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投文艺争鸣)13-1-31.doc

“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
——莫言《酒国》重读

毕光明

在“新时期文学”的三个十年，莫言几乎在每个十年都奉献了重量级的作品，仅以长篇小说论，80年代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90年代有《酒国》、《丰乳肥臀》，新世纪有《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在这些作品中，《酒国》有些例外，它没有像其他几部小说那样，一问世就产生了较大的甚至很大的反响，被读者和批评界关注，受到推崇或引发争议，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冷落后才出现研究热。这一现象值得玩味，重新对文本进行解读也很有意义。
《酒国》从1989年开始创作，1992年完成，1993年2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批评界未及时作出反应。2000年2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及2002年9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再版后，也没有多大反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批评文章。莫言自己就说：“我的这部《酒国》，在中国出版后，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不但一般的读者不知道我写了这样一部书，连大多数的评论家也不知道我写了这样一部书。”莫言：《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学的漫谈》，《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4页。莫言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述。在另一次出国演讲中，他就说：“第三本书就是最近出版的《酒国》，这本书动笔于1989年，完成于1992年，出版于1993年。此书出版后无声无息，一向喜欢喋喋不休的评论家全都沉默了。我估计这些叶公好龙的伙计们被我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嚷叫着创新，而真正的创新来了时，他们全都闭上了眼睛。《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我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重新写一遍，会写得更好一些。但对《酒国》，即便让我把它再写一遍，也不可能写得更好了。而且我还可以狂妄地说：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写出他们各自的好书，但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本像《酒国》这样的书，这样的书只有我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7页。
莫言对《酒国》充满了自信，一次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中称这部小说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完美的长篇”,“是我美丽刁蛮的情人”。莫言:《我变成了小说的奴隶》,《文学报》2000年3月23日第2版。
莫言的这种自信或许表明《酒国》这部精心之作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完满的境界，且具有高度的独创性。事实上，就在《酒国》在国内受到冷遇之时，它的法译本在法国引起了轰动，获得了2000年度“卢尔·巴泰雍”奖。该奖的一位评委（俄裔作家沃罗丁）告诉莫言，他们认为，“《酒国》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文本，尽管它注定了不会畅销，但它毫无疑问地是一部含意深长的、具有象征意味的书。”莫言：《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学的漫谈》，《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4页。
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可能由于文学环境和阅读时尚等方面的原因而遭到一时的冷落，但它的价值迟早会得到公认。进入新世纪以后，《酒国》的评论研究开始升温，一批评论文章相继发表，从不同的侧面对小说的思想内涵、叙事艺术、创新精神及文学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掘了这部富有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小说与中外文学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和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肯定了它对汉语小说现代性写作的独特贡献。这种以现代小说叙事理论和现代哲学思想为参照的专业化文学批评，把《酒国》推进了现代经典小说的行列。在这样的批评背景上重读《酒国》，更容易感受到它作为经典之作的艺术风范。
