值规律和金钱魔力的作用，人们的行为思想，在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了反面。
    三、道德、宗教信仰的萎缩
    （一）日益膨胀的金钱欲致使良心道德的泯灭
18世纪的英国，社会对女人的道德规范十分传统。而摩尔弗兰德斯与罗克珊娜这两位主人公，却纷纷抛弃作为女人的基本礼仪廉耻，分别与“有妇之夫”姘居，而且还坦然地说她们婚外同居过得“很喜乐”。[14]只要能挣钱，道德良心也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予理睬。摩尔弗兰德斯一生各种丑事坏事干尽，当扒窃失手时，还竭尽狡辩、脱身之能事，不但洗脱干系，甚至反敲对方一把；骗走一个小女孩的贵重项圈后，更打算把无辜的孩子掐死。荷兰商人帮了罗克珊娜的大忙，甚至救了她的命，不肯收报酬，她便和那人同居一段时日，以使他们之间“两清”。[15]
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选择致富的手段上，也十分不道德，摩尔从小偷到大偷，从单干到合伙干，到后来她的偷窃竟成为一种“激情”，看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化为赃物和钱财时，不禁为之欢欣、陶醉。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也是靠着海盗、偷窃、贩卖奴隶等极不体面的手段致富以达到顺境的。在这个层面意义上，他们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正如阿尼克斯特所揭示的“主人公在世上求一立足之地，并力图致富的时候，是不讲究道德的。”[16]
     （二）在金钱至上的指挥棒前，宗教信仰变成应时性的工具
    虽然笛福笔下的人物最终都带有某种悔过自新的赎罪心态，虽然他们自己也处处不忘强调“改过向善”的道德寓意，鲁滨孙的第一次出海碰上风暴开始后悔，觉得是遭了“天罚”，[17]历数“我的罪行，我的背叛父亲的行为，我当前的重大罪行。”[18]但是他真正宣扬的是个体的人在完全实现了理想主体的能力之后所获得的那种积极的生活。这种物质实际性在人的宗教和道德上，都表现出各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当生病、死亡的痛苦出现在鲁滨孙面前时，他便开始责备过去的生活。患痢疾做噩梦醒来后，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水手。”[19]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从内心深处悔悟，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祈祷，肯求神的拯救。“等候着主吧，壮着胆吧，他将使你心里充满力量。”[20]这几句话给他的力量、安慰，是无法形容的，于是他满心感谢地放下书，心里不再难过。
应该说富于宗教意味的思考使鲁滨孙的被迫的孤独生存获得了某种意义，保全了他的心智，人生事业上的搁浅也转化成一次精神上的朝圣。如果说他在岛上开拓创业是航海冒险的延续和升华；那么他的精神求索便是对他本人的前期行为的某种检讨或修正。
笛福把鲁滨孙的这类精神上寻求正路、复杂实境中审慎地进行道德决裂的成功作为范例展示给读者，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他的悔罪和“皈依”是含糊的，有限度的。在岛上的许多言行和想法与他的“皈依”是相抵触的。在海岛上的列表记账簿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好处”即“贷方”，他甚至在吃肉时祈求上帝赐福，因此他的叙述显示出一种意识方向的分裂和冲突，信仰和上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实用化、金融化。
虽然相比鲁滨孙的宗教观，罗克珊娜相形之下要虔诚一点。她发了迹，但不得不时时反省自己可耻的历史，她相信因果报应，害怕有朝一日终要受到上天的惩罚。有时也常责问自己：“现在我干嘛还要做妓女？”但她又时常为自己开脱：“那魔鬼，那个更有力的贫穷魔鬼战胜了我，几乎可以说，简直无法抵挡，一切到底还是恶魔安排好的，它使别人根本没有抵抗的余地。魔鬼安排的这种环境，不仅使我让了步，而且他还继续不断地说服我，不让我思考反省，不让我离开我已经走上的那条可怕的道路，仿佛那才是正当和合法的。”[21]因而从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们对上帝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性的考虑，而且是应时性的。当遭到天灾人祸，感到恐惧，面临死亡时，就诚心地向上帝祷告、悔罪，得到力量和安慰，寻找内心的平安。遇到险阻，读《圣经》和祷告，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需要时，上帝是否存在则是无关紧要的。上帝的存在，只是帮助性的一种外在力量，是遇到困难时与之联系的动因。其实干和冒险精神，都需要来自上帝的帮助，他们关心的只是当下，而不是身后的世界。
在此，宗教不再是一种虔诚的信仰，而是成为平衡苦闷心理和克服绝望情绪的一种武器，宗教已经蜕变成一种积极而实用的处世哲学和一种自我拯救的工具。笛福曾在一本题为《英国商人手册》的劝导性书中坦率地说，一个人不应该“对宗教义务过分专注，以致错过做生意的合适时间和商业旺季。”[22]笛福的这种明显的淡化道德说教倾向在偏重文艺道德性的18世纪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总之，笛福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对金钱的追求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构成了对资本主义逐利行为的正面的表述和反面的拷问。笛福有意识地用叙述者的口吻将一个个人生经历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力图让人们看清资产阶级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摧残与戕害。
参考文献：
[1]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3.
[2][5][6][12][13][14][15][21]笛福.罗克珊娜[M].天一，定九译.花城出版社，1984，13，73，163，51，252，
83，183，223.
[3][10]笛福.摩尔弗兰德斯[M].梁遇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93,131.
[4][22]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上）[M].陈安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366，304.
[7][9][11][17][18][19][20]笛福.鲁滨孙漂流记[M].徐霞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1，277，19，9，71，79，85.
[8]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M].花城出版社，1986，313.
[16]梁实秋.英国文学史（2）[M].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1985，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