打开《酒国》，我们就被语言叙述带进了一个诡异、神秘、令人恐怖而又具有吸引力的世界。这个世界叫做“酒国市”。酒国市自然以酒闻名，进入酒国，酒就是通行证。不言而喻，有酒即有食（有食亦必有色——饱暖生淫欲之故），醇酒美食而狂饮暴食就是酒国最大的特色。以酒食为国，才会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吃人。酒国市这个神秘的国度，原来是一个荒诞而邪恶的世界。邪恶之最便是官员为满足口腹之乐而烹食婴儿。荒诞的是，有上层社会的官员们偷偷食婴，便有底层社会的贫困者为其提供食用材料——卖婴充做肉孩，而收购和处理食用婴儿的是这个国度里的高等学府酿造大学里的烹饪学院，烹饪学院里的烹饪专业还为烹制婴儿培养专门人才，用现代教育和科技知识为食婴产业服务，一名女教授就能冷静而理智地在现代化的课堂上向学生演示如何杀婴做菜，一边用所谓的学术语言为吃人行径辩护。不过，无论酒国人如何沉湎于酒食之乐，烹吃婴儿还是不为法律所容许，要受到追究。然而诡异的是，当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派出特级侦察员来酒国市调查食婴案件，但食婴一事始终扑朔迷离，真假莫辨，不给法律留下施加惩处的任何证据，最后，连作为法律化身的年富力强的特级侦察员也被这个酒气冲天、肉欲横流的国度所同化，并因对罪恶的一点残存的警觉而被酒国的污秽所吞噬，一命呜呼。
食婴案的传闻和侦查，只是酒国世界里最突出的事件，《酒国》所展现的社会生活，远比这个事件丰富、复杂、怪诞，令人骇异。酒国人有着强烈的末日心态，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发疯般地追求生理的享受，不加节制，吃喝玩乐无不走到极致，不仅有宣传部长连喝三十杯的无人能敌的豪饮，有用驴肉做成二十几道菜的全驴宴和用公驴母驴的生殖器加工成的“龙凤呈祥”名菜，还有腰缠万贯的侏儒一尺酒店老板×遍酒国市美女的情色交易和在美女的肚皮上跳舞的丑态。酒国市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还创造了可以解释这种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酒国市语言的膨胀和泛滥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在狂饮暴食的酒席上还是在谎言充斥的大学讲台上。酒国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浑然一体的世界，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建基于一个酒国国民心照不宣的秘密——对贪欲的认同并用与之相反的话语加以掩盖。酒国自成一体而又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对外来者和异见者本能地予以排斥，排斥不了就加以同化，同化不了就制造罪名或过失进行追杀。酒国世界的自我保护功能正来自于它的同化能力和排异能力，它利用人人都有的原始欲望——抗拒不了食色的诱惑——这一人性的弱点，而实现了普遍性的同化，酒国社会因而愈来愈繁荣强大。它越繁荣强大也就越具有合法性和伦理欺骗性，也就更有同化力和腐蚀性，裹挟着共生性的官民在混乱和腐败中集体沉沦。一个连婴儿都可以端上餐桌的国度，是一个只有当下而没有未来的社会，它不知道靠酒精（自我麻醉剂）刺激出的幻像正是末日的景象。
这就是莫言的《酒国》所虚构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无处不让人感到熟悉的世界，但它仅仅是一个用语言描述的虚拟世界，只能让我们用意识去经验的艺术世界。它的真实性取决于发生在这个世界里的事件，其历史过程（即小说情节）与现实世界的生活逻辑惊人地一致，这一过程中的人物行为动作（即细节）与人类经验过的惊人地相似；它的价值在于，这个生动的世界让人信以为真，并从中反视自己经验过的现实世界，看到作为现实存在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的某些本质方面，分享到作家的思想发现和形式创造。这样的艺术世界首先是一个文本世界，它由个性化的、富有匠心的语言、意象、情节编排、细节描写、人物和场景刻画、结构方式和叙事设计构建而成，具有完整性和逻辑力量，自身具足，无可挑剔。官员食婴，看似耸人听闻，但在权力失控，人的贪欲发展到几近邪恶且无以复加的社会里，无论什么样的不人道的行为都可能产生，况且，即使不曾真的烹食婴儿，但类似的毁掉未来的反人类做法何止是存在，只怕是多到罄竹难书。《酒国》文本世界的严密在于，对食婴一案的侦察并无结果，酒国市官员烹食婴儿的传闻真真假假，但全民追求酒食声色享受等物欲满足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里的人的德性、社会风气却千真万确，难以否认。而对酒国社会的全面展现，是与小说的主要情节推进相辅助的对酒国的文学书写，及以叙述者身份出现的小说人物莫言同业余作者李一斗的通信以及借此披露李一斗的小说（其实仍为作家莫言虚拟）来完成的。为了加强酒国社会环境的真实性，在故事讲述结束处，小说以纪实手法让作家莫言进入“酒国”，体验腐败社会的同化力量。这些是《酒国》具有文本自足性的所在。但《酒国》的艺术价值高于一般的小说而堪称经典，更重要的在于这个自足的文本世界有很强的他涉性，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含量。
《酒国》文本世界的他涉性也可称为互涉性。互涉发生于三个方面。
一是文本内部的互涉。即一些评论者已注意到的小说采用了多视角叙述方法，达到主次互补的目的，取得虚实相生的效果。如黄善明就认为，《酒国》“用了三个完整的时空结构(形成三个互相关联的文本系统)，来支撑小说的叙事模式：结构一，叙述省人民检察院高级侦察员丁钩儿在酒国市的办案经过。这一系统代表酒国市的外在(表层)生活状态。结构二，叙述以专业作家身份出现的莫言和酒国市业余作家李一斗的通信来往。这一系统代表了作为生活和艺术‘中介’的创作主体(作家)的内外在生活状态。结构三，以李一斗的九篇小说进一步补充系统一、二中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背景、细节。这一系统代表酒国市内在(深层)生活状态。这三重时空结构在小说中互相穿插、互为补充，立体化刻画出‘酒国’市真假难分、正邪莫辨的世态人相，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一种‘荒诞的真实’。”黄善明：《一种孤独远行的尝试——〈酒国〉之于莫言小说的创新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又如李珺平认为，“《酒国》至少并存着四个视角：作为总叙述者、讲述丁钩儿故事的作家的视角，作为小说人物‘莫言’的视角，莫言的崇拜者、业余作者李一斗的视角，还有就是李一斗习作中一会儿第一人称、一会儿第三人称的视角。除第10章大收束外，这四个视角在每一章都作为四个独立的部分出现”。他将其称为“视角分立”，说“莫言试图将真与幻、描写与想象、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从崭新的角度予以突破”。李珺平：《换一只眼睛看莫言———〈酒国〉印象三则》，《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这样的视角分立其实使文本在更深的层次上互相指涉，形成相辩证的思想内涵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互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第2页。
的复调呈现。
需要指出，《酒国》的多元叙述不同于一般的实验性写作，而是莫言领悟到叙述哲学的真谛后的论辩性写作。君不见《酒国》的叙事花样翻新，几乎玩遍了80年代先锋文学所使用过的所有的叙述方法和叙事技巧，在文体上还把小说、书信、纪实文学、寓言、传记等杂糅在一起，但是妙笔生花的叙述者莫言，游刃有余地穿行于狂欢的语言丛林时，又不时地对先锋小说的叙述套路加以调侃。而从整体结构看，《酒国》故事中套故事，故事的叙述者莫言和作为小说人物的莫言在文本中频频出现，又俨然是对元小说的模仿。在后先锋时代，创造意识极强的莫言这样做肯定别有意图。实际上，莫言是要用貌似先锋的叙事来打破对叙事的迷恋，让所有的叙事方式都仅仅成为一种语言，共同完成对世界真相的探察和命名，同时对在叙事中忘记叙事目的的叙事主体及其叙事行为进行反省，让叙事手段紧紧盯住情节线所要追逐的猎物，在酒国故事中，它就是食婴案与酒（包括食与色）的关系。《酒国》里其实有三个酒国。一个是投书给住在首都北京的著名作家莫言，拜莫言为师的业余作者、酒国市酿造大学勾兑专业博士生李一斗所在的酒国市，这个酒国的真实情况，只在李一斗的信中有片段式交代，并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得到描写。这是虚构性最弱、与真实生活更接近的酒国，因为在这个酒国的，现实世界里的莫言出现在其中，与虚构人物李一斗通信交往，获得创作素材，最后作家莫言还从北京应邀到访了这个城市。另外两个酒国，是分别由出现在第一个酒国里的专业作家莫言和业余作者李一斗各自虚构出来的作为艺术世界的酒国，它们似乎都以李一斗信中提到和两个作家最后会面的酒国为原型，所以这两个酒国虽全系虚构，但人物和故事有交叠。这就是《酒国》文本里三条叙述线索的由来。这三条叙述线索，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丁钩儿侦查记，只有它才是小说之外的作家莫言的讲述冲动所在，因为食婴事件最能反映作家所感受到的时代冲突和社会本质。小说的叙述设计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达成生活批判和人性反思的文学写作目的，有了这一道灵魂之光，三个酒国才辉映为一个绚烂的艺术世界。
二是本文与其他文本的互涉。《酒国》的叙述焦点是吃食婴儿，显然是对鲁迅《狂人日记》的互文性写作。张磊就以《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为题对新文学史上相隔大半个世纪的两部以“吃人”文化为批判对象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起因是“发现两者在文化背景、意义指涉等方面惊人地相似”，感觉到“这两部作品都是我们观照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史投射出来的精神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从《狂》到《酒》代表现代知识分子一种艰难的精神传承和跋涉”。张磊《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罗兴萍的《试论莫言〈酒国〉对鲁迅精神的继承——鲁迅传统在1990年代研究系列之一》一文也是就“吃人”主题的表现谈论《酒国》与《狂人日记》精神关联，指出了两者在批判指向上的区别，即“莫言批判的锋芒不是像鲁迅那样指向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而是指向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沉渣泛起的现实，这种现实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能够支配一切而又腐败变质的权力”。罗兴萍的《试论莫言〈酒国〉对鲁迅精神的继承———鲁迅传统在1990年代研究系列，之一》，《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6期
《酒国》对鲁迅小说的指涉，不限于某一部作品，而是对鲁迅笔下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共生的社会，从整体氛围上做了摄取，而又降低视点，潜入内部，一一放大更有心理依据的细节，使鲁迅对历史本质的发现更加具象化。如托名酒国业余作者李一斗创作的短篇小说《肉孩》，对贫困而愚昧的底层人金元宝夫妇起早卖儿子做肉孩的描写，从凉森森的环境氛围的烘托，到夫妇俩生怕儿子卖不了好价钱而担忧和得钱后的激动的心理刻画，都可看作是对鲁迅名作《药》的仿写和补写，二者相互生发，相得益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奇观。
《酒国》自觉地与文学史上的经典对话，自然不只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香港学者周英雄1993年发表的《酒国的虚实——试看莫言叙述的策略》就将《酒国》的吃红烧婴儿一事提出来与《西游记》相比较。参见周英雄：《酒国的虚实——试看莫言叙述的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后来，台湾学者杨小滨赞同周英雄在《酒国》序言中指出的“《酒国》同整个中国小说的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文本间联系”这一观点，并在讨论《酒国》的重要论文《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的〈酒国〉》里，将《酒国》与《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做了对照性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异同，如认为“两部小说旅程都同样充满了诱惑。《西游记》体现了清醒的头脑——智慧、信念和美德——战胜蛊惑人心的诱惑，《酒国》则表现了智慧、信念和美德被颠倒和毁灭的短暂旅程” 。“《金瓶梅》、《红楼梦》与《酒国》之间的亲和性在于这些狂饮暴食场面都没有呈现为孤立的景观，而是在不同层面上被安置为结构性衰败的预示。当然，《酒国》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激烈性，将狂欢的宴饮转化为吃人闹剧。在呈现从美食到吃人的堕落上，《金瓶梅》和《红楼梦》并没有像《西游记》走得那么远。相比之下，《西游记》同《酒国》更为接近，因为在《西游记》中，吃人的主题几乎一直萦绕在整个情节中，正如周英雄指出的那样。由此可见， 李一斗当然完全有理由将他的作品称作‘残酷现实主义’或者‘妖精现实主义’，因为它们与《西游记》‘残酷’和‘妖精’的特点密切关联。”杨小滨：《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的〈酒国〉》，愚人译，《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说明《酒国》涉及的民族的堕落的一面，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作家的艺术想象并非无据，而这种艺术想象的人性观照在互文中有可能刺痛民族成员的集体无意识而起到针砭的作用。
莫言的文学之路始于西方现代文学大量引进的80年代，他的小说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启发，以荒诞的艺术形态表现荒诞的社会体验，将对象寓言化，表现主观化，从而形成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鲜明艺术个性，在《酒国》里也得到体现。有人将《酒国》与卡夫卡的《城堡》进行比较，说“‘酒国’与‘城堡’一样，也是个虚构的寓言世界”，“两部小说透露出共同的主题意向：人的最大敌人乃是人类自身，因为灾难般的生存环境和敌对的世界是由人类自己的活动造成的”，黄佳能、陈振华：《真实与虚幻的迷宫——〈酒国〉与〈城堡〉之比较》，《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
准确把握住了《酒国》的现代文学品质和自我反省的深刻思想，无疑肯定了莫言小说与世界文学经典之间的张力关系。莫言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莫言研究中最热烈而又敏感的话题，一般认为莫言主要受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尤其是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方法激发了莫言的文学想象力。莫言不否认他的创作在艺术上受到这些文学大师的启发，但他更看重和着意追求的是艺术的独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他的创作方法有了新的界定，称之为“幻觉现实主义”，以其艺术变形的主观性区别于拉美魔幻世界的客观性，符合莫言的创作特性。这也说明艺术作品的文本间性既丰富了文学世界而又凸显了作家的艺术个性。《酒国》一开头就描绘的侦查员丁钩儿第一次踏进的矿山，简直是一个阳光下的鬼魅世界，还有后来出现的种种事情，女司机与丁钩儿之间的交往和性欲，李一斗的小说，乡人育儿出售，烹饪学院收购婴儿，官员偷食婴儿，“肉孩”与侏儒余一尺的离奇经历，余一尺对美女的疯狂追逐，丁钩儿掉进粪坑溺毙，都荒诞不经、离奇古怪，让人想起马尔克斯和略萨笔下的拉美风情，足见越是风格化的写作越能与某一类经典构成互涉的关系。文本互涉的强度决定作品的艺术高度，《酒国》就是一例。
三是文本与外部现实的互涉。莫言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为《酒国》英译本签名售书时说，《酒国》是“醉话连篇的小说”，是他所有作品描写意识形态最完整的一部。参见黄佳能、陈振华：《真实与虚幻的迷宫——〈酒国〉与〈城堡〉之比较》，《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
莫言的话道出了《酒国》艺术批判锋芒的所指。许多论者都注意到《酒国》的现实批判性，有人还概括，《酒国》这个巨大的象征体，其“文本的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而文本的荒诞也来源于现实的荒诞。文本与现实形成互证的意义结构，使文本‘反思现实’的价值凸显出来”。张磊《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这的确符合小说文本与作家感知到的现实相关涉的实际。莫言自己也说“《酒国》这部小说，它最早的写作动机还是因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参见曹学聪：《论〈酒国〉的“陌生化”手法》，《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酒国》写作于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小说完稿的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催动经济体制转轨，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但文学家莫言超前地看到了一个经济主义时代来临的巨大隐患，即放纵物欲追逐带来的社会全面腐败，而纵欲正是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像惧怕世界末日的来临一样，莫言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弥漫深感忧虑，因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权力与金钱合谋吃人，还用它的迷惑性和力量拖人下水，不断扩大吃人的筵席，使更多的人成为共犯，一边还用它对吃人行径进行辩解，加以掩盖。这就不难理解，莫言为什么要把为首吃人者设定为酒国市市委宣传部长，因为宣传部长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化身。宣传部长吃人，就是意识形态吃人，这与鲁迅揭露的礼教吃人有相同的性质但比后者更为邪恶无耻。酒国酒气熏天腐烂透顶但有金刚不坏之身，靠的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像烈酒一样能使所有的清醒者灵肉分离，任人摆布，失去对这个社会的反抗能力，更可怕的是连维护社会公正和安全的法律都可以被绑架，教育、科技和知识被利用更不在话下。酒国，酒国，何谓酒国？就是靠酒来做国家机器的润滑剂的国度。酒国“矮人酒店”掌柜余一尺就吐露：“你知道酒是什么?酒是一种液体。屁! 酒是耶稣的血液。屁！酒是昂扬的精神。屁！酒是梦的母亲、梦是酒的女儿。还有点沾边，他咬牙瞪眼地说，酒是国家机器的润滑剂，没有它，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莫言：《酒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67页。
酒的意识形态身份十分明了。宣传部长金刚钻就是靠着它无往而不胜，先是以酒为迷魂药，让侦察员丁钩儿失去判断力，成为食婴疑犯，后又用女色做诱饵，一步步把这个侦察员逼成了因性嫉妒而杀人的真正的犯人，终至自蹈死地。在金刚钻一般坚硬的为权力和金钱服务的意识形态面前，法律和正义显得那么无能，那么渺小。
对这种意识形态，莫言为它找到了最能体现其本质的外在形式，即以夸张为主要修辞特征的话语增生。为了通过戏仿的手法暴露这种话语的冗赘、无聊和虚假，莫言不惜通过叙事语言的增生来模拟“话语病毒引起的发烧和扩散”，以呈现这样的话语现实：“主流话语的伟岸风格蜕变成高调的废话、无耻的谎言，它既过于虚弱，又过于强壮：它的虚弱在于它的叙事没有能力把握客观现实，而它的强壮在于它的意识形态优势有能力感召大众。”杨小滨：《盛大的衰颓——重论莫言的〈酒国〉》，愚人译，《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酒国》里李一斗的九个短篇小说，第一篇《酒精》，写的就是被酿酒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宣传部长金刚钻的语言表演。在一个春天的上午，金刚钻给酿酒大学的师生做大型讲座，介绍他这颗酒国市千杯不醉的酒星的成长史。小说采用了元小说的叙述体式，借暴露叙事行为补足人物金刚钻演讲活动的环境、对象与效果，无论是小说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几近狂欢化，放大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夸夸其谈、避实就虚、重复堆砌、引经据典、貌似真理、夸张空洞、编造故事煽情等特点。这种话语一不小心也会泄露它自我繁衍的秘密，那就是它与权力的伴生关系，例如金刚钻自述的早慧神话，就无意中供出了他自我锤炼为酒星的动力来自于在苦难的童年中凭借本能和过人的天赋发现了拥有权力的好处。《酒国》里的堕落、沉沦与荒诞，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意识形态是使中国社会至今停留在吃人历史阶段的罪魁祸首，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虚假的话语与人的原始欲望的合谋，这是莫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发现。莫言用虚实相生的酒国故事表达了他的发现和思考，用文本世界的创造完成了他对现实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与人性的艺术批判，提醒我们更重要的在于反省自我，因为你无论怎样愤激地批判酒国世界，都不见得能抵挡它的诱惑，就像小说所写的揭露酒国吃人的作家最后也一样醉迷在酒国那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50～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关联研究》（项目：08BZW05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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